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中国崛起论”是有数据为基础的。根据美国国会所属的一个机构今年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不仅仅超过了日本，而且已经相当于日本的两倍。对于这个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中国的专家们提出了诸多的批评，看来确实是夸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但从另一方面看，按照汇率计算的中国GDP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个更为形象的数据就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上海的摩天大楼数量已经是纽约的两倍。
至于中国人自己提“和平崛起”，则是迟至本世纪的事情了，而提出“和平崛起论”的一个重要动机，也是为了应对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之后，又有凤凰卫视发起的关于大国国民的讨论，把大国国民应该做的事情仅仅定义到礼貌、风度等一些琐细的问题上。所以说，在中国崛起这个话题上，中国人自己的调子是低到不能再低。
中国人自己的低调，一方面固然有避免别人的“中国威胁论”，恪守30年来一贯的韬光养晦策略，以求少受干扰，闷声发展经济的意图在里面；另一方面，则有我们自己真实的忧患意识在里面。前面曾经提到，来自中国思想界不同方面的对于《大国崛起》的批评意见是对立的，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批评者们普遍认为中国自身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现在根本不是谈什么“崛起”的时候，而是要多想想怎么才能避免发生危机。
一位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在评论中国人自身与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认知差距时说道：西方人将当代中国看得很大很强，而中国人将自己看得很弱很穷；这种认知差距，很难说谁对谁错；也许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的，他们有别的、如政治的动机在里头，或者他们的数据是错误的，但是客观事实是人家就是这么看了。更进一步说，这个现实对于我们是有要求的，有挤压的：无论我们如何韬光养晦，发达国家都是一方面警觉地盯着我们的发展，时不时还有可能制造一点障碍，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尽更多的国际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一方面要求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援助，另一方面还指望我们能够平衡一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这样一种外部国际环境的挤压之下，我们恐怕不得不稍微有被别人挤出来的一点大国意识、大国视野。我们说中国人理应有大国的视野，其实中国人也是不得不有大国的视野，被迫得有大国的视野。
三、如果历史将大国的担子放在中国的肩头，则无论是挑战还是机遇，我
们都必须担起来
如前所述，历史上有些国家的崛起让人们感到很突然：它们在临崛起之前并没有太多崛起的迹象，却一下子就崛起了，如欧洲的一些小国，特别是亚洲的蒙古。有些国家则是具有明显的“冠军相”的，如美国，它在立国之始就有相当好的资源禀赋，再加上长时间的积累，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架子。那么，我们中国的资源禀赋又如何呢？笔者认为，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美国类似，也是一个大国之中的大国的架子。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的人口比美国多得多，所以我们的负担比美国重得多。讲到人口，由于过去所遭受的艰难，我们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把它作为一个负面因素：资源和财富被人口多摊薄了，匮乏和矛盾被人口多堆厚了。然而，只有在外部封锁或自我封闭的情况下，人口多才必然会把资源摊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贸易等形式走出去，则人口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资源。除了国土和人口之外，我们还有文化。笔者绝对无意认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如此，笔者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诸多的批评，对于其他文化的长处也绝非视而不见。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固然可以大发牢骚，对于养育我们的文化撒撒娇，但在考虑国家大事时却必须持平而论，既不应过分夸大自己的文化的好处，也不应妄自菲薄，只图一种自虐的快感。平心而论，中国文化中的工作伦理和学习伦理无疑是排在世界各大文明前列的，而诚信、负责的伦理现在虽算不上太好，但中游还是算得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