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来庄重、有权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场，站长和我就我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启程去巴黎进行了讨论。热情的站长的最后一句话是“几周后咱们巴黎见”。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哪里，我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
事后，出席这次会见的我的一个上司告诉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长讲法语，而其它人却没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这回事。可能我太激动而没注意到这一点。
计划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员身份去巴黎。对此我并没感到不安。可以想象，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这样的变更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地点。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像在东京那样过隐居生活了。
正如谚语所云：命运中注定没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却突然“消失”
了。
数年之后，我见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给我的职位的官员，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想此事。
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
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 年之久，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 年的学习中她3 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
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至 GS －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人，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可以非常自如和内行地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
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起。
回忆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亲在手术和化疗之后，癌症有了缓和，但仍然十分虚弱，在她打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前两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对我而言母亲比什么人都重要，她培养我。教育我，同时也十分理解我。在还来不及报答她，让她看到她的大儿子成长顺利时，我就失去了她。
我记得她在临终前和我面对面谈到的一件事。她谈到我曾想带当时在纽约的父亲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亲大笑并拒绝了）。母亲微笑着说到：“你是个孝顺儿子，你考虑这事我们会感谢你的。”
我耸耸肩，对此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来掩盖遗憾、痛苦和羞耻。为了忘却时间和现实，喝酒是我排遣痛苦唯一的途径。只是有一点，我还能控制我自己，还能过没有过错的双重生活，还能继续做一个以多面孔出现的情报人员。
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深思熟虑。我经常在多人共同执行的任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于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年2 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 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 190万。最近几年，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 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勃那儿也只接受了一百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六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的名誉烬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为中情局的一员，并充当～名情报员，但这不会像听起来那么容易。新了可能尝到一些从事此工作的“刺激和乐趣”。但薪水按政府规定的，一般雇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薪水标准支付。然而，会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如可以免费旅行或在餐厅和征招对象吃饭（如果该对象值得如此对待的话）。
但要记住，有时旅行并非总是安全或令人愉悦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诉我一个关于妇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还有一次，她冒险外出，一个乞丐走过来拉她的裙于以引起注意。当她使劲拉住裙子时，她看见乞丐的几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识到那个乞丐是个麻疯病患者。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无论站在哪边立场，一个成功的间谍在他退休后可能有点积蓄。当然我对此只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确看到一些间谍在退休时名利双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间谍不得不躲进“铁幕”国家，在那儿过得并不如意。
我们的“退休者”境况要好得多。
随着东欧共产政府的倒台，许多（并非全部）传统意义L 的间谍开始失业（几乎是幅滑稽的漫画：一个曾经颇有价值的间谍整天为面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一些被投入监狱、受到惩罚。有的免了处分，有的则还在奔跑。
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间谍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话。电影或电视明星、体育明星或者某个名人最终或会归于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他们享受过荣耀并赚取了大量金钱。对一个间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公开享受他的荣耀或者公开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苏联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国“良好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位”，使他们能为美国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十分关键的信息。
我曾遇见或了解一些拿高报酬的间谍。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有特征。有些人相当傲慢，如像要补偿他们失去了的荣誉、尊严和自尊。
我也听说过两个贪得无厌的前间谍。例如，当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会见与他们接头的官员时（这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所涉及的案件毫不相关），走之前都会随手带走旅馆房间里一些诸如肥皂、洗涤剂甚至纸巾之类的小玩意儿。或许对他们来说，得到某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动力。
我常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曾当过间谍的纯粹是想获得兴奋和刺激。我猜不会很多。
如果你想兴奋排出你的肾上腺素的话，你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请医生帮忙；或者，你自己独自一人不带任何武器行走于漆黑的夜晚，或迟或早你就会有一次发生在你心脏和肾上腺的难忘经历。但是你可能必须跑得比子弹要快。
谋报工作是黑暗的、充满阴谋的世界里的极为秘密的职业。身处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感到难以排遣的挫折。我就碰到过比我事先考虑的要多得多的处境。但你必须继续下去，保持准确的判断。高昂的激情和灵敏的感觉，绝对不能总处于压抑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有用的建议：如果你想感觉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司活着的癞蛤蟆，不是青蛙。通过它们的皮肤分泌粘粘的、各种颜色的物质的丑陋的癞蛤蟆。
早上一醒来，抓起它的后腿，送进你嘴里，将其生吞下去。
现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感觉良好”了。你刚干了想象不到的事，你今天内不必再干一次，这一定使你觉得整天快乐。这意味着放松、冷淡和信心，意味着你能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开玩笑吗？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从事谍报工作时，有时你觉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你别无选择。此外，你的上司会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你这样做。你明知这极不公平，对此你尤能为力。那么你就想想我的关于癞蛤蟆的故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会儿再吞下另外一只癞蛤蟆，你就会觉得好些。
在曼哈顿，我经常步行。部分原因是出租车费贵，部分原因是不想让莫里怀疑我骗中情局的钱。他不许我有一些我认为是正当的开销，如在家中准备工作宴会，要是他不允许我有这种合理的花费的话，不难想象他会怎样算计我其它的开销。
一次宴会，食物和饮料按人头每人补偿我10美元。但其它一切费用由我和妻子支付：烹凋、劳力、装饰和清洁。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实上有些还很贵重，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如果不怎么考虑在家中宴会的效果或对客人的影响的话，我可以非常高兴地邀请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厅，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担额外的劳动力或花销。莫里不让我有这些合理的花费，而他却几乎每天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官员举行毫无节制的所谓“工作协调午餐会”。
我从不和莫里就此问题争执。钱在我的议题上并非处于头等地位，所以我不为钱争执。
纽约是个高消费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们都没有，我们也很少出去吃饭。我仍然在花我在东京时的积蓄。
一个好心肠的上司十分体贴地劝我带妻于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让她放松一下。
但我那时有一些“目标”
，为了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更愿意在家里招待他们，让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不起在哪本书上读到富兰克·塞纳特拉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练习丢弃烟头的方式；我也读到过，劳伦斯·奥立佛爵士在上台演哈姆雷特之前还要在一面大镜子前练习词句。奥立佛练习调整句？
要是这些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还要练习这些他们熟悉的动作，肯定我也必须这样做。
我开始在镜子前面练习我的表达方式和关键对话、借日、妙语等等。
我用各种语言练习可以在哪种场合使用的方式。我经常对一些“目标”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对话、手势或语调的变化往往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已成为我在各种聚会上的习惯，这种习惯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人，但我能用事先准备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表演”。这对我培养潜在的情报员或招募他们帮助极大。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与有协约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刚搬到纽约。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可能是与他接头的情报员对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兴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他拉回来”，莫里说得很简单。
在电话中，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出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对那对夫妇用了一个中国化名。从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凭直觉，我感到有潜在的危险。我练习得到的对女人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
在和他们夫妻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我还约那位丈夫单独吃一顿午餐。
在纽约我经常使用不同的化名。当使用中国化名时，我经常用当时十分著名的姓如毛、周、邓等。用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称呼我会不断地敲击我的记忆神经并不断提醒我：我是谁，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同时使用四五个化名和身份时，这尤其有用。我妻子经常感到吃惊的是，我怎么在晚上能一会儿醉酒，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被电话吵醒，而且在第二次响铃时，就能询问对方名称并用正确的化名、身份回答相关问题并畅谈一番。
有一天要赴与他的午餐。提前2 分钟，我去那“目标”的办公室造访。当我进去时，我问：“嗨，有人吗？”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杰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杰瑞不是我对今天要见面的“目标”使用的名字。
我当然知道现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他是我接头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特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杰瑞先生”。
由于担心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面对他和我的“目标”，因此我得尽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个迷惑的表情，然后走出办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十多步，试图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这时我又听到从办公室门口传来警笛般的尖叫声：“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这个笨蛋！你不能闭嘴吗？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现在跳得又像机关枪了。我意识到我应控制这种形势了，无论事情有多微妙。让我的“目标”
出来见见到底谁是“毛先生”可能还会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决．可能会留下事故隐患。
我停下来，转过身，向我的特工走过去，问到：“你在这儿做什么？办公室里的老板在哪儿？里面还有其它人吗？”
“我一周前开始在这儿工作，老板半小时前外出了，办公室就我一个人。”
在曼哈顿，我的特工为他的新工作偏偏选这一个办公室，但未有机会向我汇报情况。又是我的狗运高照，差点心脏病发作。
我认识到“目标”从没有和我外出共进午餐的打算。我要求我值得信任的特工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也不要说我来访过。试叫醒一匹死马是徒劳无功的。
然而这事仍没有结束。
几个月之后，当我离开纽约在华盛顿地区等候新调动时，中情局总部和我联系，要我回到纽约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合作，我去了。
那个不愿合作的“目标”被怀疑为国外势力作中介试图影响一些国会议员。我将我的前任特工交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并向他们保证这个特工是明智的、可靠的。
同往常一样，对此我再也不知下文了。
我从纽约奉召回华盛顿参加一个情况汇报会：他们将指派我一件“最有意义的”
任务。这样的说法令我喜出望外。我花了三天时间在乔治城一旅舍阅读有关分类案卷，并特别指定了一个人帮助我了解情况。
正是这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我将叫他乔布兰德的人。
他年轻、有活力、机警而且对工作十分投入。他在我被选择参加的宏伟计划中扮演联络和后援的角色。
乔至少可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讳赢得了我的赏识。在许多方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于。他独特、富有想象力、无所畏惧而且幽默风趣。
乔对工作的热情令人吃惊。他从国外返回华盛顿已半年了，他和他的家眷仍住在汽车旅馆里，因他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找房子。
他四岁时就是局里最年轻的GS—13（级官员），以后又成为局里最年轻的GS－14和GS—15。他现是局里资格很高的经理（因为中情局不鼓励退役人员和在任人员交往，所以我对他以后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我从已退休的朋友那儿确实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乔留下一系列无与伦比的职业记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经常和我见面的那段时间，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并积极修补莫里·邓恩对我的伤害，努力为我的新任务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
有一天，在华盛顿，他来找我，看上去很压抑。他说妻子对他忍无可忍，自己出去买了一套价格昂贵的房子，已花了一大笔存款。
乔说道：“保罗，你想我该怎么办？按我的计算，在房屋抵押后，我每个月只剩200 多元过活。”
我不得不劝他回家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我再也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是否真的买了房子。这就是乔。
乔对我亦非常同情。他一直在想尽快帮我找到一个可靠的掩护身份。他也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负责寻找非官方身份的官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怒不可遏，站起来准备将那人猛揍一顿。我不得不阻止他说：“如果要揍，我会自己动手，你不必为我而斗。”
在华盛顿期间，我开始了解到莫里向总部打我的小报告，大意是：我总是酗酒，以致于早上9 点在我办公室不得不扶着椅子才能站起来。（非常聪明的虚构。我是一个“醉鬼”，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说实话，我喝酒从来没达到他所说的那种情况，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因此，他绝对不可在那时看见我酗酒。我也想不起早上9 点在我的办公室看见过他。）
他自吹自擂，说我先培养一个“目标”，然后他来招募这个“目标”。简直一派胡言。来访纽约的督导员向我和莫里转达令人困惑的敬意说，祝贺我和莫里分别“培养”和“证招”了情报员。
当时我或许太单纯、太惶惑了，尽管这个局外人注意到当时莫里对这样的赞赏明显地退缩和不自在，但我并没有提出我的疑问。但莫里的不自在增加了问题的神秘性。
后来当我有机会翻阅我自己档案的记录时，我发现由莫里撰写的两段互相关联的电报，但这两段放在相近但不同的地方。若将其放在一起来读，就可清楚地看到，从我第一次将那位十分敏感的“目标”介绍给莫里到“目标”同意做我们的特工的时间总共不到15分钟！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不是拳击或摔跤比赛，不是将对手突然击倒就可宣布比赛结束的事。莫里究竟想说什么呢？他能马上问“目标”是否想加入中情局而“目标”马上点头同意并举起右手宣誓加盟吗？
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莫里向“目标”介绍“特工要求”和他每月的薪水等之前，我已将所有一切事情都概括地告诉了“目标”。莫里对此是十分清楚的。
由莫里记述的他在这次任务中的表现完全掩盖了我的作用，并切断了我与中情局的直接联系。他知道他不能宣称此次征招是他的功劳，因为我已完成一切并获得了“目标”的认可。莫里毫无羞耻地背叛了中情局有关荣誉的条令。
我没有公开对莫里指控，只是因为已离开并到了他处任职。我后来在东京听说他因为类似的欺骗而受到审查。
再后来，我被告之，莫里在他的律师的帮助下，搞出了些“技术”上的理由，“脱离了那次审查”。他人虽仍在中情局，但再也不会获得提升了。
我完全可以用莫里本人亲自撰写的在纽约“招募特工”这样虚假的报告指控他，让任何人都能读到它，看见莫里的真面目。
我那时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东京，我还要和另一个狡猾的对手周旋。
莫里声称几乎我做的每件工作都有他的功劳，要是我没有讲出来，他也会编造一个。莫里是唯—一个向总部报告关于我的活动情况的人，他可以在背后做任何事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声称在他的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我终于成功地邀请到中国外交人员到我家作客（好像在开始时，我对此任务非常勉强）。
真是厚颜无耻之极！到底是谁如此傲慢地拒绝了我最初对中国外交人员邀请的提议？
莫里被调离之后，又来了一个新女老板。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坚强的、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女上司。
她听说过有关我的情况，好的和坏的都有。她希望我继续努力工作。她也见了我妻子和儿子。
不久，很奇怪，她询问有关我开展行动时重要部分的细节。起初我答复说她可以到纽约基地档案室找到有关我的记录。问我好几次之后，我意识到莫里（还能有谁？）破坏了许多重要的报告，工作记录中有关我的成绩很少。由于莫里声称任何行动都有他的份，因此他破坏这些积累起来的报告就顺理成章了。
就在我退休之前不久，我在总部见过莫里一次。我很想知道在被同事视作窃取他人成绩的小偷、仅靠上帝的恩赐过活的他，这许多年是如何度过的。
他仍是一副粘粘糊糊、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明显有了疲态、没有了生命或信心的神采。
尽管我的宗教信仰教我学会宽恕，但我对他仍是憎恶之极。看看他，我感到就像见到不得不吞下的、令人恶心的癞蛤蟆。但知道再也不必和他打交道，我的感觉又是如此之好。他甚至不值得人们用脚去踩死他，因为没人愿意去踩一只会喷粘液的癞蛤蟆。
一年过去了，我被要求去西欧作几次临时外派，主要任务是评价，如果可能的话，培养几名重要的“目标”。尽管工作本身很困难，但仍将是一次愉快的任务。
因为那时我对处理“非官方身份”、评价“目标”、交朋友和培养“目标”，如果可行，选定一个特工等都十分自信。我没有丝毫的惊慌。此外，在工作之余，我有时间游览我以前没到过的城市。
在此次特别任务中，也派遣其它人前往欧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工作，这毕竟是中情局“最有前途”的任务。
我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必须自己去发展目标并与之联系。没有人会主动找上门来或将我介绍给要招募的对象。这完全要我自己来寻找机会。因此，从根本上讲，如果我能发现“目标”，那很好；如果我能和他们会面并交谈5 －10分钟，那更好。只要能有机会对他们的性格、秉性、甚至他们的怪癖和弱点作出评估就行。
将此任务交给我无疑是因为我在东京和纽约发展。培养和招募特工的良好记录。
因此情报局长官选择我来担此重任。
尽管我一直是“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官，不属于从事招募工作那一类，但却逐渐成了“招募专家”。因为没有官方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经不起失败，因此我既享受特权又承担风险，因此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但这实在太刺激了。
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的成功是悄无声息、安安静静的事。当你获得成功时，你的上司只是过来向你表示祝贺。这还算好的，更糟的是，碰到像莫里之流，他还会窃取你的荣誉而你却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很少能见到自己的档案，除非你有特别的、可以解释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你的档案在大多数时间里被秘密保存、永不公开。事实上它“不存在”。尽管你可能听到点什么，但肯定不会是事情的全部。
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收到来自总部的电传，其中含糊地指责我在国内的行动报告有问题。我想不起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后来当我有机会去总部时，我要求看看对我的指控书。
给我发电传的上司却不允许我看。这人明显没听说过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说明指控的本质和原因”，“有权知道对他不利的证据”，或者“有权获得对他有利的证据”等等。
然而，正如本书所述，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完全不将美国宪法当回事，总是对不同的意见置若罔闻。
然而，正义很快地惩罚了他。一年后，他因严重违犯保密规则极不光彩地被开除出中情局。
我一直坚信：一个撒谎者、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失去希望的失败者，迟早会以某种方式或被抓或被惩罚，因为源于其本性和习惯的驱使，他注定要犯错误。
对此现象人们有各种说法：正义、必然性、自我毁灭等等。我更喜欢这样的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退休前不久，那份虚假指控报告的作者在总部碰到我。我完全没在意他的存在。对我来说，他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我们简短见面之前，我从不认识他，因此没有理由会成为他的敌人。
当他一眼看到我时，便像惊弓之鸟一样夺门而逃。很明显，他心中有愧。或许他听说过我曾非常愤怒，也听说过我会对他动粗。这一点他是猜对了。
我只是站在那儿看他跑，真希望这个可悲的恶棍从楼梯上摔下来扭断脖子或突发心脏病而死。
他真的该陷于心脏病。假如他被通知有一个实验性的、凶暴的计划对他实施逮捕并投入监狱几天。在他出狱之后，对他这样解释：“我们犯了最令人遗憾的错误，逮捕你完全错误地依据了所谓通常是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
在执行临时外派任务期间，在西欧各国，我感觉就像在家中一样。在这次旅行中，我所见的风景名胜最多的是滑铁卢，它像一个优雅、令人兴趣盎然的离婚妇人游说的。黄昏中的滑铁卢景色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感觉好像听到成千上万的鬼魂在风中忸哭。对一个在法国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我感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壮、不朽的一页，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次临时外派旅行中，我也遭受到了我自己的滑铁卢。
尽管我喝酒，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小心。时间并没有减轻因为失去母亲而带来的悲伤和痛苦，压抑感仍然挥之不去。
从欧洲返回纽约时，在机场受到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抓住我并迅速将我带到一个房间进行全面搜查。我非常迷惑，当然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对此很困惑和尴尬。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解释说我厚厚的冬装“似乎”藏匿了什么。
但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可猜出到底为什么。我是个中国人，而且走过的是一条亚洲毒品贩子贩卖海洛因的、臭名昭著的路线。
刚一到家，尽管妻子劝我先休息一下，但我还是马上给我的女上司报告了有关我在海关被搜身的情况。这可能是多此一举，但这是我的本性：快速行动，如实汇报。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和妻子剧烈地争吵。然后是去看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和上司等等。
简言之，我变得十分消沉。我被迫停止饮酒（尽管还不是按中情局对“酗酒者”
规定的治疗要求）。最重要的是预定调动去欧洲的计划因此而被取消了。
可以理解，我妻子对此大发雷霆。因为我们已通知亲戚和朋友，我们不久将去欧洲。现在又不得不解释我们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
不知什么原因，原本对我颇为同情的关键人物认为我们的婚姻正在破裂。他建议我呆在华盛顿什么也不用做，只是一心一意从饮酒和压抑中恢复过来。数年之后，他竟然问我是否还是和同一个女人结婚。
我的未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此我别无选择。当我从纽约到华盛顿居住时，我怀着悔悟的心请将妻子和蹒跚学步的儿子送到东京和台北和亲戚朋友在一起住了两个月。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是非常痛苦的。
对我的不良嗜好，我从不需要任何治疗。在有过这样一次令人痛苦的经历之后，戒酒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
在巴黎做学生时，我有一年时间依赖安眠药才能人睡。后来我一夜不睡让自己出了一身汗就克服了这一毛病。
我也从不服用任何非法药品。在巴黎，当我与朋友或妓女聊天时，有人经常给我大麻。那时吸食大麻是一种时尚，但我从不去尝试吸一口。
我戒酒肯定不需要什么“意志力”，如果我有这样的“意志力”的话，当初我就不会沉醉于饮酒。
还有更不妙的事在等着我。
不妙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尽管这些事并没有立即发生。丑恶的嫉妒女神开始像细菌一样传播流言。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可能是碰巧出了差错。他们说我不适合担此任务。最终的结果是，我将失去立足之地，并从高山之巅落下，摔得粉碎！
是到了申辩的时候了。
要是我用东方人的陈词滥凋，我的失败可以用东京战犯审判后一些日本战犯的话来表达，即，“我的失败是由于我缺乏道德和洞查力。”
现在，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我或许应该说正是我的骄傲自大或缺乏谦虚才使我从宏大的招募计划的顶端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跌下来。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想象一个人很快地跑在最前列，而将其他人远远地抛在后面会发生什么吧。正如一则日本谚语所说的：突来的钉子肯定要刺伤别人的头。
我属非官方身份的间谍，这意味着我将是孤立无援的。我处于易被责难却不知为什么、怎样或被谁责难的位置。回首往事，我也对我的直言不讳感到吃惊，以致于要忍受如此巨大而恶毒的攻击。
一个甚至连行动官都不是的、天份一般、相貌平平的女士说她被指派参加了这个宏大的计划，想听听我的忠告。（我说：这很适合你！）我能看出她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大战士。但我还是竭力帮助她，因为我相信合作，相信团队精神。
结果她不仅违背了向我提供欧洲之行所了解的情况的诺言，而且隐匿了一条能将我置于极度危险境地的重要信息！这是在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脱离险境之后才知道的。
有个我视作朋友、住在欧洲某城市的男同事，后来因为妒忌，冷酷无情地坚持说有证据表明我在那次行动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在我背后放冷箭。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这种令人始料不及、背信弃义的行为。他没有拿出什么证据，可这还没完，连他都认为没有什么能耐的妻子却无条件地站在他一边。
有一个年老的、已退休的、曾经被认为“博学多才、聪明能干”但私下有人叫他“蠢驴”的前资深情报员，也被请来参加这个宏大的计划。总部抽调所有人力物力，甚至像这样的“恐龙”也派上了用场。
这个“恐龙”十分武断地反对我的意见，并“自愿”“花六个月时间亲自对形势作出评估”。
当我开始考虑任务的具体细节时，还得因为他那“虚无飘渺的灵感”再等六个月，这对情报站的官员来说也是够长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见丝毫也掩盖不了他想得到在欧洲六个月的高额顾问费和滞留欧洲的额外津贴的个人目的。
直到有个也被“恐龙”赤裸裸的贪婪嘴脸激怒。满怀妒忌的同事告诉我其中因由，我才意识到原来如此。
我和一个由总部派遣过来、保持中立的情报官员两人反对那对夫妇和“恐龙”，因此我们属二对三的少数派。
那对夫妇未让我了解计划的全部细节，而其中一些情况将会对我观察和思考问题提供极大的帮助。这真是太可悲了！他们寻求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幼稚想法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我的份内事处理得有条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从没有任何人做过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连我自己都对这种难以置信的进步感到惊讶。
但是，情报站主管这一行动的一名新情报官由于不熟悉具体行动方案和进程，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动计划。他反对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别的“目标”，当时我对该“目标”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反对的理由是该“目标”太“古怪”了。
我也承认此“目标”有时行事不太理性。情报站副站长反驳说：“由这个‘古怪’目标带出的秘密资料可不‘古怪’。”兴之所至、自作主张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合作精神不复存在了。
当时那位副站长对我十分了解，他对我充满信心，让我自行选择我认为的合适方式来达到招募该目标人选的目的。他补充说：“要十分小心，因为我们目前有四个单方面的行动正在进行。”（这意味着我们有四个正在进行的单方面的行动没有通知东道国，该国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盟国。任何暴露或“风吹草动”都将妨碍和破坏国盟关系。〕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与我的约会。当天在他的门铃上附有一张既非无礼。亦非道歉且毫无意义的便条，听到门铃声，也没出来开门。
我想，除了再静等两天外，没有其它办法来解释所发生的事。但总会找到原因的。我与此次行动联系最为紧密，但对所发生的事毫无头绪。
尽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个上断头台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只能等到事情结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渐渐地，从那些不愿看到我成功的人那里听说，主管情报官员愿意丢掉——这个烫手的山芋整个计划。这就是该死的解释！
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此次行动被毫无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记一切，然后离开那里回国。
长达一年半的行动突然中止。
回顾所发生的事，这次行动或许不会非常成功。行动的中止对我也许是福。在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从行动中及时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结果，谁知道呢。
我后来听说此次行动被重新恢复但很快便又悄无声息地放弃了。对此我并不吃惊。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后放冷箭的那对夫妇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为之后，能用切肉刀断了他的男根。
再回顾所发生的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忽略的“大错”：我应该提醒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个人都会荣升，而不仅仅只我一个。
计划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总部行动局局长被问及如果我的计划“在下星期”获得成功的话，我是否应该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是的。”“自动提升”是对完成重要招募任务的“常设嘉奖”。（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大致和我同时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们的羡慕和妒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参加行动的任何人都会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然的。我的愚蠢之处在于没有想到其他人是多么的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