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刘力群曾经对笔者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本是个跳班生；跳班生固然令人羡慕，但因为缺了课，虽然形式上都学会了，一些重要的内涵却没有真正掌握；比如日本的民主制，为美国所强加，形式上日本人是学会了，但民主制的尊重人权、人生而平等等重要观念，却并没有深入日本人心。刘先生的观察，远比郭先生更接近影片《大逃杀》所体现出来的日本人对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以及社会伦理的看法。
三、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气，中国人就不可以有吗？
郭宇宽先生认为日本人在道歉问题上的态度是德、日、中“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认罪难度系数”不同。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自承“不懂日文”，只能“借着其中汉字的帮助，半读半猜”，主要根据林思云先生“入木三分的归纳”（而这个林先生，可以在没有任何科学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入木三分地归纳”出中国人的智商低于白种人，中国男人的智商只相当于白种女人）作推论的郭先生，未必能对日本人、日本文化有这样深入的了解。姑且让我们假设，日本文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吧。然而，日本人可以有自己的脾气，中国人就不可以有自己的脾气吗？
关于道歉问题，其实笔者本人是一直不以为然的。笔者曾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写道：“要日本政府正式为侵略中国道歉，这个话题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说实在的，我这个中国人都已经听烦了。我一直在想，即使日本人道了歉又有什么用呢？仅仅凭道了歉，就能保证日本永远不扩充军备，永远不侵略别的国家了？中国的安全就有了保障了？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日本能不能再次侵略中国，搞个北京大屠杀什么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自强。只要我们能够强似日本，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日本道不道歉，它也奈何我们不得。如果我们强于日本，则我们高兴要它道歉，它就得道歉。似今日这般求它道歉，反受它奚落，真是令我等尚留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伤心羞愧。我最受不了的还有那句话：‘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弱国弱民的感情一文不值，伤害了又怎样？难道我堂堂中华只能做这种弃妇态吗？哭哭啼啼地对负心郎说：‘别伤害了我的感情。’是男儿，受辱则应以刀剑相见，若实在技不如人，则十年磨一剑，技成之后，再报深仇，决不会去谈什么‘感情’。如果说，在现实外交关系中我们不说也不像个样子，必须说点什么，我们也不必去谈什么‘感情’。”对德国的道歉，中国人也不必过于感动。一位美国学者曾在三联书店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说：不要把德国人的道歉看成是德国人更有道德的表现，其实，德国人的道歉恰恰是表明他们仍有主宰欧洲的野心，他们要通过道歉来整合欧洲。美国学者对于德国的这种评论，未必完全公允，但笔者还是那句话，值得参考。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愿意要求日本人道歉，就是有这个脾气，这有什么不可以吗？郭先生引用《圣经》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想必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原谅弟兄眼中的刺，而反省自己眼中的梁木。然而，包括郭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只为日人不道歉辩解，说这是日人的脾气，而同声谴责中国要求道歉的“愤青”，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郭先生们的“弟兄”只有日本人，而无中国人不成？
四、结语：外交政策贵在能伸能屈，为日人辩则大可不必
笔者曾在日本留学，亦可说曾受日人恩惠，绝无妖魔化日本人的意思。首先，日本人并非妖魔，相反，他们确实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中国人学习，包括他们做事的认真态度，也包括他们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们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使笔者获益匪浅。说实话，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无笔者留学时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光，但笔者仍旧认为日本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值得中国参考、学习。其次，作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中日关系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贵在能伸能屈，全以国家利益为权衡，确实不必逞口舌之快。然而，一个基本的现实不容忽视：中日关系时至今日，仍然充满不祥的变数；日本社会整个向右急转，对于中国的挑战日益加急，我们虽然不应过度夸张其危险，但也必须认真对待。我们把日本的问题认真对待了，则两国和平更加有望；如盲目相信日本一定是一个和平国家，效燕雀之焉相乐，则两国和平反将处于危险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包括郭先生，也包括此前的“对日新思维”诸君，大可不必如此费心机为日人辩。如此不顾事实地为日人辩，于中国当然有害，而于日本也未必有利，两害之事，不做也罢。中国百姓虽有脾气，却也未必就像诸君想象的那么缺心眼，不必诸君如此训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