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碰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小组聚在一起开一个行动准备会，人人都随身带着武器。这种场面无论是发生在中情局大楼内，还是大楼外，都是不可想象的，我感到很新鲜。这时，一个恼怒的调查员针对我发起了神经：“老板！我们到底是在开秘密会议还是什么的？”我只好知趣地自愿离开，但他们的老板制止了这群不满的男女。
事实上，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不可能独自离开。就像在中情局大楼里一样，来访的人哪怕是到洗手间，也要有人陪同。
到后来因为个人安全原因我要购买手枪时，我要我的那位调查员朋友帮我，征求调查局军火专家的意见。结果我获得了别人轻易得不到的良好建议。
任务完成后，我要求工作局局长致函联邦调查局，感谢那位朋友和他们科长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几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中情局的感谢函。我很高兴能如我所言向他们表示礼貌。这是很多年里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来往的第一封致谢函。
我到波士顿三个月后，还成功招募了一名特工。他很派用场。我们都是用法语进行交流的。我感到我的自信心依旧，心里很高兴。
那时在国内进行的招募工作一般都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由不同的官员负责。
一旦成功，功劳大家都有份儿。
按我的理解，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安全的理由，同时也给每个官员一次处理招募事宜的机会。这样安排有不少好处，但也有明显的缺陷，就是难以充分保证招募过程的连贯性，不同环节交接时容易出差错，而每一个环节交接的差错都有可能毁了整个过程。
我不在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功劳。虽然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更像一条独狼，但我认为我是具有团队精神的。分享功劳是团队精神的灵魂。这样做可以加强同事间的合作，对于那些相对新手而言，则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新的知识和吸取别人的经验。
而且，那时我已是一个招募专家了，我完全不必在意我在同事中的地位。
除非有特殊原因，在招募的过程中，每个参与的官员依次接手进人。每个人所担任的角色均由基地负责人指派。
例如，对于年纪较大、行为检点的目标人选，通常就要派较为成熟的官员去接近他做工作。对于荒淫好色的男性目标，就要派较能理解他的男性官员去培养（不能派女的，这样可能会引起对方误会而产生非分之想），不过在最后摊牌和协议阶段，也可以派女性官员与他接触。
招募时如果发生冲突，通常都是在摊牌阶段。这时其他官员已经脱离了接触，暴露的风险虽然降低了，但依然存在。
尽管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有时还会发生不愉快的事。
有几个来自不发达国家的高级军事官员自愿为中情局充当间谍。他们是上校，这样做的动机很明确，即是赤裸裸的贪婪。他们可能觉得有机会和中情局保持长期轻松舒适的关系，提出每年要5 万（还是10万，我记不清了）美金的报酬。
我们只能告诉他们，中情局不是什么福利济贫组织。最后，这些上校们回到他们的国家，竟反咬一口，向他们的总统报告说中情局“试探过”要招募他们！
于是他们的总统向吉米·卡特总统递交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中情局里那怕是最温和的局员获知此事后，都不禁骂出声来：“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前面也曾提到过，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适于参加招募工作。要使招募工作成功，尤其是在最后摊牌时，要进行多方准备，抓住时机，措辞得当，还要大胆。
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福特曾对我说起两个招募案例，依过去我对山姆的了解，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能做到，但却是真话。
一次是他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现成的”潜在大目标。详。清我不及细问，反正他说“现成的”说法，我理解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山姆立即向站长汇报，请求站长批准他招募那个目标人选。
只有山姆能做出这种事来：锋芒毕露，单刀直人。他直接去了目标人选的家，表明自己中情局官员的身份（极少有人敢这样做），要和对方私下好好谈谈，而且就在那个晚上，成功地招募了那个目标人选。这是抓住人的心理，一举成功的范例。
山姆在我面前很坦白，他又说明那个新特工后来并没弄到什么情报，几乎没用。
他的坦白的确令人钦佩。
另一次，山姆在一旁守株待兔，准备向目标人选发动攻势。他并没有对我谈及这桩正在进行的微妙案子的前因。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已经知道对方机构里有一个人和组织闹意见，想要跳出。
按山姆的说法，他当时是“在射击孔里摆好了来福枪，瞄准好，只等目标探头出现”。
目标探头出现时，就扣动扳机，“砰！”
“一枪命中”，山姆边说还边做出用来福枪射击的手势。他成功地招募了目标人选，和对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他和那位特工紧密接触，不断获得情报，那时我也在东京站，山姆所获得的情报占了整个东京站每月情报报告（IR）中的10－40％的内容。
就我所知，东京站里只有一位其他的案官有如此的成绩记录。
不够胆大的情报官是难以顺利完成招募工作的。常常是吞吞吐吐，话到嗓子眼里又缩了回去，甚至回避“摊牌”时的关键语句。这种情形不少，在招募的最后阶段是决不可取的。
当然，在最后阶段，很不容易毫无忌惮厚着脸皮问对方“你能不能为我们提供机密情报”？或甚至干脆问对方“你愿不愿意做我们的间谍”？这和问高中女学生是否愿意参加高年级舞会完全不同，甚至比问女人愿不愿意同你上床（顶多挨几巴掌！）还要难。这事实上是要对方把他的前途和生命当作赌注来换取他认为是值得的东西，达到他自己的目标。他要衡量所得的利益和要承担的风险。培养或摊牌的官员只能通过巧妙的迂回以达到目的，而不可误导或逼迫对方。
这使我想起一位中情局的新局长曾派一个高级官员巡视各地的情报站。
这位新局长的高级代表是一个空想家，或至少是一个清教徒。他从不抽烟喝酒，还认为玩女人是非常邪恶的事，只发生在文明到来之前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城（《圣经·创世纪》里的城堡，城中的居民因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译者注）。
无论在哪个国家，他训话的主题都是：要为“全世界的美好”而努力开展谍报工作——这论调还算说得过去——同时，要努力发展情报特工或间谍，“把特工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场听到他训话的每一个人都不禁大笑，说：“这家伙人错了行！”
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想法或道德标准强加给别人。但这种天真的想法对于久经阵仗的情报官员而言，就显得太幼稚了。
是的，也确有人做间谍——背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朋友和誓言——仅仅是为了个人理想。但这只是众多间谍中的极少极少数人。
大部分特工都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等很实际的利益而“签约”的，还有为政治和社会利益，为不失去既得利益，为复仇，为挫折，为愤怒，为妒忌，更多的是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很少人会仅仅是出于冲动或为了什么精神、信念的就去冒生命危险。
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与死后或涅盘的精神世界还没有关系。现实世界要求间谍工作必须讲求实效，因为任何失败都可能导致自身的毁灭。那位高级代表却唯心地高谈阔论，好像间谍工作是在为迷失方向、无助的灵魂打开天堂之门似的。
有人还说了一件事，以警告还未意识到这位“银盔骑士”的来临的情报站：
“我不想说出是哪个情报站，因为这事儿挺惨的。那个站长没有意识到高级代表的‘高尚情操’，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请客吃饭来招待局长代表大人。”
那场面一定很尴尬，挺惨的。
要招募一个特工，首先要了解他手头有什么机密，他能接触什么机密，这些对我们有无用处。（如果他知道最新的导弹技术，太棒了。如果他只知道种大玫瑰，那还是让他继续种吧，但也不要忘记他的名字，你有一天可能也会需要大玫瑰。）
然后还要知道他想要什么作报酬，并且确认他一定会做这个交易。虽然还有很多与这些原则有关的事，但这就是招募的要旨。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青霉素和链霉素在间谍行动中很有用，因为潜在的目标人选往往需要这些神奇的药物，或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这是一个很强的动机，而我们又可以很轻易地为对方提供这些药品。那时，青霉素和链霉素比金子还珍贵。
目标人选的需要是否足以使他冒险犯难为我们工作？这是整个工作的症结所在。
有时整个培育发展工作的时间表会大大向前推进，从评估一培育阶段飞跃到“摊牌——签约”阶段，出乎我们的计划。这正是由于目标人选的需求十分急迫，直接向我们表达出来的缘故。
所以，可以说最难攻克的目标就是愿望已经得到满足、不艳不羡、没有其它需求、想保持现状的人。
也只有这种人才难以打动。但我们之中有多少这样幸运和安祥的人呢？不多。
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个案。当一个同事建议：“我们收买他吧”，马上就有人表示反对：“收买他？他只要拔根汗毛，就能反过来把我们都给收买了！”
招募官员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目标人选的背景、日常生活和他所表达的需求，以找到发展他成为特工的关键所在。
有时对目标人选的评估不正确，突破口也选错了，就会带来失败。
但在那时的美国，即使失败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堪的后果。
最差的情形也就可能是目标人选的同事出面帮他的忙。这种情形在评估和培养阶段还不会发生，因为在这个阶段对方的每一点思想变化都难以逃过我们的眼睛，即使有什么麻烦，也都可以轻易化解。
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比较尴尬一些，即对方道貌岸然地叫来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人。不过，如果前期工作做得好的话，一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就算是确实发生了，“摊牌”失败的官员也不会因此进监狱。
我曾有三次将目标人选培养得快要对我说“同意”了。但是，按规定我要把他们移交给另一位官员，结果，最后都失败了。我敢说如果最后出面“摊牌”的是我自己，我一定能摘下这几颗快要熟透的皤桃。
他们三个都是很有潜力的目标人选。他们的家族在各自的国家都有人处在显赫要位上，而且联络广泛。他们个人也很有发展前途。其中有两个，正如我说：“仅仅通过你们的家人和朋友，你们就可以发起政变占据有利地位并取得成功。”
我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么密切了，我对他说这番话都已毫不忌讳c 每一次我说到这，他都会露出微笑，暗示认同。
面对这样看起来已经到手的年轻、聪明而又有野心的目标人选，进一步还能怎么样呢？在他们身上涂上野餐酱？可以吃了！
很遗憾的是，接手“摊牌”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高级官员，他快要退休了，没有勇气，也已没有成功的欲望了。
而且，他有一个坏毛病，喜欢吹嘘他过去的“风云岁月”。对于一个情报官来说，如此怀旧吹嘘是很不利的，因为迟早他又会碰到真正紧张的时刻，这种不思进取的心态会妨碍他的正常发挥，最终导致失败。
还有一点，他的酒量很小。凭我20多年嗜酒的经验，我从一个人举杯送酒人口的架势，就能看出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能看出一个人到底是喝一杯、两杯或三杯就会倒了。
我三次把“准备”好的目标人选介绍给他，让他接手去“摊牌”，却三次在介绍时发现他已经不胜酒力了，说话含混不清，嘴里喷着酒气。
从我自己酗酒多年的体会，我知道不应对他人偶尔喝多了酒进行指责。但是，他应该明白，如果自己喝醉酒后自制力不够，举止失态，就不应该在这种场合喝酒。
我想，他不过是想借酒精给自己壮胆，好增强自己的“阳刚之气”。
我在喝醉酒时绝不会丧失说话和观察的能力。在巴黎玩扑克牌时，我每每故意在他人面前大喝特喝，好让他们认为我喝醉了，无法再认真理会牌桌上的事儿。我也无须用喝酒来给自己打气壮胆。所以，我无法理解和同情那个老家伙。
负责“摊牌”的官员和其它场合的官员不同，要给对方以真诚、自信和可靠的感觉。他的承诺要看起来绝对可靠，要向对方表示，就算前面有火炕，他也会一起跳进去。如果有什么不能保证的，就应该老实承认，这样不仅不意味着失败，对方反而可能被你的诚挚所感动，而更加靠近你。
没收好袋口，三个到手的猎物终于都被吓跑了。我能理解，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酗酒的老头手里。
我非常失望，也很生气。这时在国内区局招募统计数字中我已几近10％了，名列第一了。（只有国内区局才保留这样的统计数字。）我做完培养工作后，怎么不指望能更进一步地获得成功！
第三次失败后，我找基地长反映了意见，他于是决定改变原来的方式。
这时我手头正掌握着一串潜在目标人选，基地长于是要我全权处理，允许我决定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我的工作效率无疑会是很高的c 我曾遇到过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学者、政治家目标。
和他泛泛地见了两次面后，他很有风度地对我说：“请您不要把我当傻子。我敢肯定您是中央情报局的人。”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继续努力，以实际言行告诉他我的的确确是中情局的人。他后来成了我们的特工。这次招募轻松写意，完成得非常漂亮。
新英格兰聚集了众多的外国学者和政治家，我还曾遇见过两位立志要成为他们各自国家未来的总统的人。他们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从他们的地位背景和能力，我感到他们极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我对他们很尊敬，彼此间成为了朋友。
遗憾的是我当时用的是假名，所以以后无法再和他们取得联系。
有一单案子我记忆犹新。一位官员成功地培养了一个目标人选，将其移交给我，他先诉我目标非常友好，最后向他“摊牌”的时间由我决定。“如果您愿意，你可以今晚就向他‘摊牌”’，那位官员边起身离开餐桌，边悄悄对我说。他于得太棒了。
并不是每一位官员都做得很好。在波士顿地区，我用假名示人。有一位同事是低级官员，他参加行动时的紧张程度，就像老是接掉球的三垒接球手一样。他竟当着特工的面，叫出了我的真名。那位特工于是问我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真名！
中情局对于一些与众不同、可能不太友好的人也有不小的吸引力。
曾有一个人自言“希望加入”中情局或和我们“合作”。基地长告诉我对这种毛遂自荐的“撒马利亚”好心人要加倍小心，应尽快摆脱他的纠缠。
我选择了位于波士顿普鲁登肖尔大厦52楼的咖啡厅／酒吧／餐厅和他会面。
我提前2 小时到了约会地点，确认我们的“自愿者”并无同党帮忙。我戴上一副深色墨镜，然后要了一杯可乐和一杯橙汁，各喝了半杯后分放在不同座位上，暗示还有其他人和我一起来。
他来后，我们用法语交谈。他想透过我的深色墨镜看清我的脸，但只能看出我是一个亚洲人，从我会说法语这一点看可能是越南人。他一直盯着我放在他那一边的另一杯饮料，显然已相信还有人与我同来。
我对他的“良好愿望”表示感谢，又说我还要和在附近的同事商量一下再作决定。我要他在原位等我15分钟，如果我不回来，就表示我的同事认为要进一步考察他。
我肯定那个“自愿者”不敢离开他的座位，因为他担心还有一个人，或者更多人正在一旁监视他。同时我也肯定，我乘高速电梯从52楼直下地面，要快过任何不能直接打到楼下的无线通讯设备。（现在的无线手机和通讯设备就难说了。）
我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法，摆脱了另一个我们不感兴趣的人。我对这一招的效果很满意。
我的工作成绩很出色，基地强烈推荐，要总部给我作两年一次的升级。结果我并没有获得升级。有小道消息传出，在升级讨论会上有某人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指责我。
在中情局，职称委员会的讨论是极其秘密的，还带有一丝神圣的色彩。但我常常能想方设法得知“内幕消息”。
走漏消息严不严重？好几年前，有一次，一位参与讨论的高级官员私下说我将被升级，同时又表情严肃地提醒我：“还没正式公布前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是我泄漏消息，一定会杀了我的。我发誓那时我就会先杀了你广若干年后，消息走漏得更历害。大家常常都能知道是谁把谁给压下去了。我也知道。
我喜欢的那位基地长调走了，这令我很失望，继任的是一个动辄就指责我又不许我申辩的总部的那个上司。我根本不想在他手下做事。
我在东京站工作时受人诽谤，在总部也是一样，但我认为，除了这些无聊的流言蜚语外，我在中情局的地位还是很牢固的。
中情局行动官员在外执行任务时是用“滚动经费”，手上总有一笔备用现金。
但他要有一个详细的分类帐目，每笔支出必须有收据，结余现金要与帐目绝对平衡。
有时碰到外币价格波动，则如我前面所讲到的，不得不侵用这经费。
但在国内基地，就要进行年度财务检查，常常是先发一个简短的通知，要求官员们的现金使用后，收支平衡。
虽然我以前也曾收到通知，但从没真正接受过财务检查。因此，这次检查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两位财务检查人员抵达波士顿，开始逐一检查我们的帐目，却唯独不查我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说：“我们不必查你的帐。我们了解你，知道你很诚实，你的财务记录一直很好。”
这令我吃惊。看到我笑了，他们又补充说：“我们在局里也看过你们的接触报告，心里知道谁的帐目可能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在中情局所受到的最高褒扬。我要感谢我亲爱的父母，从我小时候起，他们就教导我对钱要常注意细节。
这些财务检查人员每天都要面对成百成千的接触报告和财务报告，我想不论你怎么伪装，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昂贵的酒吧帐单，哪些是填补漏洞的报告，哪些是妓院帐单（和哪些是高价的按摩院的帐单）。
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往往需要伪装单据，比如特工用假名签的单据。只要直接的上司知道或默许，就可以这样做。这无疑对中情局官员的诚实和正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
中情局曾向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下达指示，引用韦氏大词典和其他词典的释义，将“考虑”（Consideration 译者注）这个词的最后一个释义——“报酬”——作为特殊现金支付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可能是为了尽量避免进行秘密现金交易的帐目难以为不知情的人所误解，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波士顿地区工作期间，因为我大多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老于世故的目标人选，所以常常光顾消费很高的餐厅。我一般都用现金支付，要发票。
有一次没有安排好，竟创记录地三个人吃了215 美元，这是一个大失误。
但事实上我有些冤枉。我请的客人是一对非常富有的夫妇，他们见过世面，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而我想营造一种大方好客的气氛。那时我已经戒酒，我问那位男的要喝些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要了最高级的酒。而且，我当时没太注意帐单，给了太多的小费。
为此我受到了不少非议。直到两周后有一位新来的女官员在纽约请客吃饭，三个人花了270 美元，才刷新了我的记录。非难的目光转移到了她那儿，我才轻松一点儿。
我在总部曾亲眼看到和听到有些官员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情形，不过那些上级都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人。
鼓足勇气和上级据理力争，不仅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或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还可以令上级刮目相看，欣赏你的才华。当然，这一点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知道至少有两次，下级官员同上级激烈争吵，几乎闹翻了天。但是下级官员最后却快速反弹，在别人还未意识到之前，就得到升级，而且升至令与他争吵的上级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我第二次去东京工作时，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是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的意见无法直接反映到站上或局里，而是要通过中间环节上报。于是，他们就违心说谎，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歪曲事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总部监察局求助，他们可能能帮助我，而且能耐心倾听我的申诉。我退休几年后，有一次和一位很高级的上司谈心，说及此事时，他说：
“你当时应该直接向我说。”
我没有那样做，直到我退休，我都没有那样做，显然我当时采取的策略是错误的。
我并不缺乏勇气。但我当时的顾虑可能太多，也可能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事儿。
当我对宗教的了解加深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缘，无论以前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之意。
我调到新英格兰工作后，回总部的机会多了，而且我不执行工作任务时已经有官方掩护身份了。如果自己不努力，是很难调到一个好部门工作的。那时我自己是想外派到国外工作，最好是到巴黎工作。如果去不了巴黎，就去其它说法语的城市如瑞士日内瓦、摩洛哥拉巴特、肯尼亚内罗毕等。但这些地方当时也是大多数人“梦想”去的地方，有“关系”的人早已排好了长队等着去。
又是经人介绍，我和法国处处长拉上了关系，他答应我一有空缺，就会优先考虑调我到法国工作。我要说明的是，那时我在会说法语又熟识巴黎的中国人中是职位最高的。虽然我的法语已经退步不少，但我自信，到法国三个月后我就可以完全恢复过去的法语水平。我曾是一个行动官员和招募人员，和其他官员相比，我占有明显的优势。
这时我又听说我的前任上级，同意调我到东京并使我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行动官员的部长。他将到罗马站担任站长。
他已成果斐然，名声远播世界上有情报战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通过报纸就知道这个行当里谁谁在哪里做了什么轰天动地的事。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报纸上发现我的老上级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事迹都是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
我知道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而且以后还一直对我很关心。我毫不犹豫地下了决心，认为到罗马比憋在波士顿要好得多，罗马站站长也比我现在所担任的新基地长要更适合我。
还有一句俗语：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罗马多住几年绝对是值得的。
我立即飞到华盛顿向我的老上司、即将上任的罗马站站长表明了我的想法。
我已经15年没见过他了。有传闻说他对下属极其严厉，像凶神恶煞一般。他的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而且已差不多秃了头，但他依然神采奕奕，带着笑容，愿意听我的意见。他答应要我，但有一个条件：要我再做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且至少要干3 年。
那时到罗马还是很危险的。外国恐怖分子和意大利红色旅团的活动还很猖撅。
再次成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何况这样可能还要比时常要到受恐怖分子威胁的美国大使馆的官方掩护情报官更安全。老板接着要求我学习意大利语，至少要勉强过关。
所有相关事宜基本办妥后，我这位老上司又用他嘶哑的嗓子对我吼着说：“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喝酒了，不过你以后开车要慢点！”办公室里每个女职员都听见了。
“行，我再也不开快车了。”我想他一定已经知道我喜欢开快车这回事。
“还有，别再到处搞女人了。”
“老板，我已经老了，你应该看得出来。”
办公室里的女职员听到都不禁笑出声来。
“还有就是别犯法。”
“遵命！我保证绝对不犯法！”
我们彼问此答，对情报官说不该犯法几乎是好笑。但他予我以忠告，我也答应得斩钉截铁。
我从意大利处办公室出来时，法国处的处长正在走廊上等着我。
“喂，保罗！好消息！巴黎现在有两个空缺，我正到处找你！”
我望着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这是命运的安排。我向他表示由衷的谢意，向他解释在五分钟之前我刚刚同意调往罗马站工作。我不能食言。
这下轮到他大吃一惊了。
我等着去巴黎已经整整十年了。到真的可以去了，我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我没去向往已久的巴黎，而去了罗马。谁又能知道，这竟又是上天的灵佑。
我并不觉得失望。我心里已经模模糊糊地开始认识到，命运到某一程度是大注定的，不以人的努力为转移。多年以后回首，原先想达到的目标有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目标。东京就是一个例子，我原想到东京好好高兴地呆上五年，但最后却只在那儿呆了三年，而且充满了苦恼和愤恨。
除了恐怖分子猖撅以外，罗马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城市。我也知道很多巴黎的阴暗面，明白巴黎并不仅仅意味着快乐和玫瑰。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对于从事秘密工作的我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有利于我伪装的恩惠。此外，我又可以多学一门语言，体验一种我向往已久的文化了。至少和子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一定喜欢在罗马生活一段时间。我们11岁的儿子也可以在意大利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受到熏陶，感知人类的文明和历史。
在任何机构中，一个强大的首脑对于推动整个机构的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情局也不例外，尤其那些能“呼风唤雨”的老板，更是如此。如果老板欣赏你，他就会给你充分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正是你所期盼的：给我机会。
新站长到罗马后，我就获准去罗马一周，熟悉情况，体会“感觉”。如果要到一个全然不熟悉的环境执行任务，通常都必须先熟悉情况。
如果安全情况允许，中情局里负责情报报告的官员和情报分析专家都要事先到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地点进行考察，以熟悉那里的人文、地理和气候等特点。
我到罗马的一周，就是像观光客一样四处游览。我过去就一直想到罗马看看，但由于我当时拿的是台湾护照，而且还牵涉到签证等问题，所以一直未能成行。这次，我终于遂了心愿。我曾经读到过关于意大利和罗马的经典著作。而且，我过去还至少爱过四个意大利女孩。后来和子还取笑我，说如果我真的娶了个意大利女人，婚缘不可能持久。因为我一点也不喜欢吃意大利的番茄和通心粉。
我向新站长、我未来的上司和另一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了解了在罗马进行非官方掩护行动的相关情况。
调到罗马工作后，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我经站长同意买了一辆新的奥迪80轿车。
因为我不会用手动挂档的车，所以专门从西德厂家订了一辆自动档的轿车。（那时在意大利还买不到自动档的车。）
我理解这种“特殊”待遇可能会令人有所不满，但这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特殊待遇。我确实要一辆车，对于新到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局里大多是批准买新车，在任务结束后再卖掉，收益则归站里所有，官方掩护情报官如我未来的上司，就要自己花钱买车，但却可以免税，回国时还可以免税、免运费带回国内。
罗马的魅力自不待盐，我喜欢它古老的遗迹和人文气氛，我也喜欢那些被游客认为是骗子。专门欺骗和抢劫游客的“街油子”。我还发现，可能除了日本以外，意大利人要比我去过的很多地方的人慷慨、诚实和大方得多。
在罗马时，我还见到一位世界小姐的竞选人，不过不是意大利人，她代表她的祖国。她已经结了婚，30岁出头，但依然是美艳绝伦，粉黛不施就已令我陶醉不已。
我和她一起没有做什么“太过份”的事儿。我为她照了相，回国后还把她的照片拿给和子看。和往常一样，和子并不是很感兴趣，但她也承认那个女人的确漂亮。
回波士顿后，我问起即将上任的新部长的情况。我问了七个人，有的是总部的，有的不是总部的。令我吃惊的是，七个人中有五个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回答我：
“愚蠢。”老天。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这要是政治选举，7 票中得了5 票，71％的得票率绝对胜出。而且都是用同一个形容词？难道这是什么启示吗？
我憎恶两种人，一种是不诚实的人，他们欺骗、做作和伪善；还有一种就是愚蠢的人。除非是身体和智力上有障碍，我认为脑子懒惰的人是很可惜的，他们没有思考的习惯，在思想上是一片荒漠，缺乏洞察力和预见性。一言以蔽之，他缺少了人类的最高素质：思想。这并非说人一定要绝顶聪明，其实一副有平均水平、但确实在工作的脑子已足够了。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愚蠢的事后就会不断地悔怨自己。我还很遗憾地发现，我竟会重复做蠢事。这跟“失误”不同，重复做蠢事是找不到借口原谅自己的。
我常想，朋友的愚蠢往往比敌人的聪明更可怕，可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我唯愿我在纽约和东京所犯的愚蠢错误不会在罗马重演。
不久，我就开始在总部附近学习意大利语，而家仍在波士顿地区。我们对在波士顿的生活很满意，我的工作大多成功而且有趣。一家人尽情享受波士顿的文化、艺术和历史的熏陶。由于我们在日本生活过，喜欢生鱼片，所以波士顿的海鲜也令我们大饱口福。
由于工作性质需要，中情局有一个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必要，在那儿可以学到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冷僻的语言。意大利语部的老师都非常称职，由于我需要优先学习，所以专门有一位热心肠的女老师单独教我意大利语。
可能因为我已经会说法语的缘故，学习意大利语——我的第六语言——对我而言是容易的，至少看起来如此。我的老师用很夸张的意大利人的手势不住赞扬我。
其实，我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已经有点混淆了。
开始学意大利语后，我才发现它竟比本已很难学的法语还难学。语法要难过法语40％。意大利语中喜欢省略主语，使初学者无暇思考起始的动词该用什么形式，但人们却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
中情局不仅有一所很好的语言学校，如果有必要，局里还会对职员的外语水平（除非是任务必须，一般都是自愿的）进行测试：听、说、读、写测试，样样俱全。
水平的分级和其它联邦机构一样：从零级到最高的五级，其中二级是及格，三级是可以用于工作。要达到五级水平，除了语言本身外，还要知道许多其它知识；讲母语的高中毕业生可达到四级，但很难再达到四级加。
中情局里有很多语言天才。最近我遇到一位退休的中情局前职员，他曾在中情局通过了12种语言的测试（英语不在此列）。他完全掌握了3 种语言，对另外3 种语言也非常熟悉。除此外，他还涉猎了不下8 －10种其它语言。而他只不过是喜欢研究不同的语言和文化。
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突然和我讲起了普通话，我正想他的中文一定很好，他却又对我妻子讲起了日语！
他还很谦虚地对我说还有一名中情局人员参加过20种语言的测试。当然，这两位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受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邀请去工作了。（国家安全局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机构，主要处理国际通讯、编码和密码等事务。）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巴尔干半岛及其它地区性危机的爆发，就大量需要冷门语言的专家，以处理相关事务。
可想而知，波士顿基地的老板对我调往罗马很不高兴。接着不知为什么，我的提职建议又被否决了。
我边学意大利语，还要一边学习安全、恐怖和反恐怖工作，以及“自卫驾驶”
等技术。我开始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罗马之行决不是闲庭信步。
我大概学了四个月的意大利语。当我对我的学习进度觉得尴尬时，我的教师却对我大加表扬，说我的进度“非常神速”。我心存感激地辞别她，回到家中，准备开始罗马之行。
后来我获知，在三项意大利语测试（对写作不作要求）中，我都达到了二级，这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条条大路通罗马
去罗马之前，我和家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葡萄牙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在我的日程表上还有一公一私两项工作需要完成。
首先，我得见一个美籍的前雇佣兵，他在葡萄牙前殖民地安哥拉掉了队，现在居住在里斯本。他希望在“非常令人尊敬的中央情报局”谋得一个“更体面的”的谍报工作的职位。他以前曾帮助中情局做过一些事情。
和我以前在波士顿所做的一样，我的任务是见到那个前雇佣兵后尽可能劝说他放弃这次交易，向他解释清楚中情局在谍报活动中并不需要职业杀手。我曾经读过一些关于职业雇佣兵的书，知道他们并不是唱圣歌的主日学校的教师们。同我二十年前想加入的法国外国人雇佣军相比，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他们更加没有纪律性。
我的私事是通过朋友找几个走私钻石的人。他们从安哥拉走私来未经加工的钻石，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在里斯本及邻近地区非法出售。
我非常喜欢钻石，它是许多人、不仅仅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历史上的权贵们都喜爱钻石，并用它们的美丽、坚硬与永恒来象征他们的权势。
自从1961年我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见到一小碟红的、绿的、裸蓝的、黄的、白兰地色的、粉红色、奶白色、黑色的各色天然彩色钻石之后，我就一直想得到一颗自然成色而非人为染色的钻石，这种钻石通常被称为“幻想”钻石，我的问题是：
它们稀少而异常昂贵，非我能及。
众所周知，钻石交易是受垄断商严格控制的。据报道，曾一度垄断钻石交易的德、比尔控制了钻石交易的70％以上，因而控制了交易的价格和供应量。
既然买切割好的有色钻石如此昂贵，为什么不去用秘密交易之类我熟知的方法买一颗未加工抛光过的彩色钻石呢？这个想法让我非常兴奋，“细小”的法律细节我当然可以忽略掉，而且我又喜欢冒险，也许我还应该再去冒险。在中情局我并不是白干没学到的家伙。
对那些不了解钻石的人，我建议他们去华盛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看，在世界上众多极美的珠宝中欣赏一下世界上最大的未切割的黄色天然钻石“奥本海默”。
如果你没有被它的美丽打动而忘记一切的话，你就根本不配去拥有钻石。
在我狂热的梦想中，我曾想过如何把一颗未切割过的钻石镶在一枚男式戒指上。
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位出售生命的雇佣兵。
在里斯本一家旅馆装演精美的大厅里，我见到那个人（里斯本二战中曾是个中立城市，二战之间吸引了不少国家在此设立谍报中心）。他30出头，高而瘦削，肌肉没有我想象中的发达，但偶尔从他的眼中射出死样的微光。他的旧外套和脏领带异常醒目，就如同失掉了遮羞布的大理石裸体雕塑一样刺眼。
尽管他按照安排左手手持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但他无需自我介绍我就认出了他，我不由得暗自同情起他来。
我从扶手椅里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然后用化名介绍了自己。我叫出他的名字，他看上去很放松，尽管对我是个亚洲人感到诧异。
我请他去了酒吧，为他要了两杯啤酒，我自己要了一杯矿泉水。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暗藏武器之处，但我并没有放松警惕，谁知道他杀过多少人，毕竟“杀戮”
是他最能出鞘的才能。
寒暄之后，我切人正题，依仗着背后中情局的威势（希望的确如此），我用出乎他意料的温柔的。长辈般的语气告诉他中情局不需要职业杀手、前雇佣兵或者亡命之徒。即使在极少的情况下中情局需要一些斗士，它也会通过总统命令Delta 部队（注：最精锐特殊的部队）或其他特种部队去完成。
我继续遭：要加入中情局作谍报官必须在阅读、写作、数学等方面很棒，并且至少要精通三门语言（其实这完全是胡说。我很少在谍报战场上或在总部看到这种才十，但我需要以此来打消他的念头）。
突然，我想起一个我隐约记得的规定。我问他持哪国护照，他略为骄傲地说：
“美国护照，尽管我在非洲作战。”
我用柔和而坚定的声音告诉他：“可能你不相信，你知道吗？在你替外国军队作战或者在外国的外交机构工作时，你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或被注销了。”
他眼神一怔，不出所料地质疑着我的话。
“你瞧，我是为中情局工作的。我不替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效力，你在非洲或其他什么地方干的事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但我认为你应该保住你的美国护照和公民身份，我是归化的美国公民，因此我可能比你更了解和重视美国公民身份的价值，我给你一个建议：回美国去找个你喜欢的工作，那儿还有许多适合你的机会。”
他沉默了一会，也许正在琢磨刚听到的事情。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有时候沉默更有说服力。
最终，他带着扭曲的微笑站起来，伸出手向我道谢。我祝他好运，衷心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没喝完第二杯啤酒。
我对未雕琢的彩色钻石的狂热让我的妻子觉得很可笑，他认为这是孩子气的行为。当然，她知道钻石将是镶在我的戒指上而不是她的，但她并不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