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的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象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诚实、努力、顽强和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 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 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铁拳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
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于，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于，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人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人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
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 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一天，我共杀了4 条蛇，那时我9 岁。
1945年8 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
我们的国籍立刻就由日本变成了中国，但这种变化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莫名其妙，只有我那十分爱国的祖父为这一变化欣喜若狂，我父亲的感觉有点复杂，但是，因为我们不再是日本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而我则是很糊涂地过了这段日于。
对我来讲，困难的是必须学说台湾话。虽然我仅是11岁的孩子。学这难学的台湾话还是有点难。
尽管我开始学习台湾话和普通话，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视，首先来自台湾人的，然后就是大陆人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把蒋介石打败了，蒋政权逃至台湾，就以我们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台湾人和大陆之间常有磨擦。
我在台湾上的初中，仍旧过着受排斥、受欺负的生活。
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有一帮同学故意刁难我，他们要我借他们一本小说，被我拒绝了。他们就用生锈的剃刀架在我喉咙上威胁我，仅仅因为一本小说就这么凶，简直是一帮地道的恶棍。
类似的恶作剧经常发生，但我很少打别人，偶尔我也会对付他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我那把锋利、精致的刀。
那时的台湾是一个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不验证着适者生存的真理。当然，我也学会了怎样生存下去。
顺便我想带一句，也许是巧合，我这一生中只参加了两个毕业典礼，而且是最初的两个，一个是幼稚园，另一个是小学，我总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错过了另外五个。
1949年，在我初中毕业时，学校被蒋介石撤退的部队占用了，当时我心中最关心的是校游泳队那些女孩子的安全问题，因为那些疲于战事的大兵正用我们的游泳池洗澡。
后来，我成了游泳队的队长，这是一支以前被誉为台湾最好的游泳队，不过，我当队长时，成绩不好，我虽然游得不太好，但我却是一个好教练，一个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二天，我因为做了一件坏事被抓了起来。我身上带着一把刀，这在别人看来像是在持刀行凶，学校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到底是开除我，还是仍让我毕业。这样，我就又错过了高中的毕业典礼，但被允许毕业，并继续参加了大学人学考试，我被当时最好的国立台湾大学录取了，两年之后，我去了美国，而我的学位是在法国得到的。法国根本不存在毕业典礼这回事，学生们只是到学校的布告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毕业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则舒心地叫一声：“我获得博士学位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游行，没有热闹的吹奏声。这就是命吧，我只参加了今生最初的两次毕业典礼。
我非常感谢已故的母亲，她对孩子们的成长倾尽心血，年轻时她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年龄稍大一点后，对弟弟们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因为她对我严格的管教，使我觉得和母亲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事实上，母亲就是用诚实、正直、遵守纪律的准则来要求我、锤炼我，塑造我的个性。
她希望我坦诚，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这些要求，对一个孩子来讲的确高了一点，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方面都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须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许有半点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伟大声誉的犹太母亲相媲美，她给我讲贞洁、忠诚、正直这些美德，让我读历史上东西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生活的创造力和对正义、公平的态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虽然母亲没有信教，她认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亲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问题，然后去证明，去学习。求知欲催人向上，是我一生前进的动力。这正是母亲教给我的。
后来，在母亲临死前几个月里，她奋力和已经扩散的癌症作斗争，接受了及时的医治。但她被手术和化疗折腾得十分虚弱，当我发现母亲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知欲时，我伤心地意识到她快要离开我们了。因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动力，正如她教诲我的那种学习、奋斗的动力。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只在考试成绩上和我妥协。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头两三年中，我是一个全优的好学生，但自从读日本小学之后，我的成绩单上就奇怪的只剩下不多不少三个优了，每学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优，则都是些不重要的课程，比如：手工、音乐之类，而不是数学课或更“重要的”其它课程。母亲就十分担心。慢慢地，她明白了这其中另有原因。
此后，我便不太关心考试的成绩，而对我要求严格的母亲也很少为后来我得的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法国中央政府。我心里打算着加人政府军去镇压右翼分子，但是，他们只征招那些有打仗经验的人，我没去成。
还有一回，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是，后来我又考虑到，我不能适应沙漠的气候（在影下有摄氏52度），长达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长，而且军队的那种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又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退休后，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他说他原来曾在驻外军团干了6 年，获得了上尉军衔。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能活下来的外国人，再好也只能在外籍军团里混上个上士，像他这样能升到上尉的，委实廖廖无几。据我所知，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后来只有一位阿里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与著名女演员丽塔·海沃丝结婚）。
这位年迈的绅士还告诉我：“光在那里和别人一样呆5 年还不够，你必须再多呆上1 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嗅！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混人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很自然地来。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开始全面了解女人的含义，并从此喜欢上了女人。我生活中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背景。我学会了怎样欣赏、接近她们，怎样和她们做朋友，怎样说服她们跟我上床。我的浑名是“一杆进洞”，表明我常和女人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能“征服”她们。
这些功夫对我后来从事的情报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能清晰地回味和几十个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着巴黎风景的明信片，每一张明信片的场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两个女人，想起我和她们共处的时光。仅这些与我有关的女人的国籍，我记得的就不少于20个。
有一次，我和一个有亲戚在巴黎的年轻女人来往了一个月后，她笑着对我说，她的亲戚听说我对女人有一套，结果发现在我和她交往的一个月里，什么“事儿”
都没发生，就调侃她，问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实。她后来也把这事儿当做笑话，打趣我。
其实，她的那些亲戚哪里会知道，这恰恰是我“一杆进洞”的典型事例。正是在第一次约会，我就和她上了床。当然我们始终什么都不说，直到最后，她的亲戚还蒙在鼓里。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其它地方，对这类事情，敏锐的判断力是男人要具备的第一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都会首先考虑利用女人达到行动目的的可能性。这往往是一条既省钱、省时，而又十分实用的路子。我对评估女人这一招越来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乐于向前来“取经”的朋友传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发放三明治一样。那位当舞蹈演员的朋友不停地向我问及我对于一个“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法，我则总是告诉他，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难得手”。
哪知我完全错了。我的朋友咧着大嘴告诉我，那女人够得上是个女色情狂，性欲旺盛，要男人要得发疯。没过几周，他就想找一个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已被那个女人搞得精疲力尽，以致影响他在舞台上的正常发挥（私下他也对我承认，他多少有点怕那女人会怀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会不会对她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又会持续多久？一夜？二夜？一周？还是一个月？我会客观地判断出来。如果相互间关系愉快，就能相处久一点。不过也不大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因为很多女人都只是巴黎的“匆匆过客”。
现代人把这种性关系看得很淡、很常见，但在35年前的社会却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个姑娘的信，她感谢我打开了她“惊奇的生活”之门，使她享受快感。事实上，这并非我有所计划的，因为当时她的体材之大实不亚于我——丝毫不像个16岁的少女，她的热情竟完全迷乱了我。一个处女是绝不会像她一样如干柴遇烈火情欲亢奋的，我后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与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是犯法的。）
到后来，我搬到了位于Latin Quarter （拉丁区域即巴黎大学生区域）的奥迪恩剧院前的一家旅馆居住，那里租金较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馆的女侍应常常会为我提供消息，告诉我哪间房里来了一个女客，看起来有点孤独，而且还“可能比较温顺”……等等。这几乎成了我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时指使操纵特工，使他们为我卖力搜集情报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馆，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长茎的红玫瑰看着我，向我微笑。花好还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绝不会是个卖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后左右，发现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赶忙邀她到身边落座。她说她很喜欢亚裔男人，想看看我有没有胆量和她玩。我有胆量吗？美酒金樽，哪个男人会不动心？
她把玫瑰放回家时，她姐姐戏谑她，说她又在玩“东方探险”游戏。我把她带回酒店。春风一度，她的确非常妩媚，优雅可人。我问她姓什么（其实这是不恰当又没有必要的问题）。她说的我听不清。她问我有没有劳洛斯百科全书。她说她家原来是个贵族家庭，住在一座城堡里，劳洛斯百科全书里有记载。后来，因为负担不起维修费用和重税，就把那座城堡作为一座博物馆捐献给国家了。（她的姓名中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族姓。）
女人对我而言，有时是满足饥渴之需，有时则是一席丰美的盛宴。
有一阵，我同时与五个女人来往，那算得上是件“苦差事”。一天早上，我疲惫地坐在人行道边的咖啡馆里，两个一看便知是初来乍到、想在巴黎找刺激的欧洲妇人，坐在我旁边，迫不及待地想和我搭讪。当时我正感到状态不佳，没有心情和精力应付新的“挑战”，言语之间不免有点躲躲闪闪。旁边的一个非洲黑人见状，凑脸过来，不耐烦地用法语对我说：“你有毛病吧！为什么不上去搞她们？他们可是煮熟的鸭子，送上门来啦！”
他说的没错，但我还是让他失望了，“得啦！那你自己上啊！”一个男人，不能干就不应干，这种事儿，我可不想勉强自己。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黑人，赴读巴黎的富布莱特学者。他学习很努力，玩起来也是冲劲儿十足。他向我透露，有一天晚上，他“搞”了一个欧洲处女。从那个女人的公寓出来，下楼的时候，他得意忘形地挥着手，一不小心敲响了别人的房门。
谁曾想，那门儿竟开了，屋里探出一个女人来，一把把他扯了进去，又是一场翻云覆雨。第二天早上．他懒洋洋地坐在卢森堡花园边的咖啡馆里休息时，又来了个他原先就认识的法国女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能再接再厉，接着搞第三个，就算是在刷新记录吧！”
当时我们正一起下棋。他喋喋不休，还沉醉于昨夜的“新获”时，我已赢了他。
他竟丝毫不在意，这在他可是破天荒头一回。
这就是巴黎过去的好日子。男女竞相追逐，一晌贪欢，那情景就如同是一种回家体育活动。爱滋病和其它的性病那时还未对人们产生什么威胁。
巴黎，是我26年来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存在种族歧视的城市。当然有些法国人还是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但对我个人来讲，在我旅居巴黎的六年中，从来没有遭受到或感觉到什么种族歧视。
有时，当我看见年轻的黑人拥着华丽的白种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时，甚至有些感动，这种事在巴黎显得极其平常、和谐。但是，也就在那时，一个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女学生竟对我说，她在咖啡馆里看见一对不同肤色的男女，还觉得“很不舒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还听到一个白种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纽约被人尤端殴打致死。巴黎，纽约，反差立现。
那时我觉得，在法国，你只要行事得体，看起来顺眼，法国人一般就不会把你当作异己之类。
有一次，我陪三个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银塔饭店吃饭。因为我选择的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馆要求周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顾客必须着礼服，所以女人们都好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礼服。这件衣服原来是为了在比较讲究的场合打牌时穿的，那种地方常会找到有钱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体面一点。
突然，我听到餐馆最好的席位上传来一阵操着浓重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我看出这是温莎公爵夫人。我原来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这个饭馆。所以我又开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过去是英国王室的爱德华五世，因“不爱江山爱美人”而出名，现在就坐在离我不到两臂远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着一枝红色的康乃馨，典雅温馨。我告诉了我的日本同伴，那个“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不朽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离我们不远处。她们都兴奋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尽兴，独自喝了一整瓶 1911 年酿制的红葡萄酒（我忘了它的名字）。而且品尝一大杯1806年产的上等于邑酒。这种绝佳的干邑却出奇的便宜，只要l ．6 美元，和女士们用的甜点是同一个价。真可惜，与我同行的三位日本女士不会喝酒，甚至连啜一下也不敢。这顿饭很实惠，连给服务员的小费和为探访藏酒的地窖付的费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后，我带着妻子和7 岁的儿子再次去银塔饭店吃饭。这是我特意安排的，作为我们欧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们讲述从前那次奇迹般的经历。我早就戒酒了，但我还是问他们是否还有原先的那种于邑酒？那位年轻的待酒人不用我详述，一听便知道是那种好极了的酒，当时店里仅存有小半瓶了。
我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品尝拿破仑时期的干邑酒了，我闻了一下它的醇香气味，没有去碰它。这一杯的份量仅相当于我多年前喝的1 ／5 ，但却注明酒钱是cd美元。我还是很情愿，我要让妻子和儿子体验一下什么是美酒。
店主后来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国人当然懂得怎样生活和怎样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没去过巴黎了。最后两次去巴黎，发现法国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优裕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连翩，感触良多。我愿巴黎优秀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当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学时，我们让他独自去欧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留了两个星期。彼得对意大利的感觉更好一些，因为他曾住在那里。虽然彼得的法语讲得不错，但他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巴黎有些不满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儒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参观了他父亲建议他去的地方，并且和他父亲一样，碰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时光，当然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我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我发现这次旅行增长了他的见识。
当年的我在巴黎总结了一套追女人的办法：那时的巴黎女人外出吃饭喜欢AA制，我就把约会地点安排在好酒盈庭却又价格便宜的中国餐馆。这是一个花钱少、见效快的办法。
饭后，我会约她去散步。巴黎的小巷都很昏暗、狭长，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常使女人们走起路来不太稳当，于是我也许会趁机伸出手，揽住她的肩膊或纤腰。这样和着柔美的夜色，很容易激起她浪漫的情愫。然后，相机我就会提出去咖啡馆小座。
在咖啡馆里，透过昏暗的灯光，品着优质的白兰地，看着邻座的情侣们亲吻、拥抱，酒精的醇香灼热着喉咙，耳畔仿佛传来柔声轻诉：“这就是巴黎。”
这时，我会非常温存。很明确地向她建议，去我的酒店房间。无须多余的解释，在巴黎，这样的邀请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我们不是去谈论什么历史或艺术，不远处我的旅馆就是最浪漫的地方。
这个套路很成功。事实上只有几个女人在最后一刻能拒绝我的邀请，大部分都顺理成章，欣然前往。
我有一个原则，只帮女人脱去她们的大衣或外套。然后，我会让她们自己脱下衣服，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女人们明白，她们是自愿的、自由的，她们随时可以走出这间屋于。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让她们觉得不够浪漫，但我觉得应当如此。
虽然我喜欢这样自由自在找快活，但旅店的老板却都很喜欢我，信任和尊重我。
有时，我不仅可以拖欠房费，还可以向老板借钱，这是很少见的事，甚至还没有先例，因为在巴黎房客通常都是要预付租金的。
我带女人上楼时，他从不多说什么。有一天午夜，我一下带回两个女人，守门的女接待员也吃了一惊，但我向她悄悄地说，那张床太小了，不可能三个人一起玩杂技。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让我们上楼去了。
我和那两个女人一直干到黎明。
还有一次，我傻里傻气地爱上了同住一层楼的一个女人。她和我分手后，开始常带其他男人去她房间，好像是故意做给我看，想折磨我似的。我的朋友建议我搬出去住，免得受不了发疯。我拒绝了朋友们的好意，相信自己很坚强，可以忍受她的行为。
倒是房东请她搬家，说：“我们不是开那种旅馆的。”法国人对那种女人有个专用名词。
这家旅店结构单薄古老，没有电梯。很多房客都在那里住得很久，住在我楼顶上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国女人，她的情人每周来探望她二次。她们做爱，像钟一样守时，每天晚上9 点开始第一次，次日凌晨6 点第二次。她们的动静太大了，天花板都快被摇下来。虽然我缩在被子里，但我的耳朵却躲不过冲进来的声音。
他们的表现，是据我所知最“优秀”的，特别是那位男士，随着女人的指示、评论能坚持15分钟的前奏，这一点尤其可嘉。伴随着那女人露骨的鼓励和应合之词，他们时而轻叹，时而抽泣，时而尖叫，时而低吟。这些声音被戏剧性地放大后，撞击着那六面薄壁，使闻者甚多。而且，大家都明白这一对的行动姿态。
在这热烈的前奏之后，那骑兵开始在草原上漫游，一会儿也许发现了目标，他急速进行，双方交火，流弹从身后飞来，骑手狂奔起来，夹杂其间的嚎叫和呻吟声此起彼伏，战斗进行到了激烈的时候，震天动地，山河怒号。这场似乎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激烈战斗，持续了近30分钟。（我可没开玩笑，我确实掐表计过时。）
然后，战场恢复平静，随着柔声细语又开始了另一个乐章（还有续曲？大多数男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或许会点一支烟或是沉沉地睡去），这样善始善终的精神令人佩服。间或还能传来两句议论声，也许是对胜利的回味或是对战术的评点。寂静慢慢降临，这时第一幕结束，已是10点多钟了。
如果说我的观察统计结果还算有用的话，他们的作爱过程堪称经典。要不是我亲自查证，反复核实，我自己也会无法相信。他们次次成功，从不失败。那男人就如同大力神，让旁听者又嫉妒又羡慕。所有住在他们左右、上下的房客都欣赏过这漂亮的战斗。大家根本用不着刻意偷听，他们欢快的声言，刺破墙壁回荡在空中。
无人不张着嘴傻笑，无人不叹为观止。“阳刚”一词在我脑海里从此有了新的含义，如果他们这样壮丽的戏剧场面可以被拍摄下来的话，我相信，票房收人一定是很高的。也许还应收进国会图书馆，哈佛医学院。我敢说，如果贝多芬和莫扎特知道了，也会为这人类壮观的表演谱写出不朽的乐章的。
那个女人大约25岁，长得甜甜的，但外表却很平常。一眼望去，谁也不会想象到她的身体里蕴藏着如此活跃的生命的欢欣。也许朴素正是她的快乐如意的资本。
如果她的外表再动人的话，一定会迷倒一大片男人，使他们像中了咒语似地如醉如痴c 我要开始认真学习了，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有一个夏天，我到西班牙瓦伦西亚呆了两个月，那儿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或日语。于是我开始自学法语。当时我手头上只有一本法一日字典，和一本亚历山德·杜马写的《蒙特·克里斯托公爵》作为课本。这样学习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本时代小说。同时也没有老师来为我答疑。我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字典里找出它的意思、语法和动词组合。
因为过去的经历，学习语言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辛苦地读完了这本书的2 ／3 ，然后又回到巴黎，参加并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大学政治学院的人学考试。
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但最终勉强毕业，获得了一个相当于政治学硕士的文凭。
回顾过去，学校教育、学校的氛围和个人的经历最终塑造了我的个性。我依然对课程成绩不感兴趣。
这所学校是世界一流的，有享誉世界的教授和校友。
国际公法的教授巴丝泰德夫人一次开玩笑地指责我：“先生，如果你再这么懒的话，我就不会推荐你做国际法庭的法官！”那时，一旦国际法庭的法官空缺时，联合国就请教她是否有合适的人选，任何一个想在巴黎法律界干事的人都要通过她的一门或几门法律课的考试。她是学校里一个重要的人物。
最令人生畏的是经济学课程。教我们经济学的雷蒙·巴尔教授后来成了法国总理，不过他后来竞选总统没有成功。
1986年，法国新任命的外交部长的名字我听起来有点耳熟，登在报上的照片不太清晰，但当我看见他在意大利电视台亮相时，一眼就认出他来了，老师简伯纳德·雷蒙特，就是我在国际关系研习班的导师。
20年过去了，看到他已是一个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我说：“哦，他老多了广我夫人道：“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厂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中，我到过西班牙两次。每次都在暑期，为期两个月的样子。我分别去了瓦伦西亚和巴塞罗纳。那时的西班牙还不算太先进，但我喜欢她的文化、她的简约的姿态。在西班牙，有许多方面能令我想起台湾。同时，我也爱上了斗牛。
有一年夏天，我到法国南岸的尼斯呆了一个月。我是一个人去的，但心里并不觉得孤单。我常去赌场玩，这倒不是因为我嗜赌，我是喜欢那里雅致的气氛，就像我在巴黎前往多维勒赌场的感觉一样。
我碰到一个从蒙特卡罗来的年轻女人，她说她已经和丈夫分居。她开车带我沿着风景恰人的海岸兜风，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了一艘美丽的全黑三桅游艇笼罩在彩灯里，船上正开着派对。有几条汽艇正来回在游艇和岸上接送参加派对的客人，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这情景就如同在梦中一样。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参加这样的派对呢？
那女人说这条船叫卡利普索号，主人是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内弟。（我想她一定是说斯塔夫罗斯·尼亚尔科斯先生。）
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一样，我从中情局退休后，找了一份差事，在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艘内燃机船——171 英尺长的南方十字勋章号船上任经理，这艘船以前是属于澳州的阿兰·邦德先生的。19w ）年8 月，在法国尼斯的安地布港，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发现利卡普索号就停泊在我们的船边。船体虽然已经有些旧了，但依然典雅美丽，令我陶醉。
巴黎留给我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也让我学会了该如何生活。和子也说，她能感受到巴黎美好的生活给我的生命烙下的印记。正如海明威所说，巴黎的每一天都是热闹的节日，凡是去过巴黎的人无不被她愉快的氛围所感动，并带着这份美好的心清，走遍天涯海角。
正因为我有着这样丰富的经历，所以我对儿子的教育也是很独特的。
我和妻子非常爱我的儿子彼得，我深知父母的爱很容易宠坏孩子。在这一点上我接受并发扬了我母亲的观点：爱之弥深，律之弥严。
我努力把彼得培养成一个独立、守纪、愉快、乐观的人。在他刚刚8 个月还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我就开始训练他了。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不用天天去办公室上班，可以在家里读书、看报告、打电话、招待朋友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从事这份职业的好处之一。虽然和子并不赞成我从事情报工作（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使我可以看着我的幼儿一天天长大。
每当彼得碰电器插头或者挂着中国画的卷轴时，我会轻轻地拍他的手腕，说“不，不”，我相信不论婴孩懂不懂都要耐心向他解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温和的鼓励是把孩于带大的基本要求，给他无微不至的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会创造出奇迹。
孩子们需要长辈的爱胜过一切，而且他们时刻都需要大人向他们保证这一点。
大人们有义务向他表达感情，通过语言、拥抱、亲吻来告诉孩于，我们爱他，他是安全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厌倦我们十遍二十遍地重复这些言语举动，在这样温暧的氛围下长大成人之后，会形成自信的性格，会比较温顺和自然地表达对别人的爱，他们处事会更有信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彼得长大之后，成了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我和和子从来都不用担心放在四处的危险物品、药品、火柴和刀、钱，甚至是糖果。这些东西即使他能拿到也不要紧，彼得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不准他碰，比方说他想吃糖时，会先征求大人的意见。当然我们拒绝他也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有时他可能不完全懂，但他会尊重我们的意见。
每当逛商店，没有征得大人的允许，彼得是不会自行去玩店里的玩具的。这和一般的进商店就爱使性子、发脾气甚至偷商店里的东西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他大一点但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自主地选择饭后的甜品。他会用小手指一下他想要的那一个。他知道，我们不会给他那些他没有指的。我们就是从这些小事上从小培养他自己做主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