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总是希望强者会被另一个强者所遏制，甚至希望强者自己良心发现，自己的道义感会遏制自己。前者是可能的，但往往不是按照弱者所希望的方式；而后者则纯属一种幼稚的梦想。
更应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恰恰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些惨痛的经历我们中国人早已淡忘了。我们不再为救亡而奋起，取而代之的是稍有所成便沾沾自喜、耽于安逸，而自己的安全则委让于强者自己良心发现——还不仅仅是中日关系。古人云：“燕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中国人的眼光似乎并没有超出燕雀太远。
不要误解，我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未来看得很悲观。“中日友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其前提不是日本人良心发现，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强自立。所谓“友好”之事，只能存在于两个基本上对等的强者之间，强弱悬殊，则“友好”无间隙可以立足。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实在有必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此文是为刘柠所著《摈弃“中日友好”的乡愁》一书所写的序言。）
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诚信吗
近来，关于中国人缺乏诚信的讨论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诚信的事情确实不少，希望自己的环境中多一些诚信，固然是人之常情，而且其志可嘉。然而，笔者对于这场讨论中甚嚣尘上的“比较诚信学”却存在着诸多疑惑。
一、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
第一个疑惑就是外国人就真的那么诚信吗？比较诚信学的支持者们十分自信地断言：“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然而，说这种话的人是怎么知道“欧美诸国”和“韩日两国”的诚信情况的？既然要比较，诚信程度是怎么度量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什么场合下诚信，在什么场合下不诚信？在什么时候诚信，在什么时候不诚信？诚信的不诚信的外部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诸多在那里打探诚信比较学的专家、学者们没有一个涉及到，但他们却敢言之凿凿：“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其根据在哪里？他们搬出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说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是，仅凭说的人物著名，并不能就将他们的说法本身作为根据，还要考察他们说这些话时依据的是什么，这本应该是专家、学者们的一个常识。亚里士多德著名不著名？著名！伟大不伟大？伟大！可他曾犯过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人们过去也曾将他的话本身作为根据，但最近几百年来，人们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即使著名、伟大如亚里士多德，其说法本身仍然是不可作为根据的。
要真的有根据、有说服力地比较不同国家的人的诚信度，恐怕是个社会科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笔者在这里当然做不到。但有一点笔者倒是可以说的，那就是外国人，比如说美国人吧，绝对不像我们有些专家、学者所描述的那么诚信。说实在的，那些在美国转了一圈就回来，然后描述美国是如何的一个“君子国”，人际关系如何“和谐”“简单”的人，根本连美国人际关系的边都没挨上呢，怎么可能真正地做比较呢？可以说，他们的比较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还有的人，在美国待的时间要长一些了，也许还有了一定的地位，即使如此，其实也未必真的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圈，这一点他们自己心知肚明，但他们也在编造一个“美轮美奂国”的神话。为什么呢？一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对笔者言：留学生“付出的努力之大，经历的曲折之多，个中甘苦又难以对外人道。在没有留过洋的国人面前，把美国说得美轮美奂，自己是美轮美奂国中一员，当然更容易获得国人艳羡的目光，维持住那一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优越感，何乐不为？”
讲到美国人是否那么诚信，我们首先看看政客小布什总统和本应是“社会良心”的《纽约时报》的诚信度吧：他们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都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这是针对外国人，所以可以不诚信，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人自己内部：还记得不久前发生的美国几家顶尖会计事务所的欺诈丑闻吗？听说过美国的多起利用宗教传道诈骗钱财的案件吗？我们不是常说美国的市场经济规范，美国的法治完善吗？既然美国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有这么多的欺诈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人的诚信度远比中国人低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