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之所以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进这个棚子躲雨，是因为我们如前所述，正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得到好处。讲这个道理，这个“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的硬道理，恐怕比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和文化”之类的东西说服力要大得多。当然这里就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如果明天我们不能进棚子躲雨了，我们就不见得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我们不仅不应回避这样一个逻辑，而且应该更明确地宣示我们对于国际秩序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不能脱离我们所具有的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的力量，有几分力量，我们就提几分要求。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参与到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努力中来，如果不满足，我们就有可能挑战它。不满足的程度越大，我们的挑战就会越激烈。不要怕这样会“得罪”外国人，这样与外国人打交道，才是真正“与国际接轨”，才更易于沟通：大家相互之间明了各自利益的底线，就不容易因信息不充分而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这个道理其实在中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都很可以明白：假设你遇到一个生意伙伴，这个生意伙伴避而不谈他的成交条件，只是一个劲地说，他非常够哥们、讲义气，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他爸爸、他爷爷就非常够哥们、讲义气，所以一切都“好说”，你能和他做生意吗？你是不是希望他少废一点这种话，尽快把各自的成交条件讲清楚？
因此，我们应该讲清楚我们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的条件，讲清楚当我们什么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什么样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时，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然这个话不一定由外交部去讲，但可以由别的部门讲，更可以由民间学者来讲。如果由政府发出了警告，声明假如我们的某一利益受到了侵犯，我们就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时，那么，当被警告的对象不做理会，继续侵犯我们的利益时，就一定要兑现所警告的反应，否则就不应轻易发出警告。在国际交往中和在社会交往中一样，信用是最重要的。一旦失信，以后的信息就会被别人都理解为是“虚声恫吓”，直到有一天，矛盾激化到不得不兑现所警告的反应，反而最终破坏了和平。
至于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要求，是否应该借用美国人的“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的概念？我们的“核心利益”与别人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边缘利益”与别人的“核心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核心利益”与别人的“边缘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我们的“边缘利益”与别人的“边缘利益”发生了冲突该怎么办？“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中间要不要还分一些等级？都应该是今后外交关系及国际战略界应该研究的课题，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但有一点我想在此特别提出来，即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甚至是首要的“核心利益”。这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出现的新情况：如果我国的重大经济利益在世界其他地方得不到尊重，如果我们对于国际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不能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得到满足，那么，我国的生存就会受到重大的威胁。2003年10月5日，俄罗斯的普京政府公布了俄罗斯动武的三个条件，头一条就是“俄罗斯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有些人谴责这是公然的强盗逻辑，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尊重”指的是什么？如果这指的是自己在市场上竞争不过人家，当然就是强盗逻辑，但如果指的是别人在市场上竞争不过自己而施用其他政治的或军事的手段进行经济封锁，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理所当然的、完全符合道义的原则。中国也有必要宣布这样一条原则——当然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说的，因为在中国已经如此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就等同于对中国实施全面的、致命的打击，中国不能坐以待毙，只能使用全力，包括核武器，进行反击。所以，和平崛起中不挑战国际秩序的基本前提必须包括“中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这样一条，和平崛起中自卫的含义必须扩展到包括“中国在世界重要地区的经济利益得到尊重”这样一条。我们必须告诉现有国际秩序的主事者，自由贸易的原则是我们尊重这个秩序的基本前提，同时我们还必须为了国家安全而保护我们的国防工业，但决不会以此为借口来搞贸易保护，其他国家也要遵循同样的原则。当这样一些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中国就应该切实使用武力，而决不应搞虚声恫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