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必把关于市场经济之类的政治方面的争论掺和进诚信讨论
其实，目前关于诚信的讨论，掺和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的诚信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引起的——这当然也是根据不足。于是一些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就着了急，要找出其他的缘由，而他们根深蒂固的逆向种族主义就使他们自然地、缺省地把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拉来当了替罪羊。
然而，无论诚信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们在夸夸其谈比较诚信学之前，至少应该懂得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告诉我们：（1）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们预期诚信能否带来现实利益，如果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认为诚信不能带来现实利益，那么他理所当然地不会诚信；在现实中，因不诚信而带来双输的局面也是理所当然，西方经济学ABC中的“囚徒的困境”讲的就是这个。（2）诚信不诚信根本也没什么要紧，只要制度设计对了头，个人的不诚信行为照样会导致总体上好的成果；所以，所谓西方人的“超越意识”导致诚信一说，压根就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在这里，那些崇洋媚外的专家、学者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于西方最基础的知识也一无所知——要不就是为了某种私利故意欺骗公众。
关于市场经济和诚信的关系，关于“比较诚信学”，都可以讨论。但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想当然，说话要有更多的对事实的了解、更多的根据、更符合逻辑的推理；第二是要明白，即使第一条做到了，你的结论仍旧很可能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不可盲信，如果是在处理具体问题，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小事，还是以假设外国人和中国人都一样，都是不诚信的为好。
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日联手”
刘亚洲将军是个不断在中国引发激烈大辩论的人物。或曰：刘将军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整天干这种事有悖于他的身份，还容易暴露国家机密，因为不应该让竞争对手知道我们的高级将领在想什么。这样的指摘，我认为是属于军纪的事情，我们是不好做判断的。既然迄今为止，军纪并没有禁止刘将军这样做，那我只能认为刘将军所做之事并不有悖于他的身份，刘将军的想法暴露给竞争对手并不牵涉国家机密。从我个人而言，我就是喜欢观看甚至参与这种争论。而且，我认为中国的高级官员往往过于沉闷——高级军官尤其如此，出现刘将军这样一个敢说敢为之人，打破一下这种过于沉闷的空气，实在是一件好事。
一、纠正一个常识性错误：战略重点并不总是等于自己最重要的部分
刘将军正确地指出：“美国不会丢弃欧洲”，所以据此就对“有人据此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东移到太平洋了”大加挞伐。我认为，在这里刘将军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即他没有明白：战略重点固然与这个点的重要性有关，但它还与这个点有没有麻烦，你是否搞定了这个点有关。譬如下围棋，没有必要在自己两只眼已经瞪圆了的空里没完没了地落子——甚至往往不应该在它的附近落子，这块空再大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你要是这样做了，那是非输棋不可。诚然，如果欧洲出现了对于美国的重大挑战，美国会马上把战略重点移回欧洲去，亚洲它就不一定顾得上了。问题是自前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麻烦。前南斯拉夫的麻烦对于美国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所以一开始它确实不大想管。如果说战略重点只与重要性有关，那么，美国的战略重点应该在华盛顿、纽约，应该在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刘将军说：“没有亚洲，美国至多是手臂短了一点，但还是世界老大。没有欧洲，美国的一条腿就断了，就不是巨人了。”可如果没有了华盛顿、纽约呢，美国岂不是连头和心脏都没有了？不要说“巨人”，岂不是连“人”都做不成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为什么不放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