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就是过分强调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争”。中国历史上真的像现在不少人宣传的那样，完全是和平文化么？孔子讲“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就是说周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周时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是祭祀，一是战争。这句话放在今天也对，比如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其实也是祀的一部分，祀在今天就是一种宣传。戎就是打仗，保卫自己，占别人的地方。让新儒家一说，就说我们都应该“和”。说中国文明就是“和”，西方文明就是“争”，这种简单的分类是不对的。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和”与“争”肯定都有，哪个多哪个少都难讲。我们讲郑和下西洋，就完全是一个友好之旅么？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说了，郑和也是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参与部族纠纷，跟西方人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没什么区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时候，如果不跟人家打，不就没事儿了么？是没事儿了么？印第安人当年没反抗或者反抗不成功，不就被消灭了么？我很同意对上述观点的一种评价：阉者的梦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请唯“和”者记住这句话，这恰恰也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秦王朝——全部活动都为军事服务，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是罕见的。修长城不说了，这是防御性的。当时的高速军事公路秦直道，一直修到大漠深处。修灵渠，是为了向南运兵。汉代以后，儒家总结这都是坏事儿，他们抓住一条，这么强大的军事帝国，迅速地灭亡了。但后来房宁就讲了，汉儒对秦王朝的失败，总结过头了。现在看，像秦国那样一条腿走路，对外只搞军事，对内只搞法家的严刑峻法，肯定是不行的，得有汉朝后来的和缓。但是，今天不能总结过头。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后来的军事力量跟经济力量长期不相称这个问题。但这不是新儒家所说的——不重视发展军事力量是一个优点——这是当时的政治家所需要的。我们看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唐朝强，工业技术相比唐朝有很大的进展，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朝代。以这样的经济力量和工业技术力量，在对外战争中不应该像历史所表现得那样。关键问题出在政体，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摆不好两个问题的平衡位置：如果要取得军事效能，武将就容易造反，因为武将会有特别大的权力；如果压制武将造反，军事效能就降低了。宋代接受了唐代的教训。对于大国而言，外敌入侵的话，可以通过割让土地、进贡等方式化解，统治者还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果内部造反，身家性命都没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代统治者就开始遏制武将的权力。明代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是尚武的，要把武将的地位提高，但是没过多久，明代的武将地位还是不行。清代还是如此，为了制约武将的能力，政府把军队分成非常小的编制，互不联系。鸦片战争中，中国之所以一败涂地，跟这是有关系的。当时有一个统计数字，清王朝为调集一万人的军队不仅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所耗白银，甚至超过英国军队绕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费用。所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技术力量不完全相称。
我也不能同意一些军事学家的说法，认为侵略者作为游牧民族，生存形态更接近于战争，所以我们打不过。你看汉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打败游牧民族的。我觉得有些历史常识也是应该恢复一下的，比如昭君出塞，儒家文人写了千百年历史，都把昭君出塞说成是中国力量薄弱的象征，而且写了很多哀怨的诗词。这不符合历史。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告诉你，昭君出塞恰恰体现了中国的强盛。为什么，汉朝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公主嫁给匈奴，在昭君之前，嫁给匈奴的都是宗室女，就是说都是姓刘的，去之前要给一个公主的名号。昭君不姓刘，她也没有公主名号，但匈奴也接受了。昭君出塞以后紧接着一件事就是陈汤杀了郅支单于，留下了历史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郅支单于也是要求到汉朝来称臣的，但是汉朝提出的定期朝贡的要求他没有完全答应，这就形成了对立。如果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的话，陈汤作为一个中级军官，他竟然可以自己做主带领军队把另一个大敌国的元首全家杀掉，你可以想象中国当时的强盛。所以中国怎么就打不过游牧民族呢？就是因为后来的政体，它摆不平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之间的关系，这又跟儒家思想的导向有关系。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那种体制演化到现代社会，比较好地解决了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这两者间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武力都很强，他们不会出现武将造反的情况，连可能性都没有，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道德特别高尚，要是有可能性他们肯定也会尝试。所以该向西方学的地方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当有些人告诉你，在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是不行，那你得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