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维吉尼亚州“修养生息”并“等候新的调动”期间，我发现自己无所事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话，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间“安全的办公室”。
但我认为去办公室比呆在家里更有益处，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儿。
办公室有两三个同事，他们都在等候命令，偶尔作一次外派。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我等待着那一天。
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钟爱的汉语和中国文学，我开始阅读中文报纸和书籍。作了几次前面提到的临时外派旅行。就这样我过着十分悠闲的日子。
我不厌烦这种生活，但却有些不耐烦。我一直在三步并作两步拼命爬楼，为什么现在让我停下来？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饮了。我的家庭生活也归于正常。我学会驾驶，然后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于和儿子学游泳，我有点烦躁了，迫切要求去同外执行新的任务。由于误解，这种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满（对我们这些必须通过间接渠道才能转达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上司认为我在“威胁”他。经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后，他终于同意派遣我去香港，这是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从没有理解或原谅我对他的冒犯，在未来的数年里，他仍然没有忘记，香港就香港吧。我不会讲广东话，这是遍布全香港的中国方言。但我被告之，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人。
当时我已是一个多面手．因而对完成那个任务很有信心。
一个能于的情报官员要求是个多面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确实有自己的好恶，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而，在我的情报职业生涯中，有许多与间谍有关的工作我并没有干过。我从没有执行过跟踪监视任务（除了最初偶尔经历的观察任务），也从没有鬼鬼祟祟地破门而人过（我太笨拙了，会碰倒东西，发出声响）。
但也从没人要求我做这样的零碎事。我对自己擅长做的事感到很满足。
首先，我开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将广东话讲得很好，但我认为可能也用不上它。由于从中国大陆逃港的人开始多起来，普通话在香港也变得普遍了。
为了解道路名称，我拼命记香港街道图，熟悉主要场所的位置，这花了我半年时间。
但就像以前常常发生的那样，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决定让我去东京会更好些。
我对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家具被人搬来搬去十分恼火。然而我岳父刚去世不久，而我又没有什么积蓄送妻子回家奔丧。我想，对失去亲人的妻于来说，前往日本是最好不过的了。从另一方面考虑，再调到日本工作五年，对我儿子也大有益处，因为他还可以进一步学习日语。
在等待建立合适的掩护身份期间，我接受了一些训练课程。正是这一次，我渐渐加深了对一名具中国血统的情报人员的了解，在我刚加入中情局时我曾见过他并对他有点了解。
他被认为能干而巨值得信任。我也听说他是个最擅长语言的间谍。他作为非官方身份间谍在东京已服务了很长时间，我将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见尼大约50岁，过早的白发总是染得很黑。他脸色平静，毫无表情，按中国算命术的说法，他的短下巴的脸表明他很阴险，整张脸给人不祥之感。
从一开始我就对旦尼心怀疑虑。
他不愿告诉我有关他的年龄，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岁。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论及有关行动计划，“没有坦诚的友谊就不算是真正的友谊”。我也开始了解有关旦尼的情况，但所见所闻令人忧虑。
我发现旦尼在东京这么多年，却根本不会日语！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馆和美国同事打交道还说得过去。但作为一个隐蔽良好、且要在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人员来说，使用日语在餐厅安排一顿饭都不行，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和一个职业冰球运动员不懂滑冰有什么两样？
梅旦尼是唯—一个在东京连续生活七年却连一级日语水平都达不到的非官方身份的间谍。（官方语言等级分为五级，三级是基本工作水平。）
对一名高级侦察员来说，具有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为其获得成功提供“可靠的保证”。
我认为对一般的职业而言，在同一外国城市生活七年后，一个普通智力的人至少可达至二级以上的水平。
旦尼是个中国人，他在学习与汉语一脉相承的日语时应有比白人更大的优势。
其他大多数在东京的白人。情报员都能讲流利的日语，有些人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日文报纸。如果是个体育迷的话，通常都随身带着日语体育报纸。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数年却对基本日语如此无知，让他的许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这么多年难道没发现这事很奇怪吗：）或仅仅是一时疏忽？这听起来更像掩耳盗铃。
这的确是难以想象、耐人寻味的事，我不敢想象中情局还有类似的无能的非官方身份的情报员存在。
旦尼现在或许可能会辩解说他曾经可以讲一点日语，但过了数年后又忘记了。
这样的借口有可能会出自他的口。因为后来我知道巴尼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不诚实。我们大多数同事都知道他甚至不能用日语问到洗手间该怎么走。
此外，旦尼还有其它有名的不良德行。最明显的是贪婪、耍手段和虚伪。
我从巴尼的朋友处听说他曾从中情局骗取搬迁费。在香港期间，他让搬家公司提高货币兑换率，条件是搬家公司必须将差价给他以补偿中情局不付的保险费用。
这只能在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做，因为在那儿，对货币的兑换率时常变动，他以为没法查出。（不是很准确的。图书馆的旧报纸或银行记录可能有比较合适的数字。）
巴尼还向其朋友炫耀他的这一小伎俩。
只是一个小骗子，肯定不能算作大盗窃犯。但对一名中情局情报员来说，任何微小的、简单的和虚假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怎么相信。直到在东京，旦尼亲自向我吹嘘搬家费的事我才对此深信不疑。
有天，我俩在一起接受训练时，巴尼问我：“你认识杨爱克吗？”
杨爱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官员。但见尼却知道他。
“杨有大麻烦了，因为他从特工的薪水中捞取好处被抓。”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初的答复是：“怎么这么坏！”
截取特工的薪水在中情局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个来自巴尼的谎言是他最典型的害人方式。因为以后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不认识杨，我至始至终也没见过他。我所知道的是在我从巴尼那儿听到这个致命的小道消息后几个月，杨得到了提升。这意味着所有围绕他的卑劣的谣言和指责被一扫而空。
“加强相互信任感、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中情局，情报员的行为准则。
认识到旦尼是个一贯性的、变态的说谎者并不花费我太长时间。我对有这样一个上司作为我与情报站的沟通渠道而感到不幸。
如果你觉得本书中与我相关的人或事听起来太荒谬了，请允许我指出，这些故事已讲了数年了，有证据和记录来证实。
梅里尼比我加入中情局早五六年，主要充当语言学家。在我去东京时，我的职位已赶上他，但不久他在那儿又得到提升，也成了我的上司。
旦尼感觉到我的威胁了吗？可能会。他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但不管诽谤杨的事实如何暴露，他仍会无中生有或毫无根据地撒谎——正是一个变态撒谎者的标准。
奇怪的是，他的攻击对象经常是中国人。或许他觉得自己比其它中国人优越但又不如白种人。这使他成为中国人中最为可怜之辈！
我在中情局22年的时间里，梅旦尼是最欺诈成性的官员之一，因为原谅他那明显的罪行，他的一些上司应对其行动承担责任。大家在背后都嘲笑旦尼生存的法宝就是溜须拍马。
中国同奥特曼帝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过去的历史中有一类玩弄权术的特殊群体，即太监。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所具有的双重特性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阴险、狡猾和懦弱。
似乎历史和传统有时会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旦尼总是将自己装成在教堂中高唱圣歌的仁慈的、虔诚的基督徒。
我曾研究过基督教的理论和哲学，后来又在罗马得到了专门的指导。
甚至当时在东京，我就经常想：梅旦尼信仰的耶稣基督是否和我知道的是同一个耶稣基督。
我常提到“天报”，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例子。
梅里尼将成为让我憎恨的受报应的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说：上帝是博爱和宽容的。
我必须宽恕他，以免自己不被宽恕。
我试着这样做，在一些方面，我成功了。
但无论什么时候一想起梅里尼对我和我的家庭的所作所为，我就不得不在另一个说教中寻找安慰：伪善是一种难以被饶恕的罪恶。
中情局官员的妻子们
中情局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政府中离婚率最高的机构，至少也是离婚率最高的机构之一。那么你或许可猜测到问题毫无疑问地与其隐蔽的工作性质有关。
工作的紧张和焦虑可能引起高血压。事实上最近的医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情局供职六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得了高血压。由此看来，我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是到中情局工作之后患高血压的。
我的确知道在中情局有许多高血压病患者。
有人曾作过一个“非科学”性的观察：中情局官员通常都比其同龄人显得老些。
据我所知，中情局中酗酒者的比例在政府中也是最高的。毫无疑问这也与他们的工作有关。
在加人中情局之前很久，我自己就是个爱饮酒的人，因此，我不能也不应该责备我的病完全是由现在的工作造成的。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的确是主要原因。试想，紧张、孤独、焦虑以及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还需经常饮酒，而其费用由政府提供。其后果可想而知。
在一间漂亮的酒吧饮一杯可乐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从我后来的经验看，除非确实因健康原因不能饮酒，否则肯定会失去某些东西。当“目标”在一家时髦的酒吧看见你喝可乐而不喝酒，他可能在有你作陪时难以享受到饮酒的乐趣。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他或许只是对你稍不爽直，而且神情不甚愉快，或少喝一两杯；在这儿我们不谈论省钱的事，因为只要饮酒对“目标”有效，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要对我们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些。这时，我们不关心国家的债务问题或预算是否平衡。
我并不是在为我和我的同事们辩护，但对于一个情报官员来说，酒精诱人的作用和效果确实可为其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必须时刻意识到不要使自己沉溺其中而失去自我控制。我相信饮酒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的基因有关。我看见许多人每天都饮酒但从不像其他人那样酗酒。但我也同样相信不停地饮酒也可将你“转变”
或“培养”成一名酗酒者，即酒精本身并不会自动去找你。因此，酗酒也是一种“被接受”的疾病，换句话说，你需要它。
适量饮酒并非坏事，但如果是用来“麻痹神经”或用作某种“借口”，就会很危险。
正如在我开始经常饮酒之前，经常与我好心的妻子争辩时所说的那样：“饮酒可以熔化我僵硬的神经末梢，好像将热水倾倒在凹凸不平的冰块上一样。”
以上的描写并不完全准确。我用一大杯半是威士忌半是冰块的酒来缓解紧张的神经、消除不安情绪。
但这种逻辑和借口是不能容忍的。
一旦开始酗酒，你就会躲进你自己的世界里，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糟糕。因为你的配偶不能参与你的工作，这是一个“秘密’的间谍世界，对不对？你只能自己一人处于其中，对不对？你正独自与你的“隐形敌人”作战，对不对？
我一直试图使自己直言不讳，以便本故事能准确地呈现给您。我完全认为自己有罪并应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担责任。
但是不应该指责我虚伪。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过去26年里从没有抱怨过我不诚实或虚伪，未来的26年她也不可能这样做。
在本章中，我要说的是有关间谍人员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护间谍人员的妻子的处境、发生的问题和可能的解释——不是探讨有关解决办法。当然我亦会加人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它们可能不正确，但绝对是肺腑之言。
由于我对有官方掩护的间谍人员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写到有关她们的情况。她们的生活方式属于完全不同的一类。他们可以参加外交或官方宴会，而非官方掩护间谍们的妻子却不能。（我曾参加过类似的宴会，有时和我妻子，因我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记者身份。）
我也将甚少提到女间谍或类似“夫妻店”的间谍生活，只是因为我对他们亦知之甚少。当时以非官方身份作掩护的女情报官不多，也不太主张使用女性作这类间谍。因此，除非她们和你在同一组工作，否则你不会知道和了解她们。在我22年的情报生涯中我只知道两个非官方掩护的女情报官员。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请注意我要讲述的是情报官员，不是分析家，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语言学家。
我相信，由于他们的分工不同，这些人和情报官员的生活环境和对事物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
处于隐蔽战线的情报官员通常不能承认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而大多数其它的情报人员（行政。情报和科技人员）则可以。由于能承认自己的身份并可以为之骄傲，尽管不为新闻界和公众认知，但其心理负担仍可大大减轻。他们的配偶也一样。
在国内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如不首先拧开收音机，我们就不能在家中谈话。在过去多年里养成的习惯使我们成了类似于“巴蒲罗夫的狗”一样的条件反射。
是缺乏灵活性？抑或感觉迟钝？
试着为某件事将你的生活和自由当筹码，试试绝对准时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几天，你或许就会理解一点被迫出来的习惯的滋味。想像一下从事秘密工作时没有美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政府也将断然否认你的存在或你与政府的关系，你的感觉会怎样？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许会相信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暗无天日”
的环境里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个处理过去非官方掩护间谍记录的朋友告诉我，在中情局历史上只有6 个这样有傻劲的官员。
随着苏联和其它许多前共产党国家的消失，以及其它一些社会主义集团日趋温和的政策，中情局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中情局对前共产党成员和新的、敌对的、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独立共和国仍保持高度警惕，并时刻留意那些不时出现的零星的独裁者的野心。中情局现将注意防止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分子、跨国毒品走私以及经济和科技情报等方面。
这些任务比和作为我们主要对手的前苏联及其卫星国斗争更可怕。
70年代的中情局看到了非官方掩护的、隐蔽性强的情报官员的重要性，并开始增加此类间谍的数量。
针对这些新的任务，中情局开始大量招募将要或能够成为“非官方掩护”的间谍。据我所知，这些新的招募对象从未踏入过中情局总部大门一步。而且新招的女性人数和“夫妻店”数目也在大幅增加。
至于少数民族情报员的招募，其需要和利益十分明显。据我所知，这样的行动进行得十分活跃。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在社会上已具丰富经验的和完全独立的人士，谁会心甘情愿地为相对不高的政府薪水卖命呢？
任务肯定变得更复杂。更危险了。我以前提到的“情报人员不会相互残杀”只适用于本要的、“文明”的国家，而不适于少数独裁政权，更不适于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和毒品贩子。因此，这些危险的确使情报人员及他们的配偶变得很现实。
安排和使用非官方掩护且不易暴露的情报官员需要花费更多的金钱和资源。不难理解，因为他们过的是情报官员和以某种职业为掩护的双重生活。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他们的身份要么是真正的有经验的人士，要么需经长期的培训来达到。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需要为他们建立掩护身份、提供其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费用。其它消费和津贴等等，这需要大量资金。可以想象，由于需要有详尽的计划或非常间接的方式才能使情报员隐蔽得更好，因此这又增加了后勤人员的工作量。安全的住房和办公室也必须增加。当今高科技的通讯工具使得间谍及其相关人员的工作比人们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然而，在这一行当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东西：人类的本性。
由于人类本性难移，一些与之相关的故事也就显得很老套。
我们那个时候，女性情报员相对较少，而且也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我听过一个笑话说，一名男特工被安排和一名既能于又漂亮的女情报官共事，不知怎么地，他觉得她——他的上司——是中情局给他的“小小的优惠”，是饭后的“点心”。
后来我听说他仍然认为她只是他的“点心”。
发生这样的事是很不幸的，但确有其事。
在使用一名非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之前，行动组必须首先对候选人的不同能力和专长进行甄别，到底是作一名间谍世界里的工作情报官，还是作一名在公众场合出现的以真正的职业为掩护的秘密情报官。由于生活方式对家庭的影响，对其配偶的情况亦应作通盘考虑。
我们那时，对“夫妻店”式的情报员来说，很难为他们安排任务，主要是因为“职位”问题。在同一个城市为他们同时找到两个理想的职位是十分困难的。即使有这样的一对夫妻，很可能一个是工作官，一个是以官方身份作掩护的，诸如办公室工作人员或秘书人员。在当时，工作官绝对不可能以非官方掩护身份出现的。
当时，有许多人在等待被派往如伦敦、巴黎、拉巴特、内罗比、日内瓦、罗马、东京、甚至夏威夷等地去执行任务。当然，令人垂涎的位置会随时代、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而变。日元的突然升值肯定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太诱人的地方，而30年前，坚挺的美元是很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长期工作在很诱人的城市，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或可以提高工作水平。相反，舒适的生活会使一个能于的情报员沉溺其中、麻木不仁，而艰苦的环境可以使人更加勤奋工作并获得提升，最后达到令人羡慕的地位。（当然，配偶和他在一起，一二人就可以荣辱与共。）因此，只想去一个听起来不错或配偶要求生活的某个国家的想法并非是好主意。
我知道有个情报员在一个可称之为天堂的地方呆了三年之久。那里气候好，风景迷人，没有危险也没有上司。除了在阳光下游泳，几乎无事可做。除了要考虑下次的鸡尾酒会，享受实际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海鲜和免税美酒之外，没有任何压力，等等。
他说在那儿的生活真像神仙过的日子，也许是如此。但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相信会感到厌烦。我会为自己的事业担忧。我亦会为在这次任务中浪费光阴、一事无成而担忧。那对我不会是什么天堂。
将我和妻子不断的争吵作为例外，放在一边暂且不论（因为按我的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的争吵有些像体育锻炼），前往一个“天堂”般的国家生活，因工作压力和挫折和妻子发生争吵将使“天堂”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夫妻和谐亦会葬送在那儿。
我相信在潜伏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双方相互信任。没有完完全全的信任，只是心理负担就足以减少你的作用。
在情报生涯中，让人最感辛苦的是夫妻分别，不管是三天、两周的短期外派还是两个月或六个月较长时间的分别。不像军队生活，我们经常没有直接的联系方式。
对情报员和他的家庭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因此一个人必须要学会调整并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我知道一对夫妻，每当丈夫的临时外派时间变得“难以容忍的漫长”时，他的妻子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这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尽管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肯定对丈夫事业有害无益。
就我而言，我的妻子还是能容忍我。很幸运我从不需要为妻子有这样的感受而担忧。完全没有戒意或对忠实的怀疑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长期的分离生活中，相互信任是克服这种困难的基础。必须始终保持对一个人的信任、对他或她处理难题能力的信任以及情报局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并不完美）。这是对他或她克服困难、坚持工作的重要保证。
对为情报局工作的任何一个人或夫妻来说，信任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需要，情报官必须能够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他不应该为无谓的琐事所干扰。因此，可以预见，大部分责任和义务在于妻子，她也必须学会处理这些问题。
为此，我相信最好的办法是立下一条规则，可以向配偶透露一点你工作的大概，如果必要的话，记下细节，然后将其密封后放在某一安全的地方。如果发生了什么小差错的话，其配偶可以和联络官联系，取得他的忠告和支持。
当然，说得越少越好。否则会增加配偶的精神负担，次次盼你安全归来。
就我而言，我总是时时帮妻子做一些可以想到的、妻子不得不处理的日常事务：收人和支出、健康和医疗、学校、社交、联络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但我只是向她简略地讲一下我的行动任务。她经常事先就能猜出，知道我在干什么类别的事情，因此她并不太担心我。或许她已听天由命了。她甚至经常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国家。她只是在我返回之前不久，才通过总部得知我将返回的时间。
作为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她确实一直在为我祈祷。
我见过、也认识一些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的妻子，她们做得非常好。她们信任她们的丈夫，尽一切可能、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家庭，他们彼此之间必须隐瞒许多事情。但他们仍显得高兴，一如既往，至少表面上如此。
确实，在知道了他们的私下的感受之后，我觉得他们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
有个同事的妻子，显得非常苦恼，因为不知向谁求助，于是来向我借钱。她丈夫当时回国休假。正如前面所述，休假是半强制性的，而且花费很大依他的情况来看，由于资金困难，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带家属到美国休假，事实是，要求情报员在休假之前必须清算其资金帐目。同事们不得不为他募集7000美元将他“保释”出来，以便让他能返还他所掌握的周转金去休假。他可能没有为妻子留下多少钱，所以她在花完之后未向我、他的同事借钱。
顺便提一句，这种事并不少见，而且即使在当时，7000美元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即使严格地按规定执行，在一个国家的消费是相当高的，通货膨胀意味着要失去大部分所得到的津贴和补助（租金、设施和学费），通常来说，使用当地货币时，情报官有时除了使用他的周转金外，别无选择。总部最终会对此进行重新调整并返还津贴和补助的损失，但要等50——70天才能拿到。
我必须坦白，我做了一件同样的事：在我收到全部美元款项。但按当天汇率不得不兑换成日元时，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我们的周转备用金（我们收到的是日元）
通常是大量的日元，我记得我从中转用了相当1 万美元的周转金。当然一旦从总部收到补偿后，我就将总数还原了。
我听说我们的部长一次就短少了3 万美元。我想知道，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必须突然清理他的帐目时他怎么办。
我曾试着和总部的一名官员谈谈这个问题，因她对类似的问题很了解。但当知道我要谈的内容时，她马卜说：“不要给我讲任何可怕的故事。”
这是一种严重违规事件，她不应视而不见。但对此也没有什么容易的解决办法。
我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老朋友，很早就从事我们这个行当。有大，他从他手下的特工那儿听说东道国的亲西方的独裁者下令干掉他！这不是儿戏。那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匆忙中，他不得不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逃命，由于不能直飞，只得沿路不停地换乘飞机，用尽一切办法才到达安全的地方。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恐惧，被留在那儿的亲人将是多么悲惨！
由于试图离开那个不友善的国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受到该国警察的折磨。
我们当地情报站获得的可靠消息表明，当局试图绑架他的家人，诱使他回去。
57天后，家人才和他团聚。由于高度焦虑，导致无节制的饮食，使体重增加了57磅（在团聚后体重很快降了20磅．但回复到原来的体重却花了3 个多月）。
无论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在他退休之后，也无论已处于幸福的日f 里还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那位美丽的、善良的妻子是从中学时代起的爱人，就一直爱着他并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位前情报官尤其会讲幽默故事，他九死一生的逃亡故事总是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间谍。军队或执法等职业中，对生命的威胁可以说是家常便饭，或者说是注定会有的，我相信置身其中的人并非是勇气使然，而是一种所谓优先顺序，一日你加人了这样的职业，危险就伴你左右了，当要对一件事立即做出决定时．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一个人的优先感，是他的责任感，而不是他的勇气。在危急时刻，他不会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冒生命危险。然而他或许会考虑通过这样的冒险，是否可以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我们经常听到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讲述他们的行动过程。这很少是勇气的问题，因为问题已经被回答了。“在我知道……之前”通常是对我们听说的一次有巨大勇气的行动的描述。然而，对许多没有搞清优先感的人来说，恐惧是主要原因。他们必须花时间来考虑，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考虑过。犹豫不决导致上下摇摆，美其名曰“有理性”，很快，一个懦夫就产生了。
不合理的行为在如此借口下，就变成了所谓“合理的”行为。
在我的生活和职业中，我见过许多显示巨大勇气的例子。很遗憾，我也见过许多明显的现象：“合理”的推辞，“高度”的理性，“仔细”的考虑。不管怎样表达，最明白、最简单的事实只是“临阵畏缩”而已。当然，加人中情局并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在胸前挂上了勇气的徽章。
希望能做到的是加强责任感，从而克服恐惧心理。
我无论如何不是在鼓吹盲目的勇气。很自然，你必须仔细考虑其它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说在危机到来之前，你必须已经对你成年生活中一些可能性作出了一定的思考。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钱或感到饥饿时，他就应该去偷吗？答案似乎再清楚不过了。不对。如果当时他别无选择了呢？或者说，如果还有其它重要的原因呢？
因此，没有诸如“深思熟虑”的事儿！
如果在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期间，经常地担心死亡或其它与工作相关的不幸事情，你就要尽一切努力，赶快全身而退。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我加人中情局时，我知道并至少和两个同事交谈过，这两个人从不来坐从华盛顿到例如洛杉矾的飞机，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被绑架，就有可能飞到共产主义古巴。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真是无人能敌。
他们其中一人最终再也忍受不了担惊受怕的日于。不要问我为什么。当时并没有什么地动山摇的事情发生。他或许惶惶不可终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吧。他来告诉我他“深深关注”的事情，问我对他到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忠告。当他告诉我他正考虑申请去国防情报局工作，我不置可否。那有什么区别？真是天才！
在精神完全垮下来之前，他最终退出了。他研究过法律，于是去当了律师。当然不是有关犯罪或诉讼类的律师，那样他就不能远离暴力、极度危险或报复。他发现自己可在移民法方面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可能他听说过美国移民局很少谋杀唱反调的律师吧。
30年后，我又见到过他。他看上去仍像惊弓之鸟，怕这怕那。也许他担心陨石掉下来砸了他吧。
另一个同事通过讲毫无根据的“可怕故事”吓唬别人，并以此为乐，藉此满足其讽刺他人的目的。
他自己非常胆小，因此从不愿意接受海外任务（你能相信一个中情局官员真的会这样吗？这可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有一天，当他独自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行走时，（我猜不出到底为什么或怎么回事）他忽然中风倒在地上。他痛苦得呻吟了两天两夜。（就这样竟然还讲“可怕的故事”！）这时人们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身体瘦得只有大约90磅了。我相信这远比他数年前排斤、打击我要可怕得多。几天后他就一命呜乎。我没听说过他死亡原因的任何细节。
毕竟生命的意义依赖优先选择。人的价值经常由人所安排的优先顺序所决定。
名声、金钱、荣誉、生命、尊严。声望、爱国心、地位。家庭。爱情、友谊、幸福、好奇心、奉献、平和的心灵、死亡，都是上帝所赐。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目标。因为他每天的各种努力受到优先顺序的指引。因此，通常来说，对优先权明确的选择，这决定他的人生价值和生存的理由。当他的选择产生严重偏差或出现紊乱时，那么他的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或者干脆是个悲剧。
在我与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特搭档工作时，一天早上，他来告诉我说他房子昨晚上被烧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但他没有开玩笑。让我和妻子——后来我妻子有机会和山姆的日本妻子见过面——吃惊的是，山姆的妻子逃出火海时只带了山姆的行动必需品：他的“欧式”皮箱、定做的衣服、“皮尔卡丹”
牌的鞋子、伪造的护照等等。她完全没有时间去救其它东西。我和妻子时此印象极深。山姆的妻子知道这些东西是山姆能够继续工作下去所必不可少的，在她脑海里已完全建立了一种清醒的优先感觉。而山姆也十分明智地将这些东西集中放在一起。
无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人员的家庭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在有些特别的情况下，一年中有两三次团聚时间。
有一个情报官的妻子，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因此常能用笑声影响其他人＿但她丈夫很少去注意他那位可爱的妻子。不是他不爱她，他爱她，非常爱她。我从没有听见他对妻子讲一句温柔体贴的话，因为向她讲出自己的爱不是他的本性。（或许我的朋友也会时我对我妻子的态度作出类似的或更坏的评价，但这不是我现在要谈的主题。）
我朋友在“偶然”结识最难结识的日本女招待时有个小诀窍：找一间昂贵的高级夜总会或酒吧，他只要在晚上11点1 刻，也就是在关门前15分钟进去，这个时候通常提供免费服务。女招待们正准备回家，他们会和他闲谈几句，发现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其中一个会让他搭她的车——常常是十分豪华的车于，带他到她的住处。
要是他不是这样真正的朋友，我不会相信他。他也相信我告诉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但却是真实的故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他说他妻子根本不在意那样的事。
“那么你真有这样快乐的时光？”我羡慕地问他。
他通常的答复是：“我没有于任何事。”
我相信他，那是他消除压力的方式。
我对这种轶事的观点是情报员不必到外面“闲逛”；他们需要有自己的消遣方式。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也会减少夫妻之间的磨擦。
谈到稀奇古怪的消遣，可顺便提到我的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他喜欢看脱衣舞表演。对他的癖好使我难以理解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妇科医生。他为什么愿意付钱去看裸体女人？我不理解。他的严肃的解释是：当她正在工作时，脑海里没有任何杂念，他说，脱衣舞，哈哈，就不同了。
我还知道另一个同事，他是一个有官方身份的间谍，有段时间来处理我的联络工作。他快到半夜回家，然后花两三个小时建造诸如“放荡女人”或卡拉维尔号等复杂的很大的旧船模型。他说他建一只船要花上六个月时间。我问他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而不是去睡觉。
“那是我忘记和像你这样的白痴们工作的最好方式！”他对我嚷到。他是个好情报员。我后悔没有向他要一只他通常要放弃的模型船。
我并非说要妻子们对丈夫的“怪念头”或“不忠”必须逆来顺受而不加抗拒。
而是将其当作是一种暂时的“不忠”或迷途，不要过分看重它，这可能是更明智的方法。我不是在为不诚实辩护，作为实用主义者，我只是说，现实如此。
民意测验和调查确实表明，有相当高比例的男人做通奸或其它蠢事。一些学者认为这是雄性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以我们不要离题太远！）。还有，最近的研究表明有通奸行为的已婚美国人的比例令人吃惊地低。然而，这不是由于道德的约束，而主要是由于机会或设施的缺乏。
现在，我们看看那些和特工打交道或培养“目标”的情报官员。他们有大量机会过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且都发生在日常工作，费用由公费支出。
我个人的忠告是：忘记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不将它们当回事，试着更温柔、更体贴地对他，他会回到你的身边。除此之外，你怎么知道他在欺骗你呢？雇个私人侦探等于向外人泄漏秘密，在国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多数妻子能做的就是去找行踪不定的丈夫的上司诉说。很自然，无论事实是真是假，对丈夫的道德水准或妻子的心理稳定性都会提出质疑，这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丈夫的事业。
如果他真的应受惩罚，你愿意折磨你自己或孩子，提出离婚吗？温柔地对他吧。
不要指责他，好像是他扼杀了你们的婚姻似的。所谓婚姻需要两个人来共同珍视，而不是两个人来共同破坏的。如果他伤害了你们的婚姻，试着去维护它。不要和他一起来破坏它。
你曾经任性的丈夫很可能像个调皮的、后悔的男孩一样乖乖地回到你的身边。
因为许多男人跟一个不顾后果、调皮的男孩没什么差别。毕竟，他选择你来结婚，把你当作他最好的“一半”，对不对？
如果这些宽容大度的方法失败，我不会再劝阻你与他分道扬镳。
这使我想起了为中情局工作时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我听到许多信任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一些私人想法，或许他们认为我容易和他们沟通吧。我听到许多关于性的坦率的想法。我相信情报局的紧张生活对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有相当的不利影响。
至少许多私人谈话可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这儿我谈的不是那些每天工作不紧张的情报人员，这些人早上8 点30分上班，下午5 点锁好报告和文件，然后下班，从不担心回家途中会有人跟踪。
我要讲的是那些每天24小时保持警惕的情报官员。
我发现这些情报官员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患有阳萎，这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有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比如半年或更长时间。其中有些人正确或不正确地认为放纵自己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因此他们极积寻求婚姻之外的解决办法。
一个新的性伙伴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可能没有丝毫效果。对“阳萎”也没必要大惊小怪，并由此进一步毁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中情局曾提防其雇员被讹诈的可能性，那的确是很可怕的。
中情局被认为对讹诈手法也有极为专门的知识。
请允许我和大家分享我对讹诈的个人知识。
讹诈并不时有发生，但如果一旦发生，怎样来对付它呢？
首先，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对你来说，天还没有塌下来。只是不要采取错误的对抗措施。
迅速和上司、保密人员、有丰富经验的朋友以及可以采取措施的任何人取得联系。要知道，讹诈只是在秘密还没有公开时才有效。中情局或其它任何主管当局应该能找到一个审慎的解决办法，至少比你私下和讹诈者打交道要好。
30多年前，我听说有一组中情局情报员和摄影师突然闯入，照相机闪光灯叭叭作响，手持 16 毫米相机，拍下那个难对付的“目标”与一名妇女鬼混的场面（当时没有电视录影机）。对赤身裸体——可能狼狈不堪——的“目标”，我们脸色严峻的官员威胁地说：“跟我们合作，否则……”
考虑到目标的外交身份和他们国家严厉的制度，中情局官员认为他们大功告成，肯定可将了解敌对政府大量秘密的这个人为己所用，一次良好的合作即将开始。
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第二天，那位在突袭中被捉的“目标”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兴高采烈地向前来机场送行的大使馆高官们挥手致意。想象一下我们的情报人员张着大嘴、傻乎乎发呆的样子吧。
我们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但我们仍然可从中得出这样的教训：即便是在最佳条件下，讹诈也不一定有效。
我知道，中情局现在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但至少已极少使用讹诈这一手法。没有必要只考虑在道德上的顾忌，更多地应考虑到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实际情况。
由于知道这个规则，后来当上司错误地指责我“从事讹诈”时，我因此大怒懊恼，因为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对此我将在下面仔细描述。
因为以上提到的原因，我从不干讹诈这样的事。法律上的差别姑且不论，如果讹诈真有效的话，我或许去试着干了。在情报工作中，正如我们所知，有时如果你侥幸成功的话，那么就只看结果，不管手段如何了。毕竟，偷窃是情报收集的基本方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