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计划不得不做突然的改变。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感到了解脱。
这种上级真是卑劣到了极点。在中情局里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权力欺骗和操纵他们的下属，然而在与特定的敌人战斗时，他们却显得极其无能。
一名极密情报官曾评论过梅旦尼的欺骗行为：“他怎么会傻到如此地步，没有认识到他在一个地方撒了谎，即使不是几小时，几天以后，在另一个地方也会被揭穿。”
我没有多做评论，很久以前我就厌倦了。
这就是中情局？被期待着所谓维护真相和诚实的中情局：）这就是我曾经非常自豪地加人其中的中情局？
不管怎样，我装着与梅里尼保持友好平静的关系。
梅里尼试图不显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样他那些虚假的借口就完整无缺了。他以为其它人不知道他的行径。他还可能认为他的上帝也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我那些富有同情心的同事了解发生了什么，对看到的一切觉得很有趣。一个朋友评论，看我和梅旦尼就像坐在拳击台边看一场拳赛似的，能看见每次样攻，感受到血汗飞溅的每一次打击。
这期间我学到了许多这样巧妙的方法。我没想到后来面对危险的敌方情报人员时，这些方法会很有用。
我的急性胰腺炎再次发作了，虽然这次没有上次那么严重，但每本医学书都说急性胰腺炎是严重的病。
第一次发病以后，日本医生用日本人特有的保留方式告诉我克制饮酒，“最多喝一两杯啤酒”。
这种劝告对一个长期嗜酒的人几乎不起作用。
但是，这次，我的日本主治医生警告我：第三次发作可能会要你的命。
我妻子说只有十足的蠢人才会让急性胰腺炎“再表演一次”！
她说得没错。没有多少人这样做了还能活下去。
在医院住了四周以后，我带着真诚的歉意向和子、彼得及自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沾一滴酒。
作为妻子和儿于，他们相信我，他们知道我总是尽可能信守诺言。
到现在我已经坚守诺言16年了，并且也不想将来会打破它。
我感觉很好。我的观点和看法再次发生了变化。
我的胰腺有一半已经钙化，永远失去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医生只能很不确定地预测病情的发展，下一次发作可能仅由不小心的饮食引起（两年后我在波士顿时就差点儿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只要能够做到，至少我应该带妻子和儿子到我知道和喜爱的欧洲国家去游玩。在东京之行结束之前，我开始计划周游八国的伟大行程。准备乘飞机旅行，乘船游览莱茵河，享受欧洲列车，并且为满足彼得的喜好，坐气垫船穿越英法海峡。
几乎完全按照医生的吩咐吃了四周饮食之后，我仍然虚弱，但局里的医生检查后为我的欧洲之行开了绿灯。当时梅旦尼也在场，他无法掩饰自己极为失望的表情。
别人开心时他不会高兴。他不仅是一个拙劣的骗于，还是个拙劣的演员。他扮演了一个不称职的情报人员的角色。
在东京，我抓紧时间工作，包括与山姆·斯韦夫特之间愉快的合作。这次行动期间，我们大概每次会议（即每个月）提供一份情报报告。总算是不错。我充满深情地与那名特工说再见。他与我们相处了八年之久。他待人很友好，但不得不与他分开，我感到很遗憾。
我请求自己允许我以官方身份在总部工作，以结束我长达12年的非官方掩护秘密情报生活。
对一名情报官来讲，这种秘密情报任务已经格外长了。坦白讲，我已经受够了。
我已经知道一名腐败、奸诈的联络官能如何令人痛苦地破坏一名非官方掩护的秘密情报官的职业和生命。
但听了我的请求以后，部长傲慢地预言这种请求不会轻易得到批准。
他冷笑着说：“如果有答复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令他惊讶的是，两周之内总部就来电报同意了我的请求。他很迷惑，不得不问我怎么回事。我冷淡地告诉他：一些在总部有了很高地位的人了解我以前的成就。
后来，当我回总部报到时，我的官方身份和有关文件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要求改换身份，因为干了多年受到广泛尊重的职业之后，到巨大的政府大楼中做一名默默无闻的雇员，太笨太说不过去了。
我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批准。“就给他国务省吧！”我得到的国务省的头衔极为高强，听来好像我是为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做顾问似的。
我很高兴地向亲戚朋友们传播了我“进人联邦政府”的消息。
在结束东京工作的几天前，我被叫去参加在一家饭店房间举行的会议。部长和梅旦尼两人都在里边，看上去像焦急的殡葬人员，正等着接收已开始腐烂的尸体。
按议程结束会议前10分钟，梅里尼向部长打了个眼色，然后突然掏出我的表现评价报告让我读后签字。这两个人已经尽他们的小脑袋瓜儿所能仔细计划了这项“行动”。最后一瞬间出剑冲刺会让我没有时间防备和反抗。
表现评价报告糟糕得难以想象。用不流畅的英文列出的对我的指控会让非常了解我的人觉得荒唐可笑，因为它们与我的性格如此不符。所用的措词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它们太无关紧要了，不会伤害到我的自尊。
懒惰，不愿工作，不愿服从，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性……，经过部长同意，由梅里尼书写的评论貌似有理，实则完全是一堆垃圾。
我预先想到过会有不利，但没想到会无耻到无视事实和真相。谁会相信这些呢？
任何知道我的人都绝不会相信这是对我的工作和特点的评述，它和我以前在情报局里的记录完全矛盾。
房间里死一般沉寂，我感到惊讶和愤怒，但没有言语。我还奇怪他们如此公开地做假报告将如何脱身。我什么也不想说。两个对一个，这两个骗子可以对任何他们想要的谎言发誓并战胜我，他们刚用书面方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
我本应该拒绝签名的（我以前的表现评价报告大都是赞美之辞，从来不需争辩其中任何一点），但我签了名，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了。他们没有按正常程序问我对这份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后来，他们中的一人亲切地在框中填上了“没反对意见”。
当时，我可以拒绝签字，要求自己的权利，并且要求总检察官办公室介入此事。
但这么一来就肯定会打乱原定途经欧洲去华盛顿的计划。对我而言，前者与后者的重要性无法比较，破坏我计划的行程可能会让这两个懦夫高兴和满意。
也许我与周围的人一样懒。但我始终相信并引导自己做到竭尽全力，这是我的习惯，甚至有时是我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局里的心理学专家建议我：“不要做完美主义者。”
很显然，他们所讲的都是假的，然而，在中情局这个认为诚实是天经地义的地方却充满了这种“上司”。
中情局的信条是：“永远相互忠诚，永远忠实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最早我是被培养教育为一名日本人。后来，我接受了包括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文学典籍的教育。东方的历史充满了阴谋和残酷的故事，现代西方人可能会冠之“野蛮”。我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历史。
回想起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幸运。
我带着病痛和怒气，并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当时有任何不幸落到家人的头上，我会带着绝望和愤怒向敌人及其家庭施以残酷报复。这种残酷会使匈奴单于畏缩。
什么是残酷？将敌人的头颅盛在银盘于中不算残酷，相反这是一种奖赏。事实上那是许多武士的目标。
将敌人爱子的头颅煮熟了放在银盘子中端给敌人，这才叫做残酷。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公元前210 年，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开始了争夺中国的战争。
在战场上互相对峙的时候，楚霸王项羽送信给刘邦：“你父亲在我手上，马上退兵，否则我就将他熬成汤。”
这两人中通常被认为意志和决心较弱的刘邦答复道：“你用我父亲熬汤，别忘了送给我一碗羹。”
像预想的那样，公元前202 年刘邦赢得战争，而项羽则自刎身亡。刘邦建立的西汉延续了212 年。
值得注意的是，11个世纪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亲王可能从未读过这个故事，但他讲到了人类冲突中对残酷的迫切需要。残酷不是必需的，也是不人道的，但却极其有效。
历史上单在这两位帝王间的争斗过程就发生了许多可读和值得学习的故事。研究中国历史对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
如果我必须求助于残酷，我能那么做。过去所受的训练使我从年青时就变得很坚强。
但我的信条是衡量代价与效果的比值，我的力量和恒心不会用于徒劳的努力。
我从未试图将野狗转变成素食动物。
在我一生中，我可以忍受许多东西，然而却很难容忍别人侵犯我家人的幸福。
这不仅是出于自卫，还是生存的基本前提。
第二次日本之旅结束了。
（出于自尊，我在这里删除了一些激烈猬亵的咒骂言辞，虽然这些言辞用于他们非常合适。）
我原本计划回总部报到之前带妻子和儿子去游览曼谷、德黑兰、伊斯坦布尔、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我有些假期一直没机会享用，还有些积蓄。
但最重要的是，经过两次急性胰腺炎以后，我认识到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经历过这种可怕疾病的人能理解与之相伴的死亡的突然性和危险性。）
我想去看一看伊朗和土耳其，那是一片神秘的土地。我更希望趁我身体还行的时候和妻儿一起去那些美丽的地方旅行。
很不幸，美国和伊朗关系开始恶化。在我们出行之前不久，途经伊朗的美国航班停飞了。四个月以后，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被一群暴民占领，工作人员被扣作人质。
如果不经过德黑兰，去伊斯坦布尔很不方便。和其它美国政府雇员一样，中情局雇员（非官方掩护的极密情报官除外）被要求在可能情况下尽量搭乘美国飞机。
我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
在第一站——曼谷，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7 岁的儿子彼得，在他“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的引导下，克服了对蛇的害怕，最后很急切地将一条大蛇挂在肩膀上摆姿势照像。
运用中情局官员的能力，我找到一名导游。他带我去看一般日本游客不知道的特殊现场色情表演。
我妻子谢绝了导游的邀请，和儿子一起留在旅馆里。
大多数作陪的泰国导游是年青的女子，表演过程中看上去她们更厌烦。我很惊异地看见富有的欧洲游客，其中不少是美丽的年青女子，带着浅笑和叹息观看表演。
虽然我在世界上其它许多地方已经看过大多数“好的表演”，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色情表演”。
最好的表演是：一个女孩展示了一个金属盖完好的新苏打水瓶子。经过一番动作表演之后，她将瓶盖一端插人了自己的阴道。随着一声尖叫，她在身体里开了瓶盖。我几乎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期待着鲜血顺着她大腿流下来。但只有苏打水从瓶中喷涌而出。她将金属盖从身体里取了出来。瞬间，观众一片沉静，随后便发出阵阵狂野的欢呼声。
使人着迷的绝技，但有没有男人强壮到能够……？
乘船顺莱茵河而下棒极了。我妻子不停打趣我不能够品尝可口的德国啤酒。
当我们要经过整个行程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洛尔勒（译者注：位于莱茵河中心的一块大石头。传说有美人鱼在上面唱歌，吸引河中的船撞到石头上）时，一场暴雨突发而至，将整个景观完全遮住了五分钟。景色消失了，好像象征着牛命的不可预知性。
巴黎是我的“故乡”。我带着全家到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我的学校、旅馆、我最爱的小酒馆、饭店。还去夜间旅行，包括一间脱衣舞夜总会和著名的丽都夜总会。
即使是卖票给我的法国姑娘也觉得小彼得看这种全裸的脱衣舞是不是太早了点儿，我向她保证没关系。我们在里面确实见到了和彼得一般大的小男孩。
事后，在与我进行“男人间”的谈话时，彼得严肃地宣称相对于丽都夜总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他更爱看脱衣舞。我也同意脱衣舞更好一些。
一年多以后，我从工作的新英格兰到总部去，听说在梅巴尼眼皮底下，东京站陷入了巨大的慌乱，有12名官员和12名特工被卷人。
梅旦尼非常信任一名特工，他甚至例外和特殊地在领取每月津贴时不用签字。
而这名特工却一直在向日本等其他国家提供情报。
我不敢相信，我竟是12名被暴露的情报官之一。虽然情报官员都使用化名，但可以确信日本公安部门能够辨认出来。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那名特工。他属于没有架子令人愉快的那一类人。但有一点我不能理解，不是出于空想而是出于常识：即使和那名待工在一起，我也很小心，没有放松自己对盯梢者的警惕，但我从未发现任何盯梢者。我能这么肯定是因为我和一群格鲁乌成员住在一幢大楼内，受到监视将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的安全随时受到危胁。
只有日本公共安全部门能解开这个谜。
我相信自己能够发觉最出色的跟踪队伍。我有一次甚至发觉了错跟踪我的一队联邦调查局密探。我不信有人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可能跟踪我，我认出他们并且通过报告上级取消了他们的任务。后来就这次误会我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梅巴尼向我介绍那名特工“绝对可靠并且少见的沉默寡言，除非被逼，否则他不会讲一个字”。奇怪的是我发现他和平常人一样健谈。他用日语和中文与我自在地交谈。我有时也通过电话与他的妻了交谈，她同样很友好，很吸引人。
在移交给另一名极密情报官之前，我曾经掌握过这名特工几个月。那名极密情报官同样认为这名特工并不少言寡语。可能，他只是没兴趣与梅旦尼交谈。这可以理解，任何直觉好的人都会这么做。
我读了事件发生以后梅旦尼写的一份报告。在报告里梅巴尼暗示那名特工是在由我控制时被策反的。那特工已经承认，他在饭店里与梅日尼会面之前已经被策反了。那是在由我控制之前，况且我从未与那人在任何饭店里见过面。
也许那就是为什么那名特工在梅里尼面前会保持沉默。
即使手中有如此明白的证词，梅里尼仍然想将他自己嗅觉不灵的事实栽到我的头上。这是他常用的诽谤别人的方法。
这件案子非常混乱，以至梅旦尼在已经离开的情况下又被召回东京去帮助清理烂摊于。但据我所知，案子后来弄得更加复杂，梅旦尼被命令离开东京，而换上一个专家小组到东京与日本公安机关合作，用测谎方法调查那名引起极大混乱的特工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容易想象：那名特工向三个国家的安全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甚至他自己都可能是混乱的。
在一份报告中梅里尼写道：“于是我发现……”。一名生气的高级官员用讽刺的口吻写在其上的评论是：“太迟了！”
我可喜欢这个。
一般来讲，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会终止一些情报官员的职业生涯。想象一下被泄露的12名特工，可能他们的真实姓名都已经被知道了。这可能是日本警方与中情局间的一场游戏。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那件案子。相同的故事在中情局继续发生，总是听不到结局。
梅巴尼曾经向我夸口他以前同时掌握过24名特工，以致他的站长为了确信不得不亲自去验证。这是典型的梅里尼武牛皮。
我曾经读过关十一名苏联“色情”间谍（有时被称为“乌鸦”）的故事。他掌握了分布在西德几个不同城市的七八名女间谍。他不知疲倦地驾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每周见一个女人，满足她们中的一人的性欲并取回她们的报告。因为一周只有七天，所以他不得不每周做一次甚至两次双头列车。我认为这个疲劳但具有献身精神的爱人兼情报官比用其“技巧”欺骗24名特工的梅旦尼更可信。掌握特工需要梅巴尼缺少的同情心。
与大多数了解这场“东京大混乱”的官员预料的相反，梅旦尼在中情局里的职业生涯与那位部长一样，莫名其妙地蒸蒸日上。
但是，如果考虑到九年以后埃姆斯案件引起的灾难，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组织和人一样也有缺陷。
总部和新英格兰
在中情局总部工作，令我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非常愉快。
对我来说，总部所有的东西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的心情与以往相比，却更加放松。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办公室的门上大多没有标志，里面的人也就显得更加神秘，每次我都要敲好几扇门，才能找到我想找的人。我第一次迈进了中情局的总部大楼，并可以深入它的机枢，成为名符其实的一分子。
在总部，我几乎没有什么熟人，对于这里的工作程序和安全规定也一无所知。
虽然我早已通过“高度机密”的安全清查，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在这里“应知原则”是处理各项机密事宜的最高准则，谁都不能例外。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好在这里的秘书和情报助手都很友善，非常耐心地为我引路，使我能一步一个台阶地学习这里的一切。
我察觉到我们科长对我有些惧怕，他认为我会给他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因为东京站的二司给我的坏名声似乎让我先到。20年了，他的发型还是那样，而他的幽默感也如他头发一般短。他戴着眼镜，不敢前面视人，从他的眼睛里我看不出任何光辉和荣耀。
我仍然喜欢呆在办公室和自助餐厅里，除非得到邀请，我也不太敢探头看或走进其它办公室。（我相信几年后中情局的大部分办公室都会使用一条“关门规则”。）
我还有一件紧要事：要参加最近才实现的所谓戒酒复原计划，虽然我已顺利地戒酒五个月了。我还被约诊，去见一位专门研究嗜酒者的心理学家，说我要么参加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的戒酒共进会（AA），要么保证自己在两年内滴酒不沾。
在这期间，我将不获外派，也不执行临时任务或调动到下一站。只有在经过严格的评估确认我已经戒酒后，才有可能再出外执行任务。
从五个月前我发誓戒酒的那一日开始，我就已经彻底摆脱了酒精的诱惑。但这还不行，心理学家说我可能只是“紧张忍耐”。绝非如此，我表示反对。在家中我随时可以很轻易地拿到酒，但酒瓶已引不起我一丝的喝酒欲望了。
具讽刺意味的是，突然有一桩只有我才能扮演重要角色的案于需要处理。我是唯一能挽救局面的人，因为这项案子最初就是由我启动的，只有我才能接上线。
案子非常重要，区局长亲自致电那位戒酒心理学家，请求暂时让我离开，出外执行临时任务。但这一请求未获允许，按那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因为我的健康原因（和相关规定）。
他于巴巴地说我“一定是一个很出色的情报官，所以区局长才会亲自打电话，提出贯例的中断请求”。
但那时中情局对于嗜酒者的规定已相当严格，要求须先经治疗，在酒瘾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之前不得离开，并认为酗酒会对情报行动的安全性产生威胁，带来风险。
我们只能放弃那个案子，对于局里而言，这无疑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搁置而不重新启动那个案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如果是太相信这种感觉，准会一事无成。但我如果去执行这项任务，可能就会以锒挡入狱而告终。冥冥中上帝正在保佑着我，而我却一无所知。
我参加了戒酒共进会。我非常同情参加共进会的人。虽然我也曾有和他们相似的体验，但对我而言，一旦戒酒，就永远戒除了。老实说，我已经无法理解他们难以拒绝的诱惑来自何方，他们痛苦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了。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状态，对他们来说，我无疑已成了外人。我觉得不好意思。
最近，我了解到很多酗酒的人其实能拒绝酒精的诱惑，我一定是属于这类人。
因为我再也没想过再喝酒了。所以，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我喝了20年的酒，其中有18年几乎每天就要喝掉一瓶强酒，确实是喝得太多了，几近于自杀。我曾戒过五次酒，每次都是医生要求的。但因为当时我认为喝酒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惬意感，所以每次都没打算真心戒酒，如此犹犹豫豫、意志不坚，当然每次戒酒都以失败告终c 我的确曾是一个典型的酗酒者。
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从不因嗜酒而引起情绪的大波动、丧失理智，也从未因嗜酒而完不成任务。
我从1975年开始开车，每次如果要驾车，我都会保持自己滴酒不沾。而如果我喝了一点酒，就会让和子代替我开车，绝不铤而走险。
我对那位心理学家说：“我现在压根就没有想喝酒的想法和欲望。事实上，我现在只有在戒酒共进会上听到他们谈喝酒时，才会想到原来还有喝酒这回事！
“这就像禁止我穿我喜欢的蓝色衣一样。如果确实不能穿那种颜色的衣服，那就不穿好了。我可不会死心眼非穿不可。”
那位专家固执己见，对我的解释完全无动于衷。他说在他20年的工作经历中，从未见过什么例外情况，现在也不例外。
除了戒酒外，我在总部还学到了很多新东西，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我还要求局里为我彻底恢复名声。在东京三年，我的名声完全被败坏了。我知道不少人在暗地里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说我曾“差不多被中情局开除”。
特别是，有两个我以前不认识的女人用非常刻薄的语言诽谤我。她们长得又老又丑，臃肿不堪，也难怪一肚子坏水。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写了一封很长的解释／申诉信。但没有一位上司认真对待这件事。他们的反应都差不多：“别搅事儿。”“木已成舟，现在你还能说什么。”
“没准你确实曾经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要不然别人怎么会这样胡乱指责你。”等等。
不顺心的事还不止于此。科长显然不愿意有效安排我的工作，而是想逐渐冷却我，想使我处于低调，了无声息。
虽然我此时已经是GS－13级了，但科长却指派我帮一个GS－7 级实习生整理文件，这通常不是熟手是不能做的事。
我本身对这项工作并不熟悉。新加人情报局的人忙乱了三五个月，留下一个烂摊子，然后又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科长就常常要我接手整理。因为我也需要学习此类工作，所以我也就只好接手了。
我和科长工作时桌子相距每每不到十尺，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沟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板有眼、极平凡的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跟我往来。
他要告诉我什么事，哪怕有时是要完全改变给我的任务时，也总是叫其它人转告我，而不对我直说。
虽然我想我已经很明白地向他作了说明，但他紧张的脑筋无法接受我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这一事实。年尾时他会在我的工作鉴定书上写道：虽然“有在总部工作的经验”，但没有尽到“一个高级官员应尽的义务”。
什么是“高级官员”？他难道是把我当高级官员对待的吗？
什么“经验”？难道他不知道很多官员从未在总部工作过吗？
我再次提醒他我一直是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故而从未在总部机关工作过。他只删掉“已有总部工作的经验”一句，说来更加荒唐。
我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有时还是应行动工作局其他部门之邀参加的。对于一个多年像孤狼一样生活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来说，这些工作是很新鲜的。
一方面，我要将我所掌握的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基本情况，向准备外出的国防部高级军事官员作简介；另一方面，我也向局里的行家里手请教，了解他们如何处理特殊事件和相关国家的事务。我充满好奇心，获益匪浅。
我还见到了我在东京时的一些上司，这时他们已官居高位了，在他们的办公室外，都有一间“秘书及助手办公室”。有时我也会去和他们聊天，他们对我都有感情，非常友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毫不理会外面对我的流言飞语。我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上级。
我和机关里的大部分同事都相处得不错。局里也有个别人跟谁都合不来的——
“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对人对事都充满敌意。我想在任何大机关里都少不了这号人。在人面前表现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已经是客气的了，更糟的是背地里暗箭伤人。
我还是对他们客客气气，想尽量搞好关系，刚开始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磨擦。
其中有一个，据他人相告，我是目前为止唯一对她客气的人。
有些同事开始要我帮忙，为他们做些事情。这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同我，鞠敬待人终于有了回报c 有一位女士原先就已经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纽约读过我的接触报告及联络电报。在总部大楼里，我们开始都未意识到是对方，说着说着，竟发现我们曾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工作。她第一次见到我，觉得很惊讶，说我和她看到电传所想象中的我完全不同。
有一度少数民族的呼声很高。他们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亚高职员联谊会，我去过一次，但以后没有再参加。
这样的联谊会，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无疑是有支持作用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事，最后还是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实力和聪明才智，通过奋斗方能成功的，而不应指望他人的帮助。
至少我的生活给了我这样的信念，藉此我才能屡涉难关而终得幸存。虽然这样有点像是理想主义或经验主义，但是，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局里，我的确都曾受到过歧视。
大多数情况下，对我突施冷箭、恶意中伤的人，竟是局里的中国“同胞”——
小气、猜疑和嫉妒无处不在，或是受他们的流言影响的人。既然这样，组织少数民族联谊会又有什么意义呢，抗议多数民族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吗？
多年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就好像他们广袤的土地一样，大度慷慨，无私奉献，有中央之国的气派。中文里喜用“大人”这个词，可能正是这一美德的写照。我仰慕祖先们的气度。从后来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谈中，我也时时可以领略到这种泱泱大国的风范。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难、贫穷和悲怆之后，这种美德已经日渐式微了（我希望还没有绝迹）。团结和合作已成了奢侈品，并正日益被极端的利己主义所代替。这是一种可悲的现象。
写到此处，我要说明我也有很多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朋友。他们真诚、大度、尚礼。一句话：雍容大度。
从早年求学时期一直到进人中情局从事非官方掩护情报工作，我都是独立生活，因而也养成了自强自立的习惯。我始终认为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无须以什么组织作靠山。尤其从事我这样的职业，在美国的制度下工作，更是如此。在中情局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想要获得成功，人人都要展露自己的才华。遇到困难时，更需要不懈奋斗，唯其如此，方显英雄本色。
当然，也存在种族歧视，在当时的总部机关里，还非常明显。
1979年圣诞节，我们华裔职员参加的圣诞晚会就被谑称为“中国佬晚会”，所有的白人高级上司自始至终都这样戏谑我们。
一位华裔官员被评为“年度最佳中国佬”——奖品为三粒金色玻璃球——比睾丸还多一个，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成绩。
我们这些中国佬——还有中国女——一直不得不把这当成是一种幽默。我对此也不太在意，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种族歧视，甚至还有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而这帮白人说我们是中国伦，也并不意味着是恶意贬低我们，或蓄意伤害我们的自尊心。
但后来也有人告诉我，在讨论升职的时候还用这种称呼，就是心怀恶意了。这位被评为“年度最佳”的中国佬，肯定因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难以正常升迁到某个特定的职位。
我相信这一说法。在我看来，他的能力甚至高于他的老板，非常杰出，完全有资格胜任更高层的工作。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问这位心直口快、知名度很高的“获奖”官员是否认识梅旦尼时，他回答说：“认识。但只是认识，不是朋友。仅仅是认识而已。”他又强调。他的观察力很强，能看透别人在想些什么，所以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招募专家。
那时，中情局里还很少使用电脑。有一天，我要找一个人的名字，就去翻卡片库，一个卡片库里几乎有50万张卡片。我碰巧翻到了我最早的上司的卡片，那位350磅重心脏有毛病的上司。
我想，他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这个卡片库里，这样想着，我又查了与之有关的其它卡片，发现这位胖上级与我们华裔下级在一起时用的竟是假名！他的妻子和儿子过去常常和我们一起在他家里玩牌，和他一样，在我们面前也用假名。
可见在1966年中情局对我们这些华裔雇员还是很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中情局才在可能的程度上公开了一些。以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概念一直就是：越秘密，就越安全，越可靠。
现在除了那些非常敏感的职位和被人们认为是执行007 式特殊任务的行动局外，大多数中情局雇员都可以使用真名，说自己在中情局工作。
多年以后，一位官场失意的高级女官员评论我“令人失望的业历”说：“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你在局里的发展，第一，你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第二，你是少数民族。”
遗憾的是，这的的确确是对我最恰当的评语，也为熟知我的人所认同c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对特殊制作的刀子感兴趣。我碰到了一位很有交情的猎人，他也是一位刀迷。他约我去看刀具展览。因为在用刀和磨刀方面我可说是具专业水准，所以，我很喜欢刀。我从见到的制刀匠和刀具收藏者那儿买了很多刀。
我见过一位著名的制刀匠，雷蒙德·比尔斯先生（RB），他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十来个刀匠之一。
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又喜欢动脑筋，所以买了他做的刀后，就向他提了不少建议。不久，我开始依用途自己设计刀，并请RB按我的要求加工制作。
刀制成了。我欣喜地看着我自己设计的刀。刀锋质量极佳，寒光夺目；刀柄上用了罕见的材料，绚丽无比；刀身外形美观、大小适中2 使用起来，更是效果一流、得心应手。RB非常讲究自己的手工，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令我钦佩万分。
我们合作制作的刀在刀具展览时，博得多人喝彩，刀迷们都喷喷称奇。
做刀和收藏刀是一个耗费不匪的癖好。因此，我只能让RB制作很少一部分我的设计作品。大部分制作出来的刀最终都作为礼品送了人。
我的儿于彼得对刀毫无兴趣，这令我很有点失落感。值得我庆幸的是，我爱刀的癖好虽然只使我博得个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声，却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奇遇：在耶酥会导师的安排下，我得以在梵蒂冈单独拜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并以私人的身份，赠送他一把我自己精心设计的刀。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和思想，令我终生难忘。我从此走进了罗马天主教。
在总部工作一年，我越来越觉得每天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难以忍受，对这种毫无新意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耐烦。曾一度是新闻记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我，早已习惯于每天都有新意、每天都不同的生活。与大多数中情局行动官员一样，我喜欢行动，喜欢刺激，而不喜欢总部这种宁静的生活方式。
我常和我在东京时的一位老上级聊天，他当时已升为国内区局的副局长。一次我向他谈及我的苦恼，他当即说出三个国内大城市，让我从中选择一个。每个城市都很大，但作为居住城市却各有利弊：住房、学校、消费水平、交通等等。
我和和于以电话商量了十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同和子商量和我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最后选择了波士顿，我要执行的任务涉及到整个新英格兰。我连走带跑地告诉老上级，去波士顿！
对新英格兰，当时我们还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中心，气候寒冷。但是，我们也听说新英格兰人待人很亲切，富于同情心，至少当他们不小心踩到你的脚时会说“对不起”，而不会毗牙咧嘴地反咬一口说“你瞎了眼啦”！
我了解了波士顿基地负责人的情况，得知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有闯劲而又精明的情报官。这很对我的胃口，我宁愿在这样的上级手下工作，也不愿被胆小怕事、官僚气十足的上司领导。
中情局的国内工作有好几个方面。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中情局在国内也有好多基地。我被分派主要从事人员招募工作，也附带做一些其它工作。这正是我的长处。
因为我只进行了一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也没有定期参加戒酒共进会的活动，因此，在调到波士顿之前，我还得通过医学评估，以确认我是否戒了酒，戒酒后身体和心理是否正常。但是，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已开始相信，我已经彻底戒除酒瘾。
国内区局长亲自向他询问我的情况，他证实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也不会再染上酒瘾。
事后，他还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区局长会亲自过问我的事，他又自间自答地说我以前一定是个很与众不同的案官。在第二次到东京的悲惨之旅后，还有高级官员认可我以前的工作，这一点很令我感到欣慰。
我真诚地回答：“是的，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官。”
波士顿是个大都会，由200 多个市镇组成。我们幸运地在一个市镇上找到了一间合适的公寓。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基地负责人（基地长）。他是一位充满自信和行动力的人，性于火爆，但十分赏识能干的下属。据在他手下工作的同事说，如果事情办砸了，他会“咬掉你的头”。他还对报告上的英文要求苛刻。不论如何，我自信自己的能力会得到他的重视。
到波士顿地区（不是波士顿市）一个月后，我就开始投入工作，承担一了几个项目。我第一次单独与联邦调查局（FBI ）合作，首先是在波士顿，然后是在卡耐蒂卡特州。
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过去有一些矛盾，主要是由于地盘问题引起的。大部分情况下，国内事务属联邦调查局管辖，中情局“如有必要”在国内开展工作，应先知会联邦调查局，并在后者的协作下进行。“如有必要”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由于各自立场的不同，解释起来也就有分歧，从而导致两个部门间的磨擦。不过，总的来说，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我本人和联邦调查局调查官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后来，在卡耐蒂卡特，我和一位精于的联邦调查局调查官密切合作，进行了多次反间谍行动。
他总是嬉皮笑脸的，非常幽默。我和基地长可算是中情局里较为好斗的人了，但与这位rpl 特别调查官相处以后，我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官比我们中情局的人还要粗野c 他处事的惯用手法，往往令我吃惊和羡慕。
他们身上总是带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徽章和身份证件，或贴或挂在身上显眼的地方，人人都可以看见。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挂得更多，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而我们中情局的人身上，最多只带个真实身份证（常常是驾驶执照）或商用电话卡。如果带有两个身份证，我们就要保证在不同的场合不会用错——这已经违反了不能同时带多个身份证的规定，但我们都喜欢这样做，因为在真有急事发生时，我们很难立即从所谓的“秘密文件暗藏处”拿出“正确的”身份证明。
打个比方，如果家族长老去世，举行葬礼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参加时会有一种荣耀子孙之感；而我们中情局的人却像是个私生子，没名没份的，只能偷偷溜进去，还要遭受他人的白眼，我们一出现，在场的人就会噤若寒蝉。
有一次，我和调查局的那位调查官分头驾车，急匆匆地赶路去一个地方。他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新奥迪5000轿车开到了每小时95英里的速度，但是，在卡耐蒂卡特拥挤的收费公路上，我还是无法跟上他。
我只能放弃。他身上有调查局的徽章，还有枪，完全能证明他是在执行任务；而我却永远不能直言我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情局官员，超速行驶肯定会被交警重罚。
事后，他向我解释他看见前面有辆车高速行驶，还以为是我的车，于是就飞快跟随。我将信将疑，有谁敢在卡耐蒂卡特的收费公路上以每小时100 英里的速度超速行驶？
我们的对象是各式各样的可疑恐怖分子、可疑间谍分子或潜在的合作者。
我们喜欢重拳出击，对可疑分于采取高压手段：一个中东国家的政府机构派遣一名科学家到美国研究昆虫学，更具体一点，竟是研究蟑螂。哦，真的吗？我们能相信你吗？
他摆出一副笑脸，竭力向我们说明蟑螂正在他们国家的大沙漠里肆意滋生，他研究蟑螂就是为了对付蟑螂。我和我的朋友不得不强抑住内心的窃笑，但我们无法反驳他什么，因为派他来美国的那家秘密科研机构的确可能正在和蟑螂作殊死搏斗。
我和在新海文（美国地名——卡耐蒂卡特州府所在地——译者注）的联邦调查局的人相处得很好。一天上午，我和我的调查询搭档走进他们的大厅时，他又开始表演了，高声对他的同事叫道：“嘿，大家听着！这位是从中情局来的，是来为大家做强制性测谎试验的。”
这群配着大口径枪枝的男女纷纷转过身来，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因那天早报的头条报道了中情局副局长鲍比·雷·茵曼的一篇讲话，说联邦调查局也应像中。清局一样，对其职员进行强制性不定期测谎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