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由中国来管理世界上的一些事情是有优势的。比如非洲的事情，这是个苦活，西方的人力成本太高，而中国恰恰可以发挥人力成本低，肯吃苦的优势。而在更多地出面管世界事务的同时，中国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保障。所以，既然今天一部分西方人提出来了，嫌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管少了，自私了，搭便车了，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球接过来，以更积极的态度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如果另一部分西方人不同意，不许我们管，那他们就将自己陷于不义。这是中国和世界绝好的双赢机会，我们一定要摆脱“精英”们鼠目寸光的自轻自贱，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逐步学会具有世界大视野（这绝不是说回到“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时代去，今天中国要多参与管理一些世界事务，必须很务实地和中国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本来用不着多说了，可是你不说就会有人找碴，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补上这一句），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繁荣和安全。
天降大任：做个视野宏阔的英雄国家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2006年末播出的《大国崛起》专题片，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十分有趣的是，该片在思想界遭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激烈批评，而在民间则受到普遍的欢迎，收视率不低，碟片和配套的同名系列丛书都销得不错。不仅成为当年的年度事件，而且至今仍是人们讨论的热点。
一、我们至少应该先有一个大国的视野，然后再来讨论走怎样的大国的道路
如前所述，思想界对于《大国崛起》的批评来自不同的方面，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方面。一种典型的意见认为：该片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血腥的殖民史、不讲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讲中国自己的道路，是一部典型的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片。另一种典型意见却恰恰相反，认为该片不讲自由主义、不讲民主、不谴责专制暴政，是一部典型的宣扬明主圣君、宣扬民族主义甚至宣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片。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相反的解读呢？其缘由很简单：因为历史上大国崛起的道路是非常多样化的，非常复杂的。《大国崛起》所覆盖的大国崛起史，主要是近代中心论的，因而也就是欧洲中心论的。如果我们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把更早一些，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未必过时的那些大国崛起的经验也放进来，则其经验就更多样化、复杂化了。面对这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部以十二集的篇幅讲十个国家崛起史的《大国崛起》，就必然是断章取义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现实作注解的。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十个大国的历史，几百年，你要是想挑出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真的是太容易了。”然而，即使是这样一部高度简化了的大国崛起史，也已经是太过多样，太过复杂，以至于思想界的各个方面都能找到他们不同意，乃至痛恨的方面了。
然而，笔者却希望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们能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去对待这部电视专题片，去找自己能够认同的部分，而先把不认同的部分放一放。为什么呢？这并不是因为这部电视专题片已经给我们找到了大国崛起的规律，大国崛起的灵丹妙药，而是因为这部电视专题片把大国崛起这件事情提了出来，把这样一个视野推到了国人面前。
大国崛起的规律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历史上大国崛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其最小公倍数太大，而其最大公约数又太小。但对此的经验总结又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只要我们不把这些经验当成放之四海万世皆适用固定不变的规律，那么，我们也是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
二、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外国人把中国崛起的视野推到了我们面前
要讨论《大国崛起》这部电视专题片，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崛起”这个话题的由来和演变。其实，中国崛起这一话题最早源于“中国威胁论”。据专家考证，“中国威胁论”可以追溯到1990年，其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其后在西方国家大肆泛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是同时并行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崩溃论”逐渐丧失了市场，“威胁论”也至少在一部分发达国家的人士那里变得好听了一点，成为“崛起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