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为什么访问事先没有计划的城市——上海。看上去就像再一次被重锤击中了头部一样，草见甚至无法作任何解释。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护照，拒绝服从对他会很不利c 我知道草见每月从东京站领取的津贴很高，相比之下，其它来源的收人则较少。也许草见意识到有可能完全失去中情局秘密发给他的免税收入。
我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对草见进行测谎实验。我知道草见不可能通过这个实验。
结果我蒙受了在东京碰到的最大打击之一，没有考查草见报告的价值，相反，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周报”的那个。
我恶心得无言以对，站里居然宁愿忽视草见是一名双重间谍的严重可能性。
我和那名官员谈过一次，一名如此装腔作势的男人，骨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
他说他目前不做什么事。因为已经“了解”了草见，所以他“不介意接管这个行动”。
他“不介意”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一名懒散的官员去做一此杂务，去消磨时光，这关系到草见可能是双重间谍的问题。
这名做过特工的官员说他能够控制革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牛一样。难道他要对关十护照卜的反抗和测谎实验不加理睬？
很明显，如果草见被当作双重间谋抓起来，这名“我了解他”的案官、部长或者东京站内与草见有关的人都会不仅仅是严重的丢脸，他们将不得不为高度培养草见和为他传递有问题的情报而负责任。
我感觉到沉默的敌意像堵墙一样包围着我。我从未想要卷人这场即使总部也不能占上风的争论中。
同时带着不情愿和解脱的心情，我同意让那名官员接手草见行动。
我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疑虑。我已经尽我所能，将由上级对草见行动下结论。将这案子留给那名官员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次严重的便秘中解脱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东京站可能根本没将我的报告交给总部。
我听说那位案官像一台传送机一样疯狂而机械地制造由草见那里传来的“报告”。
几周后，我忙于努力招募一个目标，据我所知他是草见的密友。这一次我以中国人的身份出现，用的是中国化名。
有可能草见会听说他的朋友与一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商人”出去喝酒，但对此我没有办法。我决定不去担心这个，风险必须要承担，那是这种游戏的要素。
直到草见通过他“无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案官要求和我“谈谈”。
那个案官完全了解事情进展，他能够驳回草见的要求。我知道草见可能怀疑那个接近他朋友的中国人就是我，但我仍没有过度担心。如果我回绝他会面的要求就会显得更可疑。我必须去见草见并澄清这件事，我希望草见的案官能够意识到在需要时给予我最起码的支持。毕竟他和我一样是美国公民，是强大的中情局的情报官员，不是吗？
几乎完全像我预期的那样，草见带着狡黠的笑容开始了他的谈话：“有一名讲地道日语的中国人接近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东京站是否派人在我朋友身上下功夫吗？”
他讲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草见的案官紧挨我们坐着，突然表现出对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他透过窗户盯着天空，假装什么也没有听，显然试图避免卷人这件事。
我回答草见：“即使我知道站里进行的任何事情，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但就我所知，没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中，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
然后为引起那临时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注意，我说：“听着，你知道有人接近草见先生的朋友吗？一个讲日语的人。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我才极其痛苦地真正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中情局官员并不免怯懦，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占上风。）
对我的引导性问题，那个白痴不仅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这么想”，而是结结巴巴地道：“我想……呢……嗯，我想是这样，完全有可能。”
什……什……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站在哪一边？！
压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得不采取常用的姿态：像一个有经验的玩扑克者那样面带微笑而不显露任何东西。我紧盯着草见，就像要求他来个摊牌：看看谁先眨眼。
但是，哎！草见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盟友”已经宣布我的弱牌是什么。
这位“天文学家兼情报官员”再次无声地盯着星星。
我不知道当时他低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或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回来——他穿了一件宾州大学的上衣和一条加大洛杉矶分校的裤子，一种奇怪的搭配。我估计他讲英语，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含混不清地回答了一下。
我抄下了邮箱上的姓名，让总部调查。
几乎同时，在与豪华公寓相配的通常整洁的垃圾房里，我发现了一本日文妇女杂志。杂志附带的特别封装部分含有《提高做爱技巧》的说明书，封口被粗野地扯开了，可能用的是手指，很明显阅读者怀有强烈的渴望。有人用铅笔和希利尔文（译者注：俄文的本源）在杂志的边上做了注释。
有几点很明确：阅读妇女杂志的人会讲俄语（？），而且此人日语很棒，能理解艳情文章。另外，这种粗野的开启方式更可能属于男性。
我常有的奇妙的运气又来了，而且是大大地！如果有人没公正的理由能流利地讲三到四门无关联的语言，间谍是被怀疑的第一职业。
大东京地区数以十万计的住宅里住着1500万人。我在这些人中以难以置信地运气地搬进了一栋住着一群苏联间谍的房子里，而且这是在东京站做过调查以后。
就像闪电以后一定有雷鸣一样，总部的答复确认了我提交的所有名字是格鲁乌官员，还有他们过去的活动，甚至还清楚地列出了他们的一些不受欢迎的记录。
（注：中情局不轻易地给谁加上“肯定是间谍官员”的标签，这种荣誉只能未自于有记录的确凿证据。）
这群人中的一名“妻于”看上去像传说中的“美女蛇”。她皮肤白皙，眼睛深蓝，美丽端庄而性感，极为整洁、那种慵倦的样子，如果一个男人不能立即想到她在床上充满诱惑力的肉体，那他一定是性无能。我会说这是令人可怜的无能（不用说，我的能力很强）。无论她拥有其它任何能力，似乎都是完全不重要的。
一天早上，我看见她在公寓附近的大百货公司空荡荡的顶层闲逛。此刻10点刚过，她穿着一件高贵而暴露的衣服，还穿着一双高跟拖鞋。
我有些困惑了。我有在奇怪的时间到奇怪的地点去的习惯，但她早晨的这个时候身着性感的晚礼服在这儿做什么呢？她要与某人会面？或者是在等鱼上钩，她的目标会是我吗？不，不，不可能，（我不会那么幸运！）她可能以前从未仔细看过我。我想我应该离开以免互相见面，可能她还有朋友或同伙埋伏在她周围。
显然这座大楼是格鲁乌情报人员主要的活动场所，可能是他们秘密的东京住宅（苏联人对情报站的称呼）
，那个失去半截手臂、威严而有权威的人是“长住民”（站长）。他们可能拥有这几套公寓。建立他们这些住处可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克格勃大都居住在苏联人住所周围，而格鲁乌则不像那样，他们人数更少，更远离公众的视线。我也注意到在被年青人占据的两套公寓之一中常有生面孔迸出，他们一般只呆两周左右。
我几次看见一名可爱的白人小姑娘进人对面那头目住的公寓。她看上去太小了，只有5 岁或6 岁大，不像是他的女儿，可能是他的孙女。我5 岁大的儿子彼得迷上了她（彼得，这可能是遗传）。彼得一直让我邀请那小姑娘，这意味着也要邀请他的父母。
这可能是中情局和格鲁乌秘密情报人员在同一间屋内难得的聚会。
我要求东京站通知总部苏联局。
据我所知，站里没有根据我的要求采取过行动。我也没收到答复（通常，总应该有某种形式的答复）。
唯一一次有机会见到东京站站长时，我着重强调已经确认格鲁乌成员与我同楼，问他怎么办。
站长回答：“保罗，他们的人比你多。”
这又不是拔河比赛，我不信格鲁乌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的伪装身份很牢靠，记录很于净，从未暴露过。
而且，像前面讲的那样，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杀了我。这不是007 厂小说。我没什么可怕的。难道我的上级真的很关心我的安全？
从以前他们对我的方式来看，不像。站长肯定对我有不好的感觉。
（后来我回到美国与高级官员交谈以后，对此更加肯定。）
另外，可能苏联司的专家想找某种理由来东京，所以不要我的积极参与。
我清楚记得接受指示时那名想了解格鲁乌的官员的严肃表情。他没希望我将格鲁乌包成圣诞礼物。轻视了他的要求，真不好意思。我想这可能是中情局失去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至少，我们必须做我们这部分的工作，并让苏联局决定怎么做。如此接近格鲁鸟巢穴的机会我们能有几次？
请让我再重复一遍：间谍活动是一场游戏，一场极为严肃的游戏，但仍然是游戏。
我们住东京的时候，这种奇怪的共存现象持续了整整3 年。我儿子对那名小姑娘的迷恋很快就褪去了。在我们想不起的某个时候，小姑娘不见了。
那些年青的情报官员和他们的头儿很不相同。头儿过很长的暑假，他的车，一辆沃尔沃，留在了车库中。
车停在那里时没人碰它。我和那些年青人偶尔以微笑致意，但从没说过话。
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即使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也没有管我，因为我从来未有被监视的感觉。如果他们真的察觉了我的真实身份，虽然我不相信，那么这是一场“生存和让其生存”的游戏。
当走出所住的楼时，我变得加倍小心。必须出去到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成了要走过几个街区的烦人工作。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对这些格鲁乌情报官员采取一些行动。
不是吗？生命的意义就是尝试，而不是在最安全的路上迈出最确定的步伐。不幸的是，中情局这个使人立刻联想起冒险的组织正在失去它最初的特点，而世俗的官僚主义习气却在漫延，每个人都热衷于能够自保的任务。
我从未期望生命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平静、安全、舒适和好运、能轻易走过的路。相反，我所见到的生命充满了冲突、危险和迷惑这些我们憎恶但又必须承受和试图克服的东西。
我们有时胜利，有时又失败。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奋斗和抗争都被避开了，生命一定会失去意义，不够精彩。
重要的是，我感觉自己在东京站里的工作环境正在恶化，我的行动和进取心一直被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梅日．尼打断和拒绝。我觉得自己被迫做一些平庸的工作。如果给我更大的活动余地，我应该做得更好。
这不是我自夸，我过去的记录可以证明：我对语言、国家、人民及其心理的了解程度使我比别的情报官员有特殊的优势。
后援工作也不是很好。在第二个年头，我不得不到日本的所得税务机关申报上一年的所得税．但我没有任何有帮助的证明。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发生在我前次来日本。当时站里和总部没能给予证明我收人所需的文件。这是可能暴露一名秘密情报官的严重事件。
在日本，一名外国居民必须有文件证明其收入来源，否则，他会被命令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所以，申报所得税是维持可靠身份的重要部份。
前次，我被站长本人在不下1O个高级官员在场下训斥他问我为什么对如此重要的事情没有准备（我猜测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是想帮助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我很坦白地解释道，在此之前一年我已经警告过可能有这个危机．并且一再重复，最后一次是在交税的最后期限前两个月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负直接责任的上级官员中有两人缺席（很自然！）这次“质询”，但站长在局里以脑瓜灵光著称，他很明智，最后认识到不是我的错。
站长说：“你努力去做，看看能做些什么，这一类事情你干得很好。”
就是他当站长时，我第一次取得了招募的极大成功。
我高兴地听到表扬，但这并没有使我的工作进行得更容易。我仍然不得不去所得税务所，却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解释过去年零三个月我是如何生活的。
这一次我有了前一次的经验，但情况变得更糟。从我家穿过一条窄巷就到了我要去申报所得税的税务所，很难解释一名没有收人的外国人会住在这个最富有的人居住的街区。
头一次，我走到一排坐在桌子后面的税务人员前面。他们都在等着帮助所得税申报人——多数是日本人。
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最年青的，我希望他是最没经验的，能够让我钻着空子。幸运的是，我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但是！这次没有等着帮助纳税人的税务人员，他们都好像不睁眼就能够嗅出在所得税上做假的人。我选择了一个年长和蔼的人，但他看上去就像在税务所中度过了一生似的。
我隔着桌子坐在他们对面，向他出示了我几乎全部完整的部税务表格。我抬起头，天呀，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我公寓窗户的大特写。那名税务官员要做的只是留意我的住址。他转过头说：“哦！你住在那里！”
我的好运又来了。我不需要解释一个没有收入或没收到汇款的外国家庭如何能够在月租为1200美元的公寓中生活一年。
当那位有同情心的官员对我的“穷困”表示怜悯和鼓励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所有这些问题和挫折堆积起来，使我内心受到折磨。我想我的胃溃疡又开始恶化了。坏情绪使我和妻子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那对我的精神和性情都没有好处。
一天早晨，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以致不能连续说话。我打电话给一个台湾中学同学，他在东京最好的一家医院里做医生。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www.paipaitxt.com
我朋友医术很高明，听我喘息着描述了一下，他正确估计到我得的是急性胰腺炎，而不是胃穿孔（这两种病的特征都是剧烈疼痛）。他让我马上叫一辆计程车到他的医院去。
我妻子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她竟希望我能脱下皱皱的廉价睡衣，穿上“更体面的衣服”。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她吼叫，让她想想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然后独自一人蜷在计程车的后座上冲到医院。
我的情况很危险。感谢我的朋友，他知道外科手术用于急性胰腺炎很少成功，我被施以药物治疗，在加护病房度过了五个日夜。
我被告知我打破了几项医院统计的记录。许多医生都在惊讶地谈论我的获救。
可能因为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他们都想摸摸和感觉一下我疼痛的腹部。有人告诉我，死神曾经从我身边擦过。我早已知道了。
我妻子快疯了。第一天，因为没有其它房间可用了，我被推到一间有6 张床的房间。虽然我醒着，但被用了大剂量吗啡止疼。
我告诉和子我可能要“去”了。
不顾每一个人震惊的表情，我钟爱的妻于开始对我大叫：“你要去了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死在这儿！你不应该这样死在这儿！你应该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她指的是如果我死于飞机失事，将会自动获得美国捷运的航空保险，被赔偿50万美元。我知道她的意思，给了她一个苍白的笑容。
后来，她笑着说：“我说这种话真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你找一架肯定会失事的飞机，我会登上这架飞机的。”
第二大梅巴尼到医院来看我，劝我放松和不要担心以后。他将我妻子拉到一边对她说：“不要告诉你丈夫。但你应该考虑到完全有可能被送回美国。”
当时梅里尼并不知道我得急性胰腺炎的后果。即使我的日本医生会讲英语，他也没同他们谈过。虽然这种警告在行政上是对的，但这种过早的警告以及发布时鬼鬼祟祟的行为却是梅里尼的个人特点。他怎样去顾及我妻子的焦虑和痛苦？他脑子里没有想过这种情形下此种警告给一对夫妻带来的伤害？或许他一直对我可能被送回美国感到幸灾乐祸。或许他对我极有可能死亡感到高兴。但他真的相信一个妻子会将这种警告对她即将死去的丈夫保密？
梅巴尼认为我是一个专横的丈夫，这可能很自然地是从他惧内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他不能理解的是更伟大的爱情是超越形式、语言和外表的。
梅巴尼一直认为我对待妻子的行为是“粗鲁和屈辱性的”。他也许不能理解我妻子的不同想法。在我看来他关于婚姻的观点，只是一种陈旧肤浅的表面形式。一张生日卡或周年时送一束花，没有就表明缺乏爱意等等。他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妻子常对我开的玩笑。相反，他可能会得出结论：我妻子和我相互憎恨。
他也永远不能想象后来我会开心地笑我妻子曾经尖叫着提出有关50万元保险单的事。
形式从来对我不重要。我们确实也送礼物——生日。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但大都是被要求或容易得到的。忠诚在我们家高于一切。我们用心，用爱情去拥抱对方，而不是相互纠缠。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只有在后半段时间里才被允许吃有限的流食。
我的医生朋友几乎每天来看我，总是带来“新来病人死于急性胰腺炎的悲惨消息”。他是我真正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友谊有多深厚，我们的关系不会因为这种嘲弄和打趣而受到影响。
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出院的时候，我是这段时间唯—一名活着走出这间大医院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我很抱歉破坏了这间医院完美的打击记录。
因为住院期间禁止我吸烟，所以我借此机会戒烟了。这不容易做到，但对我后半生的健康极有益处。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我彻底改变了优先考虑的对象。荣誉感和诚实正直仍然高于生命和健康。但我仍然不知道上帝的存在。
与死神如此近地擦肩而过以后，死亡变得更不可怕，但生活，一种简单的活动，却变得如此美好。事实上，我开始不冉惧怕任何东西。我唯一希望的是与妻子和儿于共同拥抱每一天，而不用担心明天会怎么样。
天空，树木，花草，儿子天真而又牵挂的神情，妻于放松的表情——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种新的美妙生活。
我被迫做深层次的思考，关于生命，关于我的生活，还有我在任何时候都有死亡的可能性。
虽然有些太迟了，家庭责任第一次成为工作之上优先考虑的对象。我没有为降低工作的重要性而感到内疚。我想和这样的上司一起工作，这只能是自然的结果。
忠诚应该是相互的，即使对于被教导要为事业献身的武士也是如此。
我没有饶恕那些清楚地以敌人面目出现的人，但我将他们的位置放得很低，介于狗屎和枯叶之间。
又有几名特工被派给了我。
有一个在过去有价值的特工由梅旦尼掌握了将近两年。在交接的餐桌上，我注意到梅旦尼对他很冷淡。我自己是名酒鬼，能够看出来那名特工爱喝酒，但梅旦尼甚至没有给他喝完第一杯啤酒的时间。
这名特工有一个特殊的问题。由于一些我不愿讲的原因，这人直到二十五六岁才知道阴茎除了小便以外还有其它用途。真难以想象。他的问题是怎样补偿失去的时间和快乐。他正奋起直追。
他不能和梅旦尼这样的卫道士谈起自己的问题，转而向我敞开了心扉。每次见面他都要我给他找个女人。我想帮他，但是这位晚熟的“唐磺”对待女人太粗鲁，她们被他粗俗的亲近方式吓坏了。我不能告诉他：在女人面前他表现得像一个疯狂的性饥渴者，而不像一个使人轻松的伙伴。
这名特工在他的组织中一直得到提升，地位和收人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他向我报怨：在梅旦尼手下他的报酬两年涨了5 次，在我手下一次也没有。
如果仅仅是为了阻止他不理睬我们的情报要求和阻止他宣称不再需要我们，我当然试过为他争取加薪。
事实上，梅巴尼无视我多次请求，不允许我提高这名特工的薪水。这样在写我的表现评价报告（或叫称职报告）时，梅旦尼可以提出足以绞杀我职业生涯的批评：“不能掌握一名被证明有用的特工。”
还有另外的例子。
梅旦尼移交给我的特工最多只能算作不重要和平庸的那一类：看上去就像一条普通的鱼，但已经臭了不能用了。他们正好处于梅旦尼那种级别。
梅旦尼想象不出我在以前的任务中所必须对付的那种人：困难的目标——敌方情报官员、敌方大使、外交官和记者。挑战！刺激！危险！梅旦尼甚至在梦中都从未遇到那样的人，所以他从不相信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还被介绍给一些前途未知的“发展对象”，我尽力做好，但并不是因为我必须那样做，只是出于我追求完美的本性。
问题在于这些能轻易到手的目标是否值得下功夫。我对这些指定目标抓得很紧是因为不知在我的表现评价报告中会受到怎样的批评。
在与中情局合作的头10年里，我的表现评价报告等级一直较高，在很多项目中得的是“出众”或“得力”
，总体等级是“工作得力”或更好。我从来不用担心这些。有一次当我的总体评价跌到“熟练”时，我感到极大的伤害和羞愧。仿佛成为惯例一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提升我的推荐。
这一次，我知道梅里尼会用工作评价报告进行报复并从中得到快感。
后来，我和一名高级官员谈话，他的工作与总检察官办公室有关。他只是通过文件和传闻知道了我，对于我在梅里尼手下得到的可怜评价，他安慰我：“听着，第二份评价报告会好过头一份就行了。”
我很感激他友善的言词。
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对于一名不能轻易接近自己档案的深潜秘密情报官，后文将说明这点。
我只能粗略地记得梅里尼为我写的第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很普通，而不是灾难性的，可能他知道一下子与以前的记录差得太远看上去不太恰当。
这些事情再不能过份于扰我了。一旦你与死神擦肩而过，你的观点会彻底改变。
一份工作评价报告在你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尤其是一个不诚实的人写的报告？再有，我已经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有所改观。
一组新的高级主管到了东京站。据传，我们的新部长以前在东京工作过。
如果他真的在东京工作过，那么他从以前的经历中什么也没学到。
通常我们每次召开秘密会议时会随机地选取一间高级饭店，并在会议当大或前一天登记房间。而他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甚至害怕我们的会议会被暗藏的录像设备记录下来。
我完全认可一名情报官员应该具备的这种小心谨慎。事实上，我们有时也使用这种设备。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考虑一间我们经过随机方式细心选定的饭店会被事先装上这种设备（被谁？）是一种愚蠢的念头。这里是东京，不是莫斯科。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已知的可疑人物”。
东京的高级饭店常常挤满了度密月的新婚夫妇。怎样保守拥有这种录像设备的可耻秘密呢？一旦秘密被揭穿饭店还能经营下去吗7 很奇怪，中情局的某些情报官常犯这种“赏识偏执狂”。
毫无疑问，新来的部长从一开始就受到梅巴尼的影响，他用冷漠而带有敌意的目光看着我，责备我不该经常利用一间叫做迈阿密的咖啡厅。他的意思是我安全意识松懈。
对于我的“安全意识松懈”，他完全弄错了。我勇气很足，但我也很警惕和小心。在安全问题上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若让他和许多老练的格鲁乌情报人员住在同一栋大楼里，我倒要看看他在变成一个十足的神经病人之前能坚持多久。而他却为豪华饭店房间里暗藏的摄像机小题大做。
我从来不会放松安全意识，毕竞那是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唯一的保护。
迈阿密咖啡店是连锁店，仅东京一地，如果没有400 家，至少也有200 家分店。
它们通常规模大，光线暗，价格不高，很安静，且经常轻声播放古典音乐，是情侣、朋友以及间谍的理想去处。
但是新部长不顾他第一次责备后我的解释，再次批评我。
对此我有所准备。我告诉他，涉谷的五条街道在此交汇，站在任一角，便能看见四或五条街上的四家迈阿密咖啡馆。因为我住在那附近并且我也数过。我使用的是全东京不同的迈阿密咖啡馆而不是同一家。
他仍然坚持有“更安全”的咖啡馆，无疑他认为他的下属必须服从他这种“精明”的指挥。
也许他认为他的级别高于我，因此在智力和阅历方面也优于我，所以，他可以随意地叱责我。
真是一种令人可悲但常见的卑劣观念。
我用我所有的技巧和能力培养了一名年青的目标。他聪明，惹人喜爱。我与他谈话，鼓励他，教他如何生活。按他的要求，我甚至带他去了按摩院，在那儿他急切地献出了自c 的童贞之身。（事后，那按摩女郎向我抱怨这个年青人几乎是强奸了她，我不得不向她道歉。）
如果会面频繁，培养一名目标通常只要3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而一名重要和困难的目标则需要经过长达6 个月精心策划的行动。
如我期待的那样，我的努力取得了效果，那目标告诉我他愿意做“几乎任何事”
来回报我的友谊。时机已经成熟了，只“等着采摘果实”。
招募报告必须由高层批准，尤其是对我这样自己掌握行动的极密情报官。
不能随便作成功保证。我猜测，由情报官员书写的接触报告和推荐书会被送到站里的高级官员手中，最终由总部批准。
我多次提交报告，对批准过程的要点已经非常了解。这一次，处于我与东京站之间的联络官梅巴尼不会顺利地满足我的要求，因为他从来没有过招募成功的记录。
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深潜极密情报官和一名新来的高级上管有一个秘密会议。
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他。他对待我们十分傲慢，有如对待贩夫走卒一般。
我乘这个机会问这位官员我的招募报告能否得到批准。
带着真诚和权威的神情，他说：“保罗，我看这件事中包含有恐吓的成份，我们不……”
我大吃一惊。
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这个目标视我为兄长或父亲的化身，这里边绝对没有恐吓，他是自愿服务的。
这位高级官员严肃地点点头，说他会查一下记录然后答复我。我假定他将另一件事与之混淆了。
过了一个月，我又一次有机会见到了他并且问起批准招募的事。这一次，这位高级官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要非难我。他用生气的口吻回答：“我告诉你了，保罗！
总部讨厌恐吓广我无话可说，我不相信地看着他冷漠的面孔。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经过深思熟虑，但他完全被人误导了。
我感觉到有一个针对我、针对事实的阴谋。
我无言地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心里极为轻视这名小男人。在我的眼中，他有辱他所拥有的权力。
我没有必要为我的行动撒谎，如果有恐吓，我会说出来。我的原则和义务会驱使我讲真话。
如果是恐吓，也是我知道并且是自愿做的，我不会为此感到内疚，因此我没理由要隐瞒这件事情。恐吓是所有间谍技能的一部分，不用它（或像他说的“讨厌用它”）只是因为很少起作用。
如果反对我的行动来自上层，那没办法。来自上层的反对是常有的，用不着生气。
但这高级官员及东京站自上而下这么干，不是“弄错了公正”，而是“横施不正”。
他们用完全虚假的事实来非难我。真实情况应该在记录里，除非记录被毁掉了，否则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他们不仅羞辱我的工作，还侮辱我作为一名情报官员的诚实与尊严。
我想知道总部对这次招募工作的细节到底了解多少，如果有，可能也极少。
这是结束的标志。我与站里一名聪明的朋友商量，他的建议是：“这名高级官员极其狡诈和危险。如果他诬陷你骗了站里的钱，他会一直坚持他的指控，这样你就完了。
忘记这件事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我必须生存下去。生存并不意味着全胜。有时，吞下一些苦涩的损失是唯一的方式，这样能使自己坚持下去以期待更好的日子。东方的历史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教训。
起初的协议是我在东京呆五年，但两年半以后，梅里尼和新来的部长向我宣布，因为“差劲的表现”和其它一些我忘记了的说法，我在东京的使命将在第三年底结束。
我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与他们争论。争论是徒劳的，留下来也是没意义的。
有这种上司，我应该离开。我能够在更肥沃的土地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妻子认为这是个极坏的消息。不仅因为她的亲戚朋友在日本，还因为她在学习插花、服装裁剪和花艺设计的长期课程，并且很高兴地取得了长足进步。她也为我们的儿子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