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叫做中情局的著名的神秘机构里，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秘”的指令而吃惊了。也许大多数情报官会认为这是个愉快的差事，而我却颇有疑虑。我常常相信别人，但却不轻信。如果他认为我会兴高采烈地期待着这次奢华旅行，那么他错了。我从前也曾和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夫特一起或独自一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经历过许多次“奢华”的生活。正如化装成富人无需我专门假扮什么一样，这次旅行对我也毫不新鲜。我日常的穿着打扮足以表明我在那种富人世界会有妥当的言行。
部长电话里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一直烦扰着我。“只有你能做这件事”。
为什么？我不相信部长了解我过去的活动细节。谢谢他的恭维，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何通过电话传达而不是惯常的面对面的交谈。如果这次行动是真的，那它必是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我怎能相信这样一个突然而至的计划。如此随意地电话传达，没有事先的简报，没有详细的支持计划，没有应急计划等等？我太了解这一类计划了，我绝对可以比部长更快更好地捏造一个故事c 但是，我还是如实地为“旅行”做好了准备。
当我让一位“中情局志愿者”留在波士顿的普鲁登肖（PRUPEN－TIAL）咨询大楼顶上等待，并告诫他“如果15分钟后我不回来，就认为……”时，我回想起这段往事。
我预料不会有任何事发生。
电话通知没有来，部长也再没解释为什么。什么也没有，正如我预料的那样。
我已逾期很久没得到提升了，而我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直接向经历管理部主任询问为什么我未获提升。
我的经历表明我应该得到，并且我得到不少次的推荐。
我收到一封经历管理部主任亲笔签名的标有“亲启”字样的信函。信上说：
“你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只有一项例外：招募新手……”
我被惊呆了，只觉得怒气满胸。如此鬼鬼祟祟的回函竟是这样的谎言！包括签发那封信的主任，没有人愿意打开我的档案瞧瞧。
我的经历完全建立在招募新手的功劳上！那是我的专长，我的谋生之道。我的其他工作与招募新手相比毫不重要。并且尽管极秘情报官们通常被禁止做招募的工作，但我还是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
招募新手，我不但做了，而且比中情局里大多数情报官做得出色，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记录会说明一切。我是出名的“征募者”，好得只凭此，一经我要求就成为受重视的“经历会贝难道经历管理部主任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吗？
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不会给我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理由，他定会给我另一个假的理由。
如果他不知道极秘情报官不能招募新人，那他就不曾打开过我的档案！他不懂自己的业务！
我把这封信发还给我的站长，请他给我一个合适的回答。可能他什么也没做，我再没听到有关这件事的消息。
难道我成了个被遗弃的人，成了一个麻疯病人？我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我觉得即使一度卓越的中情局真的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俗的官僚机构，我也不该受到这种对待。
我开始考虑一旦合乎条件就退休。在我所属的部门，我还需服务几年，我不得不等等。
许多雇员把中情局看成是一个有机会在国外生活的轻松愉快的政府机构，他们没有重视到这项工作的特殊性。
还有一个悲哀的故事。
有一次我接手一项任务，副部长特别命令我立即向他报告结果，但他周末可能不在罗马。如果他不在，我就通过电话联络一位有官方掩护身份（大使馆官员）的情报官并把书面报告交给他。
周六我得到结果并打印出来之后，发现副部长不在。因为我有那位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官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
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道：“今天是星期六，我休息。”
难道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六吗？
他对我特地被告知要向他报告这件工作的辩解不为所动。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长的密友。我不知道是否他事先就对我有敌意。
我无法理解一个中情局情报官会因为是星期六而拒绝工作，我不会在电话上和他争论。
然而，后来我通过到大使馆的电话与副部长谈及此事时，他告诉我那位拒绝在星期六工作的情报官觉得被我质疑的腔调和态度侮辱了，想痛打我一顿。
我只能说他旺盛的精力用错了地方。
这是一条通大使馆的公开电话线，但我故意反击道：“让他来吧，我会砍掉他的头！”
我有一把传统工艺制作的大廓俐喀刀，只需猛劈一刀就可斩下他的头颅，用于自卫绰绰有余。
后来副部长告诉我，罗马站长恰好站在电话务并听到我的话。据说他警告道：
“下次保罗再说这种话就让他滚出罗马。”
我毫不在乎，如果那位“情报官”真的跑来给我一些肉体的伤害，我有多得超出他想象的办法来报复他。
并且他应该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把家人看成一体。他活该！
他应该多了解我一些，而不要发出这种不恰当的威胁。也许他该去研究一下中国历史。
在古代中国，犯下欺君之罪的人会被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大概有1000人左右，包括妇女和儿童。如果你有哪位表亲与重犯之于联姻，那你倒大霉了！无论你是否认识你的表亲，你都跑不掉，并且你的妻子儿女也会被株连进去。
医生，警察，消防队员，记者或情报官必须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即使在休息日也应如此。这本是一个常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位医生休假时必须有另一位值班医生来处理所有的急诊电话的理由。
一位正在执行任务的情报官声称要在星期六休息，这不仅仅对我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恐怕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情报官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当我在东京开始情报官生涯时，我每天24小时，每周7 大努力工作，难道这种想法现在过时了吗？
坏事一桩接一桩。
新的罗马站长一直不明确答复我是否我可以延长在罗马的居留时间。三次他都拖延了事，每次都耗上几个月时间，只是说“这需要时间来估计形势”。
我的家人和我只能“在风中盘旋”。
我知道许多这样的上司故意和下属玩“权力游戏”，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显示“老板的权力”。
当1985年4 月我感到“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新的站长给我发来一条迟到的消息，告诉我可以延期住在罗马，并希望他的延误没有加重我的病情。
不会的，先生，绝对不会！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迟来的怜悯！我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如果我死了，你也许已为自己在地狱中的职位写好推荐信了。
在下一章里我会写到我遭遇“死亡”的故事。
新的站长试图振奋一下情报站的士气，所有的情报官都被要求写下他的日程表：工作、会客、闲逛或晚上呆在家里看电视。我被告知“很幸运”是一位极秘情报官而不必理会这些无用的新规定。这是极秘情报官被妒忌的又一个新奇的原因。
我调换了工作部门。工作基本差不多，只是我不必再和痛恨我英文的部长打交道了。
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我试图去研究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思想，但我仍不能在几个月内做到别人几年才能做到的事。
我的新经历仅仅证实了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教训：与阿拉伯人打交道常常是令人沮丧的。
我曾为某阿拉伯国家的一位前任高官在家中安排了一次晚餐。那天晚上，在约定的7 点钟，他打电话问是否可以带他的一位朋友一块来。我太太烧的是中国菜，因此毫无问题。
客人9 点钟才到，一共5 个人。既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解释，而且他们一直用阿拉伯语交谈。几乎忘记了我们是主人，仿佛我们是他们的奴仆一样。
即使在公共的餐馆作为顾客，他们也应做得更好一些。
曾经有一个阿拉伯青年难民严肃地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无论我要他做什么都行（看上去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发誓方式。不论是母亲还是姐妹，活着的或死去的，我已经听到好多次了），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哪怕是些琐碎的小事。起初我以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那个阿拉伯难民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常和他闲谈，这使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其间我偶然提到我的国际咨询公司需要一个双语秘书。
下次会面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位大约30岁的肥胖的阿拉伯女人。这女人怎么看都像个下流妓女。
我问年青人这个女人到这儿来干嘛。令我惊愕的是，他居然推荐她作我的“秘书”，现在就是“面试”。
她只会说蹩脚的意大利语，英语基本上就不懂。
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年青人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我奉命以商人的身份接近一个极端的敌对国家使馆的情报头子。我只拿到崭新的印有我的化名的假身份证，我必须捏造一个故事，还有我的“总公司”的假地址和电话。
听上去很容易吗？那不妨试试看，要知道你完全孤立无援。
我之所以同意走进这家“敌对”大使馆去接近那位忙碌的情报头子，只因为我有足够的类似经验去“通过交谈而摆脱困境”，并且我能很好地接近任何敌人。
为了小小的一点原因而冒着巨大的危险去“接近”这个强硬的目标，这对我是个“挑战”。目标很大，计划却少得可怜，而且是危险重重。进入大使馆意味着进入他们的主权领土范围，他们可以杀了你，囚禁你，折磨你，或者打人囚笼运往他们的祖国而不会被所在国干涉。就像几年前一位以色列情报官在罗马所遭受的那样。
除非他们的行动太过于嚣张了。（必须设计一个应急计划以应付此类事件。而我的上司们一点都没有盘算过。）
我不认为我进入大使馆对他们当中最强硬的目标——他们的情报头子做些察颜观色的工作就能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如果他的话语中到处都有可乘之机，那他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驻罗马大使馆的情报头子了。因此在我看来，潜在的危险超过可能的收获。除非有细致人微的计划才值得去冒险试一下。然而，在第一次，也许是仅有的一次会见中去接近一个强硬的陌生人，我能期望些什么呢？
我不认为站里已准备了任何实质性的后续计划使这次不可能成功的活动变得有什么价值，至少我，独自进行整个计划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整个计划的明智的实质性的想法。
我猜想我的上司们仅仅是想在记录上表明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我从不在任何情况下退缩。现在，合算与否的考虑也被弃之一边。我继续向前，并非没有恐惧。老山姆·斯威夫特曾说过：“只有傻瓜和说谎者才不会感到恐惧。”
我细心准备了一些细节，回忆一下我的“背景材料”，再演练一下我要说的话。
我祈祷着他不会当场打国际长途去我的假总公司进行核实。我会提醒他公司在地球的另一面，电话费会很贵的。
和往常一样，我交给我妻子一个封好的以备万一的信封，她感受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但像往常一样什么也没问。在任何危急关头，她都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这是第三个大使馆——我第四次独自走进一座四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戒备森严的外国机构。在这种行动中，我和常人一样紧张不安。
大使馆的卫兵让我等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我和情报头子单独会谈了半个多小时。事情进展得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并且非常的平稳而安全。
我的书面报告详细记载了会面的场景、我们的谈话及我的观察结果。我的报告如下：“他是个强硬，睿智，机敏，直率，忙碌的人，没暴露出任何弱点”。
我的上司还能希望我报告些什么呢？
他们也许会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领了薪水而应该去做的事。尽管我怀疑他们是否敢把不充分的计划书呈交总部的上司以请求批准。
没错，这就是我所能做的事：进入一个微妙的环境去接近目标。非常困难，但肯定是极秘情报官才执行的任务。
也许我的上司们期待着在这样一次浅尝辄止的尝试中出现奇迹。
也许他们希望敌方的情报头于会抓住我的西装领子，抽泣着请求经济援助，或要求在什么地方政治避难，譬如夏威夷或大溪地岛。
尽管我因为“招募工作上的不足”而不被考虑提升，我的上司一定认为我还是胜任这份秘密但艰苦而危险的工作的。
（让我们碰碰运气，让他去做，看看会发生什么。）
如果事情搞糟了，也就是说，如果我静静地死去，他们会说我“勇敢地”投身于这项任务。（他们永不会知道我交给妻子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内容，除非我遭遇不幸。）
我罗马的上司一定不了解我过去的工作和我因此而得到的称赞。但我却知道以这样一个不充分的计划来获取成功的机会是如何的渺小。
人们常说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不能没有幽默感，我非常同意。
思考愚蠢的问题会使人发疯。
行动前，精明的上司问我“感觉还不错吧？”消逝无踪。
如果你被分派了一件愚蠢的任务，我建议你把它当成低劣的玩笑一笑了之。
你可以拒绝去做它，你完全有权这样，中情局不是逼人自杀的组织。当然如果你真的想做，并且对自己又信心十足，那么就面带笑容去做任何你能做的事。
只需要记住，你无须至死不屈。
你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和你如何死去。
我无法把这次任务归为玩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欠缺考虑的不负责任的计划。
如果有人说我夸大了危险或毫无成果，我会请他亲自去试一试。
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情报官曾在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施展绝技的。中情局有的是英勇无畏的情报官，却鲜有鲁莽地接受这种挑战的人。
而我英明的上司也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和我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遇到那位情报头子。
有一次我和一位年轻的女目标去某一城市旅行。这纯粹是为了对其进行评估和增进交往。她对单独和我进行这次三天的旅行颇为踌躇，我妻子笑着安慰她：“没事的，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这太对了，那些善于看人的饭店经理和侍者称我为“洪神父”。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天主教教士，我对此非常满意。
我们的谈话不便重复。她还是个处女，并且非常好奇，她和在她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向我吐露了许多她个人的想法。
三天后我们回到罗马。应她的要求我给了她一些我为这种行动而大量储备的色情物品。许多女人都像男人一样好奇，她的鼻翼因兴奋而不停地翕动。她拿了太多的那种东西以致于我不得不对她做出警告。
我从来没想过要诱奸她（这也根本不会成功）。通常在我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或是针对目标，我都不会考虑性这个东西。
最后，她很含混地对我说：“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而工作，也知道你在努力做什么。但是我不想知道也不关心。很抱歉，我不能答应你。无论怎样，你是个真正的绅士。”
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毫不沮丧。
我一直以来都自己花钱收藏了许多色情物品，书刊、杂志、电影等等都成为我的行动工具。在那些禁止这些物品的国家它们可以帮我的忙。不仅是针对行动目标，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它们可立即融化冰雪，消除隔阂，而无须秘密行动。
有一次，一个银行职员一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就立即大叫道：“没有男人不喜欢这些东西！”
那之后，我再也不必经过那些繁杂的银行手续了。
只有一个软弱的目标拒绝了。他一看见我给他的杂志就惊叫道：“我太太见到这个会杀了我的。”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我也猜不出为什么。
罗马的工作条件并不坏，尽管也有些不方便之处。
我一直无法使自己习惯于罗马长达4 个小时的午餐休息。
罗马没有像东京或巴黎那么多的咖啡店或咖啡厅。找一家合适的很不容易，它们往往在午餐时间都改成饭馆了。
天气睛朗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西班牙广场台阶的宽大的石栏上，非常惬意。正值花期的杜鹃花开得很艳。
广场有许多游客，年青人、艺术家，也有举止无礼的人和兜售仿制的路易维顿皮包的小贩。
在冬天不太冷的时候，我常常身着西装领带，甚至穿着雨衣一坐就是两个小时，让阳光晒黑我的脸。我并非对西班牙广场或是晒太阳有一种狂热的嗜好，而是我就有一间安全屋在附近，我常常得离开屋子以打发午餐时间。
午餐时间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我连去附近的康多提和其他人们常去的大街逛逛，看看橱窗里的东西都不行。
当然，我不会浪费这段时光，我有许多事要思考。
1985年罗马下了一次罕见的大雪，14年来的第一次，几乎使整个城市瘫痪。第二年的冬天又下过一次。
中情局中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最初是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后来因为懂外语而转为情报官员。但是懂外语并不意味着合适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本书里已有几个例子）。
动机、性情、品格及其他一些因素是造成某些情报人员不适合干直接、残酷、艰苦的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相信我们分部的新副部长就是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情报官。
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但是有时缺乏气度与正直，而这又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基本的必备条件。这些缺陷抹杀了他的优点。
他的这种性格表现随处可见，他曾经向我抱怨过他“借给”一个特工的钢琴现在却没办法要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把钢琴借给特工呢？他难道不知道一个情报官是不能和特工过度亲近的吗？我劝他最好把钢琴忘掉吧。
当然，这位特工对这位软柿子情报官毫不尊敬。在这名特工转到我手下那一天的午餐中，他当着我的面骂他的前任上司“愚蠢”，“小气”。
一名情报官控制不了他的手下，他就不应该干这一行。
在罗马，我用太太的中国菜手艺招待过不少目标人物。客人都很喜欢。有一位客人（目标）来过我家五次，我们每次都用不同的菜招待他，也就是说至少25道菜和甜点（我太太对所有客人的就餐情况及钟意的菜肴都做了记录）。那些客人（目标）们都被我太太的手艺折服以致于诚心诚意地建议我们在罗马开一家中餐馆。
我的副部长的全部评价却是：我们一定通过这些招待餐赚了不少钱。
我被极大地伤害了。站里给每个人的食物津贴是15美元，这仅够用来购买食物和饮料，我太太付出的劳动完全是为我和我的工作做贡献。那些不时打坏的精美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我也从未要求过补偿，其他的花费都是我自己掏腰包。
一个不容易对付的目标人选一个人两顿饭就喝光了我珍藏的有23年历史的ChivasRegal 威士忌！我把陶瓷酒瓶做成了台灯作为永久的纪念。
有一天，副部长告诉我他准备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来款待外交官们。我问他想邀请多少人，他自豪地说：“超过100 人。”于是我问他在这样大的宴会上打算用什么来招待客人，他告诉我说“热狗和啤酒”。
在美国陆军合作社购买热狗和啤酒可以使他轻易地从宴会津贴中赚到超过1000美元的合法收入，他就是用这种心理来判断我的。
他曾经在那场令人伤心的越南战争中担当通译。就我所知，他关于国际政治和情报工作的知识非常有限。
在我看来，他关心的是经济收人。这不是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工作态度！
而我恰恰不喜欢那些把金钱看成生命中头等大事的人。
我也认为金钱很重要，但生命中还有很多比钱更重要的事。金钱只是人生中用来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金钱本身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那些过于看重金钱的人往往看不到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两个人间有明显的人格差异。我不可能喜欢他，他可能更加讨厌我。但他是个“好家伙”。因此，他表面上对我颇能容忍。
有一次，他突然打电话要我去搜查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要，他告诉我越快越好，最好一两天搞定。我问他已花了多长时间来找这些东西，他说大约两个月。既然如此，突然打电话找我来干什么呢？
那时我明白，他们其实并不关心我工作做得好坏。因此我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愤怒与轻蔑。
当时是上午9 点。11点45分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了。他大叫起来：“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快……”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努力弥补了他们两个月徒劳的工作而得到感谢，他只是想知道我是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它，而他和别的人花了两个月时间却一无所获。
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我用自己的钱（因为我已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六次乘出租车来往于不同地点（这样可以省去泊车的时间）询问我能找到的专家们。这就是我可以在不到1 小时45分钟这么少的时间内就完成任务的原因。我花了20美金出租车费而无法报帐，但我得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结果。
在我退休前，我惊悉他被提升担任一项重要工作的领导。
死与生
到达罗马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偶然地被我的日本朋友们介绍给许多耶稣会的罗马天主教士们认识。我们不了解他们的身世，只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美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并且因为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很多年，所以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此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会的会长阿路启神到罗马领导耶稣会前曾在日本呆了差不多20年。现在，他因为中风而瘫痪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经是耶稣会在东京建立的上智大学的教授。对我来说，耶稣会使我想起以前在耶稣会的大学中不幸的经历，我把它讲给他们听。
一位意大利神父用毫无责备的语气提醒我要谦逊。他的话使我心中若有所触，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从这位友善的神父那里听到更多的东西，他成了众多将改变我的生活的神父中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一提的惊人的改变。
我们毫不知晓那位意大利神父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会长，他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顾问之一。
这些神父将成为我们的导师、忏悔神父和我们一家人生活中亲密的朋友。
27年前我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但我始终对他人的宗教信仰（任何信仰）深怀敬意。
我和我太太是按罗马天主教的仪式举行婚礼的。我们的儿子上的是天主教会学校，是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长大的。结识这些耶稣会教士们之后，我又开始偶尔在为日本信徒提供的私人祈祷间参加礼拜日的弥撒。
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余，在罗马这个存有大量基督教遗址的城市里，我们开始在生活中增加一些有意义的宗教活动。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但不时和他们一块出去野餐、郊游使我们有机会去学习，思考，询问，提高。
有几位年青的日本教士和修女是格里高利教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间可以学习宗教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著名学府，不仅有罗马天主教徒在那里学习，还有许多不同宗教派别的学生，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有趣的是，这所大学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物品的收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之一）。我见过的耶稣会的神父中有几位是那儿的教授。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他们也使我回想起在日本的许多往事。
一天晚上，一位神父提议说，既然我收藏和设计手工艺制作的刀具，不如为教皇设计一把小刀。据说教皇除奶酪和意大利香肠之外有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习惯，有把刀削苹果是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不呢？况且，这把刀极有可能被编入目录登记在册。那样的话，我的名字就会保存在梵蒂冈博物馆里，也许会永远保留下去。我多少有点自私的想法。
我必须得通过我们的耶稣会导师问清楚，教皇是否会接受这把刀做为礼物。许多人都对刀子或锋利的刀片存有莫名的恐惧，我太太以前就是这样。但是教皇年青时常常爬山和滑雪。我得到的答复是，教皇非常乐意收下这把刀。
我立刻联络我在美国的朋友雷·比尔，问他有没有空做这件事。我的想法是随十二圣徒制造12把相同的刀子，把第一把献给圣彼得的继承者教皇，把其他的送给朋友们。
比尔先生恰巧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此事极为热衷，抛开了其他所有的事情。
他还问我能否向教皇为他79岁的虔诚的老母亲要一件纪念品。我请我的导师尽可能地向教皇索要这件礼物。结果我拿到了由教皇亲自祝福的5 枚可以挂在项链上的小小的银质徽章和5 颗印有教皇约翰·保罗M 世印章的念珠。
请再一次记住：有祈求必得回报。
对我来说设计一把刀于不是什么难事，而是一个施展想象力的机会。但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教皇的不同照片以估计他手掌和手指的尺寸以便刀柄可以和他的手很好地吻合。
这把以教皇在问候中常用的“GMTIAS”（感谢上帝）而命名的刀是用440 －C不锈钢制成的，在银制的刀护手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刀柄是用名为“粉色象牙”的一种罕有的非洲天然红木制成的。
在十二月的美丽的一天，我、我太太和于。我儿子彼得和雷·比尔及他的母亲露茜·比尔一道前往梵蒂冈城罗马教皇的宫殿进行私人谒见，向教皇献刀。
由于梵蒂冈人严格的安全措施，甚至我们的耶稣会导师——教皇的特别顾问也被禁正直接向教皇进献刀具。但是那天我们的导师临时需要前往南朝鲜而留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机会。
我们将由一位日本主教引见给教皇，因为我们的导师出面担保，我被允许亲自向教皇进献那把刀。
献刀的过程、教皇疲惫而愉快的面容、亲切的话语及他同我们和比尔母子的合影留念，连同官方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一起成为我脑海中永不消失的记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还没人向教皇献过刀具。
和子一直抓着教皇的手，说：“请多保重。”而教皇做个脸，似乎是回答到：
“哦，主啊，我得听这个女人的训诫吗？”
事后我们对着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幕的照片大笑不止。
后来我们得到了教皇亲吻彼得额头的照片。彼得得意地说教皇称赞他是个“好孩子”，我告诫彼得：“‘那就做个真正的好孩子吧．别让教皇做出错误的预言。”
因为刀子很锋利，我一直担心教皇会不会用它，或者他的助手们是否会让他使用那把刀。
我本可以请一位修女去证实一下是否教皇像所说的他希望的那样在使用那把刀，或者那把刀连放在教皇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妻子和于以她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认为问这样一个“粗鲁”的问题太过“唐突”了。
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们数次为此事而争吵：这个问题怎么会是粗鲁的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机会。说不定教皇现在已有一两个手指被削掉了，也或许我因为那把刀而倍受称赞。
总而言之，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以忘却的。
我不想使自己听起来像个宗教狂热分于。我不是。我是一个正常人。一个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个有罪的人。
然而，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那年8 月，我扭伤了右脚，伤得很严重。12月份献刀的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我还无法用双脚支撑站直身体。
当时，我注意到那位日本主教也有些破，并且惊异于他以前也受过类似的伤。
我告诉他我已经做了3 个月的整骨治疗，可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稍后，我完全忘了脚伤的事。然而在我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伤痛居然消失了。我注意到伤痛完全消失是8 到10天后在我想起去做已疏于进行的整骨治疗时。
这也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过去，但随后发生的事就更为重要了。
有一次我邀请一位耶稣会的日本神父到家里吃饭。他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曾经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过。我们谈论科学，谈论我的宗教问题和我已脱离教会30年的事。
这位善良的神父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的烦恼和疑虑后，又在我的请求下不顾事务繁忙而于两天后在格里高利大学为我进行了一次告解。他当时的答复至今索绕我的耳边：“对这样的问题，我会挤出很多时间去解决。”
就是那一天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声泪俱下地告解仿佛从我胸口卸下了沉重的包袱。
尽管这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却给我一个新的信念——仍不是信仰——和我将努力依此去生活的行为准则。
3 月31日，在梵蒂冈举行了“全球青年祈祷和平”的活动，我参加了这个大弥撒。
第二天，也就是愚人节，因为过度疲劳，我在早晨醒来后又重人梦乡。当我起床后，我几乎无法认出自己在镜中的那张脸，浮肿、扭曲、又红又紫。出于记者和间谍的本能，我大叫着让妻子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照片以做记录。
我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肾出了些问题。这是很严重的事。我吩咐和子准备好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就匆匆赶往一家大医院。
医院无法确诊。住院之后，我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检查显示，由于一些未查明的原因，我的肾脏已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功能。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尽管事务繁忙仍前往医院探视我。
这期间，一个小插曲令我感动万分。
和子问我是否可以用她的肾来替换我的已经坏死的肾脏，我满怀感激地告诉她不。我要她为了我们的儿子彼得好好地活着。当时肾脏移植还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并且，移植必须是在近亲之间，譬如孪生子或者是生理相容的人之间进行。
这时我们13岁半的儿子彼得怯怯地说：“爸爸，你愿意——愿意用我的肾吗？”
我心中一痛，泪流满面地感谢和子和彼得对我的深爱。我被彼得的勇气所感动。
他连打针都觉得太痛，更别说进行手术了。我知道他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只能安慰他说他的肾脏对我来说太小了。
我爱怜地回想起在东京我第二次患胰腺炎不得不转院时在救护车中的情景。当时，我望着小彼得充满希冀的双眼，我明白他想要什么。我让彼得和我一起坐在救护车里——耳听着警笛长鸣，在颠簸的救护车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随即我看到了彼得的笑靥，他徒劳地试图克制自己的笑意，他知道在他爸爸忍受巨大疼痛的时候欢笑是很不应该的。享受乘坐飞奔中的救护车的快感没什么不对。我让他尽情地欢笑，我告诉他，别担心爸爸。
彼得一直是个充满爱心的体贴的孩子。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周，等候着中情局巡诊医生的到来。
每天早晨我都祈祷，尽管我还不清楚进行祈祷的确切仪式。我为我能想到的所有人、所有事祈祷。
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竟不知不觉地祈祷宽恕我最鄙视的敌人梅丹尼，当我突然意识到我在祈祷什么时，不由得放声痛哭，我悲哀地感觉到一步步逼近的死亡。
有一句中国谚语（日本也有由此而来的说法）这样说到：“鸟之将死，其呜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祈祷宽恕梅丹尼，他应该是我为之祈祷的最后一人。
我想我很快就会死去了。
中情局的医生终于到来了。简单地看了一下化验结果之后，这位高明的医生立刻知道了症结所在。我请求他告诉我真相，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和妻子都足够坚强，可以承受任何坏消息的打击。
他平静而客观地坦言相告：“保罗，你快死了。你患的是所谓的一时性肾病症。
原因还不清楚，目前这种病还没有治疗方法。你过去饮酒过度，现在有恶果了，你的报应到了。”
“你肯定吗？”我问。
“是的。”他的回答毫不犹豫。
“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必须为一些事做好准备。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能几天，也可能几周，但不会是几个月。”医生很坚决地告诉我。
我和妻于都哭了，但并不是嚎陶大哭。我早就准备承受早到的死亡，尽管不是以这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医生问我想去哪儿——也就是说我想在哪儿死去。对一个还活着而且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揪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儿子还要上学，我妻子不能离开罗马。和许多东方家庭一样，在这种关键时刻，子女的教育仍然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们决定两天后如果一切安排妥当，我将飞回华盛顿，我妻子和儿子则等学校放假和迁居的事情安排好后就飞回华盛顿。也许那时我已经死了。
我们的耶稣会导师也知悉了这个新变化。
我也致电房东太太，告诉她我们很快就会腾出房子，她一边哭泣一边坚持要来看我，我谢谢她的好意，但坚决地谢绝了她的探视，我不能让自己陷于过度的伤感之中。
第二天早上，仅仅通过电话和我谈论了我的旅行计划之后，那位中情局的医生就从我的声音中探查到可能有肺炎的症状，他的怀疑被头天晚上拍摄的X 光照片证实了。
他告诉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承受到达华盛顿的10个小时的旅行，医生向我保证可以找到近点的地方（去死）。
对我来说，到哪里去已不再重要，在哪儿死去或我多久会死去已不再是个问题。
我依稀记得曾质问自己为何不能留在罗马，在家人的陪伴下死去。当然，眼睁睁地看着我咽气对妻子和儿子来说大痛苦了。
在妻于的陪伴下，我和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做了一番谈话。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可怕的、暴虐的，但却是负责的、充满爱心的丈夫（回想起来，这些话都毫无意义）。
如今，面对死亡，我希望他答应我三个请求。
他回答道：“任何请求都可以。”
我说出了我的三个请求：“首先，请为我照顾和子和彼得。”
“当然。”他说。
“其次，虽然我对你母校哈佛大学很尊重，但希望你帮助彼得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善良的神父微笑着说道：“当然，普林斯顿、哈佛，或其他大学都可以。”
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这位神父在哈佛大学的约翰·F ·肯尼迪政治学院以最优异的成绩创纪录地以两年半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间第二学年起连续一年半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他极为谦虚而从不向我们谈及此事。）
“第三，我可不可以在耶稣教会举行自己的葬礼弥撒？”（“基督教堂”是最著名美丽的耶稣会教堂，里面供奉着耶稣会创始人Saint Ignatius of Loyola的遗骸，是每年12月31日教皇都要亲往进行教皇大弥撒的少数几个教堂之一。）
“当然，当然。”这位耶稣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的家人能得到善良的、值得信赖的人的照顾，我已准备死去。
我从未期望过长寿。十四五岁之前我一直体弱多病，后来因为又吸烟又喝酒，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说不定只能活到55岁。两次患上胰腺炎更使我觉得自己不会长寿了。
眼看着生命走到尽头，撇下妻儿让我痛苦万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对他们的爱，希望这多少能为我的突然离去做些补偿。
从事了20年常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经过了20年酗酒而后才戒酒的生活，在我用半个胰腺过了几年还算健康的日子，并终于开始找到心灵的宁静之后，一种我从未意识到的神秘而致命的肾病却击垮了我，这一切对我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终决定我将飞到位于西德的美军医院，那儿有全欧洲唯一的一名美国肾脏病理学家，尽管明摆着他也不可能给我什么帮助了。那个中情局医生将陪同我从罗马前往军队医院。
“我们会在机场安排一架直升机，把你像一个大人物一样直接送往医院。”医生安慰着我。他是个爱开玩笑却不胡说八道的医生。不幸的是，直升机的故事只是他的玩笑而已。
在我离家的前夜，和子和彼得陪伴着我，我们的耶稣会导师在我的房间里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皇赐福弥撒。为治疗肺炎而施用的抗生素已使我有些头晕目眩了。
弥撒之后，神父从口袋里取出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道：“这是我的念珠，我已经用了五六年了，我把它交给你，但记着在罗马还给我。”
我猛地一震，说道：“神父，你一定是在说笑了，你知道我马上去德国是要等死的。”
第二天一早，中情局的医生来接我前往西德。我们的导师也来了，我告诉我的善良的导师：“神父，激将法是没用的。我不能保证能把这串念珠还给你，因为我不会回到罗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