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一个情报官员有正当合适的理由进入敌对方的大使馆，同时刚好有机会就近看到一些文件，或探头扫视一下禁人的密室时，他当然会抓住这些有利的机会。
他们教导我，一个情报官员应能充分利用想象和机会，这是他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想象是萌发的，而机会则是由人创造的。有机会出现时，一定要抓住。
情报工作是一种游戏，虽然须认真对待且极其危险。
说情报工作是游戏体现在思想上、肉体上、智力上、心理上、经济上。技术上、精神上和其它可能体现的各个层面之中。
有一次我听到一段故事，描述了一个很称职而且大胆的苏联情报官，在此我们姑且称他为诺西科夫。
一天，诺西科夫光顾了美国大使馆签证部，天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做。美国情报官员对他的出现非常警觉，监视着他的行动。正在此时，正好发生了一场里氏3 级的轻微地震，诺西科夫突然消失了。
接下来是一场忙乱，要确定诺西科夫到底在哪儿。不久发现他在二楼的走道里闲逛，原来他已冲过了签证部的栏杆像一阵风地奔上了楼梯。
请注意诺西科夫没有被射杀，也没被拘捕，警卫只是引领他下楼，并劝他说：
“嘿，嘿，诺西科夫先生，您好象不应该在这吧一”
我记得我们那些听到这段故事情节的情报官员都钦佩地叹了叹气：多冲的家伙呀。
这段情节可能会令许多读者感到惊讶，他们原觉得间谍活动里一定充满暴力，就像杰姆斯·邦德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一样。我想借此机会撩开现代间谍活动中暴力的面纱。
在间谍活动中确实存在暴力，但往往不同于小说或电影中所描绘的。
在今天的国际间谍活动中，有一条不言明和不成条文的规矩，就是情报官员之间不相互杀戮。
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将针锋相对的情形升级到失控的状态，从而伤害到非常宝贵的情报官员，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当一名情报官员被敌对国（文明国家）拘捕后，通常首先受到审问，有时会被大作宣传，而后接受大判决，被送进监狱。他可能会被判死刑，但不论如何，都不大可能最后执行（除非是在真正的战场上）。就算确实要执行，都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他通常会被用作筹码，在以后用来交换在其他方面可能同等重要的被捕情报官。（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规则只通行于文明国家。不幸的是，始终不能确保如此。）
U- 2间谍飞机的鲍威尔就是一个典型样例，他后来被用来交换苏联间谍阿贝尔。
阿贝尔操纵着在纽约的一个间谍网，逮捕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在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的长时间讯问下，仍然什么也不承认，甚至不说出他的真名。他的美国辩护律师在为他的死刑作辨护时声称，有一天美国可能会需要一个活的阿贝尔，去交换自己的被捕的间谍。
这一声言后来得到了应验。
从那以后我们交换了很多间谍，一般是不公开地交换。
如果事情不像当场抓获那样明确，那么政府情报部门会如何做，怎样做呢？杀掉那可恨的间谍？当然不是。
后来我还知道，已暴露的间谍对另一方来说可能是一件宝贵之物事。可以对他悄悄地进行严密监视。他的日常活动可能会引出很多的间谍，甚至可以网获一个完整的间谍网。或者，可摆布他使他成为双重间谍。这也是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MI－6 ）等情报机关小心地对其敏感雇员的身份进行保密的原因之一。
中情局过去30年的历史直接表明，处决在情报行业中不是一种聪明的手段。
在我22年的情报生涯里，有20年是从事非官方的深度潜伏工作，这种工作在中情局里被认为是最难的任务之一，也就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间谍。这期间我从未听说过中情局情报官处决别人或在不很野蛮的国家被杀害（在中情局的早期历史中，如关联到伊朗和危地马拉时，事情可能有些不同。我不知道）。
这一信条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我的有关同事的证实。有一个刺杀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秘密计划已经公开了。
虽然颠覆一个不合意的政府也属于秘密活动的内容，而且看起来中情局正是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最适合机构。
但这终究是一个政治秘密计划，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间谍活动。
可能是因其它因素和有其他考虑，这一秘密计划以失败告终。据报道，有一些政治恐怖分子卷入了此事件。又有报告，准备执行此任务的一位特工表现出不知所措等等，等等。
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例，一个被广泛引例的命令，“以极度的伤害终结”一名越南特工。就我所知，这一事例中那名越南特工有背叛行为，成为为敌方工作的双重间谍，由于战场军法的严历，他受到处决。不是由情报官，而是由准军事机构执行的。
凑巧我有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正隶属于与这起事例有关的当事机构。我很意外和惊奇，问我的朋友他有没有参与执行。他非常老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恶作剧地笑了笑，只说：“那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对，对。我们已经知道了。全世界都报道了那人已平静地安息了。但我的朋友在越南时还是隶属于一间军事机构，而不属于中情局情报机构。”中情局有时也作为准军事机构使用。在过去的军队中中情局扮演一定角色，如在卷人古巴人侵匹兹湾事件（Bay Of Pigs ）的部队中，或在进人老挝的秘密部队中。但他们与我们所知的“中情局情报官”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以前或现在从事军事工作的人员，来自武装部队。我们这些中，惰局情报官也接受过粗浅的军事训练，比如跳伞，不过可能会像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一样，在跳伞中摔裂踝骨。
从实质上讲，中情局的特务官员不是军事官员。他们可能精于射击，徒手搏斗，但这些技能是在他们的个人经历中学会的，而不是从中情局的培训课程中学到的。
我并非试图开脱中情局过去所犯的“孽行”。我毫不怀疑除了公众已不感兴趣的肮脏伎俩外，中情局曾犯下很多的“孽行”。我在此不过想说明情报行动官员的“一般”使命。
如果有一天中情局不得不组建军队，发动一场秘密战争的话，那也是在美国政府指令下发生的，中情局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中央情报局至少从其原本上只是联邦政府职能部门下的一个机构，它要满足政策制订者的要求。想将它变成个人势力，和用它达到政治目的，都是不轨的企图和行为。
就我所能肯定的而言，中情局一般不杀人。在战争时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无法接受那些说中情局机构有组织地系统地执行刺杀与处决任务的故事。这些故事属于小说和娱乐。
如果确实有杀人，那可能发生于军事冲突中，而且可能是由准军事机构执行的，绝不会是由假想得神乎其神的所谓“打击者（hitman）或“中情局职业刺客”执行，更不会由中情局官员本身去执行。
在中情局，我从未碰到过一个谈论任何与“杀人”有关的事情的人，除非是谈论已为人知的故事。
当然，这也并不表明从未有杀人的情况发生，而只是表明“杀人”这回事离中情局情报官的思想有多远。
即使是在休闲开玩笑的时候，“杀人”也不成其为话题。
我还知道一个相反案例，至少可以表明：中情局不在极端情形下决不杀人。
我从三个各不相于的渠道获知此事，但没有一个渠道是属于第一手的见闻。这个故事本身的逻辑也表明了这一点。故事的主人公人所周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中情局希望某一个人死去，考虑这样对美国大多数人而言是有利的。于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秘密行动官员与中情局在当地的情报站长取得联系，说愿意派出该国的两名有经验的刺客，处死那个人，“迅速永久地将他的灵魂与肉体分开”。
请注意在一些国家的秘密部门或情报机构中，确实也有专门的处杀分队执行杀人任务。中情局的情报站长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绅士，温文儒雅。他很有礼貌地表示拒绝。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也没有就此事请示中情局总部的必要。原先假定的“刺杀”目标现在依然活灵活现。
如果我这个故事使那些间谍迷和神秘故事迷们感到失望，使他们的幻想破灭的话，我只有说对不起了。我并不反对和排斥刺激恐怖的故事。但我正在述说的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中央情报局。我本身也是一个神秘惊险故事迷，过去常看罪案和间谍故事记实，对其中的惊险刺激之处十分着迷。后来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就转而看小说。
但我很少去看那些甚至连情报名字和情报部门的角色都搞不清的所谓“酷似真实的”间谍小说。它们所表现的手法很粗糙，错误连篇。
这类书籍使我大倒胃口，这些作者所知实在太少，而且也不用心弥补。当看到他们书中谈到的绝不可能的事和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事时，我实在觉得这些“酷似真实”的小说太过荒唐可笑了。比如，他们让副总统去策划刺杀总统，更滑稽的还有什么“白宫里的两位副总统”等等。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遗憾，也很尴尬地发现一些描写远东的“小说”实在难以令人接受，与其说它们是作者的想象，还不如说是作者无知的产物。
我认为，一部构思精心的007 小说比这些所谓的“酷似真实的”故事更容易让人接受，打动人心。这毕竟不是科幻作品。
我明白感党派的书和小报都很好卖，电影也很叫座。但如果本是想象之作，就应明确地让大家知道所写的只是想象的故事，而不应误导作“轰动大揭秘”之类的东西，造成难以挽回的社会影响。
克格勃的克鲁金中将在一次接受日本杂志采访时，也证实了上面谈到的“不杀人”的观点，本书后面还将谈到。
我在中情局的这些年中，包括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日于里，只看到过一次中情局人员携枪在身。当时我与我们在罗马的苏联处负责人见面。他双手笨拙地提着一个棕色的袋子，那情景就象是袋子里有只死老鼠似的。我感到奇怪，往袋子里瞧了一瞧，看到一支新式的白朗宁0 ．45半自动手枪。我问他带“那玩意儿”干什么，他回答：“苏联人近来不大喜欢我。”
那是1985年8 月，正值维达利·尤尔琴科叛变之后，形势很紧张。但是我们的苏联处负责人提袋子的样子，实在不能给我“西部快枪手”的印象。
在特定场合，情报官员也随身携带武器，保护自己不受恐怖分子的袭击或毫不犹豫拔枪相向。但这都是正常情况外的特例。随身携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些组织袭击美国官员，这属于自卫防护措施，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所使然。
间谍战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发生。爱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 月曝光，使人们觉得很意外，也很愤怒，觉得俄罗斯不应还继续苏联时代的那种满怀敌意的间谍活动。但是，专业的情报官员并不这么看。
中情局对于仍在不断进行的间谍活动心知肚明。愤怒和发泄适于对付叛徒和内奸，但指责对方“于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同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别人差不了多少。
设身处地，如果我们在他们那样的情况下，也会那样做的。
一场游戏终于被曝光了。我们从华盛顿驱逐了他们的情报主管，他们也还以颜色，从莫斯科驱逐了我们情报站的负责人。
非官方掩护（NOCS）官员有两种： 1）“通报的”非官方掩护官员，虽然不受官方保护，但会告知派驻国，该官员与中情局暗中有联系c 刀“不通报的”非官方掩护官员，意味着不告知派驻国，所以是潜伏的，适于暗中行动。因此有被派驻国拘捕的危险。此类情报官员不受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也不受双方政府间的“默契”
的保护。
在情报工作中，我属于“不通知”的情报官员（NOC ），不受保护。因为这个原因，我常常能感觉到我所处的无保护状态，我完全“没有靠山”。
我们这些非官方保护的情报官员是不允许带武器的。我们像一般人一样接受质询。若有武器，我们会毫无例外地交给自己的大使馆保管。
我总随身带着一把刀，刀锋的长度在美国法津所规定的4 英尺门公分）的允许范围内。我当然不把这把刀作为攻击性武器c 而且也不像是我的自卫武器，而只是一件工具。我擅于使用利刀。我也知道很多种杀人的方法，但不会用刀去杀人，而且从一开始，我就不需要去杀什么人。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有三次几乎遭到凶击。有一次，一个凶徒作势扑向我，我被迫从人行道跳上行车道，以避免受到他的袭击。那人是一个大约15岁的年轻崩克，他突然停止不动时，我看到他的身驱在摇晃，明显是由于吸毒所致。我想把他打倒，但发现他的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拿着刀还是拿着枪，我不敢肯定。如果他右手握的是刀，那胜利者必定是我，我有把握。但如果拿的是枪，又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阻止他的话。我肯定会输。用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仅仅是为获得打断那个崩克的骨头的快感，实在不值得。我狠狠地盯着他，一言不发。他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转过身，走远了。
还有一次，我听到很轻微的脚步声向我靠近，猛一回头，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个彪形怪物。我向后仰头，看到那大汉正举着右手要打我。但他终于没有抡下胳膊，却突然转身，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开了。
真正使我担心的是当时我带着假身份证，以及一些与之有关的东西。如果我真的被凶徒伤害了，就要花费口舌告诉当地的警察和医院我到底是谁。
用真名时就好办多了。有一次我和妻儿在罗马那法纳广场，那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但也是罪犯和瘾君子出没的地方。那时我已是一个有经验且极其自信的情报官了。我很快发现一个可能是暴徒的人正向我靠近。那个年轻的家伙虽然身手不怎么样，但看起来很令人厌恶。我知道意大利的暴徒往往两人一组。
我大声叫着，让儿子离我远些，从袋中拿出一根漂亮的皮头棍，这作为攻击武器要比刀子强得多。我非常自信地拿着棍子向那人走去，并用目光搜索他的同伙。
那人狂奔离我而去，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他的同伙，一个同样面目可憎的年轻小伙子也开始后退。我象功夫高手一样吼叫着，冲向那个同伙。为了保命，两个家伙都溜了。
我错过一场必胜的战斗，但却获得了年轻儿子的钦佩。
官方保护情报官员的准则有一些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随身佩枪。
我听说过一个情报官在会见一个新加盟的特工时，要那个特工看他腋下的那支大口径半自动手枪。这个“牛仔”情报官想让新特工有个深刻的印象，但他做过头了。那个特工感到很震惊，与另一个情报官报告了这一事件。结果“牛仔”情报官被他的上司狠批了一顿。
请允许我再一次重申，杀人是与中情局的正常间谍活动格格不人的。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中情局的高级人士的咆哮声：“我们真的杀人吗？拿出证据来！捕风捉影是不行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捕风捉影的说法当作什么证据！”
我相信我是唯一曾经自愿要求去“清除”一个很棘手的特工的情报员，而且还提出了书面要求，这可是够蠢的了。我写道：“如果问题真是危险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请为我提供必要的‘工具’，我将‘清除’他。”
不过这是我早先时候的事了，那时我还不知道“中情局不杀人”这一信条。
总之，我之所以提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建议，是当时觉得在那种形势下我有责任提出。这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野心，或想哗众取宠。然而，我的建议未能引起任何程度的重视，完全被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官方意见。
我想，这种事就像过眼烟云，没有人喜欢这种事，也没人愿意提起。
我的联络官私下功我说：“这不是在热带丛林里，也不是在什么战场上。你怎么会想到去杀人？”
当我把这事告诉我的一位看过情报站资料的朋友时，他压根儿不信，于是翻阅了过去的资料，边看边笑我：“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后来他说我欠他一个人情，因为他没有把这份文件给大家看，要不然定会是满堂哄笑。
虽然有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但后来我几乎又犯了一次傻，不过这次不是什么书面报告，而是口头开玩笑。
在谈到我发现有一个人可能是双重间谍时，我说出我的论调：“给我一辆有纵火设施的大卡车，一直开进他家里。我还会顺便碾死他一家人，‘免费赠送’。”
那次会上有四五个人。大家对嚷嚷叫的幽默竟都没有一丝反应，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瞎说，而且知道我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瞎说些什么。
把杀人当笑料，没什么人会感兴趣。”中情局可能会利用黑社会组织，但不会让他们去杀人。1976年，总统签署了一条规定，禁止中情局从事政治暗杀活动。很重要的原因是要防止中情局涉足政事。因为中情局的加人对政治会有很敏感的影响。
这一问题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多数人认为中情局不应作为在职管理层的政治工具。我体会到，在几年后这一规定被另一个约定“冲淡”了，那项约定说，如果是由于意外和非故意的原因致人死亡，是允许的，其结果也可以接受。
这是否又意味着中情局可以用“哦，对不起，这是一桩不幸的意外事件……”
的套话来为自己开脱责任呢？
禁止对罪大恶极的政治人物使用暗杀手段，是否一种道义的行为？不禁暗杀可以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昂贵的人力牺牲和经济损失。在历史上类似情况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很多战争都是由强有力的个人或其丑恶愿望所引发的。毫无疑问，如果在其早年就把那些可恶的战争主角消灭的话，人间就会少很多伤害，少很多悲惨的故事。想象一下，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5 岁时就因天花而死去，世界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
显而易见，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从事间谍活动，而不是从事恐怖活动和谋杀。
因为主旨是搜集情报，所以中情局更像是一个“专家”或一个“技术员”用其专业技能执行上级委派的任务。但是，公众却每每觉得，只有情报部门才能接触到最高机密，于是认为最难完成的任务和最不能公开的任务都应该由这样的部门承担。
于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中情局是一群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丑陋勾当的人。”
真他妈的，你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
情报组织往往面临着两难境地，做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但没人感激你，两面不讨好，即便是只有“流言蜚语”公开说什么你失败了，又能怎么样？对于来自国内外的刁难和错误批判就只有保持沉默，或“不予评论”。
不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裁决，永远也无法洗清被低毁的声誉。如此中情局总是不给人以好感，自然落得个令人害怕的丑恶名声。
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坏名声还是中情局在从事体面、爱国和正确的工作的同时获得的。在间谍活动的世界里危机四伏，且在战争期间，可以现场处决被捕的情报官员或特工。
特工的命运更是涉险履难。没有所谓的“不成文的约定”保护特工。一旦被捕，便毫无办法搭救。
说得残酷点，情报官员是牺牲不起的，但特工是可以牺牲的。我曾对执行处决的方式作了一些研究，当然绝不仅是出于职业好奇。
我获知了一些“间谍”被当众绞死的情境。
如果执行绞刑，那么颈椎折断而瞬时死去，则感觉不到痛楚。这听起来似乎比面对排枪要可取一些，据我所知，枪毙也不太坏，因为犯人听到近距离的“砰”的一声巨响后，脑子里登时一片空白，身上立即被洞穿五六处。
几年前发生在一个国家里的一起绞刑非常残酷：犯人的脖颈被套上绳索后，整个人被慢慢地拉上去就像是升旗一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像英国人形容被绞死的海盗一样“在绳索端上跳舞”），绳索却松了，把犯人放到地面上，再在他脸上泼水，使他苏醒，恢复知觉，然后再吊起，直到死亡仁慈地终止了他的痛楚。
另外一起绞刑：犯人在受刑时已瘦不成形，他的体重甚至难以噎死他自己。除了拉他的腿，还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真是那样做的。
死尸被公开吊了好几天，犯人本就细小的脖子折断了，并被拉长到了半米长。
这是死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亲眼目睹了一切。
这就是警示：千万不要被实行此种绞刑的国家抓获。
深度潜伏的中情局情报官更容易遭受危险，因为极易被错认为特工。他不可能高声尖叫或摇旗呐喊，声称自己是美国中情局情报官，而不是特工！
在我作为非官方保护情报官（NOC ）的日子里，缺乏安全感成了我的心病。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中情局和政府都不能作为自己的后盾，我不能说自己究竟是谁，只能凭空等待或许珊珊来迟的救援，或许根本就不会有救援。
确确实实有一个我招募的特工觉得，我与其说是一个招募官员，还不如说是“临时特工”，他当面告诉我他的想法。他无法想象我竞是中情局的官员（我要说我在生活中很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只能对他报以无谓的一笑。几年后当我开始在间谍、刺客和恐怖分子成堆的罗马工作时，我本能地对自己的安全格外留心。生命威胁随时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我定期地观察城中恐怖分子的惯用模式，不久便从新闻报道中知道，罗马城外的一个村庄已被意大利当局作为恐怖分子的集聚地而进行密切监视。那个小村庄正是中情局上司过去常常约见我的地方。
有一次我问我的上司，巴解组织成员会不会随意杀人，他回答说不，巴解组织一般只依命令杀人。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必须承认深度潜伏的情报官也有许多值得考虑的优势。
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包括对方的情报官员、外交人员、特工在内的其他人，不论是谁，如果你不愿意对他们表露自己的身份，他们通常对你的背景无所了解。
不管他们多么细心，或有专业经验，优势依然明显地掌握在你的手中。他也可能是有相近专业水准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对你有所猜疑，但他终究还无法肯定你的真实身份，所以你仍处于优势地位。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常常可以得到总部的提示，但他却无法清楚地知道你是什么人，站在哪一边。在没有确凿的线索前，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猜测你下一步的行动。
像你一样，专业情报官往往能“嗅出”或体会到其他情报官的存在，就如同一个有经验的警察能察觉到罪犯的行踪一样。反过来，罪犯也能察觉到警察的行踪。
一般还必须有些防范措施。
有一回，面对着两个举止粗鲁的情报官，我拿出了一厚叠钞票，这是我预先想过和练习过多遍的。那两人中职位高的那位满意地笑了，对我说：“我早料到这次你会给我们钱的。”我也想到他可能已经猜出我是谁，会怎么做了，而且我也对这种情形作过准备。
我说：“好，好。这样就请不要再推辞了，收下钱吧。”他坚决拒收我的钞票。
但我还有第二招。我拿出两件很值钱的礼物送给他们，我知道他们对这种“象征性”
的礼物更有兴趣，倾向于受礼。最后我终于说服他们接受了我的礼物。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NOC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在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动和时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用像一般人一样，按时上办公室坐班。表面上人们会觉得这是他的工作性质使然，但实际上，却是在伪装之下。
此外，对于情报官来说，虽然不会招致杀身之祸，但被捕终究是“走麦城”。
这毕竟意味着工作的失败。
被当场抓获后，不论是否遭到胁迫，承认自己真实身份和所执行的使命，会招致10年或20年刑期，甚至在充满敌意的异域监狱里囚禁终身。对于一个情报官而言，这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吹嘘的，不是什么荣耀之事。
不管实际被囚时间的长短，被捕都意味着工作上彻底的失败，对情报官的个人生涯和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击。
牺牲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但对于自己的家人而言，就太残酷了。
我记得中情局长官威廉姆·卡塞曾想把摆在中情局办公室大楼人口处的内森·黑尔铜像搬走，他这样做是因为内森·黑尔是一个被捕处死的间谍，也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不是一个好榜样。很明显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当时年轻的内森·黑尔，这是不现实的。铜像没有被移走，至今还在那儿，反绑着双手，向后来人昭示这一职业的危险性。
承认失败是很难的。但明知已经失败却不肯承认，则会显得滑稽。
有位情报官向我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要在瑞士会见一个共产国家的特工。瑞士是中立国家，也是国际间谍活动的一个舞台。
糟糕的是，他的特工这时已受到怀疑，被那个共产国家的四个秘密警察盯梢。
我们的情报官会见了那位特工，两人一齐走在城中静谧的街道上，而那四个秘密警察也在街上跟踪他们。更糟的是，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家，警惕性却很高，已发现那四个来自共产国家的“不安分子”，于是，瑞士安全部门派出了12名安全人员，每组3 人，分别盯梢一个秘密警察。这样，18个人走在大街上。这简直是名符其实的游行，就差没有乐队了。
最后瑞士方面觉得这太滑稽了，实在是过于戏剧化，便制止了这一事件。6 个人都被扣留了，最后却只有我们的美国情报官获释，因为他有外交身份（官方掩护的安全性于此可见一斑）。
我瞪目结舌地听完了这个故事。
到今天我还觉得这情景十分好笑，十八个神情严峻，面无表情的人，同时走在安静、美丽的瑞士街道上，真像是电影里的场景。
我感觉很意外，我们的情报官并没发现有十六个人在后面跟踪他和他的特工（经过常规、简单职业训练就应有这点本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详细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竟没有丝毫窘迫的神情，我想这大概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吧。
有时，由于对方非常粗暴，即便是中倩局的保护也没有用。遗憾的是我们碰到的对手常常很粗暴。
曾有一个国家逮捕拘禁了一名中情局特务，在六个月里毫不声张。而后该国的一个秘密官员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走近中情局的官员，若无其事地说：“顺便说一句，我们手上好像有一个人，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
多蒙相告。我们对六个月来他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
情报官员还会遭遇其它的危险，在广泛报道的大使馆爆炸。谋杀、恐怖活动、绑架、刑逼和处死，以及一般的交通事故中都可能遭受死亡。
中情局大厅人口处有一方荣誉榜，所幸的是，载人其中的有名或无名的牺牲者人数还未超过60人。
在1993年4 月的新闻周刊杂志里，介绍了一种新的行动官员不为人知且危险和压力巨大的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是在非官方掩护的情形下工作的，每个人都具有正规的专业背景和技能。这是事实。但正如读者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的一样，非官方掩护生活的沉重压力不止始于现在。危险和压力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察觉和如何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危险和压力。
山姆是一个十分称职、大胆、有进取心、勤奋、卓有成效的情报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和他一起经历过数不清的欢笑和痛苦，成功和惊吓。后面会说到我和他的冒险经历。
山姆是我所知的除我之外唯一闯门而入毛遂自荐的情报官，同时也绝不是平平淡淡的人。他从美国海军军官学院毕业，是1992年总统候选人罗斯·比洛特先生的同班同学。他在海军服过役，觉得海军生活还“不够刺激”，退役后，作了一次单人摩托车的洲际旅行。从东南亚出发，经布尔马丛林、印度次大陆、丝绸之路、伊朗和土耳其沙漠，最后抵达西欧。他返回华盛顿特区，刮净胡须，换上通过邮局捎来的皱巴巴的西服，像我一样，直冲冲地走进了中情局的招募办公室。
从我和山姆合作伊始，就发觉即使像他一样性格粗算的人，从事这份工作也一样多少感到恐怖和危险。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制定周密的计划并实施之以尽量减少危险，不断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排除因可能存在的危险而产生的恐惧感。
还有很多很多关于山姆的故事。，）在间谍活动中，欺骗是最常见的伎俩之一。
因此，外表上道貌岸然的情报官，必须熟练地掌握和运用撒谎这一伎俩，并将其视为专业素质之一。
无疑，这对于一惯被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教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言，可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骗人撒谎的确有悖于他们的信仰，也不同于他们过去的行为。
更难为人的是，中情局又明确要求，对自己的同事不容使用这种职业伎俩。如此自相予盾的原则，能否令人贯彻始终，信守如一？
还有一个矛盾：一次又一次地撒谎，会不会使一个人对真话和诚实的感觉变得迟钝起来？
不必要的谎言会产生危害；无谓的谎言会引致误解，失去信任，甚至招致怨恨，应当避免。
打个比方：一个情报官顶替原来的案官，与特工接头，就应当明确地告诉对方，原来的案官太忙不能来。
而不宜即景说“他这几天不在城里”之类的谎话，如果恰巧这名特工在城中某处碰到原来的案官，那会如何呢？
情报官最能体验到“山水总相逢”这一至理名言。世界虽大，但人与人却常常不期而遇。
当人们觉得对方有必要撒谎时，是可以接受谎言的c 但如果觉得自己不被信任，或觉得被谎言愚弄时，就会厌恶谎言。简而言之，没有人愿意受到侮辱，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许多人却不明白这是生活的基本道理之我认为，即使在偷看了别人的信件而不为人发觉的间谍圈里，诚实仍然是最好的准则。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还会更多地谈及诚实这一话题。
虽然不满意于中情局给我定的级别，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工作。这份工作我已期待了很长时间。我学习过国际关系学，觉得自己已够格从事情报工作，不明白什么要浪费精力，从基础学起？
我无法一下子对这份工作有更深的了解，觉得这是由关于语言的工作引起的。
那两位心理学家曾说我不适于从事语言工作，可算是说对了。我觉得乏味，也开始觉得灰心。
但我告诫自己：这是一个全新的隐秘世界，也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我必须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的工作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历险非常，但我企盼有一天那种历险的日子终会来临。而我首先要做的是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以备将来之需。捷径就是向比我资历高的同事们学习。
我很快就人门了。仅用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已经比有经验的同事做得更好更快。
我暗自庆幸，备受鼓舞。
我开始交朋友。与此同时，认识到一但置身于情报圈内，就很少有外界的朋友，因为我不能对外人说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即使是很轻微地暗示我所从事的秘密工作或我的真正雇主，都是不允许的。我即将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阴暗世界里。
这时，我是在美国政府所属的机构中工作，要避免被间及自己的工作性质和雇主，因为我还不能熟练地应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相对自由交谈的，仅限于我的同事。
在此我碰到了情报工作的第一个基本准则——“应知准则”，即不能问自己不必知道的事，也不必指望别人会回答你不必知道的内容。最理想的就如同右手不知左手正在干什么。这就是行话所说的：隔密。在学习应知准则和隔密的过程中，当然会有不当的地方，也与人红过脸，道过歉。但不久大家就理解和学会了这一点。
即使不是完全理解，至少也已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令人气恼的是，这一准则还常被武断地用于禁止谈论与生活和私人关系等与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遮遮掩掩也成为美德。随意交谈的过程中往往出现言语突然打住，仿佛时间被凝固了一样的瞬间，代之以使眼色和理解的笑容。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同事都过分守秘，以至于我觉得简直是愚蠢、无谓和装模作样。你的出生地，你的学校，说出来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是不是同事？既想说我们是同事，又想保持“警惕性”，岂不是荒唐？！
在和认识多年的外界朋友闲聊时，我也变得吞吞吐吐。没有多久，我就不再执意于想见他们了。
从此我的朋友仅限于同事，开始了一种非常封闭、与世隔绝的陌生生活。
有多年资历的情报老手，脸上往往就像戴着副石质面具一样令人费解，从不表露一丝一毫的内心想法。就算有笑容，也显得高深莫测，令新手惶然无主。他们乐于此道，神秘就是力量。
在人们想象中，目无表情一言不发似乎是优秀间谍所应具备的品质。但事实正相反，如此表情，只会令人第一眼就怀疑你是间谍。有人担心面露笑容可能会暴露秘密，就像是水缸破了，里边的水会喷泄出一样，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若依此推论，憋尿时就不能赶紧找厕所，而只能是：不动，不想，死死站在原地。
后来我体会到，这样做事实上是缺乏经验、不胜任情报工作的表现，会令人不适和引起猜疑。
从事情报工作，保持沉默当然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更好的品质是表现自如，灵巧发挥。
在职业需要的情形下，连眼都不眨一下，就能撒出弥天大谎。同时又能及时回避哪怕是只会引起些微疑虑的不当言行。
这使我想起了一条中国古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是要避免可能会引致偷瓜或偷李嫌疑的举止。
几年后，我有机会和一个局里很高级别的上司一道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午餐会。那位上司已有很多年没到过波士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尴尬地说他的女儿原在波士顿，他不愿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他假公济私，探望女儿。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爱惜名誉，东方如此，西方亦然。
我参加很多训练课程，就是所谓的职业技能训练。课程主要教授间谍技能，比如跟踪、反跟踪等。在实习课上，虽然大家都很认真。但是难免出错，有些是很好笑的错误。实习课是在华盛顿大街上进行的。我们学生都深信，在街上巡逻的警察与中情局默契，不会注意我们。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气喘嘘嘘，横冲直撞，歪头猫腰两眼东张西望，不正活脱脱的一个商场窃贼形象？警察不会盘问你？又如果一个年轻女子泪眼盈盈，在华盛顿这样的旅游城市，孤身一人绝望地寻找失落的同伴，警察还不过问？笑话就这样发生了。
还有报告写作训练。对情报官员而言，撰写清晰、准确。条理分明的报告，反映其工作进展、接触的人和事以及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十分关键的。
我一开始就学得很好，免修了后续课程。教员对我说：“你写的已经比很多已正式工作的官员还要好。”
良好的写作能力后来成为我从事表面工作和间谍工作的一种优势。由于时间紧迫，我极少写第二稿，往往是一挥而就。然而，在一次外派任务中，这一习惯也曾招致一位上司的尖锐批评。
与中情局一般的年轻新人不同，我所在的班组并没有到威廉斯堡附近的“农场”
接受3 －7 个月的强化“职业训练”，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班组，接受我们所必需的训练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与要到世界各地从事一般情报工作的正规情报官员有所不同。（这也许是我们班组的初薪都不高的原因。但由于当时曾受到欺骗，这一理由对我而言并不公正。）
还有一些其它的间谍技能训练，如摄影。隐书、被捕时的秘密联络、密码／破译。伪装。防御、驾驶等等，都是在以后有实际需要时才受训。
我从未接受过武器训练，我想绝对无此必要（我希望自己不会成为打击目标）。
但因为我的经历的缘故，我熟知如何使用常规武器。
我会些东方武术，这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学就的，就象美国小孩都会打蓝球一样。但这并不是参加中情局工作的前提。
从生活经验中我体会到在真正对峙时，反复操练和勇气，是取得成功和胜利的关键所在。
用空手道劈击对手头颅，当然是最棒的了。人人都知道这种武技是要经过反复锤练的。
但随手抓起玻璃烟灰缸，向对手头上猛击，就是经验之举了，而且很有效。我想有很多人没有这种本能。
在非常情形下，能这样做，无疑是一大优势。
但是，最上乘的胜利却并不得诸于暴力和痛苦，而是安然走开。这是几百年来许多东方将帅们所奉行的，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韬略家孙子的哲学，孙子所写的狲子兵法》是最早的军事策略著作，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本书是美国许多军官学院的必读书。
虽然有时我并不喜欢派给我的任务，但我还是努力勤奋地工作。我在等候时机，相信目前优异的工作成绩会得到赏识，今后获派遣其他任务时，会做得更出色。
在任何一个超过两个人的组织中，都难免会有竞争，因此而有羡慕、忌妒和诽谤。这不是大家愿意接受的，但却又是人之常情。中情局也不例外。
我不想对中情局令人不快的方面津津乐道，也不想揭露中情局的丑陋之处，因为这些事情会重新引发过去的痛楚、后悔、怨怒和心酸。
痛楚的记忆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要改正以前的不公，也已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