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斯本的随后四天是在追寻隐藏的“钻石交易商们”中度过的，我的“朋友”
的话比葡萄牙海岸的海风更轻率。
更糟的是，他完全不重视时间和约定，让我们的宝贵时间浪费在里斯本逗留等待，而他却号称在“寻找钻石交易商”。
也许他想显示他的“诚意”，但到了第三天，我明白他是在带着我们进行一场完全没有希望的搜索。尽管我不懂葡萄牙语，我也能从他“交际”过程中的反应看出他的故事也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既然如此，那干嘛要破坏我们欣赏美丽的里斯本呢？
最后一天，在终于决定按照妻子的意见放弃购买非法钻石过清清白白的生活之后，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在里斯本自由自在地玩了一天。这是我们在葡萄牙度过的最丰富的一天，尽管我们走得双腿疲惫不堪。
两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块无瑕的、淡黄的幻想钻石。那是另一个复杂而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这我想说说我近年来开始接受的两条教训：有志者事竟成。
有祈求必得回报。
令我震惊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缓慢的逍遥自在的生活节奏，我们认为这两个拉丁国家会与意大利颇为相似。
但在罗马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始于混乱的新的经历。20年前我曾在西班牙度过了两个漫长的暑假，当时我只懂一点西班牙语，那段令人沮丧的经历并未使我对意大利快速、难懂的语言和泰然处之的乐观生活态度做好准备。
如果偶尔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如意，意大利人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意大利人，你是很难跟上他们的。
首先，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家具什物将被“拖延”几个月运到！由于我们误解了这些“懒散、不诚实”的意大利人，我们陷人了无穷无尽的担忧之中。
我们在旅馆一共呆了四个月，迅速增加的花费让我们颇为焦虑（中情局后来补偿了我这些花费）。家具的“拖延”后来证明是美国搬运工的错误。首先，他们弄错了一些急需空运的物品，包括我们的时令用品如外套、毛衣和雨伞等，更重要的是我儿子珍藏的体育明星卡和小型美式足球防护头盔，看得出我儿子对他人的信任感极大地动摇了。
我不得不花上数月时间去找回我们需要的东西，最终以我直接致信给最上级总公司总裁并收到总裁的道歉信而告终。
这是另一个我一直坚信的教训：直接与管事的最高层人士接触。
最令人担心的诸如家具运输中的破损、盗窃和财物损坏之类的事从未在意大利方面发生过。
我订购的新奥迪80轿车也被延迟了，而这次又是“通常守时”的德国工厂的错误，令人吃惊的却是意大利人为他们的德国伙伴们道歉。
我们幸运地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居民区找到了一间公寓，面对一家小小的公园。
房子本身令人印象颇深，有个绰号叫“（议会）议员之屋”，因为政客们拥有这幢大楼中大部分单元的产权。其中有1957年共同签署了创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罗马公约》的已故外交部长的遗孀，前财政部长的遗孀也住在该楼。房东太太过世的父亲是前贸易部长。迷人的女房东和我用法语交谈，因为当年她父亲作为驻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公使时，她曾在巴黎住过许多年。
这里有从西西里来的杰出的议会领导者，也有在任的预算部长。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幢房子已号称18年没有发生过盗窃案。这在罗马是难以置信的记录。
我坚信大部分意大利人都是善良的，但犯罪依然猖撅。数周之后，我从新闻中读到，一些乘公共汽车的英国游客在他们从达文西国际机场到罗马的路上被人用冲锋枪劫持并洗劫一空的消息，幸好无人受伤（通常意大利的犯罪看上去不太血腥）。
到意大利之后，我听说精锐的宪兵部队的首领阿尔贝托·达拉·基耶萨将军和他的新娘及五个卫兵一起被黑手党刺杀了。在司令部，我有个同事喜欢模仿贵族气的达拉·基耶萨将军请我们粗暴的罗马支局的局长喝咖啡的场景。那是非常滑稽的一幕，因此这条悲惨的消息就令人感受更为深刻。
我们被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罪恶所迷惑。
有一次，一伙胆大妄为的歹徒在罗马市中心的十字路口抢劫了运送警察薪金的警车。
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坐在车内，其中一个警察用一把机关枪向车顶漫无目的地扫射。钱还是被拿走了。
也不知警察们的耳膜是否被震破了！
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男人的钱包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可以用扣子扣上或有兜盖遮住的那种。
我们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彼得于1991年在罗马亲眼看到他的钱包被拖出胸前的口袋，而当时扒手正向他微笑！彼得及时制止了这窃案，他唯一的遗憾是当时忘了展示一下他已熟知的粗野的意大利语，而只是像美国人那样用英语向扒手怒喝。
裤子后面的口袋是最容易被偷的，也很容易被人用刀片或小刀割开。
如果惧怕意大利技巧高超的偷包贼，妇女们的手袋应该有一条肩带，最好斜挎着，并用一只手护着放在身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全然破解那些骑着摩托车的抢匪，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一个骑车，而后座的人动手抢劫。
我听说过一个脆弱的美国女人在街角与窃贼殊死搏斗的故事。她最终获得胜利，保卫了手提袋，右臂和肩膀也完好无损。但这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胜利，以后心理治疗的花费比手袋的损失要多得多。
在露天咖啡厅，尽量坐在里面的位子是明智之举。因为骑摩托的窃贼像马喊一样抢走靠外的位子上任何抓得到的东西。
如果你要在意大利多呆些日子，那最好将你的身份证和护照影印一份，然后带着影印件出门（除非你要兑换货币），而让旅馆把重要的物件妥善保管。
作为一名极秘情报官，我被分派过几乎所有我能干的工作，但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潜在的恐怖主义国家的官员及传统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任务单的最上面，是我早已熟悉的工作：和那些来自可能大肆产生恐怖分子的中东国家的情报官、外交官和记者们会面、交朋友、培养感情，然后尽可能地拉拢他们。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前几年在中情局的工作经历，这种任务也许会让我恐惧，特别是在恐怖分子猖撅的罗马。
带着自信与愚勇，我狂热地开始了工作。
派遣一位深藏不露的极秘情报官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使他们不大可能被敌对国家的政府或其他敌对势力逮捕。
并且一旦不幸或因出错而被逮捕，极秘情报官也可利用机智和经验去编造一个“合理的抗议”，如用中情局乐于使用的那一类方法。我有充分的自信自己可以很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掩护身份是一位商业咨询者／财务分析人员／投资顾问等，任何与钱或咨询有关的事情都被他们含混地写在我的业务名片上。令人惊奇的是，数年后，因为这个身份我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来令人满意地开展与掩护身份相符的工作，或与学者、专家以及专栏记者们以职业水准讨论有关的问题。最妙的是我并不需要做有关这些身份的实际工作，尽管我必须随时了解新闻。我是读新闻成瘾的人，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仅在使用这个身份数年后，我才唯一有一次由于掩护身份而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
我的一个远房婶婶和他的儿子（在他的业务名片的显著位置印着博士的头衔）
专程来向我寻求购买黄金一金条的交易（而不是关于小赌注的游戏）的专家意见。
当然，我了解这类问题，我取出有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考虑到南非的各种生产因素，苏联出售黄金的可能性或者某处突然爆发的军事冲突等等因素，我断定当时对美元每盎司的金价最多可能达到95美元每盎司。
因此，我诚恳地告诉他们在瑞士借钱买黄金是冒险的投资。
我的忠告是免费的，就像我们请的晚餐一样。我冒了自己的险提出这项劝告给这远亲。
然而，历史记载了一切。很快，大约6 周以后，金价上涨到每盎超过800 美元的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高价。这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使所有的专家和经济学家们困惑不已，包括那些开心傻笑的南非人。20年后的今天，金价也仅仅为380 美元每盎司。
从业务上讲，我没有受到任何不良影响，因为它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何况，我只是无以计数傻瓜们中的一个而已。
我丢尽了脸面，更失去了婶娘和表弟。
罗马支局除了给我一些指令外对我没什么帮助。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僚和我会过一次面，一年后又在电话里用嘲弄的腔调和我交谈过一次。这就是他对我的“协助”。
我后来从他以前的上司那里了解到这位极秘情报官同僚并不是什么好情报官，我非常理解这件事，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把自己看成朋友。
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指示后，我开始试探着与那些目标中的外国外交官们交往。
我好像在浓雾中摸索向前，就像一句东方谚语所说的：我不知身处何方，也不知要去往何处，更不知会遭遇何事。
当我成功地和一位阿拉伯大使馆的情报首领共进午餐后，我想我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或许我该再安排一次宴会。
然而那个人并非没有理由成为使馆的情报长官，在罗马这个充斥着间谍的城市，他也是有经验和一些所谓的“第六感”。
但尽管我在电话里竭力邀请，接下来的会面却再也没有实现。
我奉命去某个重要场合的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处境是多么无助。
我被命令去参加一个回教国家大使馆的宴会。宴会是凭请柬进场的，而我当然没有请柬，事情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就根本不需要间谍了，不是吗？当然是这样。
为了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心理准备，我去了著名的林荫大道Via Veneto，那儿有几家著名的咖啡厅，一度是国际影星时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因为冲锋枪扫射和炸弹爆炸而再度名声大噪。
我找了一家有许多大声交谈的阿拉伯人的咖啡馆坐下。我通常习惯于背靠墙坐着以便我可以很好地看到眼前的“舞台”，如果附近有一根粗大的大理石柱子来挡住可能突然飞来的子弹或炸弹就更好了。正如你想象的那样，就此而言，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即使是一个非常胖的男人或女人也不如一根石头柱子管用。
看着眼前的阿拉伯人，想着也许他们晚上也要参加同一个宴会，我感到心情有些沉重，“我该从哪里下手？怎样开始呢？从眼前这些人身上开始吗？”
这时，一个阿拉伯人站起来，他翘起的夹克露出了随意插在他背后腰带里的一把不锈钢的“·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我的心情比那把枪还要沉重，这个人甚至没有为手枪配一个枪套（这便于快速拔枪）。那魁梧的阿拉伯绅士漫不经心地整了整衣服，盖住了露出的手枪。我心里默默地记着这帮人的面孔。
我准时来到了大使馆的人口，已经有许多客人在那里了。大部分人手里都拿着请柬。当然，那个背后插着把枪的大个子阿拉伯人也在客人中间等着进去。美国人并不是恐怖分子的唯一目标，在罗马，回教徒枪击回教徒是很平常的事。伊朗和伊拉克人正在打仗，两个国家都在罗马派驻了使馆。
我别无选择地加入到面向欢迎者的行列里。大使和夫人站在欢迎的行列中，夫人站在前头，紧靠着人口。
我前面的客人看上去像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和他的年轻助手。
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和他们交谈，我最终选择了英语，因为觉得最可靠。就在我面前的年轻人准备把他们的请柬递向将去叫出客人的姓名、头衔和国籍的接待员时，我用英语向那年轻人轻声道：“英国大使今晚也会来，是吗？”这是一个不论怎样都会得到回答的问题。
年轻人递请柬的同时疑惑地点点头。
我大约50岁上下，穿着得体，看上去平静而高贵，像一个亚洲国家使馆的公使或参赞——至少我希望是这样。我向年轻人庄重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对，对。”
我的耳朵其实什么也没听到。
接下来，我已走过接待员来到大使夫人面前。
很早以前在巴黎学会的做作的妄动差点毁了我。
我完全忘了主人是回教徒，我试图拿起夫人的右手轻巧地躬身吻一下。
哎呀！美丽女士的手在我的拉动下仅移动了一英寸，这优雅的手拒绝移动！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黑亮的眼睛在我躬下去的头顶上刺了个洞，她嘴唇轻启：“你这个傻瓜！”
我当时一定是满脸通红，我被太阳晒成暗色的皮肤掩盖了一切。我迅速左行面向大使，孤注一掷地露齿一笑咕哝道：“阁下……”我避免和大使夫妇两侧全副武装的卫兵做任何的视线接触。
直到我离开大使至少十步，十大步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喜剧表演里，我当时就会像一根木头直直地倒下去。我异常紧张，感到血压猛裂冲击着我的头和脸。
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从未感到如此紧张过。和已知的敌对情报官握手与如此可怕失礼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我真的很想念日本，在那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使局面在我的控制之下。而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共存在这个占老、辉煌、美丽、复杂的首都。
晚会主人很多，但我毫无收获。我遇到一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的大使，并试图与这位年长的外交官用法语多谈。令我反感的是他向后退让着，奋力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来，仿佛被凶狗咬厂一样，我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地要回避我，他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我在晚会上遇见我的副部长，他当然有请柬。
他带着惊讶的表情问道：“你怎么在这？”
是你叫我来的，还记得吗？你只是忘了这有多困难而已！
我被介绍给一个值得信赖的长期特工，我可以同他一起做许多工作。这样一个重要的特工我却仅仅在会面前10分钟才听到他的名字，并且我只被告知今天应该向他说什么，再没有更多的信息。没文件可读，没有背景材料可查。
我带着特工来到城里奥古斯特皇帝陵墓边的一家安静的餐馆长谈（这种境况是在罗马生活的幸事之一）。
我开始教他如何精确聚焦并拍摄某个敌对国家的雷达塔。
他很有礼貌地听着，但当我按照指示向他解释照相技术时，他眼中掠过一丝轻蔑，这使我对上司没给我时间阅读特工的背景材料感到怒火中烧。
看着他以前去那个敌对国家拍摄的照片，我觉得并不存在照相技术问题，而是他不能或不愿冒险去拍摄一张精确聚焦的目标照片。这可以理解，我的立场无法要求一名特工冒着生命危险去花时间调焦距。
我曾经有一个特工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在敌对国家用被禁止的方式拍摄照片。但我知道我无权要求这些，我也没有要求过，我确实欣赏他勇敢的行为和因为他的勇敢而得到的几份有价值的报告。
我的愤怒和尴尬是对的，我后来知道那个特工是个职业摄影师，难怪他给我如此可恶的一瞥。这就是我从情报站上司那里得到的“支持”。
我后来发现分部的主管和副主管关系不和。在分部，很多事情都是“乱七八糟的”，但肯定绝非偶然。这些糟糕的事情碰到一起绝非偶然。
在罗马，我常被告知事情需要花费时间来做，我常被微笑着告知“别太卖力了，小心心脏病”。
我的确喜欢很快地做事，但更重要的是事情并不必进行得像他们做的那么慢。
在情报工作中，一点尤为正确的是时间往往是关键因素。我很早以前就被灌输了新闻业紧张忙碌的节奏与本能。
我和这位特工相处得非常好，直到他预定的“退休”时刻。我们一起诚心诚意地尝试过许多事，但没有什么成就。
与他共事之余，我在情报报告中试过了所有的小花招c 在不同方向都有很多创意，诚实地说做了非常好的努力，但仿佛被噩运诅咒了一样，一无所获。
我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事件时间表，但我在罗马和许多敌对的情报头目们会面、进餐、交友。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外交身份掩护。
在罗马，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外交使团，而这些使团甚至在华盛顿、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见不到。我要么事先就从情报站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要么像情报官那样在和他们初次见面后就猜出他们是谁。通常他们的眼睛和身体的移动都会告诉我他们是谁，我则会在我的接触报告中要求情报站进行核实以便确证。
罗马真是一个让我觉得情报工作是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职业的地方。甚至当你并非被攻击的目标时，流弹也一样会把你打死。这在那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为某个原因而聚集的地方是经常发生的。
后来，在我儿子就读的国际学校，校方公开警告学生和家长们“尽可能远离美国大使馆和罗马市中心西班牙广场附近的新的麦当劳快餐店”。
大概这些地方是恐怖分子对付美国人的主要地方，而且是针对所有的美国人。
恐怖分于的袭击遍及欧洲。贝鲁特的美国使馆炸弹爆炸，劫持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劫持快乐旅行游乐船 Achille oro等等，还有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的恐怖分子的冲锋枪扫射，16个无辜的旅客被夺去了生命。
甚至意大利人也承认意大利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忍受。而我有幸认识一个可以通过朋友和贿赂避开拖拉的公务程序的意籍美国人。
他使我的家具什物顺利迅速地通过海关；他只用一个月就帮我安装了一条电话线——我工作中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像常常被忙死的电话公司所说的那样，让我等上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他指点我顺利地出人于罗马警察署和币政机构，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劳。
在罗马过了一年之后，我被改换签证的申请难住了，我们的申请不得不来往于包括内务部在内的官僚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关卡。最后，我被告知我必须向路易丝安那州新奥尔良的意大利领事馆申请意大利签证（那是离我那家虚构的公司最近的意大利领事馆）。
咨询过我的声名卓著的意大利津师之后，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回到新奥尔良去申请意大利商业居留签证。我不愿意这样，我的部长出于别的原因也不愿意。唯一理解我的困境的人，我的一个极秘情报官同事兼分部长的好友断定我根本不可能留在意大利八谢谢！至少他并没说我们即将被逮捕。）又一位无所不知的先生！
我飞回总部，然后去新奥尔良。整个旅程自始至终都不愉快，新奥尔良也正值它一年最枯燥乏味的季节。
意大利领事馆的官员是个女人，她恰好在前夜弄伤了脚骨，我真幸运！
她厚颜无耻地谎称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罗马办理而不是在美国，而意大利外交部却告诉我的意大利律师我必须在新奥尔良办理签证。
我当然不相信她，一个前天晚上刚弄伤脚骨的脾气乖戾的小领事官是根本不值得信任并与之打交道的。
我请我的一位意大利津师通过国际长途和她谈。
不可思议的是，三言两语之后，她居然使我的意大利律师相信我可很容易地在罗马得到签证！
那当然不是真的。
我的意大利律师不得不重新开始申请，于是我们三个（我自己、我妻于和我们的儿子）的美国护照在意大利外交部与内政部之间穿梭了四个月后很自然地、非常自然地遗失了。事情变得如此令人尴尬，以至于一位意大利外交部的官员、一位女士后来通过我们的律师来向我们致歉。
请允许我结束这个可作为他人前车之鉴的关于我们的护照和我们的处境的稀奇古怪的故事。
在罗马住了一年半以后，我们没有了护照、签证，没有了居留证，我们成了非法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我决定去美国领事馆申领三份新护照，并向他们解释申请签证的真实故事（当然不包括我的中情局背景）
，以及与新奥尔良那位脚与心神都不正常的女人的纠缠和护照消失的奇术。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事情显然相当普遍。美国驻罗马领事很快就发给了我们崭新的美国护照。
巧合的是，当我去警察署更新旅游居留许可证时，我发现装我们的文件的袋子出奇的鼓胀。我要求看看是怎么回事。取出的文件是一个大约10人份的外国家庭的档案、护照和所有的东西。他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名字毫不相似，如果不是我注意到它，他们将在黑暗中无尽地等待，而他们的文件资料也将一辈子与世隔绝。
新的护照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合法地呆在意大利，这仅仅说明在罗马我们拥有了合法的新的美国护照而已，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解释我们怎样会“碰巧”在罗马。
我们肯定不会再试着去申请意大利签证，因为在等待签证的同时，我们必须交出我们的护照，那样我们就那儿也不能去，甚至去意大利国内其他地方也不行。并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如果被安全部门的人拦住，我们只需回答我们几天前才由陆路从瑞士过来。
（然而这无法解释护照的签发日期和地点。但这儿是意大利，不一致的事情到处都是。）
我询问我们的律师如果我儿子背着书包被拦住怎么办？这是难以解释过去的事，不是吗？
“不！他们绝对不会拦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另外，你如何想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非法留在意大利？”
后来我们改进了策略。我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即使在罗马拥挤的交通状况下驾驶时，也会向女人骑士般地大献殷勤，尤其是面对一个东方女性的时候，因此我大部份时间里都放心我的妻子在罗马驾驶。
尽管和子开车时如同罗马的司机一样的粗野，却从没遇上一起事故或惹上麻烦。
只有一次她被意国宪兵（准军事的警察挂领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她机敏地向他们致敬之后就被放行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走掉的。
非法居留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非法居留大约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妻子惊恐地发现两个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端着冲锋枪的意国宪兵站在我们大楼的人口处。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日益加剧，武装宪兵被派来保护我们这幢住着现任预算部长的房子。
卫兵们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汽车进入他们就会检查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一家人随时都可能被叫去询问身份，我急坏了，而且也知道了意大利的监狱是极端不舒适的。
两天后我立即在自己家里为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当这些教士朋友穿着神父的衣裳和修女的衣饰通过武装宪兵把守的人口时，我故意大声用意大利语和我的朋友们交谈，让那些宪兵知道我有非常尊贵的朋友。
我最终还是被逮着了，当我不得不出售我的汽车时，我和买主去汽车登记事务所，在那儿我被严厉地告知我的驾驶执照（美国维吉尼亚州）是无效的，我的汽车登记也是无效的，我拥有这辆车是非法的，并且事实上我存在于罗马本身就是非法的。
由于我真诚地致歉，并且我们准备几天后离开意大利，那人展示出他的意大利人的大度与宽容，允许我卖掉这辆车。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人的原因，他们有一副好心肠。
到罗马之后，我一直坚持学习意大利语。那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许多朋友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讲法语或英语的高尚的意大利人，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痛苦地用意大利语表达，而是用我们最常用的语言交谈。
出于礼貌，意大利人通常不会纠正外国人说意大利语时犯的错误，对于只了解意大利人粗鲁一面的人来说这可能听上去十分奇怪。此外，意大利人本身也根本不在意改正语法错误，因此除了读报和看电视，我们很少有机会提高我们的意大利语水平。
我试图进入外交、商贸和交际圈的努力使我结交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大都是很有教养的社会高层。但是，他们仅仅是社交朋友，并没有职业来往，他们对打击恐怖分子当然没有帮助。
翌年三月，我们冒险离开意大利去度春假。听说瑞士没有大多的下雪天，而且因为钟意于可以把我们的奥迪80开到每小时160 公里（100 英里）的速度，我决定去瑞士、列士敦士登、威尼斯和米兰玩玩。我们已去过几次佛罗伦萨，并且我们的车可以轻易超过厂家保证的150 公里时速的事实极大地振奋了我。
高速公路上100 公里的限速几乎从未执行过，因此只要高速行驶是安全的时候，我就会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感受高速度的刺激。
我们到达辛普隆关隘的阿尔卑斯山麓时，天气看起来有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我的询问，卫兵只是大笑着说道：“在这种天气你需要些勇气。”
我把这误解为一种挑战，我向妻儿保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这是一次只有了解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山脉的人才能理解的不寻常的恐怖经历。
小雪很快变成风暴，有时能见度低到仅仅车前一个车位。
幸运的是，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有许多高大的标志桩告知人们哪里路沿到了尽头，哪里有雪崩。路的另一边便是直耸人云的山峰。
我们只装着普通线型胎的、前轮驱动的汽车喀喀地碾压着大约20公分厚的大雪向阿尔卑斯山上攀登。这时我才第一次理解汽车上安装高度计的目的。
我们的罗马机械工错误地在车后安装了一个异常大的适合于救火车的红雾灯。
尽管强烈的红光可以使我们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而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明摆着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只有极少的几个白痴才会在阿尔卑斯山行驶。
幸运的是瑞士并不大。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暴风雪。我们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沿着同一条路向下滑行的滑雪者们大叫着向我们问候。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最终，接近顶峰时，我太太诉苦说胸口不适，我想我最好停下来。我步履蹒跚地穿过雪地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瑞士人看上去相当习惯于在这样糟糕的大气下见到如此愚蠢的旅游者。我很惊讶！这家旅馆位于海拔1500米（4950英尺）的克兰蒙塔奈——每年阿尔卑斯山世界滑雪锦标赛的一个赛场所在地。
当我停好车并准备锁上它时，旅店经理看着我车上的罗马车牌大笑道：“先生，这里是瑞土，不是罗马”
我们在风雪中去到扎麦特，但除了大雪之外什么也没看到。马特峰应该就在那儿的。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看见它了。它应该和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整夜凝视爱格山的北边峭壁，凭吊那些为挑战这山壁而死去的登山者们。
我儿于提醒我们，我和太太在小小的列支敦士登吵了整整一天。难怪我们一张相片也没照！
那天是愚人节。我告诉儿子彼得，收音机中新闻报道说他在罗马的学校被恐怖分子炸毁而关闭了。“愚人彼得”竟欣喜若狂。
我们是第一次去威尼斯，那儿太棒了。那是个如此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玩得非常开心。
米兰的古奇商店正7 折优惠售货，一位销售小姐带我们去后面的房间，里面有堆成山的5 折商品。
然后，我们去了比萨。
在那之前，我患有恐高症，攀爬比萨斜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事。但我决定以登上比我想象中还要倾斜的斜塔来治愈我的恐高症。我和儿子向上攀登，我太太则自告奋勇在安全的地面上当摄影师，为我们照相留作“证据”。
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着不留心的双脚滑出边沿。最令我惊恐的是一些小孩子大笑着追逐着，仿佛围廊就如平坦的地面一样。
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姑娘，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男人从凯旋门顶上跳下来。她向我描述着那个男人的头如何像个西瓜一样地撞破在石头路面上（她为此两天吃不下东西）。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那悲惨的一幕。
我开始颤抖，流汗。但儿子的存在提醒我我的责任，我必须坚强，我握着他的手继续向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穿过了最令人惊恐的中段，安全地到达塔顶。
我觉得我的成就和伽利略在这个塔上所做的关于重力的实验一样伟大。
这个极端的办法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在两张放大了的相片上，我和儿子正站在斜塔的顶上挥手。
现在，斜塔变得更加危险，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当局正着手研究加固修复的计划。
因为汽车都没使用无铅汽油，罗马的空气严重污染。在波士顿的时候，寒冷的空气使我的早期气喘病常常复发。然而罗马市区污浊的空气却更加致命，令我的双眼刺痛，呼吸不畅。
数月之后，我的气喘病恶化了，而我却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件事。
当我的气喘更加恶化的时候，我独自睡在书房里，因为我太太和儿子抱怨说我晚上太吵人了。
噩梦终于降临。一天清早，我噎住了，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弱，马上就要停止了。
也许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我面向书桌坐在椅子里，我身体很虚弱，无法去叫醒隔壁的妻子。我准备给妻子和儿子写几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超过一切，随后我又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一生中有许多遗憾，但我不惧怕死亡。抛下妻儿使我很沮丧，但我元能为力。
哭喊无济于事。我还不了解上帝，所以我没有祈祷。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丝恐慌。
忽然，我注意到桌面上有一瓶以前吃过但没有疗效的气喘药。我想在这种时候试一试也没有害处。我把六。七片药扔进嘴里，尝试着把它于吞下去，因为我无法站起来去弄些水来。
大约10分钟后，我的呼吸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我蹒跚着未到妻子床边，让她打电话请那位现在替“日常家庭医务”值班的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医生来急诊。
急诊医生及时赶来，一边为我注射可的松，一边严厉责备我的愚蠢。常规剂量的注射不够用，又不得不再来一次。我的状况很糟，必须转到大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这是1977年和1979年的急性胰腺炎之后又一次意料之外的疾病，我住了一周医院。我开始了解到气喘是最疏于治疗的疾病，如果不认真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从父亲那知道我的祖父就在我父亲出生前两个月死于气喘，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个半小时。
难以置信的是，1977年至1994年间，我一共有过7 次急诊，其中5 次因有生命危险而住进特护病房。
在我的谍报职业生涯中，我数次幸免于难。除了刚人行时在东京的警觉，我从来没感到过任何生命危险。
我生了病，但工作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这定会使我的部长焦躁不安。
他用最自然的理由来攻击我：“你的英文书面报告真令人恐怖！”
用英文来攻击华人，这真是低级的方法。
我知道我的书面英语不值得称赞，特别是我习惯于提交初稿。这个习惯来源于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写电讯必须匆匆而就，并且这也为我的办公室编辑所接受。我相信我的英文报告绝不至于像部长描述的那么糟。
也许这位上司多少和莎士比亚或海明威有些血缘关系，或许在他肉乎乎的脑袋里隐藏着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赋，正等待着机会去发展。然而我还是认为他对我英文的苛刻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部长继续以我英文的书面报告羞辱我，说什么站长“非常不高兴”。这种斥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了解站长，比他了解得多。我知道站长对英文书面报告很挑剔。的确如此。
但我还知道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如此粗鲁地批评一个像我这样英语不是母语的人。肯定不会恶劣到像部长斥责我的那种程度。
这里还有极秘情报官的不利的一面，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受到责备。如果那是合理的批评，我有勇气接受它，就像我一生中一直所做的那样。
仿佛个极秘情报官必须接受抛向他的一切，盲目地、平静地、顺从地，不能有任何争辩或求助。纽约时发生在莫里·邓恩、梅丹尼身上，在日本发生在部长身上，现在又发生在这位罗马的部长身上。
看上去对极秘情报官只有单向的攻击而没有现实可行的保护。
当新的副部长到任并成为我的新联络官时，他不解地问我：“你的英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看不出有任何大问题。”
很明显，他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档案。
当我和前罗马站长都退休以后，前站长曾请求我代他写一篇记事是用英文写，不是中文或日文，我欣然从命。
后来我质问他据说来自于他针对我书面英语的批评。
这位前站长带着吃惊的表情否认了曾经批评过我的英文，并补充说：“如果我认为你的英文很差，我还会请你写这篇文章吗？别傻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谤者夸大。悦谎，并散播他的谎话来强调他的观点。
这位部长，在得知我戒酒之后竞告诉罗马的同事他“确定保罗又开始饮酒了”。
那些了解我的人甚至不去费神争辩这样的诽谤。
在我退休之后，我听说他对我的诬蔑升级了。他竟告诉梅丹尼：“我可以发誓，保罗又开始饮酒了。”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能想象出这两个难兄难弟的笨重、同声骂我出气的样子。这段插曲是一个愿意在法庭上为我辩护当证人的朋友告诉我的（他指的是监察办公室的调查。）
我无需人为的审判。
他们应该都是基督徒，难道真的不知道有一条“微不足道”的圣训吗？
“你不该对邻人作伪证。”
我深信上帝已表明他公正的处分。
像我前面所写的那样，我确实看到了那些对人不义的人的不幸与痛苦。他们有做恶的习惯，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恶行。这些恶行很快会以各种方式得到恶报。
令人奇怪的是，做错事的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这段时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土耳其人企图暗杀教皇的事。据几位意大利检查官声称，他和保加利亚秘密组织暗中勾结。
因为这些阴谋背后可能涉及苏联克格勃的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是波兰人的教皇是波兰团结运动的支持者，这当然引起了莫斯科的极大不安。
美国国会议员们及中情局总部命令中情局罗马站的站长尽可能彻底地调查此事。
罗马站长因无法确证或否认这种传言而在报纸上被人批评。
我那时还在罗马。我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共进午餐，因他是我的前老板和老朋友，我向他问起这个话题。
（当时我没有问他据称来自于他的关于我的英文的批评，因为我不想让在场的妻子也感到沮丧和羞辱。）
他告诉我罗马站调查了所有的线索，但无法提出任何可信的情报（我们知道中情局对情报报告的可靠性苛求到什么程度），他报怨道：“我真希望我可以给他们铁证并对他们说：‘这就是你要的该死的证据，去做你想做的吧！’但我不能，我们提不出任何可靠的东西。”
东欧剧变之后，这些共产主义机构的秘密活动纷纷曝光，我没有仔细了解所有的新闻，但我没有听到任何与保加利亚新暗杀教皇的秘密。
罗马站长本身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
我零星地接到一些部长给我的指令。
有一次，我被告知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洛斯”，据“可靠”情报将在近期来到罗马。睁大你的双眼！
天哪！我该怎么办？
根据在总部时所得的简报，我已经知道“卡洛斯”曾如何乔装改扮。他常常带两支枪，并有保镖伴随左右。就他的情况而言，“极度危险”是一个保守的说法。
我想如果我遇到“卡洛斯”，我不大可能引起他的怀疑，因我只不过是一个身处欧洲的中国“商人”而已。
我在心里仔细策划着：避免眼神接触。一边跟着他一边提防他可能隐藏着的保镖。如果遭到攻击，就边跑边大声引起路人或警察的注意。估计他们会开枪射击。
那我就迅速闪避！子弹是不会转弯的。
但我始终没机会遇到这个安全部门悬赏的国际通缉犯。这可能是幸运，也可能是不幸。
1994年8 月，“卡洛斯”在苏丹被法国政府拘捕，并被带回法国审判他所犯下的谋杀罪行。他刚一被捕，权威人士们就开始把他归类为只向容易得手的目标射击的蝶谋不休的懦夫，“他的大部分吹嘘的业绩都是虚构的”（《时代周刊》1994年8 月29日）。
我希望以前就有人告诉我这一切。尽管事后看来，他像一个愚蠢的恶棍。但真正有可能面对他时，却没人敢这样说他。
另有一次，部长通过电话让我准备像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去日内瓦旅行。电话里没做任何解释——难道这就是通常的安全防范吗？我被告知我会住在最高级的旅馆里。去为这次2 －3 天的旅行做准备吧，然后等着进一步的电话指示。如果几：小时之后电话还不来，就表明计划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