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道：历史环境造成不同时代的人认知的不同，反对民族主义的人，一般来说更可能是上几代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遭遇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不幸，所以对于政权乃至这个国家，有着强烈的不满乃至憎恨，同时，他们往往外语都不大懂，对于外国及外国人完全不了解，所以容易对外国人产生玫瑰色的幻想；而对于80后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也会对政府有不满意见，但他们并没有遭受过那个时代的不幸，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加之他们更了解外国及外国人，知道外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知道外国人并非天使，所以会产生一种爱国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这些人会退出历史舞台，今天这些被他们斥为“义和团”的年轻人终将成为中国的主角（而且请不要忘记，今天的“义和团”都是在美国、欧洲以及中国自己的名牌大学受教育的）。谁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真心希望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就请不要把它和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对立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认清这一点，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应该认清这一点。
四、结语：把坏事变为好事，冷静而坚定地走中国自己选择的路
这次事件让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年轻人，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公众中普遍存在着对于中国人鄙夷、嫉妒、恐惧，乃至憎恨的情绪。这一认识，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对于西方人的认识确实是太天真、太幼稚，太玫瑰色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目前而言，双方的利益是互相依存的，谁也缺不了谁，或者说缺了谁双方都将遭受重大的损失，这种利益，而不是我们的感情或西方人的善心，才是双方合作的基础。有这样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我相信西方人是不会把事情做绝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把事情做绝，该交往、该做生意，还是一定要做的。如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两点论的平衡，则我们应该说，这次事件将使得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关系在未来更为冷静、更为平和、更为可持续，所以是坏事变好事。
西方人对于我们的不友好乃至仇视，不应成为我们完全排斥、不学习西方的一切东西的理由；西方国家有好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自主选择：西方的东西，不适合的，无论西方人对我们有多么好，也坚决不能照搬，适合的，无论西方对我们有多么不好，也要拿来用。我们的选择不应由西方人对我们好还是不好来决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到也很难，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但我们必须尽量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使中国人的历史选择不受西方人的选择所左右。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接受前述《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仍旧强调，即使在今天西方媒体公信力的大厦在中国人心中轰然倒塌的情况下，我们仍旧要认识到西方媒体的独立性（不是客观性和公正性，至少在对外时，西方媒体并无客观性和公正性可言）的价值。我们要认识到在对外时，恰恰是西方媒体的独立性使他们显现出了非凡的活力和杀伤力（反观我们的传统媒体，却显得官样文章而僵化，基本不能做出有效的反击。我们的有效反击主要是由民间通过网络做出的，而这恰恰是依靠网络媒体的相对独立性）。我们还要认识到，在争论国内问题时，西方媒体的独立性确实就表现在了相互争论、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方面，这样就能在争论国内问题时，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无疑对维持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是有好处的。关于西方的宪政法治等等，我也仍旧主张中国人的选择不应受西方人对待我们是好还是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