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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中央情报局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我驾着新买的富豪车，带着妻子和儿子，行驶在静谧的北维吉尼亚郊外。儿子突然问我：“爸爸，你再也不用为恐怖分子的事儿操心了，是吗？”
“是的，彼得，再也不用了。”
在中情局偷偷摸摸22年，终于结束了，那不为人知的成功与艰辛，欢乐和痛楚，似已倏然而去，藏匿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但我们的儿子对我的过去到底了解多少？
当我们在国外时，他确实知道一些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事，作为海外美国人，这也是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
在这一点上，我妻子和子对于我和我在中情局的工作，又了解多少呢？
我极少和她谈到我的工作，除了有一两次，在紧急情况下，我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外，她对我的工作只有很粗略的了解。绝大多数事情是不能向她说的，也无法解释。
这真是一大遗憾！我思忖，应该更多地让和子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即使那种生活是多么的不愉快，或是索然无味。也应该让彼得知道，他的父亲曾是一个合格的情报官员，在他20年的“非官方行动”中，经历了许许多多极端困难的情形。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以至于我的朋友不止一次地建议我写一本书，描绘我所谓“多彩”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道，我作为情报官员还有另一半的生活。
我想也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过着紧张。放纵的生活。但我娶了一个好妻子，朋友们都说是百里挑一，我艳福不浅。有好几回，我都因病而几乎不治。
记得有一次，两个名符其实的内科医师宣布我病危，连悼念仪式和葬礼都做了安排，不过，这些善意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
22年来我是一个公认的酒鬼。有一天我认为我必须戒掉这一恶习，于是向妻子和儿子作了口头道歉和承诺，从此，我再也没沾过一滴酒。
我很忌医。我蛮横地强迫自己去攀登比萨斜塔，治好了严重的恐高症。我有机会结识高尚的神父，向他们学习新的生活。我不顾梵蒂冈严格的保安条例，以个人的身份，送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柄锋利的刀，那是我专门为他设计的，我还教教皇如何握刀。
在双重生活的另一面，职业生涯里，我被列在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方行动”中，与一般情报官员截然不同，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运气不佳的遭遇”。同敌对的情报官员碰杯，被全副武装的敌对分子围困在办公室里……我经历了多次濒临毁灭的生死关头，还可能有更多的类似情形，因为得以及时逃脱，而未曾意识到。我体会到这种特殊职业中最令人自豪的一面，也体会到最令人憎恶的一面，说来遗憾，我发现危险的敌人不是我的对手，而是我的同事。
就像是一时冲动，我发起了宏愿：“我要为你写一本书，写写我的过去，让你了解我以前做过的事。”
“太好了！那这本书会不会得普利策奖？”
天啊，彼得总是百分之百信任我的能力。和子已笑得前仰后翻，插话道：“或许吧，没准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呢。”她是否相信我能够使她不再持怀疑态度，她竟不知道她嫁了一个可能竞选普利策奖的男人。我无心理会这傻女人的哄笑，我得专心驾驶。
就这样，我给自己强加了一个任务，写本关于我自己的书，就算不给别人看，也至少要给我的妻子和儿子看。我可不想让他们认为我食言。读者们也将看到，我确实曾经有过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或许有的人会说杂乱无章，其实，是绝对的幸运和独特。我许多朋友和同事也不断地鼓励着我，对的，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
在阴险虚伪和传统的道德操行并存的情报圈里，我生活了二十多年。自己的经历，和在这个圈子里的所见所闻，每每都是有趣的故事。就此，我也希望我能在某种程度上，描绘谍报工作这一职业的特点，描绘中情局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NOC ）
的生活和工作。我敢肯定，你不可能在你意识到的时候遇见NOC ，更不可能遇到会向你讲述谍报工作的酸甜苦辣的老NOC ，因为他们是不能公开身份的。
直到近期，在1995年2 月，《时代》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三页纸的文章，公开谈到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NOC ）所扮演的角色。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即使是NOC 这个名词也是要保密的，也有人怀疑我能否以NOC 为体裁写书出版。
我的故事是从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与中央情报局的人接触开始的。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那么您持的是什么签证呢？”接待我的是一位身着白领套装的女士，她以平静的目光审视着我。
我回答：“旅游签证。”
她看了看我那一页半纸的简历，上面列出了我的学历和我所精通的五种语言。
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显然她诸练于对付像我一样的不速之客。她用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轻松口吻，开始向我发问：“嗯，我们是常常需要语言教师，但这都只是暂时性的，而且……”
“哦，不，不，我是想做一个间谍。”
她仿佛被噎住了一样，语塞起来，咳嗽了几声。她可能连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外国旅游者会闯进中情局的办公室，而且想当“间谍”。
我连忙接着说：“我刚从巴黎来。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向大使馆提出了加人中情局的申请，他是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但我只得到一次回复，以后就再没消息了。请打个电话，或有没有其它办法查一下，我保证您会从你们的档案里查到我的名字。”她回复了平静，看着我说：“那么，请您在房间外面等一会儿好吗？”
虽然已经在西方生活了差不多十年，我还保留着东方的礼仪习惯，我微微地躬身致礼，然后走出房间，坐在等候室内等待。这就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中央情报局招募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这是1965年10月9 日上午。我抽出一支烟，点着火。等候室是一间长形的屋子，我环顾四周，没看见像007 一样的人物，只有两三个文秘打扮的人。我竭力保持“沉着”，好使自己看起来有点007 的味道。
我的烟才抽到一半，门开了，那位女士叫我：“洪先生，请进来。”
我进屋坐下，察觉到她脸上有一丝笑意。她靠近我说：“请看一下，然后签名。”
这是一份中情局的保密合约，每一位雇员和申请者都要签署。我逐字逐句认真地看着。
映人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使我觉得有些轻松：即使在很艰苦的困境下，合约中也不要求我自杀。
有一件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记忆中。1960年，美国飞行员弗朗西斯·格里·鲍威尔所驾驶的U －2 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当时曾给他配备了自杀工具，但是他没有使用。
（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两人都相信，在U －2 飞机的飞行员弹射装置上配有自毁装置，于是他们认为飞行员不可能生还。白宫就此谎言否认，以致于后来被赫鲁晓夫大肆利用。）
那时我正在巴黎，在电视上看到了赫鲁晓夫大声叱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拒绝会晤艾森豪威尔、退出会场的镜头。我签了字。那位女士告诉我今后会与我联系。
我走出了招募办公室，心里说：“成功了！”1965年从巴黎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毕业后，中央情报局是我唯一真正想去的工作单位。“回到1960年，那时我还是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的崇拜者，看了他最喜欢的由伊安·弗莱明写的007 故事。
那些o7故事和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常使我内心泛起激动的波澜，就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
从1960到1962年，除了礼拜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拉斯巴（后面还会谈到这个可爱的地方）的巴黎美国学生和艺术家中心消磨时间，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聊天。
他们当中有一位从苏联来的学生，名叫尼古拉，和我关系很好。他是巴黎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但是，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在做什么研究工作。
尼古拉的语言才能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从未在那些国家生活过，也不可能去过，但却会流利地说那些国家的语言，比如他会说弗朗哥军阀说的西班牙语。有一无我问尼古拉他会说多少种语言，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10种。”
我自己会说五种语言，也有朋友会说四种，五种甚至六种。我知道掌握五种语言可能不算特别，但他年仅26岁就可以流利地说10种语言，何况他又是学物理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算是要保持而不忘记这些语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尼古拉知道我憎恨独裁。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喜欢台湾蒋介石的军阀王朝，而且较为开明，能接受一些有益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天晚上，尼古拉和我在他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闲聊。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说我应该考虑为社会主义工作。
我感到疑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尼古拉说蒋介石王朝肯定要被推翻，我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台湾，秘密地为这一目标工作。（不是真的吧！？）
我读过很多真实的间谍故事，尤其是里查德·索杰的故事，这位德国记者事实上是苏联的超级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日本工作。我明白尼古拉想叫我于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里查德·索杰最后于1944年被绞死在日本监狱里。（1964年，苏联追认里查德·索杰为苏联英雄，并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他是历史上唯一被授予这种荣誉的间谍，而且是追授。）
我不禁紧张起来，想着如果我给他否定的回答，尼古拉会怎样对我，他可是空手道和柔道高手。对于搏斗我也不是新手，和往常一样，我随身带着弹簧刀（关于这柄刀还有其它故事。）车内空间狭小，这对我有利。
我闪烁其辞，哺南地向尼古拉暗示我不愿直接拒绝他。
尼古拉终于明白，他无法使我成为他们的间谍。从后来我在中央情报局多年的发展间谍的实际经验来看，我当时的朋友尼古拉是一个拙劣、粗心的招募者，可能是为克格勃发展新成员，在同行中打分可能不会超过D 。
对不起，尼古拉。
尼古拉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后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碰面是在我毕业考试后不久，在一间餐馆中撞见他和他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要去古巴，可能还要去美国。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间谍活动。大概在此同时，《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是欧洲版《时代》的封面故事），使我非常感兴趣。
这就是当时的我，30岁，在世界知名学府学习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将来却一无所知。
从1956年1 月离开台湾，到1965年加人中央情报局，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故事，有时还很不幸，有些相关的还会在后面提到。现在说说我是如何加人中央情报局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很特别的。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在巴黎我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学习国际关系，还接受了社会礼仪、文学、历史、艺术、音乐、时装和女式服装设计等的熏陶。——至今我还十分羡慕。我非常健谈，可以就许多不同的话题不停地谈论几个小时，尤其当谈话对象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时，我说起话来更加滔滔不绝。
如果我想的话，可以用我在这方面的熟练魁力去引诱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常有。
也有不值得人赞赏的一面。很久以前我就有了扑克骗于的名声，追求女色却又歧视女性，总的来说，我过去还是一个“酒鬼”——这是东方人为需要治疗的酗酒者所加的称谓。
我穿着保守而潇洒，谈吐温文尔雅。我也能与人争吵和打架，甚至拔刀相向，刀是我喜欢的工具和武器。
有人喜欢我，自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地恨我。
总而言之，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智力出众、心智灵活、胆大，具有一定的道德原则，会五门东西方主要语言，终日醉熏熏却能自控，我想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间谍。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在巴黎生活六年，我几乎没有用过我的母语——台湾话和国语，因此忘记了不少，今后我要努力，重新掌握这两种语言。
到过招募办以后不久，中情局同我联系，要我到弗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去参加所谓语言测试。那时我刚好得了风寒，想用空腹喝兰姆酒的方法进行自我“治疗”，结果是昏睡一场。
更倒霉的是，他们只考我中文国语，不考其它的语种。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的国语已忘了差不多一半，而我的强项是日语和法语，却都没派上用场。由于我曾长期努力研究日本文学，我说得最好的是日语。我的法语水平说起来虽然会使我的母校蒙羞，但与一般讲法语的相比，却也是很不错的。
当时，中国还是美国所谓的潜在“敌对国家”，我必须面对这种情形。
虽然我申明我不愿做什么翻译或语言专家，他们还是要考我的中文（中情局的官员通常都是很善于说服人的）。
考试分三部分：最简易级。简易级和高难度级。
我头痛欲裂，“最简易级”还勉强得了60分，“简易级”几乎为零分，而“高难度级”则考都懒得考，我准备同他们争论，对于马卜要成为杰姆斯·邦德的人而言，这种考试真是一无是处。
用过极其简单的午餐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所谓的“密室”。
我后来才知道，密室是中情局用来召开秘密会议的房子或公寓、在这之后多年的工作中，我也用过很多的密室，这些密室都并不多，冷森森的，没人情味，也常常没人住。
在那间密室里，有两个心理学家正准备给我做心理测试。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较深，因为他说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而那是弗洛伊德所在的学校。中情局能将全国最好的专业人才网罗于麾下，今天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在以后我还感受到，中情局其实着意于网罗全世界的英才）。他们还向我介绍了那两位心理学家的名字，但我觉得他们可能用的是假名，或者是难记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他们将对我进行资质测试，以确定我适于从事何种工作。
这项测试无可避免地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影响我的自信心，影响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这种测试和我们通常所见的智商（IQ）测验差不多。接受测试时，我眼里充满血丝，嘴里喷着酒气，测试分十个部分，包括了知识面、判断能力、计算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等等测试内容。有的测试是用码表计时进行的。测试过程中，两位心理学家对我都很平和与关切，给了我不少帮助。
我觉得我的成绩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好几次问起我以前是否接受过或看过这种测试。我说从来没有，我在欧洲六年，两个月前才来到美国。
我不想在此透露这些问题的细节。有些问题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方面因为我取得了好成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一个特工接受测试时，我曾作陪在侧。到底是只有一套测试题还是有好多套，我不得而知，但那个特工的测试题与我的基本相同，这无疑又加深了我的印象。
在允许的范围内，我用一点篇幅来描写一下这种所谓的资质测试，这并不是想夸耀我的成绩，而是想说明这次测试对我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我的知识面测试成绩不错，在感知和逻辑测试中还获得了最高的门分，这当中有一道试题非常难。
迄今我还不知道那两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否绝对真实。但我十分乐于接受我所取得的上佳成绩。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言不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成绩上骗我，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觉得他们给我打分确实很准确。
不管怎么样，经过一番苦苦思索，我终于把最难的那道试题给摆平了。我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我之前还没人能回答那道题。为了确定不是出于运气或侥幸，他们还要求我一步步地将我的思考过程解释给他们听，最后终于满意地点头嘉许。
在做一道数学题时，还没等听完整道题，我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使他手持还没来得及开动的码表，目瞪口呆。我又心算了一遍，重复答案，惴惴不安地对他说：
“我是算出来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有一道计时题也很难。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觉得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我微微躬身，不好意思地说用了太多时间。那位学者却笑道：“你只用了60秒，以前有人做这道题却花了10分钟！”
我被迫放弃了一组记忆题，因为我觉得头痛欲裂，脑子里实在无法再塞进更多的记忆内容。
在我行将完成测试的时候，天空下起了一场暴雨。我们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一位官员从总部到密室来接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和这两位心理学专家交谈，使我获得了一生受益匪浅的心理优势。
他们向我解释，我的测试成绩非常出众，我得了152 分，是他们过去三年来所见的最高分。
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还不大相信，又再次加以强调，说他们不仅仅只是测试中情局人员，还测试许多其它政府部门的人。其中一位还打着手势比划着，说“测试记录足可以装满两个大文件柜”！
我问他们这种测试同智商测验如何相比，他们回答：“基本一致。”
我知道智商高于140 就意味着是天才，而且一个人的智商与年龄有关，年少时智商往往较高，但随年龄增大，人的智商就会大打折扣，受到环境、常识、经验、社交技能和成熟与否的影响。
另一方面，智商是没有上限的，但这项测试却有最高分，170 分。于是我意识到我确实做得很好，我开始有点后悔，不应该放弃那部分记忆测试题，那是我十项测试中得分最低的，才得了13分。
他们的总结评语是：“你很优秀，非常有能力，可以从事任何工作，不过你现在申请的工作除外。”
我不禁感到疑惑，问他们中情局到底跟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工作。他们笑了，说他们认为可能是让我从事翻译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来这里想做的工作。
他们说我应当和负责的官员好好谈谈。
我极其幸运，能够详细了解这次资质测试的结果和含义。其他的申请者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的解释。
不期而至的暴雨给了我和两位心理学家交谈的机会。告辞时，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告诉他们我能得到高分非常兴奋。
在巴黎艰辛求学的最后两年中，我变得有些神经质，主要是因为学业的压力。
我甚至害怕法国式的必要的握手。我的手常常因紧张而汗湿，即使频频用装在裤袋里的手帕擦拭手掌，也无济于事。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我缺乏自信引起的，因为当我在充满诱惑的气氛中抚摸女人的裸体时，我的手掌却能够保持于燥和轻柔。
从这次测试以后不久，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再也不会汗湿了。
仅仅是一些数字结果，有时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真使人诧异。
这次测试可说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岭。
在台湾我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虽然这些学校的人学考试总是很难，但我总能过关斩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我历来对考试分数不感兴趣，常有达不到及格线的危险。
虽然我知道我聪明，但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在生活中有时极其自信，有时又很悲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反反复复。
因此，听到可信任的专家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评价褒扬，实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负责招募我的官员大肆夸奖了我一番，不仅说我的资质测试成绩优秀，表现上佳，还恭维我说我的语言测试成绩也很优秀。
这使我转而对他所说的有了一些怀疑，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知道，为了使别人感觉不错或使谈话更为融洽，人们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也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不例外，与其它机构的人员相比，还需更频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谈话技巧。在间谍这个行当中，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如果对自己人也这样，肯定会产生不少问题。’我被告知还要经过测谎器的测试（通常所说的“黑盒子”）。记不起我是在何时何地进行这项测试的。虽然我对于我酗酒和好色的习惯有所不安（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都是“禁果”），但我顺利地通过了测谎试验。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扑克牌场上颇有名气，在测谎时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关心的是我是否与其它国家或政治团体或情报机构有秘密联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清白。
对应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实性进行测评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安全清查”的过程，所花的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背景可能要花六到十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被考察人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对于外国人和居住史和雇佣史复杂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长。总之，要清查与应聘者过去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这样清查有多彻底。我听够了许多与安全清查有关的笑话。一个年轻妇人曾对我说过，有两个安全人员走进她所住的大楼，跑向她，毫无疑问把她错当成了我的邻居，然后开始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不问她姓甚名谁。
我从没听到我在台湾或在其它地方的朋友或亲戚，谈及他们有没有被美国政府官员询问过。他们可能被禁止将曾被询问过的事告诉我，但我敢肯定，有过的话他们一定会告诉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人向他问及关于我的问题。他向我描述他被问话的情形，仿佛他为我说了不少好话，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从不掩饰和隐瞒我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无法被人接受，也依然如故，我就是我。
几年后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中情局被称作是“毛遂自荐”式，这种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极少受到他们的重视。中情局走出大门到大学公开招聘人手，常使想加人中情局的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在ho年代中期，还没有采用这种公开招聘方式。
而后，中情局就会考察学生。学者、政府雇员等等，因为中情局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当找到潜在的有用人才后，他们就创造所谓“机会”或巧合，邀请待选者申请所谓“工作”。这种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许多同事开始时都认为他们是在向国防部申请职位。
曾有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谎试验时，还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问：“你总是说‘局’、‘局’的，到底你们是什么单位的，是不是‘部’呀？”
这时他正要被绑住与测谎机相联，如果告诉他真实答案，他一定会休克过去。
前中情局长官爱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的艺术》一书中谈到，在50年代到cd年代早期，每100 个被调查后受邀请的申请职位的应聘者中，只有一个被真正录用。
中情局的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在我长时间地等待安全清查的过程中，中情局的有关官员建议我将旅游签证改为学生签证。那时我暂住在纽约曼哈顿。中情局只允许我将秘密的供职情况告诉家里最可靠的人。于是我将我申请中情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
并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安全清查人员的问话c 我的弟弟们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以及我酗酒的情况，当他们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请应聘的单位时，都感到不安，这一点我很理解。他们建议我找个其它工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却非常坚定（说固执己见可能更贴切些），自信地认为我终会被中情局录用的。
在纽约，我开始加人一所打字／速记学校，并如愿以偿地转成了学生签证。虽然我轻松地练习，但我的打字和速记水平与专业水准却相去甚远。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枯燥和凄惨。我为自己在经济上还靠父母供养觉得十分内疚，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时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挑战，中情局也没有保证一定雇佣我，我也没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总沉溺于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可能就是这最后的项目。
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个不同一般的特点：第一，我曾经历过比一般人多很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机遇，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幸运或倒霉、神秘的侥幸时刻，在关键场合或非常时刻会见重要人物。诡秘惊心的经历可谓是数不胜数。
我感到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标。或者，我以后也开始相信，我常得益于神灵的估护，虽然我认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欢追求卓越，挑战极限。
我通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前是，但自从中情局要我改变这种态度后，就再也不是这样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称作“操心的甲壳虫”，因为我反复检查确认，事无巨细都操心，一心为了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一直满怀希望。但我极少开只有1 ／3 油箱汽油的汽车。
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开着时速超不过50英里的汽车，而汽油却很快地消耗到最后一滴，这是多么糟糕的经历。
简单地说，我学习东方的宿命论，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主义，法国现实主义和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把它们全部揉合在一起，与情报工作中的冷酷和彻底的实用主义相结合。
我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病痛，即使我乐于捐献，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于医学移植了。
这些年中，我得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痛风，两次胰腺炎，然后又是糖尿病，高血压，哮喘，肾脏并发症。一种治疗肌肉疼痛的药物对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却引起急性药物中毒。
我长期滥饮，肝脏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内科医生给我的肝脏下了评语，说是“一间极欠缺工人的破落工厂”（但是，当我在15年前戒酒后，我的肝脏功能又恢复了正常，尽管还“伤痕累累”）。
在过去的位年中，我有五次因急症而有生命危险，被送人特别治疗部接受紧急治疗，但每次都闯了过来。
去年，我被意外地诊断为患“明显的冠状动脉病”，可能要做心脏多路搭桥手术。但是经过五个星期的新型药物治疗，和在妻于的监督下节食、锻炼后，医生在我身上就再也找不到冠状动脉的病症了，外科手术也因此幸免。
我不仅在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总是如此，对工作，对爱妻，在癖好和兴趣上，也都有走极端的倾向。有时略有收敛，但事后又依然故我。通常是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危害性，也每每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第三，我感到许多人，尤其是女人，非常信任我，会告诉我他们不愿向人透露的内心想法和经历。
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很开明坦白，对人毫无敌意（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会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大家都认为我处事慎重，这是受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熏陶所致。我相信人们会感觉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不怕将秘密告诉我。
能获得如此信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我也从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想我的这一特点在我的情报工作中帮了大忙。
本书中会写到很多人的隐私，但我相信一般人是无法猜出书中有关人物的真实身份的。
书中也批评了不少人，但如果他们不是自己站出来承认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只有与整个事件密切有关的人士，才能猜测到可能是谁。如果有人执意要站出来，声称他们即是书中所影射的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我也表示欢迎。
我隐去他们的姓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事实还有档可查。
我不怕和他们就事情的真伪，在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中进行对质——我说的是由中情局专家主持的，而不是人们在电视和电影上见到的那种测谎器试验。
对于很多因属机密而无法泄露的详情，我相信中情局这种严格的测谎器试验可用来辩别真伪。虽然对测谎器试验还有很多争议，但中情局的测试人员往往非常熟练，如果所提的问题巧妙恰当的话，结果是可信的。
有人说通过简单的药物抑制或心理训练可以骗过测谎器，但你能假定熟练的专业测试人员只会准备一些常规问题吗？
我知道问什么问题可以证明事件的真伪。可以要挟这场“真伪之争”的输家用0 ．45口径的手枪吞枪自尽，这能威慑说谎者，令测谎时人人都诚实坦白。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种事上如此要挟，不会是太激烈了点？
此外，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测试人员面前，什么如“诚实鸡汤”一类的魔药是不可能奏效的，催眠术也一样无济于事。
自从中情局的艾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被曝光以来，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已备受指责。但我始终认为这套系统没有大问题，只是测试人员的缺点所致。我曾经问过我的同事，讨论过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例，我们都认为如果好好运用，测谎器试验的结果会是很准确的。之所以发生差错，可能是由于仪器的使用者不够警觉专注，没有问及所有的正确问题所致。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官员在谈到“接受测谎试验”时都会紧张起来，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如果这些有经验的专家能骗过测谎器，为什么他们还会紧张？无论如何，他们本身就是专门研究说谎的人。
从资料上看，最初的报告表明里克·艾姆斯并未全部通过测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测试资料还不足以完全作出结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更为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测试。
关于女人，有不少曾与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亲密，这使我觉得非常快乐，也很自豪。但我永远不会泄漏与我有关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事是我和妻于一同谈论过的，但她从来不知道，也不问我到底谈论的是什么女人，可以说她毫不在乎。
我还忍痛割爱，舍弃了一些故事，因为其中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的身份有可能会被人猜测出来，哪怕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和正当的理由，我是不会去揭别人的隐私的，因为这要么是非法的，要么是道德上不允许。
在今天的社会，似乎到处都在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不管后果是否很糟，这种行为绝对是不可取的、错误的。遗憾的是，还没有不确切、有效的措施来界定和禁止这种行为。本书中也会有这样的例子，但普通读者也难以猜出所涉及的人究竟是谁。
我一次次地打电话到中情局，催负责对我进行安全清查工作的有关官员。虽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效果，但从他的答复中还是可以感觉出中情局准备雇佣我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却是一个扑克牌高手的本能感觉，对这种感觉我有信心。虽然看不到那个官员的面部表情，但从他谈话的用词、呼吸停顿、语调和时间上可以进行综合判断。
我有一种可以抓住现场形势和迅速作出自我反应的本能，这无论是在我以后的谍报生涯里，还是甚至在作为商业顾问的时候，都是我的一个优势武器。在以后章节的叙述中每每有这种情况出现。，1966年8 月的一天，足足等了10个月之后，电话终于来了，告诉我已通过了安全清查。
我带齐了我的全部身家，奔向华盛顿特区。
在中情局总部，我见到了负责我的那位官员，但没见到那个最初见到我并保证我会拿多少多少薪水的负责人。合同里给我的薪水属于很低的GS－6 档次（联邦政府公民工资档次纲要也适用于中情局雇员）。第一期年薪为5950美元，这即使是在当时，也是很低的工资待遇。我并不企求我的薪水多高，但作为一个在世界著名学府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且精通五门语言的人来说，我希望拿到的“多少满意”的最低年薪是7000美元。
我觉得很沮丧，不想签雇佣合同。我在那儿等负责官员露面，要问他一些有关的问题。我一直等到在场的官员发怵，他们回答我说他们的头儿“不在城里”。
为了这个工作我已经等了10个月，现在只有在合同上签字了。我终于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于我签约的故事还有下文。不久后我得知，其他的中国人所签的年薪和我一样，但一个学业背景和我相近的白人，没有硕士学位，会说的语言还不到三种，却得到了GS－7 一级工薪，每年高于6600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他经过六个月培训生（CT）阶段后，薪水可自动提高到GS－8 的档次。
不过我要说明那时还是1966年，很多工种还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干。而且，很多中国人拿的是学生签证。对刚刚被雇佣的人而言，被当局允许给予永久居住权（即拿“绿卡”）已是“天大的恩惠”了，还管什么中国雇员薪水在第一年内获升迁，和一年期满后要作考查以决定是否值得升迁的规定呢？
但是至少他们应当坦诚，直接地告诉我我可以获得的薪水档次。（后来，我在东京的上级知道了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向高层作出抗议，像我一样的雇佣人员的初薪提高到了GS－7 档的第一级。但与此同时，白人的初薪却又提到GS－8 档的第一级。依然是不平等。）
我很不高兴，很尴尬地致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很低，年薪只有6000美元”。同时，我暗下决心，要勤奋工作，实现自我，以尽快获得加薪。
我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高出其他人，资质测试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骨子里是一个战士。我要当面质问当初在薪水上误导我的那个负责官员。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不在城里”，而是突发心脏病，仅42岁就死去了。
前言
人们常说妓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当，我同意。我们的社会，从最初的雏形伊始，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许多职业行当，妓女应该也是其中的一种，还有的，比如贸易和商业、军事和独裁。密探和间谍、偷窃和抢劫、神职和医务等等。至于这些行当的出现谁先谁后，却也无须深究。到后来物换星移，有的行当消失了，有的演变发展了，有的则依然如故。
问谍活动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神秘的色彩，险象环生的场景，枝盘节错的离奇和奇诡黠诈的智勇争斗，每每扣人心弦，令人兴奋，也每每使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我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行动局了作，担任了近22年的职业情报官员。
我的名字被列人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方掩护人员”名单中，少有的几达20年。
这本书取材十我担任情报官员时的经历和感受。书中有的故事是真实的，有的则纯属虚构。
我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将一个曾过着特殊生活的主人公奉献给读者，讲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观，并感谢上帝的垂恩，使他虽历经劫难，而终得幸存。
本书的写作素材曾经美国中央情报局审查，下面是CIA 关于本书的声明：“这些材料已经过CIA 审查。这种审查，不代表CIA 证实这些事件或CIA 的意见，也不代表CIA 支持作者的观点。”
我由衷地希望，本书的读者们会觉得无此特别声明的必要。
浅谈中央情报局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央情报局，介绍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和一些公众甚少获知的情况。
首先我要澄清在小说、电影，甚至在不是随意杜撰的书籍、新闻文章和广播中常常被混淆的一些术语。
蓝登书屋（Rndonl House）出版的字典中对“间谍”和“情报”这两个词是这样解释的：间谍： 1．秘密接近他人并偷窥对方行动和文字言语的人。
2 ．由政府雇佣以搜集他国的秘密消息和情报（尤其是军事和海军情报）的人。
情报： 1．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消息； 2．由上述消息所作出的评价结论； 3．获取上述消息的建制机构。
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是一个间谍机构，其雇员可称为间谍，间谍活动是秘密的、暗中进行的。
但是，同是从事情报活动的人，相互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在美国情报部门，情报官属于官员，而不是特工（Agent ）（英国情报部门将MI－5 （军情五处）和MI－6 （军情六处）的官员也称作是“特工”。更易使人混淆的是，联邦调查局将其麾下的官员也称作“特别特工”或“特务官”。在中央情报局，之所以称一名情报人员为官员，是为了与一般职员区别开来。一个官员可能是一位情报分析员、一位管理人员，也可能是一个行动官员，他常常是隐姓埋名地工作，这是他的秘密工作性质所使然。正在执行一项或多项任务的行动官员称为“案官”。案官即是通常人们想象中的老套——所谓的中情局间谍。有时，官员和特工也会混为一谈，非正式地称之为特务。
事实上，案官有时候也干特工的事情，但他主要从事的是招募、使用或操纵特工，以达到搜集情报的目的。间谍给人的印象是闯人闯出、偷窃、说谎骗人，或背判别人的信任传泄机密等等，其实这些都属于特工所做的事。案官雇佣和指导这些实为特工或干探的间谍（在他的行动中），案官自己事实上也是间谍。在事态需要的时候，案官也会做特工的工作。
不能想象一个真正的“持卡的”中情局官员会闯入敌方的大使馆去偷取文件。
（这只是一个笑话。中情局并不用身份证，而仅供内部使用的标志卡。）
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往往是属于特工的任务，而且是最易于接近目标大使馆的特工才可能做的事。一个情报官员怎么会冒着被抓获的危险，亲自闯入他不熟悉的敌对方大使馆中去呢？这样的风险和代价都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