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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是祖父1949年12月9日和邓锡侯、潘文华将军在彭县联名发出起义通电以后，成都之战的首当其冲之地。

12月7日，祖父和邓锡侯将军潜出成都，脱离虎口，赶到有邓部驻军的崇义桥后，即部署部下按起义计划准备行动。当时，武侯祠驻有祖父的部队，祖父指示该部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根据祖父的回忆，在准备起义计划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12月初，随着解放军迫近，成都的特务活动日益猖獗，有的*党员、*人士和祖父所部在成都城内的工作人员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活动。武侯祠一时成为军事、*的一个据点。祖父等人通电起义后，这里因在成都郊区首先面临军事压力。聚集在这里的*党员、*人士有序撤离了。部队是撤，还是不撤？祖父认为这里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多守一天，就能够多牵制敌人一天，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就多一天主动，因此指示该部坚守。12月13日，胡宗南部以三倍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驻武侯祠驻军发动进攻。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阵地被突破，祖父部下守军大部分官兵牺牲。

携游（3）

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

当时代表*地下党要求父亲出任建国中学校长的，是父亲在华西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胡立民。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成都开会时，遵父亲嘱咐曾去看望过他。他比父亲年长，我们称他“胡伯伯”。胡伯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直到“*”结束后才彻底*。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承允晤面，本应尽快拜谒，因家兄经商外出，一时不能回蓉，只好以后另约时间。请你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目前时机不宜，暂缓晤面，以免播口失风，两均不便也。

信中最后两句，父亲在向我讲述时说，他是记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后，父亲按照四川地下党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说，祖父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晤面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信中的内容，不便告诉胡。以后，四川地下党没有再通过这条渠道和祖父联系。

地下党的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党因某些原因一时不能和祖父面晤的信息，为何不直接告诉负责和祖父联系的胡立民，而要写一封重要的机密信件，让祖父演一出婉拒戏，通过祖父之口 “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呢？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猜测，而客观效果，则是：第一，切断原来的联系人和祖父在晤谈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原联系人环节如果“失风”，传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谈的假信息。地下党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游时才和胡立民谈起。那时两人都离休，因而有时间去闲谈这些往事，去说当年不便说的细节，讨论当时的存疑。胡立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提供的信息是，那时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然，两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测而已。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党领导人所写，当时的考虑，只有决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笼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着祠内团团树影，给女儿讲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这些防范技巧却不知是多少生命换来的。

告别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由这时起，我和哥哥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是记忆中的世旭、世昕、世宽的样子：世旭的脸很圆，世昕小时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个汤圆，世宽的脸色特别白……成都这边的工作人员们则常常逗我们说：“这下好了，就要有‘管火匠’管起了。”“管火匠”是四川的一个俗语，指说话算数的人。在这里，是指我们的父亲。他们在我和哥哥淘气的时候，常常用父亲来吓唬我们。在他们的描绘中，父亲是一个个子很高、十分严厉的人，不会像祖父、祖母对我们那样好说话。

在临离开成都以前，祖父、祖母总免不了一些告别活动，记得有几次是带了我去的。

一次是去“大老爷”家。我们叫“大老爷”的人，是祖父的大哥。在许多年以后，我知道大老爷的名字叫刘文渊。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的老人，表情庄严。大老爷比祖父年长约20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已经80岁了。祖父尽管在其六兄弟中社会地位最高，但在大老爷面前则十分恭敬。我后来听说，大老爷在家中承担了祖父的督学角色。祖父幼时在乡里读书，大老爷对他颇下心力。祖父从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到成都考陆军小学，是大老爷带着他步行去的。100多里的路程不算近，当祖父走不动的时候，大老爷就背上他。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深厚。

祖父临离开成都前，还带着哥哥和我到贺炳炎将军家去告别。贺将军曾是贺龙的部下，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我印象中的贺炳炎将军性格开朗，为人热情，我们一进门就招呼我和哥哥吃糖。他家似乎是住在军区中的一座小楼里，没有祖父在十七街的住宅那样的院子。

我还随祖母去参加过一些妇女界的活动，什么活动记不清了。严格说来，不是记不清，而是从来就没有搞清楚。有一次惟一记得的一个词是“董事”，那些妇女们称祖母为“杨董事”。至于“董事”是什么意思，我却全然不明白。大概正因为不明白，而又觉得这个词很怪异，所以被我记住了。

离开成都以前，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请来一位师傅到家中制作“叶子烟”。

祖父有吸烟的习惯。他吸的是用烟叶手工卷制而成的、四川人所说的“叶子烟”。大概是估计到北京以后，不大可能再买到已经吸惯了的家乡的叶子烟，祖父决定请人做一批烟带到北京去。

一天，家里请来一个制叶子烟的师傅。他个子不高，驼背，说话声音沙哑。白天，他在院子里搭上一个案板，坐在案板旁边工作；晚上，就住在院子那排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他一直在我家忙碌了个把星期。

我觉得好奇，有时就跑到他旁边，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帮他做点下手活，比如去打浸泡烟叶的水。当然，我做这点活，在他看来可能近乎于捣麻烦，只不过不好说罢了。

记得叶子烟的制作过程大约是这样：把大片的烟叶浸泡湿，使之可以平整地铺在案板上；剔除烟叶中的粗梗；把比较大片的烟叶切成比较规整的形状，以便于包卷；在切好的比较规整的烟叶铺平，涂上点稀稀的浆糊，把一些零碎的烟叶放在方面，然后紧紧地卷裹起来。这样，一支烟就卷成了。一支烟大约10公分长，直径公分。我觉得卷制过程很妙的是，每支卷成的烟都是中段略粗，两头略细，形状像我到北方后见到的压饺子皮的擀面杖。而卷烟师傅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妙处，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卷烟最要紧的地方是把握“松紧”，卷松了抽起来“跑风”，卷太紧了抽不动。我始终没有尝试过抽一抽这种叶子烟，所以没有体会。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贺龙吸了祖父带来的这种叶子烟以后，赞不绝口，随即送来两箱精制雪茄烟换去祖父的两箱叶子烟。此事我是听张师傅讲的，没有听祖父亲口谈过。贺龙送来的精制雪茄烟我只见祖父吸过一次，其他的做何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祖父到北京以后一直吸从四川带来的自制叶子烟。也许是这种烟的力量比较大，我几乎没有见到祖父一次完整地吸完一支。他不是那种烟不离口的烟客，通常是吸上几口就把烟熄掉，一会儿想起来又吸上几口。他有一根十几公分长的象牙烟嘴和一根两尺长的竹烟杆，通常是把烟插到烟嘴或烟杆上吸。那支象牙烟嘴，前几年被父亲送给保定军校博物馆了。祖父年龄更大以后，身体不好，医生嘱其戒烟，他便基本不吸了。偶尔，按祖父的说法“叭上两口”，也只是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1959年暑假期间，祖父、祖母携带哥哥和我离开了成都。此一去，祖父、祖母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是在1980年代中才第一次回去，那时距离开成都已经二十多年，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天安门看焰火（1）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也是我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国庆节。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庆祝。祖父带着我们5个孙辈（哥哥、姐姐、我、两个弟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我们到得比较早，上到城楼上时，来的人还不多。一会儿，走过一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又抚摸着大弟弟的头用四川话问祖父：“孙子？”他把“孙”不是念成“sun”而是念成“sen”，是标准的四川发音。

“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

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

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

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

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

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苏联老大哥”，但那次确实没有“老大哥”的感觉。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一边耍去”。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知道”，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到了“*”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

天安门看焰火（2）

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开始的。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而这些“内部发行”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说，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内部”书制度，在“*”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门认为不宜公开、但又需要某些高级干部或特殊工作部门的人了解的国外作品，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被关押的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都是“*”前以“内部”书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里因祖父的关系有了购买内部书的机会以后，我最先读的几本书之一就是《赫鲁晓夫*》。

和今天公开出版的《赫鲁晓夫*》不同，那时出版的是一个节本。在这个节本中，删去了和中国的冲突、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些情况，但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赫鲁晓夫在书中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矿工走到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经历，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内部状况，讲述了斯大林和苏共高层的工作方式，讲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的斗争等等。从书中读到了不少以前至少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祖父的身体已经不好，特别是到了冬天经常住院。我那时在山西插队，冬天农闲时节就回到北京。祖父住院时我经常在医院陪他，需要陪住时晚上就住在病房里，回到家里则要搀扶他散步。那段时间也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时间，读的不少书都是内部书店买来的。祖父有时问到我读书的情况，我就向他讲述。其中，《赫鲁晓夫*》是我向他讲过的一本。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在中苏之间的关系由亲密走向敌对的那段时间中，祖父显然认为此事重大，但态度却十分平静，我也没有察觉到祖父对此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意外或不解。这样一个印象使我后来在接触到和祖父的历史有关的文献时多少有些下意识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和这个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他怎样看待这个邻国的作为。

有一件事使这种交道成为可能，但这件事被他拒绝了。1946年春，蒋介石让张群向祖父转达，要他丢掉枪杆子搞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去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祖父认为这是调虎离山，是蒋介石整垮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惯用手法。于是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作老百姓，绝不愿到南京去做官。此事也就没有了下文。如果祖父去了，如果去了以后确实管事，那么，涉及到蒙古事务就不能不和苏联打交道。因为“蒙藏委员会”的“蒙”，在*的版图中是包括了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当然，这两个“如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小之又小。

天安门看焰火（3）

在祖父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没有和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但是，却和来自法国、英国、日本的势力打过直接或间接的交道。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西南逐渐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祖父入政之后，和法方少不了交往。据父亲回忆，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祖父任四川省军政首脑及退至西康后，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贝珊和祖父时有往来。父亲记得他总是开一辆“铁雪龙”牌汽车到家里来。贝珊后来调到缅甸、越南，和祖父失去联系，听说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和法方交往归交往，而在祖父的观念深处，从民族独立的思想出发，使西南乃至整个中国摆脱法国政治势力的影响，始终是他的一个理念。此事父亲和我多次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法国的政治势力才在西南被彻底逐出。此后，法国在戴高乐总统执政时期，在新中国和西方世界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法国是西方世界中率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一位法国政要曾到家里来拜访过祖父。我还记得祖父在大客厅前的院子里迎接他进入客厅的情形。这位政要是到中国访问时提出要见祖父的，这显然是因为祖父曾为政于西南，而祖父事实上与之并不熟识。听说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工作过。这次见面以后，他又在和平宾馆请祖父吃饭。祖父和祖母带着姐姐出席，而没有带男孩子。看来，祖父对法国人的平等观特征和尊重妇女观念还是挺熟悉的。

至于英国，祖父当年在与西藏方面打交道，特别是产生摩擦之时，是无可回避的，因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西藏。此时，祖父不仅要考虑民族关系的处理，而且受到所谓“外交压力”。祖父对于把西藏问题牵入所谓“外交”之中，是很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对西藏只有内政而不是什么“外交” 。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此形势下，国内每股政治力量、每个政治人物都面临考验，祖父也不例外。他的立场是：抗战到底，决不动摇。祖父在历史上，曾有两次反对蒋介石主政的经历，于此过程中，在国民党内和汪精卫有较多的联系。 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当汪精卫主张妥协而叛国后，祖父立即通电，谴责其“信念不坚，言行逾范”，指出“最后胜利，尤宜并力争取，绝无中途妥协之余地，更无和平谈判之可能”，表示“抗战到底”。

1944年冬季，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西南为之震动。那时候，云南的龙云来电向祖父征询对策，他和“唯民社”的同人商议后答复说：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绝不能有任何动摇。

事实上，在列强环伺、国家危难中成长起来的祖父，以及他们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国家独立、富强的理念远高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在对苏联的关系方面，我想，他定然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而不会去纠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主义的论争。

从尘封的文献中去寻找祖父的思维脉络，使我注意到，祖父在经边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深深感受到国防与外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他有关“国防勿与外交相混淆”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国家关系变化的看法：

“何以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然，将使我们的国防，无目标、无对象、无决心，终致无建树。例如西藏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英、俄垂涎和彼此冲突的关系。然而就外交来说，现在英、俄都是我们的盟友，究竟还防与不防呢？拿印度来说，其情势更难处了。原来它是英国侵略西藏的基点，然而她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盟友，其难处者一。拿英、印的关系来说，我们不能不同情印度对英要求独立，然而这又是我们的盟友――英国――所最不愿意的，其难处者二；说不定日本的势力不久会伸手在印度来，印度为了脱离英国羁绊，也如缅甸一样，去与日本合作，这也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不能不把印度当成敌人，然而毕竟它为了自己的独立，不能不给予同情，此难处者三。至于缅甸已变成敌区，这不用说了。从这样说来，因了外交的关系，岂不是将使我们的国防手足无措吗？这却不然！我们谈国防有个原则，就是‘国防勿与外交相混’。外交是一时利害结合的问题，国防是千年万代立国的基础，绝不因一时国际的变化而变化。与敌国相处，有国防；与友国相处，亦有国防。……就外交的观点来说，环绕国境者，有敌有友；就国防的观点来说，则无论为友为敌，暗中都是敌对的性质，这是二者一个很大的差异。”

在这里，祖父站在纯粹的国家政治人立场，以其特有的坦率，把话讲得十分直白。既然如此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中苏之间亲密也好，交恶也好，祖父不为奇怪，也是很自然的了。

周总理来家中（1）

1959年秋季的一天中午，下课走出学校大门，发现胡同里和往日不同，隔一段距离就有一警察站岗。看样子，有重要人物来临。听街上人说，来的是周总理。

走到家门口，发现这里有更多的警卫人员，我意识到，很可能周总理到家里来了。祖父的警卫员在门口提醒我，不要去大客厅，由左侧走廊直接回后面中院去。见到母亲得知，的确是周总理来了，一道来的还有贺龙和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总理一行中午在家里的饭厅用餐，父亲、母亲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在小客厅吃饭。我只是在到厨房取食品的时候远远看到周总理等人。我吃完午饭就到学校去了，周总理等人何时离开的不得而知。

周总理和祖父谈了些什么，我未听祖父事后谈及。我只是在和做饭的张师傅闲聊的时候，了解到周总理对川菜的一点看法。那天，考虑到周总理是江浙一带的人，又有在江西、重庆等食辣椒地区的生活经历，张师傅在配菜的时候特别注意了辣与不辣相互搭配。用餐后，周总理对张师傅表示感谢，并谈到，认为川菜都是辣的是个误解，其实川菜很丰富，有许多是不辣的。我问张师傅，川菜中不辣的占多少？张师傅说，就宴会餐而言，一多半都是不辣的。在宴会配餐时，通常辣的占四分之一为宜。

在当时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张师傅的手艺颇有名气。1992年到深圳开会，于光远先生带我去拜见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同志知道我是刘文辉的孙子后，说了些称赞祖父的话，还特别问到，张师傅后来到班禅那里做饭去了？我回答，是。他说，张师傅做的饭特别好吃！

祖父是在1942年2月第一次和周恩来会面的。这次会面，是通过祖父的朋友和旧属张志和居中联系而成。当时，他们会晤于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吴是祖父的好友和旧属）。这次会谈高度机密，在座仅祖父和周恩来二人。根据祖父后来回忆，周恩来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认为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反对*。周恩来表示，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他向祖父建议：应当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力量的团结；而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必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他的看法是，西南地方力量当时有条件这样做，应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这次会面达成的一个操作性协议是，*中央派员到雅安，在祖父任军长的24军内设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是年6月，*中央派王少春夫妇和报务员石励携带电台到雅安。 为防止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捣乱，祖父将他们安置在苍坪山下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保卫。王少春和祖父直接联系， 当祖父离开雅安的时候，指定张伯言和杨家祯参谋长和他联系。从此，祖父和*中央有了一条直接联系的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祖父得以及时了解*中央对局势的分析和态度以及有关政策。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也通过这部电台和祖父沟通。祖父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是，1949年刘邓大军即将进军大西南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向祖父及时通告，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并嘱咐祖父，起义行动不宜过早，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祖父对周恩来如此细致周到的关照十分感念。

周总理来家中（2）

祖父与周恩来的政治交往，无疑是首先看重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这一政治背景。然而，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和人格特点也无疑使祖父乐于与之往来。祖父晚年曾和我谈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精明过人，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的意图；为人周到。

除了设于祖父军队中的电台这一渠道之外，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有时也通过中国*政团同盟的朋友向祖父转达一些意见。比如，1945年初，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周恩来在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南京之际，嘱民盟朋友向祖父转达说：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避免，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并提醒祖父：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支持，谁也站不住。他希望祖父把西康工作做得好一些，取得人民支持。

祖父和中国*政团同盟（这是中国*同盟的前身）有较深的渊源。1941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召开会议，联合组成中国*政团同盟，推选张澜任主席。在中国*政团同盟酝酿成立期间，张澜曾多次和祖父会晤商讨，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予以合作。祖父向张澜承诺，对中国*政团同盟将在政治上配合，经济上尽力协助。此后，祖父的确是这样做的。同时，祖父也通过该同盟扩展了政治联系。

祖父虽然和中国*政团同盟领导联系密切并对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但在一段时间中，他并不是其成员，和*政团同盟的政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和张澜的个人联系去体现，对外则以同情者的面目出现。祖父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人士于1941春年组织了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该团体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中国*政团同盟的活动或对之支持。参加“唯民社”的有共产党员、*人士，其中大都是文化界、教育界名人。“唯民社”成立以后，创办了《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唯民周刊》等刊物，以及书店、报纸，宣传抗日和*思想。关于“唯民社”的成立过程和宗旨，祖父在其回忆文章中曾有所叙述。 为了使回忆更加准确，祖父在1960年代准备写作时，曾请一些重要当事人协助提供资料。在祖父去世后搬家时，发现有的资料居然没有在“*”初期的抄家中遗失。父亲把这些材料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唯民社”主要成员李相符（李是共产党员）写的“唯民社”成立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在一九四一年间，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已日益暴露消极抗日、积极*，同时在大后方借‘抗日’之名，加强一党*。特务横行，压制*，引起全国人民不满。即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几个经常来往的朋友（其中有邵石痴、马哲民、黄宪章、杨伯恺、李相符等），在一次聚会中（地址在邵宅，时间约为一九四一年春），根据自公（祖父字自乾，这是尊称――笔者注）的授意，我们一致认为，为开展后方*运动，有成立一个政治性团体的必要。后经几次商议，便决定成立‘唯民社’，邵石痴主持财政，马哲*持宣传，李相符主持组织。后来，‘唯民社’发展社员约三十余人，多数为成都各大学教授。记得在重庆方面参加的有朱蕴山和邓初民。‘唯民社’的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实行*’。”

周总理来家中（3）

至1944年，张澜向祖父讲，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应当正式入盟。祖父同意张澜的意见，遂申请加入民盟。这样，祖父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加入中国*政团同盟申请书，履行了加盟仪式，成为正式盟员。张澜考虑到祖父的特殊处境，将申请书当面焚毁，这意味着祖父是一个秘密盟员。祖父的秘密盟员身份，只有张澜等极少数人知道。

1945年10月，在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的政治出现新的格局，前景展现出新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中国*政团同盟内部发生分化。分化之后，中国*同盟成为独立党派。中国*同盟召开临全大会，推选张澜担任主席。在会上，祖父被选为中央委员，身份仍旧不对外公开。

*同盟临全大会以后，鉴于“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政治纲领中，且该社主要负责人大都参加了民盟，遂停止活动。

那时，国民党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1946年5月，祖父与国民党内及民盟的一些人物，包括李济深、冯玉祥、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重庆聚兴诚银行举行秘密会议，分析局势。据与会者分析，未来的发展可归纳为两种可能：第一种，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第二种，政协失败，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内战。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第一种局面，应当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如果出现后一局面，则应联合国民党内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1947年冬季，李济深委托朱蕴山到成都找祖父，商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祖父未亲临成立会。在会上，祖父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化名杨宗文。民革川康分会正式成立后，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发展组织，同时联络各县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都成为参政、议政的“*党派”组织。听父亲讲，由于祖父兼有这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而向周恩来征询去留意见。周恩来的意见是，还是作为民革成员为妥。祖父遂退出了民盟。这样一个安排，从后来的政治进程来看，客观上使祖父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民盟组织中形成的尴尬。

回顾祖父和民盟的关系，不乏一些令人回味之处。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组织，但是在中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它也发展了像祖父、龙云这样掌握枪杆子的地方实力人物为秘密盟员。这样的举措，固然包含有民盟政治领袖张澜等人的政治大略考虑，但也和蒋介石集团对于像民盟这样有独立政治主张的政治组织的压迫包括暴力威胁有关。在一个没有和平竞争环境保障的多党格局中，受到政治压迫和暴力威胁的政治组织要坚持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寻找特殊经费来源和必要的安全转移地。而像祖父那样在思想上认同民盟政治纲领，政治上对民盟有所依凭，私交上与民盟领袖有互信的地方实力人物，正可以在一定时候和一定程度上提供某些经费支持和安全保护。事实上，1947年，当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之际，成渝两地的一些民盟负责人正是转移到祖父控制下的雅安坚持斗争。

这样一幅多党政治格局图景，离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多党和平竞争的理想状况相去甚远。但却是历史进程中现实的一幕。我有时甚至想，如果共产党没有很快地取得国家政权，而蒋介石集团对其他政党的暴力压迫再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像民盟这样由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会不会也被迫走到武装割据的策略路线上去？

政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精英人物的设计，但或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充满传统羁绊的现实基础上逐渐演变的。辛亥革命以后，社会精英们拿来了国外的多党蓝图，但却演变成了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竞争；拿来了共和口号，却演变成了军事割据。这种怪异的状况，和当初的理想相去何远！最后，中国共产党以充满中国特色的方式取得政权，实现大陆的基本统一与和平，并建立起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几经曲折之后，实行了充满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持续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此间的道理，颇值得研究。当然，变迁的过程尚未结束，此时下中国政治制度已经定型的结论尚早。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祖父的故事上来。听父亲说，贺龙有一次和祖父谈话，示意他写入党（中国共产党）申请书。祖父以他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他说“身虽不至，心甚向往之”。我问父亲这件事是在什么时间，父亲回答说，是在“反右”运动之后，大约是1958年。祖父是1959年调北京工作的，贺龙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就到了北京，以此推断，这次谈话很可能发生在祖父到北京开会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