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情结非常值得同情，其实笔者也有同样的情结。然而，我们必须搞清楚，民主诉诸的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在国际关系中迄今并没有民主可言。认为一个国家内政上民主了，在国际关系上就和平了的观点，属于爱屋及乌，感情上虽可理解，却与经验事实相悖，我们不可不察。在理解现在及未来的中日关系时，对于大卫?汉森先生的观点，我们有必要作认真地参考。
二、日本人真的已经具有强烈的民主、多元意识了吗？
郭宇宽先生说：“在一个同样有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言论自由走在不仅亚洲也可以说是世界前列，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批评和监督，使公众可以鉴别，作出理性的判断。至于我们认为德国国内不允许呼喊纳粹口号、行纳粹军礼等比日本允许右翼分子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喊口号要好，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国内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有着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文艺作品，在中国老百姓几乎看不到，一些极右翼的言行则被国内媒体不断强调，而另一方面从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恰恰认为这是日本对于极权社会的反省比德国更加深刻的地方。固然为法西斯势力招魂甚至叫嚣复辟军国主义是遭人唾弃的，但只要没有付诸暴力行为即使再不受欢迎的思想也有表达的权利，就像在美国今天的三K党游行也受法律保护，这体现了一个民主国家对自己制度的自信，否则在反对法西斯思想的同时就犯了和法西斯同样的错误。”事实真是这样吗？非也，在日本，根本不是什么都可以谈论，而是不允许谈论的话题甚多。2000年时，华人学者薛涌曾被耶鲁大学送到日本一个大城市的著名日语中心培训一年，学业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要给当地市民作结业报告，薛先生为了逃避这个累人的作业，想出了一个“高招”，用这个高招，只要报个选题就行，根本不用完成作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招呢？原来，薛先生报了个选题：“原爆再评价”。至于究竟讲什么，薛先生一字没提，按薛先生说：“没准我要为日本人说话呢”。然而，仅仅是这么一个选题，五个字，就“惊动了（日本）市政府”，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中心的主任，一个美国人，找薛先生谈话。这个美国人在美国大学里教过书，谈话一开始，就先向薛先生道歉：“我当然知道而且相信学术自由的原则。所以我也知道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都违反了我的信仰。但是，我的位置是维持这个中心和当地社会的关系，我们得到了许多日本政府和企业的赞助，并不是活在真空之中。你这个题目在这里太敏感，希望你不要讲。”于是，薛先生成功逃避了作业，他不无自得地吹嘘：“对这样的结局，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其实，对这个结业报告，大家都不想做，甚至在底下商量怎么才能逃。我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人，和同学打赌说：‘就凭我这个题目，学校会想方设法不让我讲，根本不用我逃。’当时同学将信将疑，但知道了结果后，都羡慕得不行。我当时说大话：‘咱们这个中心，虽然是语言训练中心，但名字可叫日本研究中心。学了一年，你得证明一下你对日本有什么研究。根据本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题目是不能讲的。如果事实证明我对了，就证明我对日本确实很有些研究，算是合格的毕业生。’”在一个诸多话题都不能谈的国家里，右翼军国主义的叫嚣却一点问题没有，恰恰是这个现象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关注。
郭宇宽先生又说：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时令人发指的行为全在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大西仁教授告诉他的）那时的日本人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可以造出飞机大炮，但在骨子里没有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 ，特别是没有形成现代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思想，那时的日本人上级可以随便殴打下级，老师可以殴打学生，丈夫可以殴打老婆，这样的人在敌对国的土地上凌虐俘虏和平民自然也就毫不稀奇了。”而今天，“尊重人权的观念广为普及，人道主义深入人心”。郭宇宽先生对于日本的纯美观感，日本人自己倒未必就这么看。要了解日本人自己怎么看现在的日本人上级是否可以殴打下级，老师是否可以殴打学生，丈夫是否可以殴打老婆，我们不妨去看一看日本人最近拍的著名影片《大逃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