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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堂（4）

在西康时期，祖父的佛学知识之获得，和他与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对佛学人才的延揽是分不开的。从我记事时起，这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里来，有时也和祖父讨论一些佛学中的问题。刘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后我叫得上名字的两位。他们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学、佛学方面均有造诣。记得迁居北京以后，有一次刘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学中的逻辑问题，使我很惊讶。在我从《西游记》得来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话中法力相联系的，想象中的佛学定是由神秘的咒语构成。刘先生告诉我，佛学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涉及到严密的逻辑；在辩经中，逻辑思维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仅是翻译家，而且也是一位辩经高手。

说到辩经，在这里还想多写几句。祖父当年在倡导从佛教文献整理和学说研究入手形成康区新的文化基础时，对辩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康藏佛教有辩经传统，当时在康区也设有辩论场，名为“讲扯里”。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辩论场并“奖励辩论”。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说法：

“凡一切人生宇宙应有之学皆在论辩范围以内，依照因明方式公开对辩，对于养成正确知解与辩才皆有莫大补益。康民习俗，所以至今未能免于迷信之讥者，即由此种性相辩论场所未能普设之故。今以政府地位，欲祛除一般愚迷习俗，除提倡科学之外，莫如因有旧有学术，提倡性相之研究，故对于辩论场，应有奖励金之规定。”

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寻觅祖父当年的思路，感觉他更深的思考，似乎是想借助藏传佛教中的因明学和康藏地区的辩经传统来形成民众中的更为理性的宗教文化，减少原有宗教文化中的迷信成份，以适应建设即将带来的变化。这种更加讲究逻辑的理性宗教文化，虽然不是科学，但较之不讲究逻辑的、迷信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有更多的相近之处，因而具有这种宗教文化的人更可能接受科学。这种讲究逻辑和论辩的理性宗教文化，也更容易接纳其他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显然，这个想法的实施，必须得到高僧大德的合作，因为其实质是一种宗教革新。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想法是有可行性的。只不知这种想法在今日之康藏社会是否还有可行性，也许早已无此必要？亦不知当今研究康藏文化的世俗学者，是否兼具与高僧大德们辩经的能力？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读到一本由彭迪先教授（彭教授曾是父亲在华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主编的小册子——《刘文辉史话》。书中搜集了一些流传民间的有关祖父的故事。有一节的标题是“信佛教或不信佛教”。书中描述了民间对于祖父究竟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的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信，有人认为他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以崇信佛教为工具。 该书的作者只是叙述而无结论：“刘文辉是怎样想的，是否真信佛教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其实，“真信还是假信”只是分析人的宗教活动行为的一个角度。用今天的某类学术术语来说，属于偏好的社会表达中是否存在偏好伪装问题。而这样提出问题的行为假定，是理性选择。如若从世界图景和规范内化的角度来看待宗教信仰，那就比“真信还是假信”复杂了，其认知心理过程比理性选择要复杂得多。

对佛教的尊重，是祖父治理西康的组成部分，由此看，无疑具有工具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由工具理性蹈入信仰。我注意到，祖父当年对西康省公务员谈尊崇佛教时，就有将治理和信仰结合起来的思想。1936年，国民政府下达一个命令：凡是到康区工作的公务人员，都要尊崇佛教，不得摧残佛教。籍此，祖父向下属人员强调：

“这个命令，非常重要，希望凡是到康的人员，无论如何，都要切实注意这一点。我们就是不信仰佛教，但最小限度也要做到不蹂躏佛教，这样才不至违反西康人民的心理。因为西康人民，各个是信奉佛教的。”“我们要办到不摧残佛教，而且还进一步，信仰佛教，然后才能办到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从前赵尔丰治康总算有相当成绩，惟因过于摧残佛教，与康人心理背驰，畏威而不怀德，所以结果还是没有好大的成功。这一点，你们也应特别注意。”

祖父要求下属至少不蹂躏、不摧残佛教，这是硬约束。至于信仰佛教，是作为“公务人员与民众感情联为一气”的更高要求提出的。我体会，他本人是依据这个更高要求去做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观念也有被佛教所化的部分，乃至于形成为某些潜意识。信仰形成和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有一件亲历的小事使我相信佛教对祖父心灵的内化作用。1970年代初，祖父因患肺炎引发高烧，一度昏迷不醒。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后，我每天去陪住护理。一日清晨，我正站在他的床边，见他醒过来，神情清朗。祖父定睛看了我一会儿，含笑说，我刚看见一个金光菩萨站在那里，再仔细看，是你啊。我告诉祖父，他已经昏迷了几天。他听后说，这次病已无大碍，过来了，我自己晓得。

高烧后的幻觉里出现佛教中的世界，这说明祖父的潜意识中已经留下佛教影响的痕迹。

祖父虽然认为佛教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并对高僧大德十分尊重，但是他的政治决策总是依据其政治理念和实际的冷静分析，而不是神秘的预言，哪怕是这种神秘预言来自高僧大德。他对于藏区政教合一的制度以及不同政治力量对藏区的渗透有深刻的理解。据父亲回忆，1949年临近解放的时候，曾有西藏大德给祖父来电云：共产党有笼罩全国之势，但终不能成功。这封来电父亲在祖父那里看到，准确时间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父亲向我讲述时是逐字背出的。虽然来电者是祖父很尊重的大德，但是祖父起义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学习书法（1）

祖母有写毛笔字的习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必写。她写字的时候，祖父如果在家，偶尔也在一旁看看。

我有的时候也在一旁看，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点兴趣。祖母看我有兴趣，就开始教我写。怎样握笔，怎样起笔，怎样转折，等等都一一教来。祖母常临帖，她喜欢临的是颜真卿的《勤礼碑》。这也是我最早临的帖。祖母还特别告诫，写字要使每一笔都有力量，好看不好看倒在其次；写过了，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描。这都是上小学之前的事。记得上小学后，学校书法课的初始阶段是“描红模”，即把作为样本的字以红色在纸上印好，让学生循之描写。祖母对于这种教法很不以为然，并特别反感于“描”字。她认为这样做，就把基础打歪了。尊她要求，我在完成“红模”作业时从来不描，只是写。祖母的这些告诫，对我后来的写字风格，不无影响。

我学写过几次，得到夸奖，更有了劲头。看我开始上道，祖父也介入了。他是用我的名字为例作示范的。他的书法示范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两处。一是祖父用雄浑的笔触写了个繁体的“刘”字。这个“劉”字，不仅左边的结构使人觉得非常稳固，而且写右边的立刀时最后的顿挫、回笔、挑钩让人感到了意外的力度；二是“定”字最后的一笔“捺”，由细到粗，顿足之后再提起来，很是厚重。祖父写这几个字时的运笔状态深深地印在我脑子里。从祖父行笔和字体结构看，他的字也是颜体的底子。我猜想，祖母习颜真卿碑帖可能是受他的影响，或者就是他推荐的。和《勤礼碑》的字体风格相比，祖父的字没有那样丰润，要更加刚一些，但和我后来临过的颜真卿的《多宝塔》――我觉得那是颜字中偏刚健和秀气的一部帖――的风格相比，没有那样秀。

行笔至此，我想到祖母碑铭的书写。祖母去世后，骨灰存放于福田公墓。后来将骨灰盒移置于公墓骨灰廊时，需要镶一块小墓碑。父亲命我书写碑铭。我以楷书写下“刘母杨蕴光千古”。写那个“刘”字的时候，我想到了祖父教我写“刘”字时的情景。如果我写在祖母墓碑上的字（严格说来，是我写好字样，由公墓的石匠刻在碑上）留有祖父遗风，那也算是对祖母的一种安慰吧。

在我印象中，祖父的字是有功底的。但那是儿童和少年时代的印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非常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保留祖父的一纸――哪怕是一小片――墨迹。我询问父亲，他那里也没有。从小没有养成搜集这些东西的习惯是造成我今天回忆往事却无祖父手迹的主观原因。而在祖父方面，从我记事时起，一直有多读少写的习惯，这自然使其留迹甚少。从大处看，则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使然。1949年祖父宣布起义而解放军尚未到达之际，家中被胡宗南部队洗劫；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暂时处于政权真空期间，又有趁火打劫者入家行窃，不料引爆了胡宗南部队在家里安装的大量炸药，楼毁人亡，家中所存书籍和其他纸制文献大都灰飞烟灭；“*”伊始，抄家风雨欲来，以祖父的政治经验，更不会留什么墨迹授人；而后抄家数次，若有文字东西也早抄归他处了。如此折腾几轮，我手无墨迹也是不足为奇的。

我曾问父亲，祖父是否有题字可寻。父亲说，祖父从无题字的爱好。不得已的应酬，多是别人代写署个他的名而已。比如，西康建省之后，在四川和西康交界的山崖上，有祖父署名的“西康东界”几个大字，那是父亲的老师，书法家曾默恭写的。我问父亲，大邑的“庄园”中有祖父署名的匾额，是否真是祖父所写？父亲回答说：“不是哦。”我琢磨过那匾额上的字，和我印象中祖父的字的确不像。

学习书法（2）

回到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上来。随祖父、祖母移居北京，和父母团圆后，指点我们习毛笔字的“任务”主要由父亲承担。父亲在工作之余也有写写字的习惯，以此作为休息。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正是在祖父的重视下开始的。父亲小时候，祖父专门聘请了家庭教师来授课，书法是课程之一。祖父曾有一个说法：字就像出手的枪。以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书法是一个标志着人的文化修养的“信号”，就如同枪法标志着人的武功基础一样。由此来看，祖父对父亲的书法教育或许带有某些功利色彩。而到我所接触到的父亲那里，研习书法的功利色彩已经全然没有了。书法成为纯粹的艺术欣赏和个人乐趣。

据父亲说，他习书法是从临颜真卿的楷书开始，继而习魏碑。我所见到的他的楷书乃至行楷，显然受到魏碑的影响，而颜真卿笔法的影响倒并不显著。在我们到北京以后，我见他临的较多的是米芾的行书，包括《蜀素帖》、《研山铭》等，而他浏览欣赏的字帖种类却相当多。苏轼、黄庭坚、颜真卿的行书，怀素的草书，近代书法家于佑任的草书等，都被他反复欣赏过。父亲壮年时期的行书，多有米芾笔法的痕迹。而到了晚年，他的字越益苍劲、含蓄，已经独成一格。

闲聊时，祖母和父亲也曾议论过古人的书法。一次是由一篇贬低颜真卿书法的文章谈起。我那时大约十岁，因为这一话题涉及我正在习练的古代名家字体，所以也就注意去听，但文章并没有看。印象中该文认为颜真卿的字蠢笨不堪，如野老村夫扶笔。祖母和父亲谈到文中的尖刻用语时，只当笑谈，继而说到颜字的“蠢笨”与敦厚。我印象至深的是他们由此谈到书法中的“拙”：要拙得有味道其实是很难的，甚至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从这一话题又谈到颜真卿的行书，他们对此给予极高评价。同时，也认为被称为“鲁公怪体”的一篇可欣赏而不可临摹。我还听他们讨论过苏东坡的偏锋行笔的风格。对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行书，父亲认为流畅但韵味不足，可作行书入门引导，祖母表示赞同。

祖母不喜欢宋徽宗赵佶创的“瘦金书”，认为轻飘，甚至把它和宋徽宗的昏聩国事和对金朝的软弱无能联系起来。字如其人，这是书法欣赏中的一种传统思维方式。

与祖父经常往来的刘衡如先生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关于他，我在后面还会讲到。祖父请他讲授过几次书法，按今天学术界的说法，可以叫讲座。讲授的对象是哥哥、姐姐和我，地点在家中小客厅里靠近祖父母卧室的一侧。记得第一次讲授是一个星期天，窗外阳光明媚。刘先生讲了他对中国书法要领的理解。我印象至深的有两点。第一，字的内在气势要通畅，写在纸上要有活生的感觉，书写出来笔画要像有动感的蛇，而不能像死蛇摆在那里；第二，行笔的基本要领是笔锋理顺，不论起笔收笔、提按转折、重墨飞白、或粗或细，都要做到这点。他还让我们当场操练，并加指点。记得哥哥书写时，因手不稳，一笔捺杵下去成了个大粗笔，字不成样子。哥哥认为写坏了，刘先生却说，这一笔的笔锋是顺的，铺开了，不要紧。刘先生很会因势利导。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日本书画展览，展览中的几幅书法作品使我深感刘先生所言的道理。那几幅作品和我所接触的中国古典书法的最大区别就是字软软地趴在纸上，像没有生机的肉虫子，虽然字的结构摆得似乎是那么回事。

父亲兴致好时，会找来宣纸书写，觉得还可以的便悬挂起来。他的书法作品，在他卧室和客厅中都悬挂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值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发表了三十几首之际，父亲书写悬挂的都是这些诗词。我记得先后悬挂过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大柏地》、《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悬挂起来后，祖父、祖母便也来欣赏、评论。我记得评价最高的是行书《浪淘沙?北戴河》那一幅，特别是对最后一句，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书写，认为父亲写得气运通畅，错落自然。对于称赞，父亲仅说两字：“差可。”

“*”抄家期间，红卫兵来家里看到墙上悬挂的毛主席诗词，其中有人以怀疑和嘲讽的口吻说：“呵，你家还挂着毛主席诗词！”对此无话可说。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祖父乃至这个家庭成员应该对新中国充满仇恨才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维固然幼稚，但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种教育下，这些青少年人那样想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除四害

在我上幼儿园期间，遇到了“除四害”运动。被宣布为“四害”的有：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那时，到处都张贴有“除四害”的宣传画，家里的一进楼门的厅里就有一幅。画上是一个手持弹弓的少年，像军人斜挎子弹带一样斜挎着一串麻雀――那是他的战利品。

但我们幼儿园里是不让玩弹弓的，怕孩子们玩起来把其他人打伤。老师把我们组织在院子里，每个人发了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之类能发出声响的玩具。我们平常就在转椅、秋千、攀登架上玩，只要一见到有麻雀飞来或飞过，就把携带的玩具弄响，金鼓齐鸣，让麻雀惊吓得不敢停留。事实上，那时不止是幼儿园，许多地方对麻雀都采取了轰赶法：只要见到，就做出各种动静来使其惊慌，迫其续飞。麻雀飞着、飞着就累得从空中掉下来，这情形我见到多次。后来想起来，这种全民动员式的消灭麻雀方法相当残酷，但它在不缺乏人力的地方的确是很有效的。那时真是个千村鸟飞绝。

我上的这所幼儿园名字叫“大学路幼儿园”，位于我家的西南方向。从家里出来沿大学路向右行走一段，可以见到一个牌楼。从牌楼下走进乡间路，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幼儿园。幼儿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楼，周围用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楼后是幼儿园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了各种青菜，我们吃的菜有不少就是从这个园子里摘的。有一种菜叫“厚皮菜”，叶子很厚实，吃起来口感很好，是菜园子里的一种主要作物。我很爱吃，但到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吃到过。我很喜欢这个幼儿园的小木楼、竹篱笆、菜园子以及周围的环境，喜欢老师和小朋友。

有一天，我们正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忽见来了几个大人，在门口的竹篱笆墙上刷了几刷子浆糊，贴上几张大纸就走了。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原来是画的一幅漫画。画上画了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应该就是我们，拿着小喇叭、铃铛、镲、小锣鼓对天上飞过的麻雀呐喊，老师则在一旁摇旗助阵。漫画上还写了些字，大意是批评幼儿园就这样玩闹式地除四害。我发现老师看了这幅漫画表情尴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学中可能有家长在附近的党校工作，他们说到党校里有人被贴了大字报，不是件好事。这更让我不安。我觉得幼儿园发生的这件有损荣誉的事不能让家里的大人知道。

本来，我上幼儿园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报事件发生以后，放了学不等保姆来接，我就自己往家里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随便找了个不等她来的借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坚持不让她送我，她显然觉得奇怪，但也拗不过我。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放学前她早早就来了，终于看到了令幼儿园蒙羞的漫画。我告诉她回去不要告诉其他大人，她答应了。然而，几天后祖母还是知道了，显然，保姆还是把我的奇怪举动汇报了。祖母和我说，贴一幅漫画不要紧的。祖父听后笑笑，说了句：“这个娃娃！”

消灭麻雀的活动后来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则被转戴到臭虫身上。“除四害”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变更的话语，成员少了一位一定要递补一位才名实相符。听大人们说，消灭麻雀是因为麻雀吃庄稼，但是麻雀也吃虫子，麻雀被消灭以后，田里的虫子多了起来，同样危害庄稼。两害取其轻，麻雀于是获救。

“除四害”运动开展以后，我和哥哥晚饭后随祖父、祖母转田坝多了一个工具：在竹竿上绑一块竹笋壳，上面涂上桐油――这是用来粘蚊子的。这种做法至少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一带乡间相当普遍，我们也是看到别人这样做以后学来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飞着一团一团的蚊虫，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烟，漂移不定。田坝里的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黑烟，就举着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烟中摆动，蚊子就被粘在涂有桐油的笋壳上。这是我们在那段时间中很爱干的一件事情，和玩游戏一样。

1959年秋举家移居到北京后，转过年来的春天，学校就号召种蓖麻，说是国家发展工业很缺油。当时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时在竹笋壳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时也许还不缺油？涂上那么多的油粘几个蚊子，在珍惜每一个蓖麻籽的年代看来，真是太浪费了。

在“除四害”运动中，我不记得祖父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祖母有过。在成都的时候，祖母不时参加妇女界的一些活动。听父亲讲，在西康的时候，祖母是妇女会的成员，也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我所记得的这次“除四害”活动，就是祖母随一群妇女去的。她们到一个地方参观（或者是所谓“视察”？）消灭苍蝇、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带去了。到那里以后，看到一些人蹲在厕所外墙边用小铲子挖着什么。过去细看，才知道是在挖苍蝇蛹。挖出的苍蝇蛹还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头大一头小的蛹不时扭动着，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脏，伸手伸脚总想摸走几个去玩。这些举动被大人严厉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参观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着参加了。她们干的时间不长，用后来知道的词汇来说，是“象征性”的。

名誉社员（1）

195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农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处附近农村也不例外。那里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丰人民公社”。大概因为我家地处城乡结合部，出门过了大学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个知名人士，又经常去转田坝，所以，公社成立的时候，将祖父邀为“名誉社员”。对这个“名誉社员”，公社还发了证书。我记得到北京以后，我还见过这个证书，但后来证书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时早已经不在决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跃进”也好，不过是在他身边涌动的社会潮流，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后来我读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设时的一些讲话，却突然感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搞合作社，甚至“大跃进”，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这里用的“同情”一词，是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论“同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即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同样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义上指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

我的这种感觉一定会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产者，怎么会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跃进这些似乎只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关的东西呢？

在这里，我想不避冗赘，引述祖父在20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时的几段言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思潮的广泛性。

首先是发展合作事业的言论。 他是从经济建设中资本的缺乏谈起的：

“经济建设的任务是要完成现代化的生产，生产的要素中间，资本是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只有方针和办法，而没有资本，经济建设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谈到资本一项，本省却是公私两面的财力均属有限。就私人方面讲，本省的人民，从无大资本家，几乎都是大贫。从公家方面讲，省库财力极属有限，维持现有之经济事业，都感困难。至于省银行资本仅三百五十万元，因物价高涨，币价低落之故，此区区之数，已无补于本省之经济事业。故资本一项，在本省经济建设工作上实成为较难解决之问题。或许有人要说，……无钱尽可向这两行 借贷，怎么还说无资本呢？虽然这两行都可以借贷，可是他们的力量，也非常有限，杯水车薪，也无大裨益于本省的经济建设。所以资本问题，确为本省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难题。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方面缺乏资本，究竟如何冲破这个难关呢？”

对于资本缺乏这一经济建设中的瓶颈如何解决的问题，祖父思考的结果是，必须发展合作事业：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发展合作事业，集腋成裘；二是欢迎外资，加以保障。这样办，才可以解决资本缺乏的问题，使本省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所以发展合作、保障投资，竟成了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

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名誉社员（2）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行笔至此，顺便插进一段合作社之外的话题。前面说到，祖父在考虑西康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的解决路径时，除了提出发展合作事业之外，还提出另一路子，即“欢迎外资”。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欢迎外资的办法，并不新奇，大多数国家，都是曾采用过的。以美国为例，它今日虽然是富甲全球，然而它的过去还是穷得要命。它在开始建设的时候，也和本省一样的苦于缺乏资本。它穷则变，变则通，它却于此时想出了一个欢迎外资的办法，于是外国资本源源而来，它的经济建设事业，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勃兴。”

但祖父认为在当时中国主权面临危机的国际环境下，不能像美国那样引进外资。他事实上并不欢迎来自国外那些对中国主权有所图谋的列强的资金。他强调：

名誉社员（3）

“必须说明的是，本省的欢迎外资，却不是像美国的那样欢迎外国资金，而是欢迎华侨投资，欢迎国内公私银行或实业团体或各地富绅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十年中，祖父看到了经济建设的第一波浪潮。在这当中，除了有来自苏联的援助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外资引入。那时，有不少华侨青年满腔热情地回祖国参加建设，但因政策原因，很少有侨资被引入进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这些情景，如果看到，他一定会非常理解并高兴的。

回到发展合作事业的话题上来。当年祖父在西康对此事业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看看以下言论便不难体会到：

“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入现代化路线的可能。”“希望大家向着”发展合作的路线“猛进，务期达到成功而后止。”

“风起云涌”、“猛进”这些话语使其激情溢于言表。

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大跃进”背后的激情。我还记得那时许多地方写着“超英赶美”的标语；我们被老师领到炼钢的地方，去看工人奋力的工作。参观完的第二天，听老师讲，昨天在那里炼钢的一个工人，因为坚持工作不肯下班，结果昏倒在工作场地……那背后的激情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赶超。

曾经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赶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专利。但是，从祖父在抗战时期的言论中使我可以看到这种流行观念的错误。其实，那是一个时代当中，一代甚至几代政治实践者的思潮。

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名誉社员（4）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携游（1）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若论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过天晴，祖父、祖母带领哥哥和我，乘祖父的专车离开成都，前往灌县，说是去看一个水利工程。水利对我并不陌生：出家门向右过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纵横；向左走不多远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么样子？

路途中的一个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观水的兴味。在沿一条河行驶的时候，不知道是路坏了还是河水上涨把路淹了，司机李成国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说要把车开到水里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机的判断和技术。有这话，司机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到水里。顿时，车窗两侧水花飞溅，车子如若行舟。司机如此行路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车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脱身上路，奔驰而去。

至今留在我脑海中的都江堰是从山上俯瞰的景象。两江分势，静静流向辽阔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开阔，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庆。那里山夹着江，常常会听到奔腾的涛声。这里却是那么的谧静。

祖父站在山上，远望良久。（那神情，在多年以后的北京十三陵水库边上我也看到过。）这天，他给我们讲了两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又讲了大禹治水的传说。那一次以及之后，我不止一次听到祖父讲都江堰时感叹它的伟大。

祖父不仅因都江堰的伟大而感慨，也因都江堰出在四川而自豪。他曾经讲过：

“川康人创造的性能，很早就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秦朝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兴建伟大的水利工程：筑都江堰，凿离堆，分岷江（亦称外江）水入内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内江亦得借以灌溉，于是内外二江，俱蒙其利，素多水患的成都平原，一变而成年年丰登的沃壤。最奇特的，这种擘划成功于二千年前的水利制度，其所定规模，流传至今，不致改变。民国初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川参观都江堰水利之后，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优良的人工灌溉。”

水利，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建设者心中，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出生在川西平原，受都江堰的滋育长大的祖父，怕也不能免去这一情结吧。当他执政西康得到建设机会的时候，在建设规划中也想到了水的利用，要使“从前看不出水利的西康，”有“灌溉工程”。他也确实这样去做了。比如，他在1942年下半年讲到西康经济建设时曾谈到水利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本年上季已完成雅安青衣渠灌溉工程。现时测量竣事者，还有西昌安宁灌溉区、始阳坝灌溉区、天全坝灌溉区，或正在设计、或设计业已完成，短期内当可设法兴工。现时正在兴工者有雅安周公渠灌溉工程，将来第一期工程完竣，计有受益农田六千市亩，年可增益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元。”

这些信息，仅从他当年的讲话中得来。当时那些“完成的”、“正在兴建的”以及“可设法兴工的”灌溉工程的实际建设状况如何，今天是否还有遗迹，我全无考察，也就不得而知了。

近年从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走近西康》中得知，康定的水电厂也是在那一时期中颇费周折建成的。当时从美国买进了最先进的发电机，准备先运到越南的河内再运到中国，不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河内被日本占领，此路不通。又拟通过缅甸的仰光，还是不行。最后改道大西洋，过地中海，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通过美军飞虎队空运到昆明，分拆包装后汽车拉、马驮、人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康定。用心不可谓不切。那个电厂现在似乎还存在。

携游（2）

那些水利灌溉工程和水电厂都是为使西康“由穷而富”所为。一般而言，这些工程对当地的农业和工业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今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更为广泛的生态视角。从更大的生态角度来看，它们的作用如何，以我的知识储备是不敢做推论的。多年来跑了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不少水利建设，其后果并非都如都江堰那样使经济与生态得以完美结合。在河北调查的时候看到许多河流都被治理得干涸了，地下水位年年下降，以致机井越打越深才能取到水；在山东调查时看到我们从小就吟诵的“天上来”的“黄河之水”竟然断流了；回到当年插队的雁北地区山阴县，得知著名的桑干河已多年无水……建设者的水利情结和努力，在此处得到收获的同时在彼处不一定能结出好果实啊。

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叹都江堰的伟大！

近年得知，都江堰附近又建造了水库工程，这一工程对都江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包括社会学界的周孝政、李强等，都持反对态度。当然，新的水利工程也是得到一批专家论证过的。但愿他们在论证时充分考虑了水库工程对都江堰的影响，考虑了都江堰在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象征意义。

祖父、祖母带我们去武侯祠和望江楼，主要的活动是行走于林间。两个老人走累了，在椅子上歇息时，便放哥哥和我到林子里去跑。到北京后，若问我对那两个公园的第一印象，我脱口说出的一定是武侯祠的古柏和望江楼的青竹。如果用今天所谓文化游的眼光来回顾，那么在武侯祠里祖父、祖母间或向我们提及三国人物，应该是内容之一。像许多四川人一样，祖父熟悉三国故事，也从三国人物的作为中得到过启发――比如，他当年在西康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就想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南征，首先定下一个原则，是‘俱服其心足矣’！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确有他的见地。” 不过，直到“*”中我才知道，祖父虽然勤于阅读，但是在这场运动到来之前的几十年中，他从没有读过《三国演义》及其他小说。几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都是在“*”中消闲读的。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我小时候的三国知识，哪些是从祖父、祖母那里听来，哪些是从其他人那里知晓，哪些是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三国故事，实在已经成为四川许多地方的“地方性知识”，“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人，讲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

2007年，我和妻子、女儿到成都旅游，经刚刚到成都来过的朋友介绍，住到了武侯祠对面的“梦之旅”旅社。晚上，到武侯祠旁边的“锦里”吃小吃，在武侯祠外的街上散步。我和女儿聊起小时候与祖父、祖母在这里游园的情景，讲到1949年祖父发动起义时武侯祠的特殊作用，讲到我的父亲即她的祖父在这一带的一些经历。夜幕中，我突然感到脚下这片地方对我们这个家庭有着一些不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