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的最接近恐吓的就是我称之为“逻辑规劝”、没有那种高声大气的恐吓。
对情况的平静解释正如在棋盘上分析战争形势一样，需通过凝视和沉默来加强效果。
这往往非常有效c 你或许会问，这与讹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不要明确地说出要暴露你所掌握的对手的什么样的秘密。队对手的观点来看，可能你隐含着什么。你不要以任何方式暗示因为他的什么不端行为将会毁了他的生活。让他自己去解释。去担心好了，你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暗示或建议什么你只要暗示或提醒他你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行。
第二，你保持沉默，让对手之作出选择。你不要要求他或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屈从。绝对不能和他谈什么交换条件，绝对不能。如果他坚持要知道“怎样做道德仁是正确的事”，你只可以概括地说一下你的“主观意见”。当然，你要全心全意地鼓励他可能采取的任何道德上是上确的行动。
是诡辩吗？也许。按外行话来说，这可以说成是“修补篱笆”、“悔误之举”
或“付钱给该死的债鬼”。
就我个人而言，讹诈一个真正的罪犯，看他在恐惧和焦虑中倍受煎熬，我不会有任何于心不忍的感觉。坦率地说，这让我感到高兴。坏蛋毕竞值得这样的惩罚。
要是他不干坏事，他就不会害怕，对吧Z 在间谍活动中，我们进行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战争游戏。战争是残酷的、无情的。一个人必须为他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我们都知道并能接受这样的法则。关键是我们要用最小的代价或伤亡获得真正的胜利。讹诈并不能保证会取得成功。
有个关于有名的花花公子式的国家元首的故事说：一个“友好”的政府展示了一些他与女人们狂欢的有关他名誉的照片。他高兴地说：“这些照片真可爱，我想要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副本……”
本想讹诈，却反而帮了那位国家元首的忙。
我妻子有次突然取笑我说：“当心，不要让人拍到有损尊严的姿式。”
对此，我通常回答说：“别担心，我总是表现得很有尊严。”
我还有一个性格很独特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当时正值中年。他已为中情局工作了许多年，但其妻却对此事一无所知，她还以为他只是在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而已。
我知道他不喝酒也不近女色。我问他：“你是怎样对你妻子和长大的女儿守口如瓶这么长时间的？你怎样对她们解释不分白天黑夜所做的古怪的工作或经常离家不归的原因的？”
他的解释很简单：他妻子完全相信他。因此无论他离家去以作掩护的公司或去华盛顿总部，都不会和家人发生什么争吵。他不需要向家人做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他认为没必要让家人陷人麻烦。由此可见，信任是关键。不需要让对方知道的问题几乎从不告诉对方。他认为妻子知道得太多并非好事。
然而，这种情况后来也使中情局大为头疼，我朋友患了肝癌，在6 个月内就去世了。但他不曾向家人告诉他是中情局官员，他在中情局有寿险，而其家人对此竟一无所知。
而且他和他用作掩护的公司也有一种名义上（虚假的）寿险合约。失去丈夫的妻子自然想到向他生前所在的公司获得“实际上不存在”寿险赔偿，而真正要做出理赔的是与他签约的中情局。
负责处理此事的一位官员告诉我说：“这位寡妇得到一大笔意想不到的保险金，她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们也不能告诉她真相。”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她得到了一些补偿。
这次事件之后，中情局发布了一条新规定：情报员的家庭成员中至少要有一名嫡系亲属知道他与中情局的关系。
对我妻子来说最困难的事就是当别人问起他丈夫某个晚上在干什么或在什么地方时，她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结婚初期在东京生活时，这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但当一个美国朋友在纽约问我妻子时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对一个美国妻子来说，不知道丈夫晚上在哪儿就意味着其婚姻要么有麻烦，要么丈夫在四处游荡对妻子不闻不问。
因此原因，从我们一开始在纽约生活时，我妻子就远离社交圈，因此她的英文水平提高不大。因我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间谍，所以我们很少有关系极为密切的美国朋友。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日本人。日本妻子对不知道其丈夫晚卜到底在干什么都习以为常。“我不知道”几乎是一种专门的足以应付询问的答复。
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吃饭和性是他们最重要的两件事。（事实上，相当部分人的职业与这两种本能的生物需求有关）。为满足这两种基本需求，以某种方式拼命赚钱，是一个人不得不时时刻刻考虑的事情。但光有钱还不能满足所有需求，尤其是性。因此，对情报官来说，知道如何得到一个“愿意”和他有性交往的女人是一个不公开的但却是真实的职业需求。事实上，为“目标”介绍（使用“提供”或“拉皮条”等词听起来太猥琐了）一个女人比给他钱更能迎合他。使用这种“常规疗法”可以达到各种目的。
我对此认识很深，如果必要，我会试着准备一些“自觉自愿”的女人，以便可随时派上用场。尽管我自己实际上从没有用到这种方法，但在美国我还是能介绍几个来自某著名学府、漂亮、打扮人时。举止优雅的女学生。
我有个特工，他对以前一位情报官在某个晚上介绍给他的一个金发学生一直念念不忘。每当谈起此事，就好像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经历一样。自然，他一直缠住我，要我为他再提供一个“金发学生”。
当然，介绍认识女性伙伴对目标或特工都没有什么限制。高官和有影响的人对此亦同样持欣赏态度，这是个全世界都认同的事实。
为此原因，在了解了很多地方之后，我在纽约某处找到了一个地方，这是曼哈顿中区的一个真正时尚的妓院。
和一个同事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对行动十分有用。
我尤其喜欢碰巧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漂亮的黑皮肤女人、我的同事也将黑皮肤女人作为首选目标。像往常一样，我对她非常友好并很快与其进行了相互信赖的交谈、我对她有许多联合国外交官的顾客并不感到吃惊。
在日本，为培养某些“目标”，我到过几个非一般人可以出人的高级按摩室，这些场所是专门用来迎合电影明星和相扑高手以及那此怕因丑闻而退出公众场合的顾客。这些按摩室非常昂贵，而且非常谨慎。其中摆设令人眼花绽乱，有些装饰十分时髦，有些是后宫武士或信佛的尼姑的肖像。按摩室中的年轻女人绝对漂亮，干净，有礼而且健康。她们的服务还用说吗？
我和一个同事在秘密接头时提起这些豪华的按摩室，他对此相当了解而且还去过按摩室。所以当我说：“她用香皂把我全身每一处都洗擦了一遍，我的意思是说下巴以下全身的任何地方。”他对此并不觉得吃惊。
我亲爱的同事十分狡猾地问：“那又如何？”
“就像杂技演员用她的阴毛刷遍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我在总部工作过一年，在此期间，我对一个朋友谈起此事。不久，他得到一个去日本作临时外派旅行的机会。自然地，他问我在哪儿可以找到这样的地方。我十分乐意地写下了这间按摩室的名字，画了地图，告诉了那些女孩的名字，甚至告之他在日本应找哪种出租车司机。
我朋友回来后，我问他在那儿玩得怎样，他回答说：“我太喜欢那地方了，我担心我老婆发现你画给我的地图等，所以我将这些东西放在总部保险箱里，而我忘了将它们带出来。”
与在国外或在军队任职一样，对中情局的情报官员的妻子们来说，一个非常头疼的事就是不停地搬家。而搬家对没有官方身份的间谍们来说尤其讨厌，因为他们没有在国外可以利用的大使馆或军事基地，也没有固定的居住区。特别不能使用前任腾出的居所，因为要尽量避免在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之间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他们必须自己找地方，并得到情报站的许可。
再到一个地方作一次旅行要2 年以后，但视情况可以缩短时间。如果要想使调动做得更有技巧些，在回到同一个城市之前，在别处作了短期驻留。有些情报员需在一个城市呆5 年多，有些要断断续续地呆上10年之久。
这通常是因为情报员对这个国家、其语言和人民已十分熟悉，有助于他更好地开展工作。然而，假设一个情报员平均每2 －3 年搬一次家，加上在真正住下来之前的一些诸如汽车旅馆的临时住所。这意味着妻子将独自承担几乎所有家务事，因为情报员本人必须在到达后不久就开始执行任务，有时他还身在别处。
就我而言，我在22年里搬了14次家，其中10次是实打实地搬家。我和搬家公司商讨事情，而在到了一个新居后，我妻子和子要做大部分工作。如摆放家具，清洁房间并将所有东西放好等。在我们真正能邀请客人到我们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家中吃饭时起码要花上3 个月时间。
我们的情况相对来说还算好的，我知道有一家在20年里搬了20次家！
尽管局里支负除了搬家保险费和工人的小费外所有的开支，但在搬家过程中仍有一些可见或不可见的损失。如搬错了东西，打破、损坏了东西或丢失一些家具，或丢失棒球卡（对我们的儿子来说是无价之宝），遗留在美国的已生锈的手枪（我的心爱之物），已经丢失的但没有注意到的东西等等。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员，在国外，如果你在草草指定的地区和由中情局支付的规定房租价格之间有选择的自由的话，选择原则应与职业房产经纪人的相同，即：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你应该选择一个交通、工作、学校、邮局、医院、杂货店等都方便的地方。然后考虑诸如邻居、景色和安静与否等条件。
这些听起来很奇怪，但至少它是很实用的。如果你对工作和职业很认真，你还应该仔细考虑哪些是你应最优先考虑的事。位置可影响你的机动性、心理状态、进取精神等，而这些反过来将影响你的工作表现。
我不同意一些情报员将住所选在“可爱而宁静”的郊区的观点，因为这会使你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你开展工作的地方。只要简单地算一算，你就知道，你一天只过了22个小时，而不是24小时，也就是一年中只过了329 天或者说是12年中你只过了＊年。
如果那个地方是安全的或者你花在工作上的时间长一些，噪音和环境就不算什么。当然，这可能会为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不便。但有中情局非常大方的津贴，你不可能住在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只要不是住在城市中那些与你格格不人的地区就行，因为这些地区往往犯罪率较高。有些国家，这样的地方还可能会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我相信一点，就是，要有个能和睦相处的邻居。
我认识一个情报官，他选择住在政府办公地、官邸和受到严密保护的政府要人中间。这不仅给家庭日常生活或闲来散步带来不便，而且这些地方经常是群众游行集会，装甲车，大炮，突击和空袭的首要目标。你很容易碰到政变或反叛等的事件。
位置和安全性绝对是应优先考虑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先去咨询一下保险公司或以前曾在那儿生活过的同事，选一个犯罪和恐怖分子较少的地方。
我自己曾经在罗马住过，当时罗马是个不太平的地方，犯罪和恐怖分子十分猖撅。但我发现那时还算安全，这只算是我的运气好而已。
纵使是在罗马，有两次我们都亲眼看见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持手枪和手提机关枪的安全人员在实施逮捕行动。行动进行得十分平静，我甚至一点都没意识到。每次都是妻子拉我的手臂，我才注意到我旁边的人正持枪瞄准“嫌疑犯”。
后来，我们住的大楼曾受到宪兵一天24小时的武装保卫，那是后话。
我总是单独决定选择我们的居所，常常事先都不与妻子商量。我们不喜欢单住，一般都是住在公寓里。我随身总是带着指南针、地图和前面提到的所需的各种居住条件的清单。在作出决定之前，我会从光线到飞机噪音对那个地方进行仔细地研究，经常在白天和夜晚去查探情况。我不怎么考虑室内情况（部分原因是对此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我知道妻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尤其注意厨房设备和布置，有时甚至要测试一下厨房的风扇。
只有一次在罗马，我愚蠢地实施了所谓的“家庭民主”：和妻子商量。自然，我们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执。我妻子希望去著名的帕里奥利山地区居住。对此我非常恼怒，我问她：“你真的希望在深夜，可能天又在下雨的情况下，在铺着光滑的鹅卵石和布满狗粪的山上街道上我走得更快些吗？你想我滑倒在地，一头撞死，然后你为我清扫粘满狗粪的尸体吗？还有个小问题，在这样的街道上，停车场不可能很近。请可怜可怜那些可能和我有同样遭遇的客人吧。”
最后还是我赢了。我们在罗马一个可爱的小花园前住下来。妻子非常满意，在罗马期间她一直都过得很开心。
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离尼碌皇帝墓很近，大约只有一英里左右。当时臭名昭著的皇帝一般都葬在远离罗马的郊区，由于城市的扩大，才使得荒凉的郊区成为繁华的居民区。
在像罗马这样的城市，偷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高明的门卫就显得十分伟大。
感谢我们的门卫夫妇，我们所住的大楼在22年里，包括我们住在那儿的4 年里，从没有发生一起失窃案。然而，门卫的警惕性意味着我白天和夜晚的活动也受到监视。
这对我们这些非官方掩护的间谍，在非正常时间穿着不同的衣服外出十分不便。
在国外为中情局工作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你要使你的小孩从一种教育制度转到另一种教育制度。教育体制的不同可以通过进人美国人的学校或国际学校来得到补偿。但是，因为你是非官方掩护的间谍，你就没有机会和其它有官方身份掩护的间谍或真正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进行正常的交往。你的孩子就可能没有机会和其他的美国孩子交朋友。就我而言，因为大都把我们当作亚洲人而不是美国人，因此，一般说来，我们与美国人交往得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每2 －3 年一次的搬家，孩子就不可能与其他孩子从小发展成长期的友谊。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儿于的影响使我很难过。他小时候的好朋友都离他很远，或者中断了联系。他现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并定居下来后才遇到并结识的。
我们的儿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独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难的体验。我们当父母的尽力去做他的朋友，但这当然不太合适。儿子养成了独自学习和玩耍的习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远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你在国外生活，纵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如果与你的朋友和邻居分别，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亦会觉得孤独。因为在经过一两次旅行之后，很可能你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在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见到他们？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国之前，由于对职业的考虑和关注胜过你和同事之间的友谊，因此，在国外，彼此之间也不会与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国国内，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员朋友遍布全国，除非你们碰巧都在华盛顿区或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否则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难的。
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国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游者一样，带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时易患的病的药品。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药品，即使有，其价格也会高得离谱。
在日本，我就买不到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抗酸剂。同样的药品，在日本就需要处方，而且价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话，在出国之前，要从你的医生那儿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医生、牙医或专家的名字。这为我到罗马执行任务少了许多麻烦，节省了大量金钱。对孩子来说，没有医疗保险的牙齿护理，在哪儿都会相当昂贵。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护的中情局人员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肯定都会将烹调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为职业要求，我妻子经常要准备主餐。当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时才这样。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调技术，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嘱一下，她就会很乐意地应我所求，马上着手张罗。
数年来，我们邀请了众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而得到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赞赏。常常在谈到中国烹调时，她还能进行一些粗略的评论。
现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书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选择的菜谱。每次她都要详细地记下主餐的菜谱和客人的爱好，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许多中国人都建议她去开烹调课或开家中国餐馆。
炒菜，烘烤或开三明治宴会等是非常有用的技术，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悦，同时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双雕。
和其它技巧一样，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提高，和子对此了解不多。丰富的经历，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适当的玩笑，你在任何聚会上都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运动、植树养花或参观博物馆等方面的爱好，这也是在国外结交朋友的好力、法。
许多妻子拥有工作，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国外，整天呆在家中会产生厌烦感。我相信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他或她最擅长或最愿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实际上从没有出去工作赚过一分钱。（最近她做了一天陪审员工作并赚了15美元，她认为这非常伟大，并非常骄傲地送给了她妹妹。）和子在婚后一直都充当家庭主妇。对此我从没有抱怨过，相反，我对她所起的作用十分满意。
可以说，和子对我们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不是一般薪水所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断遇到挑战。
在这里，我只能描述我们所做的一些与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数家庭喜欢外出进餐。而我们经常在家里吃饭。这可节约不少开销，和子可以为我们做各种口味的食品：中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儿子爱好的），美国的，有时是日本的或法国的食品。她现在对我的肉、蛋、油、脂肪、胆固醇和糖的摄人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是中国美食家认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从她年轻时开始，她就一直通过锻炼来减肥，但常常并不成功，直到现在才有成效。和我朋友对其妻子的态度相反，我从不要求和子减肥。其实她根本不胖，但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想变得“苗条”些。由于现在她每天积极锻炼，因此她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显得有些老态和懒惰，有时看来像受到苛待的人了。
在我退休之后，她对医院、家庭护理和慈善事业的自愿工作显得非常积极。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么我就可有些额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愿意他母亲呆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作为一个学生，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受到母亲那充满爱心的烹调和食品的款待，我们的儿子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购物者，我常常从我熟悉的卖家那儿以较大的折扣价得到非常好的东西，并因此省了不少钱，尤其是我们住在罗马时。与其他家庭中有较多人赚钱相比，这也是对我家庭收入较少的一种补偿方式吧。
我们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用到它们。
不管是在执行国内任务还是国外任务，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来自他们父母的关。乙和照顾。对一个中情局情报官来说，当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或频繁地旅行时，这往往非常困难但绝对是应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不相同，情报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最好的计划。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再到日本
我对第二次日本之行计划了很久，并且憧憬着以后五年快乐的生活。谁知一开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为一名极密‘情报官，我在纽约的一家规模虽小但信誉卓著的公司接受为期两周的实际掩护工作的训练。和蔼、爱国的社长给了我一个副社长的头衔。
准备这一新任务时，我不得不接受专家的指导，阅读关于我自己和将要在东京开展的活动的文件。我发现总部和东京站为一个行动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为这个行动的案官。
厚厚的文件中，大多数是往来电报，争论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价值。这里我称这人为草见立夫，他被认为是一名“睿智”的中国事务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头九个月里，中国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时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能够从中国得到有价值情报的谍报员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华盛顿地区，他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我对这项与草见立夫有关的新任务的反应。当时我提升到GS－13级，成为优越的“长期会员”和一名多面手时，梅旦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通”，他处于GS－13并且正向GS－14前进。中国通梅巴尼能讲三种主要的中国方言，但他不讲日语。他不是学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员。
他先是中情局的语言专家，后来主要从事特工管理这种极密情报官的通常角色。
在这个极密情报官组里，我在梅旦尼下面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达日本，正好赶得上和于父亲的忌日，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重要而令人悲伤的日子。
经过站里的“安全检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级双层公寓。这里离东京最大的国家公园（也是奥林匹克公园）代代木公园只有3 分钟的路程。后来我儿子几乎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后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虽然有点微弱、但可以明显觉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确切地说明，也不愿谈论它，因为这听起来有些“怪异”。连我妻子也不全信。因为它们常常变成现实，所以我不能否认我的预感。
说到我的酗酒，我又开始每周喝一两次‘有限量”的酒，当时我拒绝承认，但我很明显回到了成为一名酒鬼的出发点。
和勾搭女人一样，喝酒不是成为一名优秀行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我必须得说（当然并不是为自己辩护）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些不好的习惯在情报世界里确实很有用。我从不在意“我不相信不喝酒的男人”这种说法。就像语言一样，喝酒和与女人调情是一名情报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的特殊工具。在阴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尔虞我诈的情报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许多性格，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赞美的道德典范，但是如果特工或目标拥有这些缺点，负责行动的官员就能够利用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有用的联系。
梅旦尼不与女人纠缠，并且只喝极少量清淡的饮料。在我将要与之共事的一组极密情报官中，没人饮酒会超过两杯，几乎全都显得是末日来临之时、进人天堂的有力候选人，似乎只有我肯定是罪人（希望神学上的结论会不同）。
我们的部长是我第一次执行临时任务去东京时碰到过的头儿。他是一名狡猾的独裁主义者。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讲日语，喝酒，喜欢女人，因此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会给下属留下一些余地。
这次我不会因为那事而对他或其它任何人心存畏惧。我有经验和坚实的自信心，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我从来没被所谓的“强人”所吓倒。在东京和纽约的七年时间里，我与无数“强人”交谈过。这里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部长、大使和商界巨子，以及那些有别人为他们开门并受到尊重的人。
我常常觉得只有确切的理由才能赢得尊重和敬仰，而不仅仅是地位或权势。
我一到东京就建议不通过通常的途径——由我们的人介绍，而由我直接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因为在纽约与他们“真诚”地交过朋友，我已经很了解中国的记者和外交官。一名可能的中国情报官员曾经告诉我，将来我可以用他的名字作担保人。我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一名遇见过两位中国外长并与他们握手、还不在乎的中情局官员。虽然我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很值得一试。以前用相同的方法我已经成功了几次。
梅里尼和头儿拒绝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特别理由。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梅里尼不愿意我用这种手法抢了他的风头。
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没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不仅失去了使站里和我自己有一个好开端的机会，还感到站里从我的联络员到我的上级——梅旦尼像一团不详的乌云罩在我的头顶。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讯号：
梅巴尼是我的对手而不是盟友。
这令人沮丧。我知道一旦梅巴尼超过我成为我的联络人和上级，这种情况就会持续下去。以前在纽约时，在一个名叫莫里的家伙手下，我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
有时，一名官员可以要求调换在站里的职位。但这样很少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他可能会被视为麻烦的下属。
对一名极密情报官，如果有选择，也会更有限c 可能没人愿意担任联络员，那是公认的一项麻烦而又得不到奖赏的工作。
我惊诧地了解到，按照一条奇怪的规则，我光彩的身份——受人尊重的纽约公司副社长在日本没什么价值。
这不是我或任何人的错，我被告知申请那项特殊职业的许可证需要一大笔钱和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在东京没有可用于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但他们还是让我先行一步租下了合适的办公地点，修饰一下外表以便于开展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吗？可能是轻而易举。
“我们都很坚强，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幸。”——罗斯福勾公爵。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报官”之前是一名语言特工（指主要由于能使用当地语言，如进行翻译的能力而与之联系的美国籍特工）。
他几乎没有行动经验，对中国了解则更少。
我回忆起他写的文件中对草见提供的“情报报告”的评论：“这听起来像北京周报。”
后来我发觉确实如此。我发现了草见从北京周报上抄袭“情报”的确切证据，并将这种欺骗行为告知了那名官员。
草见35岁左右，走路时大摇大摆，看上去精力旺盛，充满自信。
我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我带着友善的微笑与他有力地握手并介绍自己：“我叫本田，很高兴见到你。”
草见的回答是：“我叫日产。”
几乎能听见“怦”的一声，我的心为之一沉。
本田，作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汽车品牌，是常见的姓氏和汽车公司创始人的姓。事实上，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本田，音同而写法不同。我准备用的是少见的那个本多。
但这个傲慢的王八蛋说他的名字是日产，这是另一个主要汽车公司的名称（意思是“日本生产”），而不是家族的姓氏。
他想显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名字“本田”是化名。
他明白我知道他叫草见，于是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名，而用“日产”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甚至说话时不带一丝笑容。我知道遇上了难以相处的家伙。
每个明智的情报官都应该明白即使特工知道他的真名，情报官通常也会用假名。
这是一种常识和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经历过一个特工与情报官之间协调得很好的例子。特工和情报官用的是同一个化名——木村正夫。特工知道情报官的真名，但他们从未将真名讲出来。通电话时，他们都会说：“我是木村正夫。”
通常是这样的，当我被案官介绍给那特工时，案官会指着我简单地告诉特工：
“请见一下木村正夫先生。”每个人都明白游戏规则。
草见偶尔向不知名的杂志投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由此，他标榜自己是“中国专家”。与东京站里其它才干相当的特工相比，他的报酬很高。我可以说他受到了前任案官的宠爱。
以他的态度，我感觉他可能希望我称呼他“先生”或“老帅”。在这个世界里，我不会让他心满意足的。
更何况，我差不多比他大5 岁，在远东地区这常常很重要。
因为有介绍人在，第一次会面很愉快地结束了。但从第二次会面开始，这种关系一直呈稳步下滑的趋势。
前面已经提到，草见无耻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不知道，虽然我无心成为一名中国通，但在等待新任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钻研我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以及“文革”以后中国局势方面的专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被承认不仅能进行与我的母语和种族背景相关的工作，还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人。我想展示学会的技能。我自信能够像领导中国人或日本人那样领导讲法语的非洲人。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充分展示这一点。
草见的傲慢很明显，他认为我像我的前任那样不了解中国事务。他开始就中国问题胡吹，间或从杂志或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引述。他只有在喘气时才不能表明他会“讲”中文。
草见很不幸，他有两点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我一直阅读的日本出版物比他只多不少；第二点——这是最致命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草见肯定认为我是美籍日本人。（我的日本语仍然带有口音，并仍然使用日本化名“本田”。）
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有时他甚至掏出中文出版物用假装的中文发音大声阅读上面的数行文字。
我敢说他所炫耀的中文根本不存在。
知道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价值的同时，我让草见吹嘘他在中国问题仁的“专业知识”。
总部管理报告的官员是对的。他们是一群能力很强的专家，甚至能够判断身处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将刀放在枕边。草见能清楚地看见刀。如果他被引诱，这会激得他过来抓刀。
无声出现的刀表明了我的“慎重”。也许我是半真半假地引诱草见做某种傻事，真正的傻事，那样他就可能会有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还猜想他可能趁我睡觉时对我拍照。后来我考虑到他没有勇气在黑暗的屋子里使用闪光灯，所以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认为自己处于最佳的无所畏惧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草见面颊浮肿、两眼充血，看上去很。瞧淬。我热情地问他睡得好不好，他叹息着抱怨我轰隆的鼾声使他不能人睡。
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怕的鼾声可能只有妻子和儿子才能忍受。
我向他表示了“最深切的”歉意，而心底却在哈哈大笑。（你自找的！如果你妻子同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但草见也可能报复了。
我告诉他不要拍照我的相。中情局官员在照相机面前都特别害羞。一名间谍不喜欢自己的照片被四处传播，因为它们有可能落人不恰当的人手中。与可疑的特工一起拍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景点，我自告奋勇为草见和他的儿子拍照，但他拒绝了。偶然的机会，由于草见说漏了嘴，我意识到他的相机装有特殊的鱼眼似的广角镜头，能够拍摄160度的视野。因为通过相机我会发现装在上面的特殊镜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他拍照。
可以想见他拍了我的照片。虽然可以猜，但我不能肯定他在何地结束了对我的拍照。
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这次“观光”的过程。然而在东京站的眼中，草见仍然是一名“信得过”的特工。
我们的关系在旅行之后变得更加冷淡，仅仅是用典型的日本式表面热情来代替相互之间的敌意。
一天，草见又一次掏出一本中文出版物用他那可笑的假中文发音“读”给我听，以显示他的“学者风范”。我平静地从他手中拿过材料开始用清晰流利和地道的发音阅读那段文章。他的脸变成死灰一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苍白得那样快。
草见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至少在他听起来我读中文文章时的发音很纯正、流利和地道。草见和我无言地盯着对方。真痛快，让草见知道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日本传统歌舞剧里最高超的表现形式—
—厚重的带着刺绣的幕布无声地降落到舞台上……
然而，我的上级不顾如此冷漠的对抗，仍然将我与草见放在一起。他们仍然想用某种方式证明草见是有价值的特工。也许没有其它极密情报官了解中国并能控制革见。梅旦尼做不到，因为他不能与草见说日语。另外，他可能很机灵，无论如何也要避开这个特工。
如果更刻薄地看，也许他们正希望看我和草见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
草见被安排“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观中国的城市。这将是他第二次中国之行，我们为这次旅行付给他津贴。作为我们的特工，他将会向我汇报最新情况。
草见的任务不止一项。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还必须将护照交给我们几天。（我们将确认他的行程，检查最近移民局、海关、公共安全部门和其它部门在护照上留下的印章，而且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印章复制下来备用。）
这是对所有被外派到有关国家旅行的特工适用的程序。
当我提醒他旅行结束后上交他的护照时，草见马上同意了，因为以前已经历了这程序。草见还给了我他在中国的计划行程表。
两周中国之行结束后．草见照例同我会面并提供了一些书写和印刷的材料，还有一些包括拍自上海的照片。
草见不知道需要时我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行程表中不包括上海。
我没说什么．像事前说好的那样向他索要护照。
草见犹豫了一下，然后愤怒地拒绝了，这只是照旧的例行公事，我问他为什么生气。
草见说这样做如同让他供出自己的妻子。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进退两难，只是因为有什么事要隐瞒，因此他必须找到脱身的理由。
我冷静地指出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草见却坚持这种不合逻辑的前提。他不是想争论，而是试图隐瞒护照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愿将护照示人是因为知道上面有不能见人的东西，没有与他纠缠于争论这个粗俗比喻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他没有理由拒绝已经历过一次的例行程序，这次拒绝会替他招致严重的后果。
草见看上去有些动摇了，可能他害怕中情局会做出某些对他不利的事情。（这是那些对中情局不友善的人通常的反应：神经紧张导致的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