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段时间曾经百思不解：“自由派”说要“民主”“自由”，民族主义者不是也表示赞同了吗？“自由派”说要让富人富起来，左翼如巩献田教授等可能稍微还拦了拦——但也肯定拦不住，民族主义者不是也没拦吗？有位也算得上是“自由派”，但思想还不那么僵化的朋友建议笔者：“好好反思一下民族主义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自由派’。”笔者回答说：“我确实认认真真地反思过，诚诚恳恳地检讨过，最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那些人伤害民族主义到底能得到些什么？’”
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和民族主义过不去呢？更何况一百多年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中国农民，被欺压得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愤而反抗，以自己的几十、几百条命去换人家的一条命，即使不智，亦属可怜吧？他们早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更不可能招惹到袁伟时教授他们吧？为什么袁伟时教授他们非要恶骂这些可怜的农民“反文明、反人类”呢？读了异常坦诚的杨文之后，笔者想明白了：这路人当中很有一些是一仆三主，这三个主依次为外国人、豪富阶层、官僚，三个主的好处他们都要拿。但拿三份好处当然也有拿三份好处的些许难处。现在我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曲折复杂的关系。恶骂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历史上的义和团对于外国的现实利益乃至历史情结都是一种令人舒服的服务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比如说，当今的西方人已经很少敢自己声称他们当年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的了，但如果听到一群中国人自己在这样说，就总会一语不发却笑容满面。豪富阶层呢，首先他们希望中国的其他人都是他们的顺民，其次他们担心自己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纽带受到伤害，所以，恶骂“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愤青”也使他们受用。外国人和豪富阶层自然是被伺候舒服了，但官僚这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情况有些复杂：因为现在的执政党确实有个革命党的历史，至少有一部分一代或二代的“红色贵族”还是有点珍视那段历史的，再加上不管你的动机如何，至少执政党的高层恐怕确实会考虑一点这样骂暴力革命会不会影响到其执政的法统这样的虽然有点遥远，但尚非完全不现实的问题。所以，有时程度没有拿捏好，就会出岔子。然而，首先，如前所述，这样的得罪其实毋庸杨文剖白，也未必真正冒了多少和执政者集团过不去的风险，特别是一般人直接接触的并非执政党的高层，而是中层官僚，中层官僚对于“执政的法统”这样遥远的问题未必关心；其次，得罪了排名第三的主对于有三个主的仆其实也没多大关系：还有一、二两个主顶着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说不定还有更大的好处呢。所以，这样的岔子其实还是有惊无险的——黄纪苏先生形容得俏皮：“早市上也没这么便宜的悲壮吧”。
笔者认为，和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在一条线上的还有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和《雍正王朝》。袁伟时教授在评论《走向共和》时说：“几年前，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先生策划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与我联系过，希望得到我有关的论著。我把拙作《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增订新版改名为：《帝国斜阳——晚清大变局》）和当时尚未发表的《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请他指正，也算是一种因缘吧”，“据说它所塑造的人物与我国教科书多年来灌输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我想这既是对我国历史教科书左毒未清的反弹，也体现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当然袁教授又表示并不完全同意《走向共和》，说是“太概念化了，没有继续看下去”。《雍正王朝》呢？一些“自由派”在追捧《走向共和》的同时却以一种很奇怪的逻辑非常厌恶它。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这两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成就都是不错的（笔者本人就很爱看：《雍正王朝》笔者看了不止一遍，《走向共和》如果重播笔者也会再看），但其历史观都是一个，就是奴化影射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两部电视连续剧不是“戏说”而是影射史学恐怕是不用多说的，它们的制作者也坚持说它们是“正剧”而不是“戏说”。可它们怎么就是“奴化”影射史学呢？说它们“奴化”是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们不惜花大力气裁剪历史，又花大力气作艺术渲染，除了作为娱乐片赚钱之外，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说一个事：上面圣明，总是对的，即使上面不对，你以下犯上也是更不对，更坏事。这怎么还不是奴化影射史学？平心而论，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在这个问题上比袁伟时教授的观点还要极端。李大同先生说：“袁先生的文章不过提供了一些史学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结论，怎么就不能发表呢？当然，这颠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但《走向共和》颠覆得更彻底呀，那不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让亿万人民观看吗？”也可以算笔者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旁证。为什么中国知识界，从学术到娱乐，会刮起这样一阵奴化影射史学风呢？从笔者前面所说的“一仆三主”，就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