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闹相思】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寻常往事

目录

引子

第一部分 巴山蜀水

重庆戴家巷

缙云山

路途中

十七街3号

转田坝

酥油和糌粑

经堂

学习书法

除四害

名誉社员

携游

告别成都

第二部分 北味京风

史家胡同23号

周总理来家中

天安门看焰火

学习

教育事业

体育运动

过春节

“自然灾害”时期

颐和园避暑

“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

第三部分 新波旧浪

抄家

灰涤棉中山装

步行“串联”归来

“去吧，不会就这样的”

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出席尼克松访华招待会

“我自己可以！”

关于现代战争的三言两语

偶谈诗词

“铁打的江山，为啥硬是要搞垮！？”

向周总理说郭子仪

“已去了”

尾声

附录1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刘文辉）

附录２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后记（刘元彦）

附录３

祖父年谱

引子（1）

2006年6月24日，是祖父逝世30周年。当时产生一个念头：把和祖父、祖母一起生活的情形写成一本小书，算作一个纪念。这个东西，不是为发表，不是为大众读者而写，只是给亲友们看看。后来，断断续续动手做了一点。但是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完成。

2007年，是祖母诞辰100周年。动笔写回忆作品的念头因此又起，并因原来的写作计划迟迟没有多少进展而感到某些不安，遂决定加快进度。

祖父刘文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他1895年1月10日（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川西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在家乡受过家族私塾教育以后，于13岁上（1908年）离家到成都考入公费的四川陆军小学读书，此后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军。时值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祖父在内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十年中从一个下级军官变成四川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任国民革命军24军军长、 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在其军事、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内战、经边、反蒋、联共、起义等活动。祖父的一生曲折跌宕，可以看作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折的一个缩影。

我1951年出生于重庆，从那时直到1968年底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始终和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此后，到祖父1976年去世之前，我凡回北京探亲、办事，期间也是和他们住在一个家里。虽然从书上读到过一些有关祖父的被描写得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我多年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寻常事情。事实上，解放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即使是“*”中的抄家，也不过是和那时的一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这便是本书取名“寻常往事”的由来。

在回忆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时，我不时会联想起我曾经读过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马由缰，随思绪而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东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补文笔之拙。

对于祖父的著述，我从未做过系统的搜集因而也未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只是阅读了一些顺便到手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游继业先生。游先生是父亲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组织出版一批民国时期人物的著作，向父亲提出搜集并编辑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没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亲就请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帮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档案馆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线索。游先生不负老同学之托，先后收集了几批资料寄给父亲，并说明了选择这些资料的根据。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初步的筛选和编辑工作。正当此时，原来的出版计划搁浅了，那批资料也就存放起来。后来，我把那批资料拿到家中，抽空陆续阅读。它们使我对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经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已经不能当面向他致谢，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谢意。

引子（2）

我还要感谢赵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们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编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为了编这部著作，他们费了不少苦辛，如他们在“编者的话”中所说，“此书虽然印刷于1943年，间隔时间的确不久，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建设新西康十讲》用‘马粪纸’印刷，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且印刷数量少，坊间非常难寻。我们费了很大功夫及相当经费，才得以寻得一册，又花费不少时间，终于输入完毕。”《辑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赠书。祖父的这本著作我虽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读过。新的印刷出版物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我很快读完了。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有多处引到《建设新西康十讲》的内容。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前朝旧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责任”。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这本书作为北京硕良公司策划的“背影丛书”之一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寻常往事”，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得到编辑的认可。既然如此，就抓紧写作吧。

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过去听父母讲过的事，我又向父亲、母亲进行了核实；有的事情的时间，记不大准确的，我和世昭、世旭、世昕、世宽在家庭聚会时共同回忆确认过；书中的照片，有多幅是世昭提供的；祖父的年谱，由我和世宽共同编写；已经被拆掉的旧居的草图由世昕绘制。这个大家庭的和睦，令我心情舒畅。

根据吴超先生的建议，祖父写的回忆文章《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作为附录收入到本书中，以便于读者对祖父有更多的了解。这篇文章完成于1962年1月，最初刊登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祖父的一部文集，文集的名称就取用了祖父这篇回忆文章的标题，这篇文章则被作为首篇选入。在这部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后记”。本书也将这篇“后记”作为附录收入。

作者（2009年1月26日，春节）

重庆戴家巷（1）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抚养。祖父是因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而来到重庆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后者撤销于1954年， 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世”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定”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杀’者，就是威服，所谓‘德风’，正是‘德化’。《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

“何以同化政策优于分化政策――也是极其显明的事。在前面说过，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定’字。但是要达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说‘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

重庆戴家巷（2）

祖父讲这些话时，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当然不能作为给我起名缘由的直接根据。但作为反映其思想的一个脚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小时候家里请了保姆来带我们。在重庆带我的保姆姓何，被称叫“何何”。她小个头，精力充沛，非常爱整洁，一身中式斜襟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概受她的影响，我小的时候注意清洁到一度几乎有“洁癖”。上街鞋子脏了，总要弄干净才善罢甘休；摔个筋斗裤子脏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来北京开会，把我和哥哥也带来北京。从湿润的南方到了干燥的北方，总觉得到处土泛泛的很脏。上街走一会儿就觉得衣服上都是土，于是拍个不停，此举在家中传为笑谈。不过后来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最耐得衣衫肮脏的恰恰是我，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至于对北京到处是泛土的感觉，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强烈。后来到山西雁北插队，经受了沙尘暴洗礼，回到北京时竟觉处处清洁。雁北地区年年冬春季节风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有关在戴家巷生活时的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只有零星的片段、偶然闪过的场景。

一个场景是附近有一家商场（母亲后来告诉我那个商场的名称是“群利商场”），商场中有一个木制的鸭子，内有机械装置，“鸭子”不断地点头把嘴伸到水池中去“喝水”。那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商场来，总要看一阵“鸭子喝水”。到这个商场来，还有另一个吸引我的东西，那就是被我称为“冠生园水”的饮料，实际上就是果子露水。不像今天的城市家庭，只要不怕孩子长得太胖，甜饮料可以充足供应，而当时，果子露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家庭中也是难得喝到的。

我到商场去做的这两件事是母亲记得清楚的。但是她还记得的一个举动我却毫无印象。那时正值中国和前苏联的关系十分亲密的时期，街上的扩音器里常播放“莫斯科－北京”这首歌曲。大概是听的次数多了，每次上街听到这首歌曲播放，我便跟着唱，但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莫斯科－北京”被我唱出来的是“毛公鸡”。后来到北京来与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后，母亲常讲起这段事，每次讲时她总是开心地笑。但我真是没有印象。这首歌我一直不会唱，直到今天仍然不会，会的只是一句：“莫斯科－北京”。说不定还真的是那时的记忆，要不怎么只会这一句呢？

关于家里面的情景，我印象较深的是驻扎在家里前院有一个警卫班。警卫班的战士都著解放军军装，手持长枪。黑亮的冲锋枪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祖父的警卫一律是穿便装、带手枪，看到他们，我头脑中常跃出那些穿正规军装的军人形象。这些解放军战士，凡两人以上一起行走，必成队列，未有丝毫懈怠。

家中客厅里的灯光曾使我觉得有点奇特：有的灯是彩色的。为什么要把灯光搞成彩色的？据说是用于跳舞的。记得这里举行过舞会，但我只是知道而已，并没有进去看过。我不记得祖父跳过舞，我觉得他不会跳，看他走路的步态和性格就不像，后来从父母那里证实他确实不会也不跳，祖母也不会。父母曾讲到，一次贺龙到家里来看到这样的设施后对祖父说，你可以办个舞会啊！但祖父始终没有把这个提议变成现实。那么，把客厅布置成这样是谁的主意？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家里任何人的主意。这房子是政府的，房子中的设施、家具都是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配备的。很可能在这套房子归新政府之前，这种舞厅设施就有了。听父母讲，这套房子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银行家，似乎姓刘。我想，这样的人在家里搞一个舞厅是不奇怪的。

重庆戴家巷（3）

祖父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我也不记得祖母曾经逗我们玩过。祖父安详，祖母带几分严厉，他们都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动作。倒是有几位客人的一些特别举动在我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一位是个医生。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饭吃到嘴里不嚼，直接吞咽下去。他侃侃谈来这样做的根据是，肠胃对于人的健康来说极为重要，而肠胃是需要锻炼的。如果把饭放在嘴里嚼得烂烂的，胃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要囫囵吞。祖父听后一笑置之，自己照嚼不误。医生每次在家里来吃饭总是身体力行，每顿饭吞三碗。他的身体看来的确很好，声若洪钟。后来我上小学学到成语“囫囵吞枣”时，立即想到了这位医生。这个成语是形容不求甚解的行为，我当时暗想，医生却是思考了一番道理才“囫囵吞饭”的啊。

医生的举动引起哥哥和我的兴趣，但我们的模仿很快被祖母制止了。其实要想不嚼而吞，喉咙也有抗拒。囫囵吞饭虽然没有得逞，但是“三碗”作为一个有趣甚至带点豪迈的符号仍留了下来并被模仿。吃饭时，我在面前摆上三个小汤碗，盛上三碗米饭，口中念念有词：“我吃三碗！”因为碗小，这种缩微的豪迈引来一阵笑。其实，笑我的人未必知道其中的典故。

还有一个客人吃鱼的方式堪称一绝。也许是生在嘉陵江边，我特别爱吃鱼，自小对鱼刺的分辨能力就很强，因此常得到夸奖。不过，夸奖归夸奖，为了怕我们被鱼刺卡住，祖母还特别严格要求：吃鱼的时候不准说话；鱼不能和米饭同时进嘴。但我发现大人们并不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有一个姓斯的客人，他一面高谈阔论，一面毫不经心地把鱼和饭放在一起同时开吃，最后在米饭和鱼肉咽下去以后，把鱼刺从嘴里吐出来，而且看不出任何分辨刺的动作。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准我们模仿的。

1995年，我和北京大学的同事邱泽奇、刘能在湖北仙桃市毛嘴镇做乡镇组织调查。我们每天在乡政府食堂吃饭。食堂有一个大师傅做饭，做的土菜土饭，十足乡间风味，其中一道辣椒烧鱼做得很有滋味，只是鱼小刺多，吃起来比较麻烦。当时我就讲起当年那个客人的吃法。哪知出生在舟山群岛上的刘能听后说：“那算什么！我们是可以连刺一起吃掉的。”当下示范一番。看来做什么都是天外有天啊。

祖父的秘书敖先生，我们称其敖秘书，也是我在戴家巷有特别印象的一个人。他个子高高，身体奇瘦，带一副大眼镜，具有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样子。其实，不止形象，他的行为也很是“传统”。母亲曾讲到他的一件事。重庆夏天极其炎热，一日，敖秘书从外匆匆归来，手中往地下不断滴水。母亲见状忙问他怎么了。他笑嘻嘻地把手举起来说：“买了一只冰糕。”其时，冰糕已经化得几乎只剩一个棍了。在街上买了冰糕要拿回来才能吃，斯文如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形象是扎了满头的针。他常感头疼，针灸医生来家里在他的办公室中为他治疗。一次我走过他门外见他顶着满头的针对我笑，我大为吃惊！我屁股上打一针还要大人鼓励“不哭是英雄”，他头上扎那么多针还在笑！我见他进行这种满头针治疗不止一次。后来我听其他工作人员讲，治疗效果不显著，最后终于发现，头疼的根源是眼镜不合适。新工具，给人带来了方便，也制造了新的麻烦。

祖父晚年生病住院我陪床时，曾闲聊往事。讲到敖秘书，祖父说他是“奇相”。他还讲到一段趣事。一次，祖父去他房间找他，见他躺在沙发上。叫了一声，没有反应；再看身体，没有呼吸起伏；摸一摸手，冰凉。祖父怕他出了什么问题，忙叫人来。结果是他工作太累，睡得太沉了。虚惊一场！

我对戴家巷的记忆不多。如果闭上眼睛，我想不出那里的房屋外观和院内构造。198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重庆出差，这是我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到重庆。一天，车过一处，我顿时觉得有点眼熟，于是问司机：“戴家巷在哪里？”“不是刚过吗！”他回答。我心里一阵激动。不知是碰巧了，还真是童时的记忆起了作用。不过，那次出差时间太紧，没有去寻旧时曾住。

2001年我到重庆给培训班讲课。晚上得暇，到戴家巷去了一趟。巷口已经大拆大建，巷内也再找不到老门老房了，但山下嘉陵江水的流淌还可以感觉到。

缙云山（1）

1954年夏，祖父祖母到重庆缙云山避暑，带哥哥和我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离家去避暑。记得我们住在上山大道左侧一座独立的房子里。出门举目可望高山，山林葱郁，房子不远有一小溪流过。我在这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和这小溪有关。

这条路边还有几座构造类似的房子。往上走的一座住着熊克武先生，我们叫熊爷爷。熊爷爷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旨在推翻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关于广州起义，历史书中有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说，而熊爷爷是当时突围出来的幸存者。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任四川省督军――四川省最高的军政长官。著名而传奇的战将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之前曾在他的麾下。后来在内战中，熊爷爷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祖父在准备起义时，和熊爷爷联系密切。据祖父回忆：

1949年10月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做了部署之后来到成都，首要的活动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力量转向西南，蒋本人飞临四川指挥军事，对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压力日益增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祖父到成都后即处于被监视状态，他写道：

“当我来成都后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对门即出现一连宪兵，四周布有大批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佣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来到成都之后，形势更加复杂。12月6日晚，在川康军人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缓冲角色的张群在即赴云南前到成都我家里来后，祖父担心张群一走，已率部退到成都的胡宗南等人会对他和家人动手，遂连夜让父亲开车把祖母和姑姑送到交往甚深的老中医王朴诚家中，把我母亲和哥哥送到我外祖母家，祖父则带父亲住到老部下邹善成的儿子邹荫萱家里。12月7日，祖父只带两个随从出城和邓锡侯将军会合，到彭县组织起义，派人带话指示父亲转移到南门外乡下的邹善成家中。邹善成在当地乡间很有影响，消息也灵通，住在这里如有事变，可有回旋余地。

据父亲回忆，当时，熊克武也住在邹家。作为国民党*，熊爷爷对当时的国民党已经极度失望，决意不去台湾。他和父亲讲到，蒋介石曾派人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到台湾去，他把手枪拿出来说，如果一定逼他去台湾他就自杀，派来的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为防止被绑架，他找到祖父，祖父把他隐蔽到邹家。父亲说，他在身边放一把手枪，晚上就压在枕头下面。他安全地度过了那段动荡的时光。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刘伯承任主席，熊爷爷是副主席之一。其他几位副主席是：*、贺龙、王维舟、龙云和祖父。此次他们在缙云山避暑，便都是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来的西南行政委员会）成员而被安排的。

缙云山（2）

在缙云山避暑期间，我家和熊家常来往。熊爷爷的大儿子熊伯齐、二儿子熊仲华常和我们在一起玩。熊伯齐比我大七八岁，在我那时的印象中，他是个带着红领巾，唱着歌，昂着头的少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我怎么也不能把沉稳的他和当时的印象连接起来。熊伯齐潜心国画、书法和篆刻，后来成为著名的篆刻家。在缙云山时，他总是和哥哥走在前面，我则跟在后面跑。我印象最深的玩法，一是采蘑菇，二是在竹林里抓笋子虫。笋子虫是有点像绿色蚂蚱那样的节肢动物，身子比较肥胖。把它们抓来放在火上烤一烤很好吃。我们迁居北京后，熊伯齐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常来家里玩，教我们练习田径，画国画。记得他曾送给我一幅他画的茶花，上面题诗云：

当年别乡富童痴，

八载居京成人时。

蛰伏众生北国地，

江南茶放遍春枝。

他到底大我许多岁，在我于北国地“富童痴”之时，他已生出成年人的思乡之情了。那幅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并浸涵着我们早年友谊的画，在“*”抄家期间，也不知道被折腾到哪里去了。

把思绪拉回到缙云山中。一次，我和哥哥又到熊爷爷家去玩。傍晚准备回家时被告知房后的溪水旁边有一只豹子在喝水，我们暂时不能出屋。熊爷爷打电话到家里，祖父和祖母叮嘱我们不要急着回来，等豹子走了再说。我们静静地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记不清是熊爷爷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是熊伯齐说，我们可以听到的一种声音就是豹子喝水的声音。

过了一阵，祖父的警卫员亮鹏叔叔来接我们。我们到溪边去看，果然有豹子踩水后留下的湿足迹。

第二天，亮鹏叔叔带上枪和另外一个人进山寻豹子。我在家门口看着他们时隐时现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隐没在山林中看不见为止。后来，他们回来了，我急忙去问碰到豹子没有，他们带着未如愿的神情告诉我说没有找到。不过，此后在我们住在缙云山的那段时间中，再也没有听到豹子来的消息。

2003年到2004年期间，我带研究生在重庆市西彭镇做该镇的发展研究。在工作告一段落准备回北京之前，此项研究的联系人兼合作者赵宜胜先生（迈德房地产顾问公司总经理），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火锅。闲聊间问我吃完饭后想到哪里转转，我就说起对缙云山有些童时的印象，不知现在怎样了。一起吃饭的人中正好有一人是缙云山所在地区的领导，他说起那里在搞旅游开发，还提到在贺龙曾居住过的地方搞了一些纪念标志。这一下子使我想起，我曾听大人们讲，祖父带我们在缙云山居住时，贺龙便住在更前面的一栋房子里。也许后来开发的贺龙居住地就是那时的那片地方？也许凭记忆还能找到一些实地印象？我要求去看看。我的要求被满足了。

……山路边那一栋栋小房子就在眼前了。我能够找到一些感觉。路和山的走势以及搭配有点眼熟，但土路已经成了柏油路，路面太光净了，没有土石和鞋底摩擦的感受。当时住过的就是这种房子：几级木头梯子，栏杆，侧面的门。但是住在哪一栋记不清了。溪水没有了。站在房子边上仰望山顶，还能找到依稀印在脑海里的亮鹏叔叔他们进山时的图景。不过，图景的尺寸似乎变小了一些。尺寸感变化最大的是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当时觉得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要走一段路，现在看来不过是十几步路而已。那时毕竟个子太小了！我忽然有些犹豫。或许，那些房子已经拆了，现在这些根本不是？……

旅途中（1）

西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我和哥哥随祖父、祖母迁居成都。时间是1954年。

我们从重庆到成都是坐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很高兴。我特别是对于火车的烟囱和汽笛感兴趣。重庆的嘉陵江上，每天有轮船来往，那时的轮船是火轮，船上有烟囱，烟囱冒着浓烟。守着嘉陵江，轮船的汽笛声我也常常听到。那时，哥哥和我还有一个火轮玩具，加上油点上火以后，冒着烟，可以自己在大盆里行驶。不过我们玩的次数很有限，大概是因为那时候 油是紧缺物资的缘故吧。然而，这更增加了每一次玩的兴趣。其实，烟囱和汽笛对于我不仅有江上每日所见所听以及玩具的魅力，它们在我心中是一个引发想象的东西――它们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推着那么大的船跑；它们还意味着远方――母亲是乘轮船走的。现在，曾经和江水联系在一起的烟囱和汽笛，被放到火车上和陆地联系起来了，既熟悉又不熟悉的情景，朦胧的象征，令人兴奋。

烟囱和汽笛在我生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在心中的印象是具有美学意义的。儿童时代画画，涉及辽阔的画面，常常爱画上火车或轮船，并且要有烟囱和烟。1972年冬季，北方农村冬闲时节，我离开插队的雁北农村，南下到太原、平遥一带游历并访问朋友，尔后又到河北白洋淀农村小住。在从保定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后，挤坐在车厢的地下闲而无事，正好遐思。构想诗句便是一种遐思游戏。在火车的“咣当咣当”的晃动中，凑成一首“七律”。诗的头两句是：“喷云吐雾三千里，几处留踪几处家。”末尾两句是：“一教长笛惊别梦，青空碧海眺京华。”前两句和最后两句都和火车有关，其代表性物件则是烟囱和汽笛。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的东西读多了，这两个物件就越来越难和写诗这样的情感活动相联系了。不过，它们在我记忆中的特殊位置，是抹不掉的。

那次坐上从重庆到成都的火车后，对于火车那有点摇晃的运行，感觉有趣。特别是在车厢里走动，别有一番滋味。但这种摇晃感在吃饭的时候，却觉得是一种麻烦了。那天在火车上吃的是面条。在重庆家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吃米饭，面条算是一种点心，偶尔食之。因为不常吃，所以用筷子把长长的面条夹起来放到嘴里的技术有欠熟练。恰恰那天吃饭的时候火车又晃得厉害，因而几度不能顺利地把面条夹到嘴里。于是，便向祖母要求用筷子把面条先卷成一个卷，再放到嘴里，这样比较稳一些。为什么要向祖母请示呢？因为这种吃法我曾在家里自发采用过，但被祖母认为是“没吃相”而制止了。这次，要重用故技，当然要祖母同意。结果很是顺利，条件变了，祖母放宽了要求，这碗面条也比较顺利地吃完。这大概是我接触到的规则变通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次随祖父、祖母长途旅行，乘坐了飞机。1955年，祖父到北京开会，祖母和哥哥及我一同北上。记得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小型运输机，机上的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人。机舱里没有现在客机上那种面向前方的成排座位，而是在机舱两侧有两条长座位供乘客使用。

第一次坐飞机感到很新鲜，但起飞后很快就觉得颠簸得很厉害。那种颠簸使人越来越觉得头晕、恶心。哥哥忍不住，首先呕吐了，吐在飞机上准备好的呕吐袋里。我努力忍耐，不想吐出来，但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并且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还来不及打开呕吐袋，就一下子吐到祖母身上。祖母本来没有事的，被我这样一折腾，又忙着让我漱口、清洁衣服、打扫秽物，结果她也吐了。一家人中只有祖父一切正常。不知是他本来就不晕，还是坐过多次后适应了。

旅途中（2）

飞机到西安机场降落加油，我们下来吃午饭。哥哥和我每人得到一个大苹果――比我们过去见过的都大。四川盛产桔子，苹果不多，况且这个苹果又那么大，本来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但当时却无食欲。我只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那股清香。午餐中还有我特别爱吃的鱼，用辣椒烧的，很香，但是因为食欲不好，加之怕一会儿坐上飞机后又呕吐，只以饱眼福为主，没有多吃。

飞机重新起飞后，仍然觉得不舒服，不过没有再呕吐。有一段时间，我是躺在长椅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时觉得热，脸上发烧，这时已经快到北京了。飞机开始盘旋下降，我好奇地从窗子往下看，地上的建筑越来越清楚……

到北京以后，见到父母、姐姐和出生只有几个月的弟弟。我问姐姐，看到我们坐的飞机了吗？她说，看到飞机从天上飞过，不知是不是我们坐的。我接着讲起了在飞机上的感受，向她说，如果你在飞机的窗户上看到一个小红点，那就是正往下看的我。我告诉她，在飞机上觉得脸上好烧啊。我觉得自己脸热得通红，居然料想在机窗外甚至也可以看出来的。我还问她，看到飞机窗户上的小红点了吗？

我再次乘机，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了。登机后，想起小时候的经历，真有要再次忍受一番不适的精神准备。然而，今非昔比，不论是起飞、降落，还是遇气流颠簸，都没有什么不适。无疑，这首先要归功于航空技术的发展。

第三次和祖父、祖母一道旅行是1959年暑假期间。那一年祖父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林业部长，调到北京，哥哥和我也随之迁往北京。选在暑假期间搬家，是为了不影响哥哥和我的学业。这次是乘坐火车，一行人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一位长期住在我们家中的出家人法贤（祖父祖母称其“法贤师”，我们称“师傅”，关于她的情况，后面再述）、厨师张汉文师傅（我们称他“张师”）、工作人员姚月明。在火车上，祖父、祖母、陈师傅和我在软卧包厢，哥哥和张、姚在硬卧车厢。哥哥白天不睡觉的时候，都到这边来。

现在，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只要二十四五个小时，但我们那次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山路多、车子慢，当然是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火车走到石家庄附近时遇到发大水把路基冲坏了，火车又退回到郑州，取道徐州、济南回京。

这三天对我来说是充满乐趣的三天。大山、隧道、河流、平原，窗外变化的景致引人遐想。记得火车从成都出来后进秦岭之前一路有江伴行，有的地方有江水一度上涨后退下留的印迹。四川多红壤，一些印迹呈红色。快到秦岭的时候我竟然想到，那是不是大禹治水的遗迹呢？把这个问题向祖父、祖母提出来之后，他们都笑了，祖父说，大禹治的不是这里的水啊。随后又说，想到了也不错。

在火车上，祖父每天看资料，并要打坐练功一次，这和在成都时一样。有时也到车厢过道里走一走。我发现，他好几次在表示肯定时用北京话说：“得！”“你怎么也会说北京话？”我问他。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北京上过学。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这个经历。他还说，那时到北京要走好多天。看来，重新迁居北京，引发了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

火车上住在邻包厢的乘客来自西藏，他个子高高的，喜欢用一种带点奇怪音调的汉话逗我和哥哥玩。他常常不在包厢里坐，而是到两节车厢连接处去，我们就到那里去找他。当张师傅过来的时候，就和他一道“吹牛”。他是谁，我不知道。

在这次旅行中还发生了一个小“事故”。我睡在包厢中的上铺。那时的卧铺车厢的上铺不是像现在的那样有一个栏杆，而是靠两根吊在顶上的宽带子来保护乘客不从上面掉下来。但那时我个子小（到北京后有相当一段时间中在班里是小个子），晚上睡着后不知怎的就从两根带子之间滚下地来。当时摔醒了，但没有觉得有什么，立即又爬上去睡了。第二天，发现包厢里一个茶杯的把断了，显然是我昨晚造成的。祖父、祖母庆幸我没有碰伤。我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是“出笨”了，并认为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受的教育是不能损坏公物。乘务员来了以后，祖母告诉他小孩摔下来把杯子碰坏了，表示要赔偿。后来是否赔偿了，我不知道。现在想起这个情节觉得好笑，哈，那时怎么没有想到指责铁路方面没有保护好“消费者权益”、要铁路方面“赔偿精神损失”呢！

十七街3号（1）

到成都以后，家住新南门外十七街3号。从新南门向南不远有一条先向西再向南的街，就是十七街。街的南端和东西走向的大学路相接，而大学路的南面当时都是农田。3号处在靠近十七街南端的路西。这是一座独立的院子，院内的主建筑是一栋小楼。类似结构的院子向北比邻排列还有两座。和我家相邻的一座住着邓锡侯将军，我们称其邓爷爷。邓爷爷比祖父年长，他和祖父一样也是毕业于保定军校，上个世纪40年代当过四川省省长，抗日战争时期率川军出川，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1949年12月，和祖父一起离开成都到彭县宣布起义。解放后任四川省副省长。

3号的院门坐西朝东，比较高大，至少当时觉得如此，门框是水泥的。进得门来有一条宽四五米长十几米的通道，通道两边种着葡萄，上面是葡萄架。 走过通道向右亮出一块“坝子”，和通道面对也即坝子的西面有一排平房，大约五六间，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坝子北面有一个花园，花园是圆形的，围种着齐腰高的万年青，有几个口可以进入。挨着花园是一座两层的小楼，楼门坐北朝南，外面有一个敞厅。

进楼来是一个厅，正中央挂着一个大表。厅的左侧是秘书的办公室，右侧是客厅。穿过客厅是饭厅，饭厅是南北向矩形的，里面摆着一张可围坐10人的大圆桌。饭厅西北角上的一个门通到楼后面门廊，门廊东西狭长，北面是后院。后院不大，通过楼侧的两条狭窄的过道和前院连通。后院的西北角是厨房，厨房门和门廊仅距一两步，遇下雨天把饭菜端到饭厅虽略有不便，但也无大碍。

从楼厅直走是一个过厅，厅的左手是楼梯，楼梯下有可堆放杂物的小屋，小屋旁有一间居室。厅的右手边也有一间居室。这两间居室分别是两个保姆以及她们的家属居住。过厅北面的门通向后面的门廊和后院。

楼梯拐两个弯就上了二楼。上楼后的左边有一门通阳台，右边是一个过道，过道为南北走向，尽头的门进入二楼客厅。过道边还有一个门，进去是家里设的经堂，即通常所说的佛堂。进二楼客厅，左边是祖父祖母的起居室。起居室有三个门，一个通客厅，一个通经堂，一个通卧室。祖父祖母卧室还有一门通阳台。客厅右边的房间是我和哥哥的卧室，里面是卫生间。

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邓爷爷家的院子。他家和我们家相隔的墙边，栽着几棵芭蕉树，树高过墙。我每次从墙边走过，总要看看那几棵芭蕉树的大叶子。正是因为那几棵芭蕉树，使我初步知道了芭蕉和香蕉在外形和味道上的区别。

这个院里的常住人员除了祖父、祖母、哥哥和我之外，还有法贤师、厨师张汉文、勤务员姚月明和他的妻子、勤务员贺国九、保姆彭、保姆黄黄和她的女儿黄良芬。张师傅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乡下，有时也过来住。敖秘书那间屋里有床，可以住，但他通常不住在这里。司机李成国若无特别情况也不在这里住。到成都以后，祖父身边没有安排警卫人员。我觉得贺国九的身份和祖父在重庆时的警卫亮鹏有些类似，祖父出门的时候他总跟着，但是他没有佩带枪。

在十七街3号我们一直住到1959年夏天迁居北京之前。离别成都后，祖父、祖母一直到去世（他们分别于1976年和1982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