②行军和野营
印度军队的行军和扎营很有特色。《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中都介绍了军队行军的原则，当进攻的准备不足或和谈正在进行时，应采取慢速行军，否则应采取急行军。军乐和战鼓齐鸣是印度军队行军的经常特征。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对般度族军队的行军有生动的描写：" 由四种传统的兵种组成军队，在激昂的海螺声中，在擂鼓和不断高声呐喊中参差不齐地行进。身着全副盔甲的怖军和若干骑兵作先头部队走在队伍的前面。第二队是普罗波德克和般阇罗。国王位于行军纵队的中央，前后护拥着装满粮秣、帐篷、财宝箱、武器和机械的大小车辆。紧随国王之后前进的是以骑兵为首的主力军队。军队的运动引起那样惊人的响声，' 像是新月之日高潮涌来那样深沉的吼声'." 伴随着般度族军队的还有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野战卫生队。当行军停止、决定扎营时，一般要选择靠近森林或河边的地方。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曾对居楼族的营地作了以下描述：" 在占地五由旬多的宽阔的地域内，还包括有无数帐篷和贮存有粮食和武器的大帐篷。营地周围还有轮流值班的军队担任哨兵和巡逻的任务。除了战斗人员之外，两个营地(居楼族和般度族）还住有大量的和混杂的非战斗人员的队伍，如吟唱诗人、颂扬者、祭司、拍卖者、商人、妓女和妇女行列。" ③兵器和防护装备
在列国时代，印度人的兵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往世书》中曾提到，苏姆波进军时带有86种不同的武器和84种不同的棍棒。
有的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一些比较常见和重要的兵器有弓、箭、矛、标枪、锤矛、攻防机械、战斧、铁饼，通常设置在堡垒或城堡的墙开口门上的百火神箭以及武器等进攻性兵器，还有盾牌、衣甲、金属盔甲、护颈、射箭手套等防护装备。
这些进攻兵器的防护装备因兵种而异。骑兵佩有剑和长矛；步兵主要持有矛、斧、弓箭和匕首；象兵主要使用弓箭，也佩有剑和斧，以便需要时使用；车兵则主要使用弓箭和标枪。因衣甲装备既沉重又昂贵，因此步兵和骑兵很少身披甲胄。而车兵和象兵则往往使用甲胄护身，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随时有遭受弓箭射杀的危险。
④史诗和文献中的军事法规
从列国时代起在印度出现了为一般所公认的军事法规。史诗和别的文献中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法规资料，接近于现代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法。它注重强调不打击没有武器的、力不均衡的和倒下的敌人；惩罚破坏纪律和背叛者，奖励有功人员；对战俘实行人道；在特定条件下不掠夺敌人财物，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对待等等，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史诗中记载了某些重要的法规如下：身穿甲胄的战士不应同未着衣甲的刹帝利战斗(《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骑兵不应攻击车兵。这一原则的根据是战斗应在均等的条件下进行(《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使用带毒的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无助的、麻木的或战败的人(《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或只是个旁观的非战斗人员(《罗摩衍那》《战斗篇》）。
不应杀害一个放下了武器而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应给予成为战俘的未婚女子以周到的待遇，直到一年后遣送她们回家(《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对头发散开的人，对面向别处而不是面向对手的人，对合起掌来既无箭又无甲胄的人，对武器损坏的人和婆罗门，不应杀害(摩诃婆罗多》《迦尔纳篇》）。
有病的和受伤的人，应给予照顾(《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法典不允许在交战中暗箭伤人(《摩诃婆罗多》《沙利耶篇》）。
在《往世书》和《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军事法规的记载。例如《摩奴法典》第7 卷的第90至93条写道：" 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 (第90条）" 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 我是你的俘虏' 的敌人；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要记取勇兵的义务。" (第91-93 条）在记述这些军事法规后，法典认为：这就是关于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纪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 在《往世书》中甚至还提到，除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得掠夺或破坏敌人的财产。
印度史诗和其它文献所规定的这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军事法规，在古代世界还是罕见的，它们充分表现了古代印度人民从事战争的鲜明特色，是古代印度军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古代中国(夏、商、西周）
1.夏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
(1)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年则致力于王权的建立工作。其手段一是发动对三苗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在淮水中游的塗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史称" 塗山之会" ，即所谓" 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 ，诸侯们皆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
" 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禹俨然如君主，原始平等关系基本消失了，凌驾于社会公职之上的王权已初步形成。再者，在权力的移交上，禹也采取了手段。传说禹晚年在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上，先后提出均曾担任过重要公职的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但皋陶先禹而死，伯益任职很短，威望尚不很高。禹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多数的诸候、首领有大事找启而不找伯益相商。禹死后，启继立。伯益与启争夺王位而被杀，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 益干启位，启杀之".和" 益干启位" 差不多同时，由于传统的" 禅让" 观念尚有影响，夏西方的同姓(姒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继位，启亲率大军讨伐之，发生了著名的" 甘之战" (一说户县西部有古甘水为证，另说甘在今洛阳西）。启声称有扈氏犯了" 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 (即代天行事），要" 剿绝其命".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 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 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否则，" 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即在社坛前予以惩罚。经过启这番战前动员后，士气倍增，大败有扈氏于甘。有扈氏全体成员从此沦为" 牧竖" (牧业奴隶）。有扈氏败亡的原因，是" 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 ，即只知墨守旧" 义" ，而不能顺应时"宜".夏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后，召集钧台(相传今河南禹县）大会，史称" 钧台之享" ，这是继" 塗山之会" 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朝会，" 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甘之战，是确立奴隶制王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启排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和坚持这种制度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从此，" 大人世及以为礼" ，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 家天下" 的局面，巩固了王权，确定了世袭制度。
(2)后羿夺位与少康中兴之战
夏王朝建立之初，国家机器还不很完备，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很激烈。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有" 五子" (启的五个儿子）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这都引起人们对夏王朝的不满和怨愤。
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 因夏民以代夏政" ，攻入夏都，赶走太康，史称" 太康失国".后羿当了国王。后羿残暴而听信谗言，治国无方。不久，被其亲信寒浞(音茁）杀死，寒浞取代之。
太康死，弟中康立。中康子相继位后，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之妻怀孕，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
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之职。动荡的政治经历激起他从小立下复国之志。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捉少康，少康逃往舜后代有虞氏，有虞氏君主虞思很器重少康，用他为庖正，把两个姚姓的女子给他做妻，还封给分纶邑。
少康在此，"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积极召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统治的准备。夏的贵族名叫靡的，密切配合少康，收集" 二斟" 的残存力量。
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以少康为代表的夏王室，终于灭掉寒浞父子，赶走了东夷军队，由少康称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史称" 少康复国" ，又称" 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 之战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 复国" ，更重要的是使初建的奴隶制得到巩固。作为原部落首领的后羿、寒浞和东夷人代表的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他们入主夏土，给夏境新建的奴隶制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少康中兴之战的胜利，制止了这种破坏的继续和蔓延，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初建不久得以重新巩固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3)夏王朝的鼎盛与衰落
" 少康中兴" 以后，夏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夏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以至准河流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族的形成，达到了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衰落，因为他" 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叛）之".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引起了不少诸侯的叛离。" 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三传到桀(履癸）。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民怨沸腾，咒骂夏桀"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你哪天完蛋啊.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为转移视线，召集"有仍之会" ，妄图加强对方国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有缗氏在会上就起兵反抗，夏桀发兵伐有缗，虽勉强压服有缗，但进一步陷入孤立，军力大衰，史称" 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正当夏桀残暴害民、危机四伏之时，东方的商部落悄然兴起。组成商部落的商族，子姓，到与夏桀同时的商汤，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由夏的驯服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4)夏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
夏代是中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夏代还带着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由于以族为单位的血缘团体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在军事上就体现为仍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这样夏代军队就由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族兵两部分组成。
夏朝的国家军队是平民兵。平民兵是征发夏族平民而组成的军队。这是当时军事力量的主干。这种平民兵制度，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战时从戎的惯例发展而来的。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观，" 有田一成，有众一旅" ，一成之田自当是分配给一旅之众的，表明这些" 众" 即平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但又以" 旅" 的形式组织起来，则表明具有军队的职能。
由于血缘纽带的残留，当时的" 族" 的规模很大。这些族的族长同时又是夏王朝的命卿，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雄厚人力、物力、自行组织军队，这就是族军。如太康失国后，其孙少康正是在同姓贵族斟寻氏、斟灌氏等宗族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的。这几个宗族的武力就是由宗族兵组成的。
此外，夏代还有夏王的护卫制。护卫兵制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扈从队制度发展而来。它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子弟，还有少数是王的亲信。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被其家众杀死，这些家众就是后羿的护卫兵。
在兵种组成上，夏代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两种。而这两种兵种多是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的。
《世本.作篇》谓：" 奚仲作车" ，奚仲是夏时的人；《左传.定公元年》载：" 薛之皇祖奚仲，居夏以为夏车正。" 车是否由奚仲发明，难以断定，但从《左传》所载来看，至迟夏代已有车，并且设有" 车正" 一职来管理，表明当时车的产量已有一定规模。这些车，除用于贵族的乘驾、畋游之外，大部分当是用于军事方面的。
步兵是由来已久的兵种。在夏代，虽然战车已经出现，但很可能还存在步兵独立作战的情况。但在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车步兵结合的方式，这种作战方式较之单纯的徒兵作战，无疑战斗力大为提高，因而是一个进步。
作战中，兵车在前，徒兵紧随其后，即所谓" 车驰、卒奔".战车上一般乘坐甲士三人，《尚书.甘誓》：(启命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郑玄注" 攻，善也" ，" 左，车左，右，车右。" 车左，车右，再加上御手，恰好为三人。至于每辆战车配置多少徒兵以随其后，则无从得知。
关于夏代军队的编制，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根据在氏族制社会晚期，人们为了固定居民组织，往往取一整数作为居民编制的进制单位。各民族大多以十作为进制单位(这似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夏代承袭氏族制而来，无疑仍保留着这种十进制的氏族组织，由于实行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因而，这种编组方式也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只是限于史料，无法弄清具体情况。据" 左传.哀公元年》：少康" 有众一旅" ，表明" 旅" 是当时的一个军事编制单位，杜预注认为旅为五百人，是不对的，因为五进制是春秋以来才出现的。
这一旅之众要平分一成之田，一成相当于十平方里。据此，估计旅的编制以千人为宜。
夏代军队组织" 寓兵于农" 的特点，表现在军队的各级将领身上，就是" 寓将于卿" ，文武不分职。贵族官僚在平时管理庶务，战时即兴兵典戎。
《尚书.甘誓》说："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中的" 六卿" ，即属此例。
军事的最高领导权操纵在王手中，而王也经常亲自出征。这主要由于军事民主制下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这一特点的残余的影响尚未消除。
夏代的军事制度，处于不完善的草创阶段，但已粗具规模。由于后来的商、西周时代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与此期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几个基本特点如车步兵结合、兵农合一、族兵制、十进制的建制单位、军赋制度、军队领导体制等，均被商、周所沿袭，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2.商朝——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1)鸣条之战与商建国
商汤作为一代明主，任用著名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作灭夏的准备。在政治上，针对夏桀的暴政，采取" 以宽治民" 的政策，争取民心，扩大影响，很快得到那些苦于夏桀奴役的小方国的拥护；经济上，努力发展农业和牧业，积极开展内外经济交流，增强实力。
军事上，商汤采取严密的步骤。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先后两次派伊尹打入夏朝内部，得知社会上流传着"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的民谣，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便开始了伐夏的军事行动。
商汤首先采取逐个剪除夏桀羽翼，灭掉夏的与国、孤立夏桀的战略。第一个征服的是葛(今河南宁陵县北）。葛在商之西，是通往夏都的必经之路。
为了争取它的归服，汤多次馈送粮食和牲畜给葛，并派人前去助耕，都被葛君拒绝。后来，汤以葛君杀害送饭的儿童为理由出兵灭葛，取得了攻夏的第一个胜利。接着又用重兵灭掉了夏在东方的与国——韦(今河南滑县东）和顾(河南范县东）。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商的军事力量，还大大提高了汤的威望，四海之内都赞扬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打仗非为掠夺财物，各地老百姓像" 大旱之望雨" 一样盼望商汤的军队，从此，"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包括灭掉夏在东方最有实力的与国——昆吾(河南许昌），打开了直接伐夏的道路。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召集会盟，联络同盟军，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纳贡的办法，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此时尚能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见夏桀威势尚存，" 谢罪请服，复入职贡" ，暂
表假意臣服。
为在举兵以前进一步察明夏的内情，伊尹再次赴夏都，了解到夏桀残暴诛杀关逢龙等忠臣及对众叛亲离的恐惧心理，立即回报于汤。汤再行停止对夏桀的贡奉。桀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侯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 九夷之师不起" ，而且有缗氏公开反夏。这时，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一举灭夏。
商汤出师时，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宣布他是奉上天之命伐桀。要求部属尽心辅佐他，然后他大大地赏赐这样的部属，" 朕不食言" ；否则，" 尔不从誓言，予则始孥戮汝，罔有攸赦" ，即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或杀死你们，或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
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夏王朝统治者，得知商汤出兵，仓惶西逃至豫西地区。商汤率师渡过黄河，大兵压境，夏桀率师离开都城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迅即溃败，桀逃往南巢败死。
鸣条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商代夏的开始，因此商汤和伊尹对此战非常重视，为了夺取此战的胜利作了长期的准备，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善于争取和把握有利的战机，实行了争取民众和属国的正确政策，开展了战前的政治攻势，是中国军事史上决战速胜的最早战例，在军事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了民众的拥护和属国的支持，内部分崩离析，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桀遭汤进攻时，不知利用都城坚壁疲敌，却仓促出城，迎强猛之敌于野外，犯了兵家之大忌，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2)" 武丁中兴" 与商朝极盛
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后，国势获得迅速发展，周围小国纷纷臣服，尊商王为共主，形成" 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的强盛局面。
到第十一王仲丁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诸子弟争立的" 九世之乱" ，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起兵扰商，商王朝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十五王盘庚继位后，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振兴商朝统治，迁都于殷，"行汤之政" ，从此，商王朝政治走向稳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从此后又称为殷或殷商。
第二十三王武丁。相传他少时曾生活在民间，了解" 稼穑之艰难".即位后，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各方面发展起来。
当时商朝努力巩固和发展奴隶制，与周围日益强盛起来的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方国部落的冲突必然激烈。其中地处西北，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常侵入殷之西北，掠夺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使殷西北边境严重不安。还有一些小方国也乘机时服时叛，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兴兵作乱。因此，武丁伐迫连续多年四方用兵。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征
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其中以伐鬼方和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 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伐 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丁后期。甲骨文中有关 方的占卜数量很多。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 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犯。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武丁伐 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视 方，还调集" 多仆" 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对具体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 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卜，说明武丁对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这是武丁征伐 方取胜的重要原因。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 方对殷的威胁，到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 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军伐髳方，任用仓侯虎伐 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在边地。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
"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 ，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国家。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 武" 字，被尊为" 高宗" ，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3)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这四王都喜用兵作战，讲究武功。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 武" 字，如武乙称武祖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纣因是亡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 分迁淮、岱、渐居中士" ，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发兵讨伐。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 ，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纣伐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 亿兆" 夷人的战果来看，规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耗尽国力。
东夷的地形，交通不便，商军出征距离甚远，此战中产生了先遣队的战斗组织。先遣队为主力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了主力军的顺利前进，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商军又用" 乘马服牛" 作长途运输工具，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由此得到迅速开辟。
正当商纣王率精锐之师征伐东夷连取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周武王率领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商郊牧野，商军一战即溃，纣王自焚身死，商朝随即灭亡，周朝建立，取而代之。
(4)商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朝
商王朝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内、外服制。概言之，内服是王朝直辖的地区，外服是诸侯的领地。《尚书.酒诰》中提到的侯、甸、男、卫、邦伯，都属于外服的诸侯。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影响到军事制度上，商朝存在王国军与方国军两类军队，王国军是中央部队，方国军是地方部队。而方国军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常对王国叛服。于是商朝的军队组织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存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以" 师旅" 为单位的编制系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血族团体为基础，以" 族" 为单位的军事组织。
①军队的构成
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 众" 、" 众人" 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 师" 、" 族" 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 王族" 、" 多子族" 以及" 三族" 、" 五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 三族" 、" 五族" 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②军队编制
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 师" 、" 族" 等编制单位。如：A 、王乍(作）三(师）：右、中、左。
B 、王其令右旅眔左旅 见方。
由卜辞A 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B 提到右旅、左旅，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苗》有" 我师我旅" 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
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师的长官称为" 师长" ，或称" 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 亚旅" ，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 师氏、千夫长、百夫长" ，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 伍" 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③兵种
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 车" 字的象形字，从中也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但卜辞中有不少" 步伐" 、" 步" (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襄公语："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④军事训练
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 振旅" 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传.昭公四年》："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则商代当有" 蒐" 的名称。
卜辞中没有直接的关于军训的资料，但有关畋猎的资料却不在少数，这些畋猎自当含有军事训练的用意。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 序教" 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⑤军队领导体制
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 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 册" 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箙亚等。其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3.西周——中国古代奴隶制文明的鼎盛
(1)牧野之战与周朝建立
周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姬姓。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宜于农耕的陕西黄土高原。其始祖后稷和稍后的公刘，都重视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九世传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今陕西栒邑）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从此进入有" 城郭宫室" 的阶级社会，更加强大起来，他被尊为" 太王".与商纣王同时在位的是周文王姬昌。商处末期而腐朽，周新兴而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商纣是个恃才狂傲的君主，他" 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藉武力对内进行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地剥削奴隶和平民，" 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郸，建了很多" 离宫别馆" ，还建" 酒池" 、" 肉林" ，痛饮狂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这时，商与周围各方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对东夷的连年战争，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 ，"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 ，社会动荡不安，" 咨女(汝）殷商，如蜩如螗" ，到处是哀怨和愤怒声，像开了锅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人惊恐万状地哀叹" 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但商纣王却一意孤行，他宠爱妲己，又滥用" 炮烙" 等酷刑，其王叔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庶兄微子啓出走。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周却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文王在位五十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教训，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在暗地里积极积蓄力量，招揽四方人士，扩大周的影响。对内，他制定了" 有亡荒阅" 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得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外，常帮助解决邻近小国的纠纷和领土争端，进一步赢得诸侯国的信赖，出现了" 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 的局面，这些都表明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优胜于商。
周文王的战略意图被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所觉察，他向纣王指出周对商的威胁，纣囚禁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向纣进献美女和宝物，终于使文王得赦归国。之后，文王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逐个征服周围的敌国，消灭商的一些邻近属国，又及时联合西方诸侯讨伐崇侯虎，拔除了东进路上最后一个拦路虎，基本上形成了对商的钳形夹击的态势。文王晚年，周已是" 三分天下有其二" 的局面。
文王死后，子发继立，是为武王。此时商王朝内外交困，周取代商的形势已形成。武王继承父志，在沣水东岸建镐京，将军事政治中心东移，继续积极作灭商准备。武王九年，联合各路诸侯东向观兵至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有八百诸侯参加，史称" 孟津之誓" ，这是一次" 诸侯所由用命" 的重要盟会。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王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