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争论中美都有的示众行为时，这些人又是怎么论证的？打个比方吧，他们把两只鹿牵了过来，在那里寻找两只鹿的不同。当然了，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天底下不可能有两只完全相同的鹿，毛色多半会有不同，重量多半也会有不同。他们找得很细，把两只鹿的毛的根数的差异都算清楚了。于是，他们说，其中的一只鹿不是鹿，而是马，鹿不好马好。在看了那么多为美国的示众辩解的理由之后，我实在还是看不出美国的示众与中国的示众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我说，这是指鹿为马，指鹿为马就是那些急于为美国辩护的中国学者们做的事情。
我对于中国的司法很不满意。我认为从效果看它存在着两方面的大问题：第一，没有给好人以充分的自由；第二，没有十分有效地制止坏人干坏事。换句话说，好人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对中国司法的不满，我相信（也许是盲目的，但我还真是这么相信），美国的法治比中国强，甚至印度的法治都有可能比中国强。所以，如果是想论证美国的法治比中国强，应该有太多的理由，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用不着这样指鹿为马的。指鹿为马来为美国辩护，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给我的感觉是你自己智力不够，逻辑混乱，抑或是你在把我们当傻瓜？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而且这样做还会产生很多连带的恶果，这些恶果我的其他文章里已谈过很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我看指鹿为马的做法的效果也许与那些这样做的人的初衷相反——人们甚至会怀疑，你们说的所有的美国的好处，都是以这样毫无公道可言的逻辑推导出来的。指鹿为马，就算你声势大，有话语霸权（为美国的示众辩护的文章好像是发在中国的大报上面的），就算别人不敢言声，也很难让人心服——我们再傻，哪个是鹿，哪个是马，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就我自己而言，这样的做法使我觉得那些我本来认为过于极端、偏执的人或言论，如“狭隘民族主义”，也有它们存在的社会价值，因为这些指鹿为马的人太过分了。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题记：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我们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满，我在28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