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是我们唯一的孩子。这是件有利有弊的事。一方面我和妻子可以把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不必担心他和兄妹们吵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防止彼得形成孤僻的性格。要学会同小朋友和睦相处。
我自豪地成为彼得喊第一声“母亲”的见证人。也是我看着他笑着迈开人生的第一步。他笑得是那么爽朗（我及时地拍下了他随后走出的几步），也是我看着他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自己爬上了沙发。还有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彼得小时候，看到狗就叫“汪汪”，当时他知道的动物没有比狗大的，所以当第一次在公园里看到一头大象时，他惊奇地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叫“汪——汪”，好像只有这样大声高喊，才能表达象的巨大。
彼得学会自己上厕所也是我教的。
这可很少是做父亲的能得到的快乐。
一有机会，我就会给他洗澡。他常常想先在浴缸里玩上三四分钟，于是我就给他刻做木船、木鱼和海豚等。等他稍大一点，则刻雕他最喜欢的蝙蝠侠的蝙蝠船、蝙蝠飞机和蝙蝠双人舟，让他可以在浴缸里玩。这些玩具至今仍在彼得的房间角落里，在那里还放着他2 岁时穿的小布鞋和旅游鞋。
在我“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下，彼得可以随时看到我的花花公子杂志。一天，他大概还只有一岁半，还不会说话，竟然一边翻杂志，一边哼起了小调！
彼得9 岁时，参加了他们学校办得很出色的性知识学习班。实际上，我们父子之间从来没有为谈论到性问题而显得尴尬。
彼得既继承了我坚强的个性，又具有他母亲温柔的一面。他办事考虑周到，这一点也像他母亲。他工作努力，追求执着，为人厚道，礼貌待人，心地宽阔、善良。
他不像我有时会很冷酷。我对彼得的性格很满意，这一点要感谢他母亲对他的积极影响。
我们只想养他而不是把他宠坏，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知道，无端纵容只会对他有害。
彼得小时候有点挑食。我就在他的盘子边放上一张像片，上面是一个因为饥饿而消瘦的非洲孩子。我告诉他那个不幸的孩子什么都吃不上，和他相比你应该珍惜幸福的生活。我还宣布，如果彼得继续挑食的话，我将无限期地把这张可怕的像片放在他的盘于边。
这样做没有多久，就让他把这个坏毛病改掉了。
我还教彼得游泳、空手道、打蓝球和踢足球，以及骑自行车。一般做父亲的是不会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陪伴孩子的，也不会享受和孩子度过的这么多快乐的时光。
时间是一个父亲能给孩子的最好礼物。我和孩子一块运动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尽管我由于喝酒太多，有时不能贯彻始终。
在彼得小时候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必需提一下。他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和其他孩子遇到的一样，让我们感到棘手的就是撒谎。尽管我知道，这对小孩子来讲很正常。
彼得在六七岁时常犯撒谎的毛病。因为我对诚实很在意，所以每当发现彼得撒谎时，我都无法忍受。我极力使自己去理解孩子的想法、恐惧、需求和懒惰，或其它可能的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对自己说：彼得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撒谎呢？他完全无须撒谎。说谎话的应该只是那些想要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的孩子。
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诚实教育了，这时的孩子天真无瑕，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观点。但由于他们还小，也很容易做错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批评，甚至是惩罚。尽管这些不愉快的惩罚非常轻，但小孩子是肯定想避免的。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认为逃避惩罚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谎。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告诉孩子，做错事是正常的事，为此受到惩罚也是应该的。尽管你很小，也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接受惩罚。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彼得并不是缺乏诚实，而是缺乏在他严厉的父亲面前的勇气。我们教导他，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言行的后果。如果他没有做错什么，就无须担心会受到什么惩罚。我发现彼得总是在我很忙，或因工作上的事不开心，或是没时间陪他玩的时候撒谎。再有就是我被工作缠住，易发怒的时候。现在想起来，这并不是巧合。我的疏忽是导致彼得不良行为的根源。
这又再次说明父母的爱和关怀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一个成人有说谎的恶习，那他一定是个怯懦的人。他们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面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他们关心的只是表面现象，因此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承认后果的人才受人尊重。
对于体罚的争议一向很大。那些反对体罚的人常常主张对孩子们好言相劝，进而是加高说话的声调。每当我看见某些对孩子无可奈何的父母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想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一定存在某些问题。
我相信没人能在彼得身上找到由体罚所造成的任何“心理创伤”。彼得自己也承认，尽管有那么一点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从严格的纪律教育方法上获益匪浅。
我只在彼得重复做一种错事两遍以上才会惩罚他。我想他应该在第三次犯错时明白为什么要受惩罚了。
我们从不强迫彼得服从我们的意愿。比方说，他从来不愿和我讲法语。其实他的法语说得不错，曾经学过6 年的法语课，完全可以应付日常交流的要求。不过，照他说，如果他在我面前说法语犯1 个错，我就会责令他重复10遍正确的。虽然这样讲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是这样要求他的。其实，勤练是学语言的关键方法。如果彼得常和我说法语，他是完全可以学得更好一点的。
我坚决反对虐待孩子。因为虐待孩子不但是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事，更是懦夫的行为。但是，我认为，那些真心爱孩子的父母，对孩子施以一定量的体罚是有益的。我是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不过我的父母对我的体罚是很重的。
彼得小时候，我对他的体罚方法就是用竹尺打手掌。而且，我们还制定了一项基本条例来执行体罚。
1 ．决不因为自己不顺心而施怒于孩子。
2 ．不许滥罚，我们必须守规矩，一巴掌（打在穿了衣服的屁股上）是小错误的惩罚；四巴掌是最重的惩罚，通常是对撒谎的惩罚。
3 ．我也必须抽打自己，用同样数量的巴掌打自己光着的大腿，但力量要比打彼得的重。
4 ．如果彼得忍不住疼，还哭了的话，就再加一下。
（这一条在执行时常被免了，我这样说是为了锻炼孩子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希望他像男子汉一样经得住痛苦。这种观点起源于过去日本军队的纪律。）
有一次，在我打彼得的时候，我发现他用牙咬着手绢，竭力地忍住不哭。后来，我知道这是和子教给他的方法。
这就是体罚的意义。
起初我用竹棍打彼得，但棍子很快就断掉了。后来我干脆用手，这也不是一个安全合理的方法。
我曾去附近一个富裕的小镇，那里有一家专营骑术用具的商店。我想，那些骑士既然可以用马鞭去抽打那些值几百万美元的纯种马，那我小心一点用它来教训孩子也应该是安全的。那女售货员问我：“是为赛马用的还是驯马用的？”
当我告诉她我是准备用来对付孩子的，那姑娘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当然，我还是得到一根不错的马鞭。
彼得稍大一点后，我在抽他屁股之后，就会脱掉自己的衣服，让他来抽我的脊背。当那条鞭子第一次抽打在我身上时，差点让我痛死过去。彼得也是满脸的泪水。
我命令他继续下去，抽满我约定的数字。自那以后，我记得彼得再也没犯过什么要用皮鞭抽打的大错误。彼得认识到，他应该诚实，否则会给自己和父亲带来痛苦。
1992年，电视上播出了特纳广播网的会长泰德·特纳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教子之道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和我们经历十分类似的故事。
特纳先生的父亲在抽打完儿子后，就会让儿子也抽打他，以使儿子明白父亲也会和他一样承受痛苦。特纳先生说，当轮到他打他父亲时，他完全崩溃了，不能动手。
我认为已故的特纳先生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孩子充满真挚的感情。
后来，我把那条用来教育彼得的鞭于上了油，送给彼得留念，让他要以同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
很多亲戚、朋友都反对我培养孩子的方法和对他们严格的纪律要求。一些人预言，我的压力会扼杀彼得的天真。有些人甚至说我苛刻的态度会让彼得离开我们。
我相信，在我对孩于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然是爱，即使惩罚也是出自爱的动机，仅仅是对偏离正确轨道行为的纠正。
我更相信，对待那些批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沉默。我会用彼得出类拨革的表现来证明一切。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彼得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礼貌待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的孩子，并会为自己的理想付出努力，稳步前迸。同时他也非常活泼，顽皮可爱，决不是一个安静的抑郁者。
因为我们是关系亲密的父子。我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了他。
凡是认识彼得的人都对他有一致的好评，谦虚地说，我并不奇怪，有其父必有其子。
彼得的朋友说他没有自由。一派胡言。彼得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美的“童年”。我和他母亲都希望他是一个尊守纪律的孩子，但在追求理想上又要无拘无束，拥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在当今社会中，遵守纪律是最基本重要的素质。如果说为了让他守纪律而抽打他是罪过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有效的罪过。在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对年青人缺乏伦理、法纪观念的今天，我和塔雅就不用操心儿子会有这样的缺点。
彼得小时候需要很多指导，但现在，随着他的成长，他已基本上能独立思考，但他仍在重大问题上征求父母的意见，并独立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们多次送他去参加夏令营，哪怕是在我们经济困难时也不例外。在维吉尼亚蓝岭山度过的那个夏令营里，彼得获得了1980年度的露营奖。
在他9 岁时，曾独自一人去日本旅行一个月。我们都认为，彼得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日本社会。他东渡日本，语言不通，没有父母的关爱，对一个9 岁的孩子来讲决非易事。
彼得在罗马时，就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调皮的男孩，他的一些“坏行为”，就是在与老师高高兴兴地参加一次聚会后才出现的。
他会在足球馆里用意大利语叫喊，我很难弄懂他说的那些意大利语，只好小声问他这些难懂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他小声地告诉了我，并附加一句：“但是，爸爸，女孩子们也是这样喊的。”
另外，我对彼得最满意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完全公正、客观的孩子。在他8 岁时的一件事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时，他经常和一个男孩玩，并迷上了男孩的同胞妹妹，他经常讲起这对双胞胎的朋友。几周后，我们见到这位小哥哥，没想到他是一个黑孩子。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彼得幼小的心灵里根本没有种族区别的观念。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是黑人。
因为我曾受过残酷的种族歧视的折磨，所以深为彼得能有这样纯洁、正确的观点而感到欣慰。
在彼得读大学时，获得了3 个奖学金。一个是一年级的州立奖学金，一个是四年级的州立杰出青年奖学金，还有一个是高等奖学金。前两次奖学金他是怎样得到的，我一点都不清楚。
最后一次奖学金的获得也属意外。那时，我知道他申请这个奖学金，而塔雅和彼得当时正在日本度假，我就打电话让他们早点回来参加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因为获得这种奖学金是很有意义的。
说实话，当我们得知彼得是6 名获奖者中的一个时，我们都很惊讶。而后来评委们宣布彼得获得的是最高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的累加等级平均分在人选的6 个人中是比较低的。
会后，一个和我相识的评委前来向我们道贺时说：“彼得太好了，他获得这项奖励不是‘优秀’一词可评价的。”
这是彼得送给我们的一份最厚的礼物，一份美好的记忆，我们可以自豪地庆祝。
我们家已经有两代人酗酒了。我反对彼得喝酒，除了一些特殊的场合以外，彼得都能听从我的劝告。他的同伴们经常指明要他开车。我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信誉，避免一些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对毒品，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彼得指出：“如果你被骗而吸毒，就马上告诉我，我会竭力帮助你。但如果是好奇而自愿吸毒或者是寻求‘刺激’的话，我就会毙了你并自杀，我们将一同去地狱。”
彼得懂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严厉的警告会否真的兑现。但我也不必再重复。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彼得会把时间花在琐碎无意义的事上。因为彼得知道，时间太宝贵了。另一方面，彼得小时候就过着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生活，我对彼得来讲意味着一切，帮他学习、进步、扩大视野，还包括游戏和愉快的时光。
我相信自由和放纵决不能相提并论。
最近，彼得对蹦极跳十分感兴趣，并说他会去试一试。他知道我非常反对此事，我对那些存在致命危险的游戏是很反对的，尽管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古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彼得调皮地说：“爸，没事的，别担心，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你明白的，直到你‘走’了，才去行吗？”
作为我的儿子，彼得看在父子情份上总算是勉强同意了。而且他对我早逝或暴死的想法很习惯。
我告诉他：“好哇，不过听着，我打算活到130 岁，那时你93岁，我看你还怎么去蹦极跳！”
于是，我们开怀大笑。
彼得读了四年大学，专业是国际研究，那所学校最适合他不过了，而且离家也近。
但是，彼得在大学里的表现并不令我满意。他直到三年级才告诉我们，他在三年级时才上“院长名单”（上院长名单是好成绩才能得到的荣誉）。而且他还故意“忘了”告诉我们他的其他三个室友也早就是“榜上有名”了。
尽管有时我想指责他，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做学生时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一点不会影响我批评儿子。我知道他现在做事很努力，尽管不是都成功，但确实十分认真。我最关心的还是彼得的人品。
现在彼得在学法律，获得了全额学生贷款，这真是上帝保佑，这确实是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
儿子再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经济支持了。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春假、暑期短工或者是将来的工作申请。彼得做暑期工时，常会选择一些没有报酬，但非常积极、使自己能得到进步的工作，为今后择业作准备。他体验了独立自主的滋味。
同时我和塔雅也过着和过去儿子在身边时大不一样的日子。塔雅喜欢园艺、整理花草和社交，每天精力充沛。她不爱读书和看电视，而是忙于慈善事业。我就不太一样，我不爱交际，爱看新闻、读书、听音乐或写点东西。
国内任务
我将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留在东京，由岳父母照顾，自己立即返回华盛顿，通过电话向在维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报告。因为我仍是“非官方掩护”身份，而这种身份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保护方式。如果曾有过“官方掩护”的身份，要再转成“非官方掩护”身份是极其困难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就意味着我不能踏足中情局总部，也不能随时会见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人，包括中情局的管理人员、同事、技师、会计和医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总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间、餐馆或旅馆的房间里与他们取得联系。
可能由于在东京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我见面的高级官员对我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我的下一站应是巴黎，理由很简单：我非常熟悉巴黎，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讲流利法语、日语、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华裔中情局官员。
此外，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也证明我完全能胜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数情报局人员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一次行动中，费时最多的往往是等待。
以我作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情况为例，这种说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必需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我有准时赴约的习惯，总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约会地点，接下来就是等待，在机场、火车站、旅馆、街角、咖啡馆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员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等待一件事、一次联络、一次约会，更糟的是，有时要等待一次已被错过或取消的会见。
“你等我们跟你联系”，是我不喜欢但已习以为常的话。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仅有耐心是不够的。你得学会找些事做，只要在所处环境中提高警惕，或表现自然，比如阅读、思考或写作，无论什么事，这或许是防止你易于动怒或神经质的最好方法。
我有时也非常不耐烦，总是想尽快尽早将事情完成；但同时，我也有异乎寻常的东方人的耐心。谁知道这次新的任务对我这个东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验。
一如每个人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掩护”。
首先，要在所计划的任务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预算和组建情报网络，你不能总是隶属于情报工作局内的同一地域，根据某一派遣任务例如欧洲或远东，可作变动。情报工作局必需给你一个位置并有相应的预算和人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国家开展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适的掩护”。很明显，非官方资格的深层掩护是最理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这样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经38岁了，以学生的身份显得有点大。但是有什么组织或私人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商业上的掩护呢？我知道一些美国公司，出于爱国的原因，哪怕当事情变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境的风险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掩护。在巴黎有这样的公司吗？
对我而言，真有一个这样的位置，但当时已有人占据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密友，他和我几乎同时加入中情局，并和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过。
他比我年轻5 岁，非常机智和勇敢，但由于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强烈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不在“饥饿”状态。我的看法在他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印证。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后，总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饭和看电视，并一起憧憬未来。他几乎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在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因为聪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和大多数去巴黎的人一样，他受到了称之为“爱”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女孩，但并没有得到她。但他却一直紧紧抓住他的巴黎的职位，等待着已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我嘟嘟哝哝地提醒他，但他听不进去，甚至无法与他沟通。我只好以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他的职业和责任都使他对一个18岁的女孩的爱是毫无希望的。
但这是在巴黎，是在“爱之都”。中情局对此仍表现出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听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这位朋友从巴黎返回，在此期间，我补习一些训练课程。除此之外，我还得完成人美国国籍程序，使我和我的家人能成为美国公民。
中情局决定为我先在纽约寻找一个临时“非官方掩护”的工作。
至于我亲爱的朋友，两年多以后我见到他时，他已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和我数年前在巴黎考虑想获得的博士学位相同），并将和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漂亮的巴黎女孩结婚。再后来，我听说他们离了婚。
被年轻得多的女人吸引大概类似于吸毒成瘾和一些慢性疾病。他也对我承认他在巴黎期间实际上没做什么情报工作。
“哦，亲爱的，你让我等待这么长时间，却一无所获？”
“至少你在那里享受了女人？”我问。
“七八个吧。”他答到。
“才七八个？在巴黎？在三年多时间里？”我说。
“我不滥交的。”他一本正经地答。
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非官方掩护”身份的双重生活的最大关键就是“掩护”。
这种掩护必须是尽可能的安全和舒适，而且要非常适合到处走动而不引起任何怀疑，甚至是共事的美国人的怀疑。
在中情局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为指派到某一个新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个新“非官方掩护”身份的间谍处理“掩护”等事宜。这个机构里有一个特殊官员神通广大，他能随便地人美国500 家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总部办公室。
如所有认识他的人所知道的，我们这些人就一直等待他一时冲动的念头和摆布。
我听说此公“太神通广大、太有价值”了，你不可能将其解雇。我在东京时的一个朋友、他的上司亦有类似的评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
在维吉尼亚州的亚灵顿的令人讨厌的公寓里过了三个多月孤独生活后，我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终于和我团聚了。
这时候，我在纽约的掩护身份也已建立起来。我表面上作为一名经济新闻编辑，在一个与经济新闻没多大关系的大公司驻曼哈顿的办公室工作。只有社长和财务部主任知晓我的真实身份。工作只是名义，但是我为社长拟定实验性秘密计划书，看来我受掩护的身份确实受到尊重。
我在曼哈顿东边的一幢著名居民大楼找到一间理想的豪华公寓。租金由于受到《纽约租金控制法案》的限制而压得较低。除此之外，中情局还有部分租金补助（那时此补助金只是在纽约和波士顿才有。在纽约，为行动需要，情报官被要求生活在花费不菲的曼哈顿岛，但没得到全额租金补助）。
该大楼十分庞大，有大约800 个公寓套间，大多数时间在大楼人口处至少有三个穿着华丽制服的服务人员。
一进门我要穿过50米铺着厚毯的大理石地板到达电梯处。紧邻该大楼的是一个供小孩玩的小公园。我儿子稍大一点，可以自己走路时，常在那儿玩。
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后来，我想知道一两个高档妓院（因为真实行动需要，请理解），我向出租车司机询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司机会毫不犹豫地将我带至我所居住的大楼。我大感吃惊，因为大楼里居住大约100 名医生和大约100 名律师，还有大量职业人士。我问妻子是否在大楼里看到什么那类女人时，她非常肯定地说她见过，后来她指给我看在大楼的便利店里的两个女人就是妓女。再后来我在阅读曾在此楼住过的女士的自传小说中亦看到这样的描述。
在纽约当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时，纽约“基地”（比站小一级）的上司也是我们联络官，我将叫他莫里·邓恩，我对他一点都不知晓，我尚未有智慧，先去调查我将踏进的是什么样的土地。
在纽约，我第一次知道，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工作要容易得多。首先，工作不很紧张，如果我被抓或不得不对他们暴露身份，尽管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必担心诸如纽约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执法机构。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和中情局的关系并非像蜜月中的情侣，我还是被告知要保持低调。
当我去看公寓时，我可以当场签租单而不必出示信用证。这与莫里告诉我的不同。我相信能这样快速办理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看起来很富有。不知怎的，我看起来总是像个富人。
我曾经读过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得·奥那希斯谈到成功的秘密，一些观点我还记得：总有深褐色的皮肤（因为皮肤癌，现已不时兴），这使你外表显得优闲而富有；总是入住高级旅馆，哪怕你所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并常在酒吧出入。在这些场合，你会遇到富人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机会。仅仅是你的住址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注意到，有许多没有看到这些观点的人通常会陷于平庸，更严重的情况是他迟早会与失败为伍。当然，杰出或优秀者终究会出人头地。在这点上，外表也是重要的，除非你有爱因斯坦的超常智慧。
我不是在争辩说，你的衣着应像有名的演艺明星那样，毕竟，一名间谍应该显得不太起眼。我只是说，从长远来看，修饰你的外表可使你得到更多的优势，并使你显得温文尔雅。作为一名人门者，芽深色。保守的服饰可使你看起来很优雅，由于同类衣服易搭配，可以节约金钱。
贵重的衣着，尤其是鞋子（传统日式旅馆在弯腰接待客人时可通过其脚上穿的来准确评价客人）、手表（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条客以问时间来评价你所戴的表，进而来估计你是否是潜在的顾客）、自来水笔（在我的法语学校里，只有一些新生使用圆珠笔，自来水笔才是标准）、眼镜（当你如此关注你的脸时，为什么却忽视你的眼镜呢？）等等都将突出你的形象，即信用良好，于是可得出结论：你是可靠的。
诗人阿希巴尔德·麦克莱斯说道：“成功的秘诀是每天都着盛装。”
这是精英分子的态度吗？是的，千真万确。但是“精英”意味着“被选择”。
由于有正确的态度，精英们就不会犯什么错。几乎每个人都渴望出人头地，即使平庸之辈也会怀着这样的希望。那些批评精英主义的人实际上是不能达到精英水平的那些人。
这是自命不凡的态度吗？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吗？不应该是。它是自爱。自尊的一种表现。一个人若要出人头地，不必非要踩在其他人头上。
好的外表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资本。对一个“非官方掩护”的间谍来说，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增加其安全性。由于政府雇员收人有限，这就需要时间和精打细算来改善外表和衣着并得到额外的优势。
我对我将要开展的工作任务作一简要交待。我的第一个活动舞台是住有大多目标国家的联合国。因为我一直在东京当记者并且我是以经济新闻编辑的身份作掩护的，我的上司莫里建议我熟悉驻联合国的记者。莫里过份自信地预测只需一个月时间未获得外国记者的信任，可能需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接近我们已经瞄准的目标。
莫里没有记者经验，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始工作。
不像现在，当时联合国的安全不很严格。为进人联合国大楼，你只要有一个由大使签发的身份证明卡，或者在大楼里有一个朋友到楼下接待厅来接你并引你人内。
一旦进人大楼，你几乎可以到处走动。当时没有诸如金属探测器或搜身等过程。
中情局不会来帮我得到记者身份证，掩护我的公司也不会。因为这很敏感而不能实行。我不得不自己在联合国里寻找朋友。
一周之内，我和一些外国记者建立了友好关系并能和我们注意的目标接近。之所以进行得如此之快，在于我当记者的经验和我的行为举止。
两个月之内，我已经能访问联合国并要里面我的一个朋友下来接我。签到，然后上楼。要么与他闲谈，要么去喝咖啡或一个人四处转转。
这种进人联合国的方式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直到结束了我在纽约的派遣任务。
在联合国，我结识了一个讲其本土法语的目标，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用英语说我想请他就一些主题发表专家意见，并和他在联合国约了见面时间。我准时到达联合国，要求接待人员去告诉目标我已到达，并要他下楼来接我。
联合国的女接待员通常能讲四五门流利的语言。一会儿，看见目标下来了，我赶紧大声用法语和女接待员闲谈，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别的什么。我的目标走过来听见我用法语交谈，只是简单地说：“AllonS prendr un verse！”（我们去喝一杯吧！）那时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在纽约，沙利文法案禁止携带枪支和利刀使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在那儿，我认为我的外表和举正将为我和我携带的“利刀”提供了良好的庇护。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利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器，而是我的庇护伞。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纽约都是一个危险的城市，不管你怎么说，我必须时时小心。有时正是所处的环境将我置于不希望见到的危险之中。
有两次，我在唐人街被身着制服的几个年轻的中国男人跟踪数个街区（有一次是身着皮夹克的一群人），我猜他们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无论如何，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尽快离开唐人街。但在跟我妻于和儿子一起来唐人街购物时，就没有什么麻烦。
现在并非所有人都还记得这样一件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获得联合国承认之后，有一影响了中国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大的事件发生。
我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得知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些获准去联合国的中国外交官住在曼哈顿，有一天晚上他们去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一名年轻的外交官突然死在饭桌旁。
尸体解剖表明，该人神秘地死于纯尼古丁中毒。纯尼古丁通常是液体，无色无味，有致命毒性，当然也是很难得到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著有《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者注）可能也想不到这样杀人。这起事件隐患极大，性质很严重。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所在国——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给当时正与中国进行秘密外交的尼克松政府带来了极大麻烦。
我已不记得自己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知此事的，但我记得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别调查员对无法查出谁是嫌疑犯而十分沮丧。
很自然地，合乎逻辑地来看（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台湾当局是最大的嫌疑，其次是美国。
尽管来自中国的讲话暗示并指责有两个政府共同谋划。制造了这起谋杀事件。
但我相信美国和中情局与此次谋杀无关。如果中情局插手此事，没有必要不告诉我。
因为我的工作立场关系，如果要执行此事，至少我应是一个合适通知的人选。当然这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情报机构通常不会从事谋杀（可能是一些需要“以牙还牙”的原因吧，以色列的默萨德是个例外）等活动，这是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将别国外交官杀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是非常愚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就本事件而言，如果美国暗杀中国外交人员，她既得不到什么，也失不掉什么。更何况，两国之间就发展和平外交关系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中情局没有理由谋杀，尤其是不会逆美国政府政策而行。
有人会说，暗杀行动可能是某个凶残的中情局人员所为，我可以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是因为某原因被人雇佣？绝大多数中。清局人员是非常正派的，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种罪行即使在中情局内部也是严重的，任何小的纸漏都将很快地由我所属的部门查出。
中情局是唯一一个对其雇员强制性地、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生理及心理测试的政府组织。这种测试对犯错人员的检查是非常有效的，像谋杀这种性质的罪犯极有可能逃不过这种测试。
我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或曾经了结过。
我现在讲述的可能是一个有趣的电影情节，但如果涉及中情局，那将纯属虚构。
中国外交人员完全停止在餐馆或在某家做客、吃饭。
让我忽略时间顺序详细描述关于以后和中国外交人员一起吃饭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我家成为第一个（第一个中情局间谍）中国官员私下拜访外出到某处做客的地方。
当时我对他们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当时非常了解各种中国菜式，尽管她是道地的日本人，和子还是受到曾和日本军队打过战的老资格共产党于部和他们的妻于的欢迎。
我问莫里是否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所住的公寓吃饭。莫里，一个有着一张圆脸、狡猾（我后来的发现）的家伙，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他急于了解中国和一些中国人（好可笑！），但他对安乐的生活和自我保护更有兴趣．他是那种死也不敢冒一点险的人，在列举了几个“更有资格”的人邀请过中国人并遭到拒绝的例子后，莫里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想法，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来吃饭。
有点被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所激怒，我问到：“我可以试一下吗？”
莫里的答复是：“去干吧，尽你所为。”
莫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能会成功。事情完全出乎这个卑劣、不诚实、原本就不该被允许加入中情局的阴谋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国菜做得很好（若是法国菜，那就另当别论），她也受中国人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干呢？处于这样条件下的人都会去做的。
有人说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们特别的世界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我是一个中情局间谍，但是没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与在纽约基地或中情局总部的怪异的气氛没有关系。我的观点与莫里的不同。我的是正常的，他们的有时却是怪异的、有邪念的和偏执的。
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饭了！
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员第一次请中国官员到家里做客（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世界各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莫里对这种努力给了什么评价呢？这将在以后提及。
应该说，尽管我没有恶意并尽量使两位中国客人更随意些，但他们仍有点紧张。
他们来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我的信任逐渐增加而且越来越放松。
情报官员确实是请他们的对手来用餐和参加聚会。虽然这是一个阴谋，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什么危险。间谍活动常常是彬彬有礼的。
我们也曾搞过一个“女士晚会”，邀请代表团成员的夫人们参加。我和她们打招呼后就出去，让她们和我妻子闲谈。和子对我的间谍方法或目的一无所知，但这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赞不绝口。这对我的情报来说不算什么，但这说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圣诞节，我们的儿子彼得收到一件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茸的大熊猫。之后12年间，彼得每天晚上都抱着大熊猫睡觉，直到他14岁。这个可爱的大熊猫现仍放在他房间里。
我成为第一个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情局人员。
我会见了三位到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大使和他们的妻子。资深大使黄华后来接替了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很明显，中国人认为我对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及其盟国非常有用，我生在台湾对他们亦极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情况（实际上，他们对台湾的了解比我了解的更多）。至于我，对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中等年纪、从其衣着来判断，身份重要的中国人径直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他的姓名，然后说道：“我昨天刚从北京来，你能为我解答一些问题吗？”
我察知我在中国官员里已经相当有名，觉得有点惊讶荣幸。
我说明我的答复是“很有根据的推测一，其中一个答复两天后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资信将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测谎仪进行测谎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与外国外交官或情报员有过接触吗？”这理所当然的是中情局最关心的事，这也是变节者里克·爱姆斯当初接受测试时“卡壳”的问题。
如果答复“是”，那就要进一步交待清楚细节。在我这种情况时，我的答复是“是的，但我已将我的接触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将其交给了我的上司”。这就够了，因为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为能在这敏感性工作上活跃而倍感骄傲。
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的恐惧感是难于定义和描述的。但恐惧确实存在。恐惧是在充分考虑到一切后仍存在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如对对手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担心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惧最有效方法。
有时，恐惧是苍白、抽象和令人压抑的，很难说个究竟；有时，某种危险的确可能会在脑中浮现。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恐惧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一段时间，在我和妻子因儿子一天天长大而高兴时，和子突然问我：“要是在哪个国家被逮捕，如果我们不坦白，有恶意的政府威胁要杀死我们的儿子，我们怎么办？”
对其它的中情局官员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一个遥远，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说道：“如果一个政府这样野蛮并作出这种威胁，而不论我们坦白与否，它都会将我们全部杀死，我们最好否认一切。”
听完后，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过头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和处境，正确地看待恐惧，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和行动，以免使其成为你经常的心理负担。于我们这行，一定的危险和恐惧均应顺其自然。
你可能会认为从事谍报活动比在比萨饼店工作危险得多。也许吧，但也不尽然。
从事间谍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与在比萨饼店工作相比，间谍工作听起来更神气、更令人激动和有英雄主义。但我敢打赌地说，同在一年时间里，在美国被抢劫者杀死的比萨饼店雇员比美、英。法、德的间谍被杀的人数要多得多。当然，这并非说谍报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业无法互相比较。
一切进展顺利，我仍然期待着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从巴黎返回。
在此期间，我抽空去华盛顿见中情局驻巴黎站的站长，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