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霍克先生的“当胸一脚”
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官方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一个是中国民间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这两个方面是非常不同的，必须分开论述。
首先说中国官方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国官方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人权问题和民主制问题上。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方面，中国官方是完全采取守势的。我可以举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
1996年10月19日《战略与管理》杂志社曾经组织过一次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的座谈，我也参加了那次座谈。在那次座谈中，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说：“在现代历史上，凡是用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没有不失败的。”当时霍克先生就反驳道：“我不同意刘教授的分析。历史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西方的外交政策就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西方的这种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政策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在这里记述的霍克先生的话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所记述的不完全一样。我在这里的记述更为准确，《战略与管理》也许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含糊其辞）我记得当时霍克先生还十分雄辩地说了很多话。当时担任翻译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王勇副教授不敢把这段话翻译给刘吉先生听，我特意打断了后面的谈话，把这段话翻译给刘吉先生听。我的感觉是，当时刘吉先生十分尴尬。
刘吉先生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他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官方十分希望避免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只是希望西方人不在诸如人权和民主政治等方面挑战他们的统治。
中国民间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就十分不同了。在诸如人权和民主政治等方面，中国的普通公众不会与西方人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中国在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而遭受痛苦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针对的是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权和民主政治，他们怀着一种种族优越感说：既然中国人反对西方认为他们争取人权和民主政治，既然中国人自己愿意被奴役，那西方人又何必为他们操心呢？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决不是不要人权和民主政治，要人权、要民主政治和保卫中国人的民族利益可以而且应当是并行不悖的。
应该说，在纯粹的人权和民主政治方面，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西方人或美国人没有太多的分歧。然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除了作为人权和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之外，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另外一种形象：他们是穷人、弱势集团、弱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民间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倒并不是完全处于守势的。话剧《切?格瓦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切?格瓦拉是美国的敌人，他最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训练和指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杀害，选中他来作为话剧的主角当然是在说美国是压迫者。其次，这个话剧的台词中充满了对于来自美国，而在这20多年中为中国上层阶级所信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嘲笑。这个话剧在北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上映36场，场场爆满，连剧场的过道中都挤满了人。
我想顺便指出的是，在中国，上层阶级的不少官员，包括那些贪官污吏，虽然很可能对于美国人关于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谈论非常不满，却仍旧是非常亲美的。对于美国反感的则往往是中下层阶级。这里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上层阶级在与美国及西方的经济交往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美国及西方关于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谈论却没有真正产生什么能够触犯到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控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下层阶级则没有从中国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中得到太多的好处（后来的情况可能更坏了，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而人们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把这些归咎于美国所提倡的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