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如果我国出现严重问题，出现危机，其策源点多半是在国外。内部危机的激化多半也是由外部对于我们在资源和市场上的需求的挤压而引起。现在的一些官僚精英，对于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十分沾沾自喜，无论你说什么问题，他们就是一句话：你这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这个世界，把眼光放长一点，看一看十年二十年，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确实还是很严峻的，决非是什么“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二、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精英的认识却幼稚得令人担忧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确实是现有国际秩序——更准确地说是国际局势——的受益者，但是我们面临的未来的国际环境很有可能是非常严峻的。这就需要我国精英有对于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有应对难局的坚强意志。很可惜，就我所知，他们对于复杂国际局势的认识幼稚得像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姑娘，当然也就谈不上任何应对难局的坚强意志。
我国精英对于国际环境的认识误区甚多，因篇幅所限，我在这里仅能择其要者略加评述。
其一是将我们的竞争对手天使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天使，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那么温情脉脉，但将我们的竞争对手天使化仍旧是我国外交学界、国际战略学界、大众传媒的主要倾向，仍旧控制着话语霸权。在这次《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讨论会上，当华东理工大学的倪乐雄教授讲到在当今世界上“暴力规则仍旧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时，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立即反驳说：这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没有认识到人类文明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进步。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不应该否认人类文明从“霍布斯文化”有所进步，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这一进步确实没有达到否定“暴力规则仍旧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的程度。例如美国在伊拉克的虐俘丑闻，我不否认这个丑闻是美国人自己揭发出来的，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美国总统本人对此进行了谴责，这一切确实体现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与古代相比的进步，但虐俘事件毕竟发生了，而且是如此的“令人作呕”（这是布什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人的措辞，亲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莫骂我对美国人不尊敬），这难道没有同时反映出即使是“文明的”美国人，在没有力量制约时，也可以表现出何等的兽性吗？
其实，现在非常畅销的作家吴思先生创造的新词“血酬定律”说的无非就是“暴力规则是一切规则的元规则”这个老道理。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吴思先生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竟然会认为“血酬定律”仅仅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文明的”西方人那里是没有的。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许多精英，在判断中国人的人性时，是要多坏就能想到多坏，却总是把西方人想象成天使，这就是我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民族自虐、自残思潮现在比20世纪80年代好得多了，但仍旧占据着中国思想界乃至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逆向种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对于他们所崇拜的西方的无知。比如吴思先生，他对于中国历史很熟悉，知道中国有所谓“贼开花”的事情，却恐怕不知道，类似的现象在迟至18世纪的英格兰仍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大讲中国古代的“酷刑”，讲中国公众对于“酷刑”的欣赏和玩味，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恐怕不知道，直至19世纪的欧洲，“欧洲的民众总是兴高采烈地过节般地去围观酷刑的执行场面”（这是欧洲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绝非我对于欧洲人的污蔑），欧洲人甚至出售观看酷刑场面的好位置，中产阶级带着老婆孩子，买了票坐在好位置上，一边喝茶一边玩味受刑者的痛苦。类似于“人血馒头”之类的迷信在19世纪的欧洲也还十分普遍。北美的情况也一点不比欧洲好，美国人在发明新的酷刑方面特别能够独出心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