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仁慈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在梵蒂冈把它还给我。”
就像我一直教导彼得该做的那样，我真诚地向彼得发誓我不会放弃，“只要有一丝拼搏的机会，我就会努力活下去。如果有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去，我也会生存下去。你将看到爸爸尽最大的努力去拼博。”
彼得信心百倍地点点头，他一直都对我充满信心。
在罗马国际机场，中情局的医生推着我的轮椅前行。我用双眼向妻儿告别，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能说什么呢？
我妻子什么也没说，她脸上只有平静的微笑。她的抑制力之强，常让我惊奇不已。
我们的儿子流着泪正试图挤出勇敢的微笑来送别他严厉而慈爱的父亲，我皱缩着嘴唇点头表示赞许。他已经像我常教导他的那样坚强勇敢，这使我感到宽慰，他必须靠自己做得更好。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彼得对在父亲面前流泪而感到羞耻。
到达美军医院后，初步检查还没有结束，我已快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肾脏病理学家用更具专家权威的语气宣读了与中信局医生几乎完全相同的诊断结果：“这种病基本上是婴儿疾病，偶而发作在20岁左右的人身上，我从来没见过4O岁的人得这种病，而你已经50岁了。”
这清清楚楚地宣告了我的最终结局。
他重复着中情局医生曾经告诉过我的话，告诉我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他会用抗生素来治我的肺炎，还会用利尿刘进行治疗。虽然先前已证明毫无用处。
接着他告诉我，我有一线希望，大约八分之一，也就是12．5 ％的希望可以活得更长一些。但是我必须依赖于渗透机才行。
随后的两天两夜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日子。
像医生宣告的那样，我静静地等待死亡。我祈祷着，我想到了那些正在罗马为我祈祷的神父、修女和我的朋友们，以及已返回东京还打电话来鼓励我的耶稣会告解神父。他们都知道我快死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认为我将死去。相信一位高明的医生的话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也许给我念珠的那位神父不相信我会死去。
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等待死亡的时候，时光流逝竞是出奇的缓慢。当秒针擦过墙上大挂钟的白色表盘时，每一声嘀嗒都缓慢、清晰得让人苦痛难安。
为什么时间走得这么慢？而我又为什么要急着死去呢？
我心中没有一丝焦虑与恐惧，不管是对我的家人还是我目己、或是我的工作，都已没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了，我根本对任何事情都已没有了“欲望”，心中宁静而茫然。
并不是说我已放弃了活下去的希望，绝不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活下去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就是在此时，我还保持着双重身份。我是作为国防部的“平民雇员”住进医院的，我搞不懂军阶徽章，我分不清少校和中校，也分不清下士和中士。现在去搞懂它已经太晚了。
我从来没有和军队系统或军人生活沾过边。我不知道那些看护我的男女护士们的军阶。但是我知道我人院后第一个照顾我的护士是他们当中军阶最高的，她是少校。并且在我离开这之前她将升为中校了。
我接到了我妻于和儿于打来的电话，我不得不告诉和于在随后的几天里不要打电话来，因为随后几天会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即使我还活着，我也不可能坐着轮椅到走廊里去接电话，我只能请护士帮我，这样太麻烦别人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我会拼搏到底，我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我祈祷。
这里我必须提到那位不喜欢我的前部长和他的家人。在我离家的日子里，他们给了我妻子和儿子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我万分感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当然，和子忘记了我的嘱咐，在第二天晚上又给我打了电话。我想不到我们的争吵会持续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时我也做好准备使自己保持冷静不发火。我使自己冷静下来，只是提醒和子我的身体状况——因为施用抗生素而愈加疼痛——
我让她两天后再打来。如果上帝保佑的话，我应该还活着，还能来接电话。
和于告诉我，她去过罗马的许多家教堂为我祈祷。我笑她就像一个从一酒吧跑去另一酒吧的日本人，我建议她找一家教堂平静地祈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没有向她大喊大叫。
第三天晚上，我心思茫然地看着电视。我的下半身已经处于半麻木状态，而我收集尿液的工作又做得马马虎虎。已经没有必要换掉湿床单了，在临死之前，这些小事已毫不重要，死亡会抹掉一切。
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会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上帝，信仰，家庭，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是否自己的一生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奇怪的是，也许我为了过“充实”的生活而犯下了太多的“罪恶”，我已没有多少世俗的欲望了。精美的食物，好的女人（也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好酒，金钱，历险，嗜好，朋友，家庭，好工作，刺激，成功，会见大人物，快乐的时光，所有这些记忆——大多是愉快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感到自己面带微笑，这使我意识到我确实已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得到了大部分我想得到的东西，做了大部分我想做的事。事实卜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享有众多美好回忆的人生，令人不快的记忆早已淡忘了而无需我去回避。
就连我最关心的，我的家人，也已经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去照顾。他们会很平静，我也会。我感谢上帝使我有这么好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尽量不去想他们，一想到要和他们分离我就会痛苦万分。
在关掉电视和夜灯之前，我掀开盖着我下半身的毯子，于是我看见了我无法相信的景象。
我肿胀的左腿已缩回到正常的尺寸，右腿也缩小了许多，我尖叫起来。
护士冲进来，看见了我的腿的明显变化。
第二大一早，肾脏病理学家就来到病房诊视我已缩小的双腿。我的右腿又缩小了一些，我的双腿很痛。他检查了我的双腿，注意到在我腿上有一些类似指甲抓痕的红线，他摇摇头，不解地说道：“我无法理解。”
在两天里，我收集起来的尿达到创纪录的18升（4 ．75加仑），护士们打趣地说我的尿液占据了冰箱里的所有空间，他们诙谐地评价说他们注意到我有“非常纤细的脚踝”，病区的一些病友开始称我为“奇迹的人”。
我的双腿极为虚弱无力，但我确信我会从这次致命的疾病中恢复过来。肾脏病理学家还是十分谨慎，但是与他所知或所预料的相反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
他真诚地告诉我：“这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围。”
现在的状况并不允许过于乐观，专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这对他来说完全是新鲜的。
医院里还有一个病人，一个年轻的士兵，也忍受着同样病症的折磨。我看见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比我的状况好得多，起码他还能走路。他正准备接受一次肾组织检查，就像我最终要接受的那样。
但是有一天，他的病床被遮闭起来；第二天，他不在了。他空空的病床提醒我自己与死亡多么的近。
我的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但并不是狂喜，因为目前的状况还很严重，还是未知的，还没有理由确信会持续下去。我告诉他们我会让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斗士。仿佛上帝还不知道这些。
为了消磨时间，我从医院的“巡回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来读，Saul Bellow 的《The Dean’s December》。
在这种时候我挑了多么艰涩的一本书来读，为什么SaulBellow不是用海明威那种轻松的文体来赢得诺贝尔奖呢？我的脑筋没法像平时那样清楚来读懂这些话，但话说回来，我读英文一直很慢。
我特意在床边放了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支多色圆珠笔，一本日记本，一本《英日字典》和我得到的礼物念珠。我暂时还用不上这把小刀，但后来当我能在售货店买东西时，它就很有用处了。
我很勤奋地在字典里查出那些难懂的词并试图记住它们。老习惯很难去掉。
好事情不断出现。
我已可以四处走动，我已能吃完每一顿饭，我开始做些轻柔的锻炼——面向墙壁做直立的俯卧撑。那是我能做到的全部，我仍然十分虚弱，我还无法承受摔倒所造成的伤害。
我获准自己淋浴，我感觉非常好，只是因此而筋疲力尽。
我慢慢地步行到售货店去，买了糖果和折价的书。在其他商品里，我试图记住那些出售的军阶徽章。
我还理了发。尽管我一再提醒她，那个德国女人还是给我剃了一个下等兵士的头。她说她对给我剃的这个头相当满意。对一个几乎死去并正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来说，剃一个糟糕的发型没什么可抱怨的，尽管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很滑稽：一个50岁的列兵。
尽管我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我有坚强的意志——是我坚强的力量源泉。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具有的品质，或许那仅仅是固执而已。但我确实具有这样的性格，在如此关键的日日夜夜也没有改变。我时刻牢记对儿子的承诺，尽全力与疾病拼搏。
肾脏病理学家预计我的状况会逐渐变好但依然不稳定。他说如果能做一个组织检查来查明肾脏的状况就好了。进行组织分析会冒一定的风险，因此如果我的身体状况不够好就不会进行组织分析，也就是说必须等我已脱离生命危险，并且尿蛋白少于3000毫克每升——这是很不正常的水平，但仍是一个比我的肾脏的可能状况要好得多的指标。他以充满职业自信的语气说：“就你的情况而言，我相信你的尿蛋白检测至少是3500mg的水平，因此，我们很有可能进行肾组织分析。”
由于误会，我在两天里做了两次测试而不是预定的一次。让病理学家大惊失色的是，测试结果分别显示340mgm和280mg 的尿蛋白，差不多是他预料中的十分之一。
由于两次结果相近，不可能是测试错误。
病理学家无奈地边笑边摇头，他说他现在简直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说安排妥当之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他说，关于我的肾病他什么也没做，现在他也无需再对我做些什么了。我的病已经好了！
医生的医疗记录报告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治疗过程：病人人院治疗，基本上卧床休息，低盐度饮食，施用 HCTh 50毫克……奇怪的是，病人排尿频繁，在 3、4 天内体重减轻了30磅——病人在未接受任何其它治疗的情况下血浆肌氨酸酐在3天内从1 ．9 降至1 ．3 。……”
这份谨慎言之的医疗报告详尽地表达出了病理学家的惊异。
在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向医院的随军神父学会了如何用念珠进行祈祷——这是我从那时起每天都进行的仪式。
两天后我从美军医院出院了，这是在我人院19天之后，再过3 天，我见到巡诊的中情局医生后，我就可以通知我的家人我要返回罗马了，我呆在旅馆里等候他的到来。期间我大胆地到市中心买了些东西。
当我见到那位中情局医生并把医院开具的完整的医疗报告交给他时，他万分惊讶。他静静地仔细读完那份报告，直盯盯地看着我的脸说：“我已经看完了这份报告，你就站在我面前，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你应该呆在旅馆里再观察两三周或者再长些。”
我不得不恳求他那天下午放我回罗马去，因为我妻子和儿子、我的导师和朋友们正焦急地等着我回去，如果我当天不能回去会让他们极为失望的。
善良的医生终于大发慈悲，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疾病征兆，必须立即返回西德，并且我必须定期回来接受复查，医院的检查显示为“B 型肝炎肿瘤抗原抗体阳性”，并且怀疑我的肾病会由温和的B 型肝炎引发。
我对此一窍不通，但我接受医生的指导。
难以描述我们再次团聚时的感情。当和子在机场见到我时，脸上带着半哭半笑的表情，彼得一句话也不说，眼中隐隐有些泪痕。我们都有一种我死而复生的感觉。
我想对于这次神秘的康复也许会有一个合理的医学解释，事实上几个听说过我的故事的医生也找出或给出了一些解释。不管怎么说，一定有某种无法解释的因素／力量／原因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变得异常虔诚——但并不是说我已变得非常的圣洁——并开始有了某种“信仰之心”。
我想大多数人在经过这样一种生死历程并神秘康复之后都会去寻找某种答案。
就我而言，答案显而易见是“信仰之心”，“上帝”。
我非常幸运有那些修为深厚的宗教导师们在那段危急的日子里教导我，支持我。
我理解LOURDES 的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没有一个解释是能令人满意的；而对于信徒来说，却无需解释。
（我的记忆也许不太准确。）
至少，我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的许多朋友也这么认为。信仰的神秘就像病理学家所表述的那样，“是超越了医学范畴的”。
当我们的导师之一，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稣会教授来看望我并听到我“奇迹般地”
复原的故事时，他用带口音的日语说道：“当然，当然。”我们放声大笑。
我们认为，要么是我们的导师的信仰非常强大，要么是他得到了许多神的恩赐——或者两者都有。
我又一次在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情况下目睹了神的威力。数年过去了，我已经坚信是那位西班牙神父的信仰与希望使他说出那样的话。
我从此之后在我的生活中见到了太多的“奇迹”，有大有小，使我“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上帝的帮助和祈祷的力量所致。
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顺服上帝之意”。
我从那些事情中知道了上帝无处不在，尽管我们还根本不能理解这一点。
这不是“宿命”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意志”的否定。这只是意味着在我们人力能及的范围内尽到最大努力之后，应该谦卑地接受所被赐予的一切。如果有些事我们无法应付，那么就该做更多的祈祷，希望上帝给予我们帮助。
我必须说上帝的帮助常常是以意想不到的令人吃惊的方式进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来。对我而言，还是那句话：有祈求必得回报。
拥有这样的信念生活就会变得不同，这最终成为了我信仰的一部分。
在许多朋友和教友们认为我的康复是某种奇迹时，只有那位“借给”我念珠的耶稣会神父不使用“奇迹”
这个词。
也许对于这件事他有自己的解释，他从未向我们解释过，他总是极为忙碌。
我终于有机会去回复他的请求——不是我的诺言，我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让我做出那个誓言的程度——关于那串念珠。
我儿子彼得在教会学校的圣信礼因为我的病而耽搁了。
在位于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后的行政长官小礼堂为彼得举行完延迟的圣信礼仪式后，我万分感谢地把念珠还给了作为我儿子的圣信礼神父的我们的耶稣会导师。
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无法磨灭的关于“希望”的一课。
我无法想象能从导师的描述中学到更精彩更真实的一课，关于信仰、慈善以及更重要的：希望。
经历这些之后，我渐渐地不再用诸如“绝望”、“丧失信心”或是“无望”这样的词语。我开始相信希望总是有的，因为它确实存在。
大病之后，我在家休养了三周。用妻子的话说，我睡觉的时候非常安静，一点鼾声也没有，以至于她得不时听听我的呼吸声以确信我还活着。
正如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一样，我们的生活也在恢复正常。也就是说我与妻子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的争吵又开始了，关于死的宝贵教训看上去并没有延缓我们之间的争斗。
两三个熟知我们的日本朋友却恭喜我们说：“这说明你已经完全复原了，太好了。”在这之后，我又至少得过三次重病。
有一次特别严重，我服用了以前用来减轻脚伤疼痛的Tolectin却产生了过敏反应。这药以前吃很有效，这次就吃了剩下的药想缓解一下关节炎的痛苦。
第一次过敏没进行什么治疗就消失了。
我不相信我身体里的化学作用会变化得如此完全，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我又吃了同样的药。恰恰是在我头一天，太太刚刚知道一条比我们以前所知的通往一家较大医院急诊室更快的通往附近一家医院的路线。
我太太把车停在急诊室门口的时候，我从车子里摔了出来。我几乎已经崩溃了，我无法呼吸，血压在30分钟内下降了差不多一半。据急诊室主治医生说，我当时的情况非常危刍如果不是我太太昨天刚刚知道这条更快的路线，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到医院去。那条较长的路线比这条路要多走至少10分钟。
后来，一个专攻“休克死亡”的日本专家说，我的情形是典型的休克病例，他吃惊地问我：“你怎么会没死呢？”
我们同教会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只要他们一有空，我们就会见面。
如前所述，我替情报局工作的日程安排给我以充分的活动余地，因此不管我们的意大利耶稣会导师们什么时候要去机场或是要用车，我们都会很乐意地开车送他们去。这是我们可以向他们询问有关宗教、生活和其他所有问题的机会。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宝贵的学习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告解神父做真正的告解，在我得到公开退休的许可之前都会这样。如果我得不到公开退休许可，我会永远地如梗在喉。
在我们离开意大利回华盛顿的那天，尽管我们像往常一样一再婉拒他的盛情，我们的意大利导师还是坚持要去机场为我们送行。
那天清早，这位善良的耶稣会神父在机场向我们祝福，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串已熟悉的念珠，把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感激地收下了它。
我在西德住院的时候，这串念珠就像我的生命线一样。现在它成了我们家的珍宝。对我来说，它就是信仰，希望与仁爱的象征。
我们获得了心灵的了静，并不是说我不再愤怒了。我依然会，但却比以前少得多了。
我妻子和我仍然会争吵，但已经很少了。
这仅仅意味着我的行为更加平和，更少做将来会后悔的事。并且更多地反省自己，更多地为以前的事懊悔。我相信我也变得更坚强，更执着。我绝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我知道希望永远存在。
退休
得过那场肾病之后，我退休的打算比以前更加坚决。我看不出自己还会有晋升的机会，也不可能从情报局的上司那里得到更好的对待。
况且，这一切根本毫不重要了。
在患上急性胰腺炎之后，我再一次怀疑自己是否可以活得更长一些。我并不怕死。在以前，死亡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更加无所谓了。这和第二次看同一部恐怖电影没什么不同。
有了新的信仰之后，我知道死亡无非是跨过一道门槛，死亡并不是万物的终结。
至于对伴随死亡而来的痛苦的恐惧——人们惧怕死亡的最通常的原因——我也从未惧怕过，我对疼痛有着超强的忍耐力。病痛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
我担心的是我将撇下的家人，和我活着还能动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有过一次无法忘记的目睹希望的力量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应该希望自己会在情报局里过上更好的日于，而意味着我应该希望在情报局之外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除了精通四种世界上主要的语言——英语、日语、普通话和法语之外，我还在国际政治、经济、商业。管理和谈判等方面都有颇高的造诣。
我向妻子保证说，能说这四种语言并且在许多商业领域都很博学，加之对日本的经济也非常了解，我退休之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应该毫无问题。
这又将成为我一个完全错误的预言。
我实际上找到了一些更体面更好的工作，付给我两倍于我在情报局的薪水，并给我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可是不知怎么的，它们全都“蒸发”到稀薄的大气中去了，我只好在下一章再详述。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我还是决定去过尽可能充实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第二次患胰腺炎后仅仅三个月，我肩扛着7 岁的儿子在白金汉宫前的人群里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观看卫兵的换班仪式。
按照医生的嘱咐休息了三周后，我又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两周后，我征募了一位经过批准的目标人物作自己的特工。这又一次让我的副部长惊异于我完成征募工作的速度。我已不再和他争辩，我只是做好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尽管征募该特工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而且我认为也得到了总部的批准，他却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因为他没有我们期望的获取情报的途径，我们之间的关系友好地结束了。
我必须定期返回西德接受身体检查。有一次我顺便开车带妻子去西德和奥地利做了一次旅行。我们去了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在那里我们碰巧遇上了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建立奥格斯堡2000年的庆祝活动），还有慕尼黑，以前希特勒的别墅地，以及维也纳，还在萨尔茨堡遇上了莫扎特纪念祭。然后我们去了维罗那和佛罗伦萨。
尽管这次旅行被我持续不断的气喘破坏了，沿途的风光和经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德国的快速公路行车没有速度限制，我试着把车开到了180 公里（112 英里）
的时速，远远超过了广告上说的我们这辆车的速度限制。我之所以没有把车开得更快，是因为我知道任何最小的意外都会使我们三个人命丧黄泉。和子也亲自试过把车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西德的许多城市，警察的巡逻车和我们的车是同一个型号——奥地80。
当我在巴黎学习的时候，“纳粹德国”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纳粹迫害的资料。
因此，我们来到慕尼黑附近的DACHAU。
在我驱车前往DACHAU的路上，我向妻儿讲述了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惨史，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硬咽了。
也许是巧合吧，那天是星期一。和众多德国公共机构一样，DACHAU集中营遗址不对公众开放，我因此不必去忍受参观它而带来的痛苦。我把儿子举起来超过大门，让他能更好地看到里面囚营的景象。
维也纳是一个古老的帝国首都，但一点也不逊于我所熟知的巴黎让人心动。众多的著名音乐天才曾齐聚在这个曾经辉煌的都市，这段历史以及看到“音乐家墓群”
让我们惊讶不已。
不幸的是，那些曾经极大激发了贝多芬和施特劳斯父子创作灵感的树林，在炎炎夏日里使我的气喘更加剧烈。
我也无法去葡萄园品尝那些名闻遐尔的葡萄酒。
我们到达萨尔茨堡时正值莫扎特音乐节的高潮。但我们搞不到参加任何一项活动的门票——我们也没钱了。
让我惊奇的是，当我穿行于维罗那的大街小巷找寻旅馆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朱丽叶之家”。
我一直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只是虚构的小说。在我年青浪漫的时候，我能记住那出戏的大部分情节。
我从来不知道它居然来源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有迹可寻的传说。
和子随意地在古老的阳台上照了几张相。
在我们返回罗马的路上，一次事故使我彻底从对高速度的沉迷之中解脱出来。
我们像往常一样在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以160 公里（110 英里）的时速行驶。车的左前灯闪烁着，表明我要超车，可是我前面的车毫不避让，继续以至少150 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我看见远处有两辆车向我们迎面驶来，两辆车都以大约160 公里的时速行驶着，我意识到迎面而来的两辆车是不会减速的，而且后面的那辆车正亮起左前灯准备进入我们的车道超越前面那辆车。公路又长又直，视野很好，但是四个司机都没有减速，我同样准备进入反向车道超越前面的车后再迅速返回自己的车道。
我觉得自己不能让步，另三位司机恐怕也是这么想的。这是一场愚顽的表演。
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注意那几辆车的型号，我为高速行驶而戴着手套的双手一打方向盘，进入了反向车道。但是迎面而来的第二辆车也做出了相同的动作。我以180 公里的时速超过了前面的车，在最短的距离内拐回了自己的车道。与此同时，对面超车的那辆车在超车后也及时拐回了自己的车道，避免了和我的车迎面相撞。当那辆车拐回自己车道时与我的车的最近距离小于5 米，而两辆车却以360 公里每小时的相对速度擦肩而过！
我立刻惊出一身冷汗，这样迎头撞一下会使我们全家和那辆车上的人，以及那两辆拒绝避让的车上的乘客全部命丧黄泉！
仅仅为了愚蠢地自高自大地表现自己，我冒了多么不值得的一次险。和子和彼得都在后座上愉快地沉浸在梦乡里，任何来自和子或彼得的尖叫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而导致一场灾难！
我向自己发誓再不去冒这种毫无意义的风险。毁灭上帝赐予的生命与肉体将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我为自己险些犯下的错误而深深地自责。
其他的几位司机肯定也会一辈子怀着这种恐惧。我们从此不再超速，至少不在路况不明的道路上。
那时，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正逐渐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我妻子问我是否会染上这种恐怖的传染病。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从1982年起，我不再去胡天胡地，因此我肯定地说我不会得这种病。我承认我并非没有尝试过和我遇到的可爱的女士创造“临时”的恋爱。但不知怎么的，我的尝试从未成功过。
我的虚荣心使我窃以为自己仍多少保存了一点过去的迷人之处，我想我只能把它归功于神，因为我保持贞洁而予我的恩赐。我询问和子对此的看法，我的好太太宽容地同意了我的观点。
最近，风闻艾滋病肆虐泰国，我妻子严肃地询问我1970年绕道经过曼谷的那次旅行的情况，她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认真对待。
我不得不告诉她，在1970年，就算有人想买艾滋病也买不到，何况那已经是一段20年前的古老历史了。
我们分部要从事许多与苏联和东欧有关的活动，我们缺乏有效的行动领导。苏联克格勃特务头子 Vitaly Yurchenko 在罗马叛逃到美国大使馆，一时间形势骤然紧张，整个罗马成为谍报工作的秘密战场。
由于各部门独立行事，因此我除了队报上看到的消息和认上司那里零星得到一些新闻之外，我对事态的发展毫不知晓，我通常不过问与我无关的事情，那是非职业情报人员才干的事。但是只要与我有关，我就会问上许多问题。
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令人惊恐地频繁发生。出外活动并常常与罗马站的行动脱离联系，使我感到孤立无援，但这就是极秘情报官的生活。
对于恐怖分子的零星袭击，我无法做什么应对。
我正在与几位棘手的目标人物“摔跤”，但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尽管这是预料中的与棘手目标打交道的结果，我还是对指挥部门的毫无创意而又区别对待的支持颇感失望。
我也曾向副部长提出过这些，但是在谍报工作中，失望是经常有的事，一个极秘情报官不必对这些太过认真，对这些不平等对待的抱怨是没有用的，他不必为此而丧失理智。我们都清楚，对极秘情报官的对待是不公平的。
这一次我依然不去理会同僚们对我做的一切，我努力去宽恕他们，对那些不值得宽恕的事情就尽量不去想它。
他们告诉我一家公司的名宇，并说它可能与苏联政府和克格勃有着密切关系。
然后我受命去接近它，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哪怕是无中生有。
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别人却指望我像魔术师那样创造奇迹，而我又得不到一点称赞。
我既没有过多地抱怨，也没有放松努力。我仍然对作为一名好的情报官而感到自豪。但却不再对我的上司抱有任何期望。
于是我尽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对结果不抱希望，却仍然像惯常那样小心应付可能的危险或失策。
和平时一样，我用真名以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身份与一位积蔼的。能于的商人交朋友，我们谈论一些与商业投资有关的事情。这些投资来自日本那个我确实认识的富豪的国家。我的故事几可乱真。
吃过几次饭之后，我们关于商业问题的友好谈话进展到一项价值1300万美元的关于在意大利一处风景秀美的地方购买幢豪宅和一个上等葡萄园的计划，我被热情地邀请与我的新朋友一道去访问莫斯科。
莫斯科？噢，不，我不去莫斯科。我曾经被邀请去过一个相似的地方，我知道像莫斯科那样的地方对我来说就像月球那么遥远。那是那些穿着其他服装的人去的地方，而不是穿着商人装的我该去的地方。
如果是在意大利见几个克格勃情报官的话，当然可以，非常高兴。如果是去莫斯科，“免谈”。那是我在被对方邀请去其他一些地方以前被告知的应有的态度。
副部长对“商业谈话”进行得出乎意料的迅速和由此而取得的实质性迸展感到十分紧张。
买一幢有葡萄园的别墅？你怎么去办这件事，更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从这个你正进行实质性讨论的交易中解脱出来？
由于对微妙的操作策略和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明显地缺乏经验，副部长完全有理由如此紧张焦虑。
我向他保证我可以处理这件事，“别为此担心”。
那是他让我去做的事，既没有计划也没有谋略，他应该享有一切可以得到的成果，如果他在没有清楚。连续的计划的情况下把我投进狼窝，看到我带着几只活着的狼回来，他也不应该吃惊的c 我不可能指望从他那会得到任何感谢。
我真的可以与几位认识的日本人接触来延迟那次商谈。我个人认为那是个相当诱人的投资计划，并且我也很乐意像我的新商业伙伴建议的那样去实地考察一下，那些日本人都很富有并热衷于投资的人。
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意大利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如黑手党等的干涉。
我最终决定中止这笔“生意”。我打电话给我的商业伙伴，告诉他我在美国的总公司由于我身患哮喘以及意大利猖撅的恐怖分子而命令我返回。
我很抱歉说谎，但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并且我作为理由的两种情况确实存在。
我的朋友听上去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我的解释。
我带着家人去伦敦旅行。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在巴黎就认识的老友，一个中国女孩。我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
我们住在这个已经离婚的朋友的家里。她的儿子们与彼得相处得非常好，至于我的老友，她很快和和子成了知心朋友。她给和子讲我以前的荒唐行为，并说如果和子征求她意见的话，她肯定会建议和子不要嫁给我。
我们去了苏格兰。为了满足彼得的愿望，我们还去了尼斯湖。我们在那儿给朋友们发了许多明信片，告诉他们我们抓到了尼斯湖怪兽，并把它做成了生鱼片，但是难吃得很。
当我离开罗马并正式提出退休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请求一下子冒出来，仿佛我的存在第一次被注意到。
副部长问我退休后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打算做一名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他猛地轻蔑地大笑起来。
我问他：“你知道我过去10年的掩护身份是什么吗？是国际商业咨询顾问。与情报局里的其他人不同，作为潜藏的情报官，我的生存依赖于我对自己的掩护身份的工作的真正了解，我非常了解我的掩护工作，可以在我过正常的平民生活的时候继续从事这项职业，并且我恰好会好几门语言。”
他停止了大笑。
来自司令部的“劝说”是：“别退休！我们有许多职位任你挑。”电报列出了几个他们认为对我很有吸弓怕的东亚职位让我挑选。
不，谢谢！
另一个压力／劝说来自罗马站的内部：“我们现在不会让你走。许多人会在同一个时间离开。请等到8 月底，暂时填补一下那些现在离开的人的职务。”
多么傲慢！又是多么愚蠢！他们怎么会指望我，一个极秘情报官，去为别人补缺呢？
一个极秘情报官只会在另一极秘情报官遇到困难时替代他的职务，而永不会接替一位有官方身份掩护的情报官的工作。他们应该了解得更清楚，他们是仅仅想让我过点苦日子还是把我误认为一个拳击袋，或是一个干杂活的小工呢？
仍然没有任何作为奖励的关于升职的诱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我会把任何这样的馈赠作为附加的侮辱而加以拒绝。
我答复说我必须尽早返回美国，以使我的儿子能升入高中。
他们仍然蛮横地、一厢情愿地坚持他们的意见，像往常一样完全忽略辩论中的我这一方。
我不必屈服于这样的要求，我的家庭是我最关注的事情，如果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家庭，那是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应该尊重我的意愿。
在我看来，这些年来我已为情报局尽了自己的全力，我不欠情报局什么。但是情报局却欠我的，那就是对我的公平的待遇。
最终，一位新来站的高级干事向我发出了一个荒谬可笑的威胁，他通过副部长向我传话，希望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给我的脑袋里灌输点道理”。
我很难想象他除了打开我的头盖骨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这一点。
我从生活中感悟一个事实：那些口出狂言的人常常不用脑于。谨慎克制的话更能够打动我。大多数教人打扑克的书都教导人不要随便吓唬别人，否则你将遭到重创。
新来的高级干事显然对我不甚了解，他应该多了解一些关于我的情况，那是威胁别人的起码要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不要随随便便就威胁别人，因为你的信誉可能因此受损。
这又是一个需要学学中国历史的人。
我如果惧怕身体或精神的威胁，我就不会活到成年。
在我们离开前两周，我第一次去了古罗马广场。
很遗憾没能早点来游览这处名胜。通常一个人对自己居住的城市都不会完全地去领略它的每一处风景名胜，因为“它一直在那儿”，但是不死城（罗马的别称—
—译者注）不会消亡，我会再次去罗马游玩。
我也明白，离开罗马后，不论我被派往哪里，就算是长久渴望的巴黎也会渐渐丧失对我的吸引力。
我们很顺利地离开罗马，我们心存感激地向我们的朋友们告别，尤其是我们的教会朋友们。
在罗马的工作是一个糟糕的职务，但是其他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梦想，成为最真的祝福。
罗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在从罗马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们坐在二等舱的前排（中情局的规定允许我们享受这种舒适的待遇）。我两次注意到一个特别高的身着罗马天主教护肩的神父，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链子，但胸前的十字架被遮住了。他站在洗手间的前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和他说话不太合适。他看上去很眼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何时何地见过他。
当我们到达纽约JFK 国际机场的时候，许多人捧着鲜花迎接那位高个子的神父，其中有不少亚洲人——可能是韩国人。
不知为什么，其中一个亚洲人走到我们面前，用英语问我们想不想见红衣主教，纽约的约翰红衣主教奥肯诺。（他怎么知道我们是罗马天主教徒呢？）
我们很高兴能有幸会见红衣主教大人。主教大人非常和蔼友好，搂着我们照了几张相。
后来，我又一次通过我们意大利耶稣会的导师，弓阶我的一位日本佛教徒雇员去会见奥肯诺红衣主教。
但是，像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这次确定的会见因为红衣主教重要日程的突然改变而没有进行。
到达总部之后，我开始与上司讨论我退休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和上司进行友好客气的交谈，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是我公开的或暗中的敌人和诽谤者。
看到我将离开情报局，他们感到非常的宽慰。
无论曾有过什么积怨和讥讽，以后都不复存在了，我将尽力忘掉过去的一切。
无论如何，我的将来早已决定，我不会再妨碍他们，他们也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我和在总部的几位朋友一起聊天，其他的朋友像平常一样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升到了非常高的职位。
一位也正准备退休的前高级上司邀请我一块创建一家咨询公司。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很高兴能多考虑几种选择。
我发现我被“骗取”了我在罗马时应该得到的回家休假的假期，区局长给了我一个月的行政假期来弥补我的损失。
我得找个住的地方，我以前的“大老板”帮我们找了个地方。我儿子可以去那个区全国有名的公立高中学习。我们深深地感谢他的这次帮助。如果不是进了那所高中，我儿子就不会受到触动而努力学习。
在我等待退休的时候没被分派什么重要的任务。
我的退休准备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几个好朋友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在那之前我根本想象不到的“公开退休”的身份。
“公开退休”这个最近才设立的待遇很少给予中层的工作情报官，更别说一个深潜的情报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