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
袁伟时教授对于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而激奋不已，斥之为“狼奶”。我在这里要提醒袁教授，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样没有采用许多不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其说是“狼奶”，不如说是中性的“清汤寡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青少年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我要报告给袁教授一个或许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中国青年把教科书放在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来源的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是课堂老师讲授，他们的信息来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联网”“报纸”“电视”“朋友之间口头传播”以及“广播”。也就是说，即使教科书真的是“狼奶”，他们也没怎么吃，就算中学吃了一点，到了大学也吐出来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担心“狼奶”会造成他所担心的种种灾难。鉴于袁伟时教授在互联网和报纸上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们的青年的信息货架上最显著的位置的。至于我们的青年吃没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在最近的互联网上看到一个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伟时教授对于这一段话怎么看，写这段话的人是吃什么“奶”长大的？我认为，首先，据我所知，这段话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学研究得出的都是与这段话相反的结论，要找这段话的“科学依据”恐怕要回到19世纪去；其次，这段话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所贬低的是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然而，在一个人气相当高的思想网站上，这样的言论居然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我认为这些人病得不轻，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历史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以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书，确实有必要容纳进更多的史料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应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达成一个营养丰富并非“清汤寡水”的持平，允许我们的青年在其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认为把那些义和团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进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这些史料的解读，当然也不能只采用袁伟时教授的一家之言，也应当把别的观点放进去，由我们的青年讨论，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现代化的、具有开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很难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不要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即使是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观点都容纳进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和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抹杀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知袁伟时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泰戈尔：学会走西方路的小孩？
关于泰戈尔，我的评论很可能是胡说八道。因为我确实不能说懂印度文化，我对于泰戈尔所使用的孟加拉文更是一窍不通，我所能读的只是译文而已，而且读得也不多，这是我要坦白交待的。谈论泰戈尔因而也就和我谈论别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和我谈论经济问题就大不一样。虽然现在我也不算什么经济学家，但我自认为我的经济学功底比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要深得多，我对于经济形势的预测也比他们准得多，这是白纸黑字、有书为证的。但谈论泰戈尔，我就不敢吹这个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