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出席尼克松访华招待会

197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长期封冻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1970年10月1日，当年访问过延安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我那时在山西农村，从报纸上看到这幅照片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西行漫记》是我读过的一本书，我因此也知道埃德加?斯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幅照片在国际关系上的含义。从参加国庆典礼的人员名单中，我看到祖父的名字。但远隔千里，我无法询问他的观感和想法。后来，我从读到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书中才了解到斯诺那次访问的非同一般的意义。我在《基辛格》一书中读到，据斯诺所写的报道称，他在1970年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曾敞开讨论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景。斯诺曾这样谈到毛泽东于1970年12月对他说的话：外交部正在研究让美国左、中、右的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据毛泽东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将高兴同他谈，尼克松作为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斯诺还写道：毛泽东对我说，是的，他宁愿要尼克松而不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那种人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但上台后干的却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尼克松也许骗人，但也许比另外一些人稍稍好一点。尼克松依靠硬的一手，但他也用软的一手。是的，尼克松可以坐上一架飞机到这儿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将愿意和他谈谈，就是那样。不管他们会不会吵架，不管尼克松是作为旅行者来还是作为总统来，都行。他相信他们不会吵架……在谈论到尼克松可能访问中国时，主席随口说，美国的总统选举将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因此，他又说，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个使者来，他自己在1972年初之前不大可能来北京。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因为我是乒乓球爱好者，所以对这一消息非常关注。我记得邀请是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向美国运动员科恩提出的。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大陆，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个正式进入中国大陆的美国代表团。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成员，并发表讲话，向美国政府发出了重要信号。同年7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借道巴基斯坦秘密到达中国，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双方在经过长期对抗之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祖父出席了中国政府为尼克松访华举行的招待宴会。那时，我恰好因农闲回京尚未返回插队的村庄。晚饭后，我和父亲来到祖父、祖母的卧室等候祖父归来。虽然按照常例，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仪式性的活动，不一定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消息出现，但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实在是一个太重要的事件，好奇心驱使我放下别的事，以便先听为快，并尽量不漏掉从祖父那里得到来自第一现场的信息。祖父回来了。脱大衣之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片放在桌上。我一看，是招待宴会的菜谱。祖父从来不搞这种收藏纪念品的事情，这次可是例外。“一个餐桌上的美国人都把菜谱拿回去作纪念，我们也都拿回来了。”我看了看菜谱，至今能够记得的惟一的一道菜是“竹荪汤”，名称可能比这三个字要略复杂一些。那张菜谱，后来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如果保存下来，今天至少能够拍卖出一顿丰餐的价钱。祖父还带回两件尼克松送给每个参加宴会者的礼物：一件是镶嵌在玻璃中的有尼克松签名的名片；另一件是一个酒杯，上面有一个美国国徽浮雕。在祖父去世后的搬家过程中，那个酒杯不慎被摔碎了。镶嵌在有机玻璃中的尼克松名片，据哥哥说应该还在父亲家的某处，但父亲记不得塞在哪里了。如果能够找出来，准备照一张照片附在本书中，若找不到那就只能算作一个说法了。宴会的主要程序当然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分别讲话。讲完话以后，开始用餐，各桌来宾也开始交谈。中美双方人员是交叉而坐的，每人位子前面有一个小牌子，写着名字。

祖父说，他那一桌的美国人中有的中文不错。“看来他们的准备工作很充分。”祖父说。“一个人和我说：‘刘老，久仰大名。’他还了解我的一些经历。”在祖父的感觉中，美方似乎事先对中方可能出席的人员以及有关的背景情况做过一些研究。尼克松访华之后，周恩来总理专门召集党外人士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做了长篇解说。记得祖父讲到总理作报告的情形时感叹：总理身体真好，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他当时还不知道，周总理的身体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过度劳累，已经潜伏险情了。

第二十九章“我自己可以！”1972年11月底，我回到北京时得知，祖父前些时候在卫生间滑倒，导致跨部骨折，随即送医院治疗。因为怕我担心，所以家里没有写信告诉我。我见到祖父的时候，他的骨头已经接好，腿上的石膏已经拆除了，但是，行动还不便，特别是起身时，需要人抱起来。而且，由于年龄大，躺的时间比较长，受伤那条腿的脚腕发生僵直，因此伤愈后重新站立时，腿脚之间不能恢复到90度状态，行走需要人搀扶。在我和哥哥每次把祖父从床上抱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要说：“我自己来。”但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能让他硬去做这样的尝试。终于有一天，祖父发火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他惟一一次发火。“我自己可以！”祖父大声喊道。声音大得出奇。“你现在自己咋个可以嘛！”我说。“在床头栓一根绳子，我自己拉着就可以起来！”他声音还很大，激动之中，居然还提出一个方案。“你这个床头，连栓绳子的地方也没有。房梁上，你看，哪里能栓？咋个栓绳子嘛？你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我说。祖父不说话了。一会儿，他说了句：“唉，我是不想耽搁你们。”内在地看，祖父是个极好强的人。或者是出于天性，或者是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当统领时间长了，祖父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希望荫庇他人，而不愿意轻易接受他人照顾。现在，受伤了，每天需要后辈的照顾，他觉得他在“耽搁”我们，其内心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不是那种因得到儿孙的照顾而感到满足的一般的老年人。他这种心理倾向不仅是对家人。我听父亲说，胡子昂先生向他说过不止一次：“你父亲‘有肩膀’！”他所说的“有肩膀”是指有担当的意思。胡子昂先生在1920年代曾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也曾任是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后来成为四川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不知胡老先生和祖父之间发生过什么交往，或胡老先生知道祖父的一些什么事情，使他印象如此深刻。但好强归好强，人老了，伤了，总免不了要依靠他人帮助。祖父也只能承认现实。伤病后的祖父的好强，不再表现为不要人照顾，而转移到顽强的身体锻炼上面。那时，祖父不仅有腿伤，而且心脏、肺部都不好，但他只要可能，每天都坚持锻炼。我回京探亲时，经常搀扶着他在大院里走圈。不久，友人给祖父找来一副四腿的行步架，祖父就可以扶着架子自行行走了。据哥哥讲，在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祖父给自己定的锻炼任务是每天走1500双步（左右各走一步为一双步），有时一口气走不下来，就喘息一阵接着再走。哥哥是在祖父腿部受伤终于承认需要专人服侍后向周总理提出，后经周总理批示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调回北京照顾祖父的。我第一次听祖父感叹人之暮年是在此前的一次住院中。那次祖父似乎是因肺炎发烧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在身体感觉好转之后，祖父问护士，还有什么人住在附近病房中。当听说梁思成先生也在这里住院的时候，祖父就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探望。走进梁先生的病房，只见他躺在那里，十分疲惫的样子。见祖父进来，梁先生就想说话，但病躯残喘，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而越是这样，梁先生眼睛中就越深含着要交流的愿望。祖父见他说话如此困难，嘱他好生修养，不要着急，就告辞离开回病房了。回到病房，祖父说：“人都有暮年啊！当年好有才华的一个人！”对梁先生维护老北京城市风貌、继承中国古典建筑美学传统的主张我虽知之不多，但也早有耳闻。上中学的时候，当我在上学途中骑车路过景山后街，看到马路东西两侧那两排建于1950年代后期的大屋顶建筑时，常常会想到“梁思成”这个名字。究竟那两排建筑是不是梁先生设计，我却不知道。在北京的古都风貌已经被大规模的建设挤压得几乎荡然无存后，人们今天越来越多地想起梁思成先生。几年前，东便门和崇文门之间的一段城墙逐渐被重建起来，城墙边成了人们休憩的场所。我有几次路过那里，每次，我都情不自禁地向北京医院方向眺望，脑海中浮现出陪祖父看望梁先生的情形，似乎能感觉到梁先生那无力的喘息，能看到梁先生那充满交流愿望的眼神……怎样对待疾病，怎样对待年老，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方面，我印象较深的一个情景是陪祖父看望蒲辅周先生。蒲老是著名的中医，祖父有一次住院治病的时候，蒲老也在那里住院。我陪祖父走进他的病房，老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他对祖父说：“我在这里一边住院一边在想，人皆想长寿，但重要的是康寿。”祖父对蒲老的这一高论表示很有兴趣。蒲老接着把话题转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记得他说，儒家讲“仁”，讲“仁者寿”，但这个“寿”是不是“康寿”呢？还可以追究一下。庄子对长寿有些独到的看法，强调健康。蒲老短短一席话，令我印象至深。从“康寿”的观点看，现在流行的受西方社会影响而形成的处理生死的办法，是不是很恰当呢？高明的中医看病岂仅仅是“望、闻、问、切”而已，其中蕴含着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哲理。

医生和病人，本是在同一条人生道路上的两个相互切磋的主体。祖父不仅通过努力锻炼身体来应对伤病，而且也尽力通过脑力的锻炼来对抗疾病造成的精力衰退。坚持阅读既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抗病的手段。记得有一年冬天祖父住院期间，我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陪住时，我把书带上，祖父休息时，我就阅读。一天，祖父靠在床上，看我在椅子上摆了那砖头似的大部头书，让我把书给他看看。我说：“这本书读起来很费脑筋的，你还要看啊？”“我就是要练练脑筋。”祖父回答。我知道，他是一贯主张通过读书来锻炼脑力的，于是把书递给他。祖父读了一会儿，大概是测试脑力完毕，就把书还我了。也许这一情景，恰好被从病房外走过的吴院长从窗户中看到了，后来，吴院长来查房的时候，对祖父说：“我看您生病还在坚持学习马列著作，要注意休息啊！”说得祖父和我都不觉一怔，随即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