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回想起来，197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国家大事来说，这是重要事件接踵发生的一年。这些重要事件，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山区乡间的插队知青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1971年新年过后不久，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一场被称为“批陈整风”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路上升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这场运动，意味着陈伯达的倒台。依据不久后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中的说法，以及在知青中的种种传闻，陈伯达之所以倒台，是因为在1970年８月至９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鼓吹“天才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泽东主席的“天才”头衔已经戴上了，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则成了和毛主席连在一起出现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当时谁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引领了对这个最时髦词汇的使用风潮。他老人家怎么早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和“理论”呢？“批陈整风”尚未结束，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1971年９月，在知青中流传出一个消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副统帅林彪在外逃苏联时摔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最初的反应是怀疑，继而便想设法弄清真相。从几个被我认为可靠的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证实这个传闻是真的。此间，我在给父亲写的信中隐隐说到，我在乡下的知青中听到一些传闻，有些出乎意外，不过，反正姑妄听之。父亲回信说，北京确实发生了重要的事情，相信不久会传达到你们那里。字里行间，使我明白传闻不是空穴来风。那时，父亲已经从文化部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说起来，他这一调回，还真是和“批陈”有关。在“批陈”中，毛泽东主席要想读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人民出版社赶紧组稿出书，父亲正是作为人民出版社哲学史方面的编辑被社里调回来的。给我写那封信时，父亲已经回到北京半年了。父亲来信不久，我们插队的乡村中的确传达了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接着，全国由“批陈”转为“批林”。“9?13”事件，即林彪外逃事件，至少在部分知青中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永远正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逐渐成为半公开的话题，对现存体制弊端的探讨也在一些小圈子里展开。“四人帮”倒台后，针对“两个凡是”而开展的思想解放，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思想基础。1971年发生的这些重要政治事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随着此后的某些人事和政策调整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针对知青的招工逐渐有了，推荐上学的少量机会也出现了。这些变化，使知青们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我在这些新的可能面前，做了两种准备，一方面试图把握新的机会，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像往常那样，该做什么做什么。记得父亲的一个熟人到西安工作后，曾向父亲表示可设法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父亲告诉我这一消息，嘱我前往西安去一趟。这位前辈对我非常关心，让我在家中吃住，让孩子陪我在西安城内外游玩。阳光照射下的西安城墙、街道边上种植的随风波动的麦子、省委大院和百姓院子里的黄土坯房子……眼前的质朴和想象中的恢弘历史交织在一起，使我对这座城市有难以言状的好感。我还跑到余下去看那里的电厂，看那无边的麦田，远望秦岭。我想，如果能有机会到这里来工作，那也真是不错的。父亲的朋友让我填写了登记表，看来事情还真是有点门。不过，我也注意到当他看到我表上的“社会关系”栏中祖父的名字时，稍稍停顿了下，和最后说“就这样写吧”时带有的一丝无奈。表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得知，去不成了。还有一次，一个关心我的前辈告诉我说，他在阳泉市的一个朋友或许可以对我提供帮助，让我去一趟。我于是到了阳泉。那是一座不大的山城，有冶金工业部的一些企业在那里，不繁华，但当时感觉还是一个满有些味道的地方。这位前辈的朋友是一家大型国企领导，刚刚“解放”出来，结合进了领导班子。我到阳泉市以后，和到西安一样，也是住在人家的家里。此去也是填了表，最后也是无果而终。那时，我最想得到的机会是上学，但那又谈何容易。考试制度被取消后还没有恢复，能上不能上，是依靠地方的推荐。争取被推荐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没有优势。为招工和上学这类事情，我曾到插队所在地山阴县的知识青年办公室去谈过。那里的办事人员曾好心地和我说：“你这种情况，没有上面说话，下面很难办。”看来这是大实话。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暗暗着急。他和祖父谈了我的情况，探讨是否可能由祖父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从“上面”解决问题。大约是1973－1974年间，祖父专门为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说，我的孙子刘世定到农村插队已经多年，在那里锻炼、学习有不少收获。现在，插队知青已经有了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希望，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后来，我听和县知青办公室比较熟悉的同学说，县知青办公室接到雁北地区知青办公室的电话，问是否有一个叫刘世定的知青，说周总理对我的情况有一个批示。我便写信去问父亲，父亲回信说，总理在看到祖父的信以后做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对刘文辉的孙子，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以个人表现为标准，不能因为是刘文辉的孙子，而在招工、上学等方面予以拒绝。1974年冬，大同铁路分局到山阴县知青中招工，我报了名。这次我十分顺利地被录取了，分配到朔县车务段。12月24日，我离开四里庄，距离我到这里插队时整整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