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的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
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12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90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权贵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这一点，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总是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放在一起进行批判。我在前文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中国，“民族主义”是属于中下阶层的，“逆向种族主义”、亲美、亲西方则往往属于上层权贵阶层。而在亲美、亲西方的上层权贵阶层中，不乏为中国公众所痛恨的腐败官员。
除了理论和思想之外，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腐败官员往往与外商勾结在一起，出卖国家的利益、出卖中国一般公众的利益。举例说来，中国一些外商投资的血汗工厂多次发生火灾烧死大量女工（有时是数十人，有时则达百人以上）的惨剧，其原因是这些血汗工厂往往把女工们像奴隶一样禁锢在厂房或宿舍里，以至发生火灾时无法逃脱。还有其他一些与外商的劳资纠纷、外商与中国厂商的商业纠纷。在这些纠纷中，中国的这些腐败官员往往是站在外商一边，以谋取自己的好处。中国的中下阶层公众往往感觉到，西方人是和中国那些腐败的官员站在一起的，西方人谈论人权和民主政治是虚伪的，西方人推销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是为中国腐败的暴富阶层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得到中下层的响应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从某种角度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上层“知识精英”蔑视、辱骂和歧视中国普通人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和外国人勾结在一起，出卖中国普通人的利益的腐败行为的一种反应。
四、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
我在《自由主义与霸权》一文中谈论过自由、民主与美国的霸权的关系。我在这里想为英文读者们重复一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自由如何才能获得保障？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早在1944年就在他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哈耶克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经济命脉的权威，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他当然不可能论及50年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极有可能垄断我们的全部生存命脉的超级霸权，因为他当时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说，哈耶克的上述论断是一条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我认为显然是，而且非常赞同），那么，它显然适用于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显然就已经出现了——或至少是即将出现——这样一个垄断者，这就是美国的霸权。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股其他力量可以挑战这个霸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转向另一股足以平衡它的力量。在这样一个霸权面前，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