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我还没听说有哪个长期深潜的工作情报官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在那之后即使有人获得这种待遇，我相信也是极少的。
因为这件事我听说只有五六个从事了长达20年的极秘情报官工作的情报员才能得到这种待遇。
除了第一年以及中间曾有一年在总部工作之外，我于了20年的极秘情报官的工作。
许多极秘情报官都被他们的联络官或上司辱骂，并常常被剥夺应得的荣誉，受到不应得的责难。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个老朋友的认可。他使我相信并非只有我受到这种对待。
他自己本身就曾作过16年的极秘情报官，并且后来的工作使他非常了解其他极秘情报官的困境。
使公开退休获得批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所有有关的事项都要—一检查讨论。现在一旦公开，再不会给他们制造任何麻烦。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我听说自己得到公开退休的待遇后欣喜若狂。因为我听说许多高级情报员在无私工作了许多年后也得不到这种待遇。
随后，我得到一些公开退休者的个人简历以了解如何写我的简历。但是显然没有一份样品与我的情况类似，最后我不得不匆匆而就一份简历提交正式批准。
在经历退休的各项程序的过程中，在那些处理我的文书工作的人的友善帮助下，我了解到其中的几个重点。
就我的情况而言，由于我的归化美籍延迟，我22年的工作中只有15年是为退休基金做贡献，这是一个不利之处。
在处理我退休事务的人的合作之下，我得到了许多可行的建议，我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我了解到，因为我是一名以个人平民身份为掩护的极秘情报官，与其他政府职员不同，在我工作的大部分年份里，我一直通过我的掩护身份的薪水缴纳社会保障税（FICA），因此只要我能活到足够长的时间，我就有资格获得社会安全福利金。
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这个“假设”有些不够实际，但至少这是一项除极秘情报官之外其他中情局雇员得不到的福利。
我和一些也正在考虑退休的朋友聊过，不少人都对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感到焦虑。
这些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大部分情报局的退休职员尽管在某些领域才华横溢，却在离开中情局后难于找到一份好的新的工作。
造成这种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他们为中情局工作的期间，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大有限了。
在为中情局工作期间，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讲话。可以想象，即使你以后可以脱去伪装，承认自己曾为中情局服务，人们也会用小心谨慎的眼光多看你几眼。鉴于近年来中情局糟糕的声誉，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你过去的秘密职业是爱国高尚的。
我个人就遇到过一些善良、友好的提问。譬如：“请坦率地告诉我，你到底杀过几个人？”
我对曾经杀人的坚决的否认只会招来怀疑的微笑。
我听到一个有关中情局退休雇员的笑话：他们要么成为“国际商业咨询顾问”，要么成为房地产经纪人。
这多少有些道理，获得房地产代理人的执照毫无困难。
但是除非非常有名或是有很广的关系网，“商业顾问”是一个难以赖以生活的职业。并且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信誉就会逐渐丧失，朋友们也会离你而去。
如果你在为中情局服务期间曾手握实权，你也不要指望退休之后权力还会伴你左右。
通常“权力”随着你不再显赫而消逝，你甚至可能因为权力而树敌。因为掌权的人，特别是那些手握不为公众所知的权力的人，常常不会谦逊与节制。
我曾听一位“重量级”的华盛顿顾问告诉我他雇佣一位地位很高的中情局退休官员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但他的想法从来不考虑钱的问题。他们可以和你谈论问题也可以与人谈判，与权威人物不相上下，但是他们从来不把他们的想法与钱、与他们应该创造的利润联系起来。”
接着那个顾问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从钱的角度，从利润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当然能，我是一名极秘情报官，这些年我并不是在象牙塔或钢筋水泥的地堡里度过的。
可惜的是他没有机会雇佣我，不然我可以让他看到一个例外。
对我的退休最高兴的人就是我妻子和子。谍报生涯的秘密生活从来没有让和子感到轻松过，她憎恶这种生活，她做了她不得不做的事，仅仅因为她“被骗嫁给了”
（这是她最近对我们美满婚姻的看法）一个已经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男人。
有一天当我们驾车经过中情局总部时，她向着情报局的方向作了一个意大利式的“告别吻”。我可以看到在她脸上洋溢着解脱后的那份轻松甚至狂喜。
但是，我们还得花时间去适应“公开的”退休生活。
大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仍然保持着即使是在轻松的日常谈话时也开着收音机的老习惯。和子无法说出C －I －A 三个字母。回想起我们在日本时，我们的儿子只有五六岁的时候，不仅仅C －I －A 三个字母是最忌，我们也不想儿子听到并了解“F －B －I ”这几个字母，因为我们担心在无知的人们心中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某种紧密的联系。
当我告诉和子，我们第一次可以告诉住在附近的新结交的朋友我们过去和中情局的关系时，和子万分惊恐。她不停地追问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于是我们之间又免不了一次争吵。
由于多年来的习惯，提出那个话题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我不得不让和子相信，我们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
当我提笔给我们在罗马的导师写信并附上得到正式批准的个人履历时，和于又一次变得恐慌。我不得不提醒她我们的导师应该是第一个了解我的真实过去以及我们的苦难的人。我说他一定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得不说谎，甚至是对他说谎。
他肯定理解我们，后来当我问他是否注意到我有什么异常时，他笑着说道：
“我确实觉得有点怪。另外，你的空余时间好像太多了。”
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真正摆脱对任何可能的监视保持警惕的心理。今天我仍然会因各种原因留意那些当我驾车时出现在我左右的车辆；这一早已养成的习惯可能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在前面曾写到，那些从事谍报、警察等职业的人能够认出从事相近职业的人。
在我退休之后，1990年8 月，当时我正从由罗马飞往法国尼斯的飞机上下来。
我衣着简单，看上去和法国东南部海岸消暑的游客没什么不同。尼斯机场的法国移民／海关官员毫不留意通过海关的游客们。在共同市场的国家，这是非常平常的。
我随意地看了领头的官员一眼，当我们目光相对时，他很快地从他一直躺着的沙发上站起来，并让我打开我所有的行李。我知道他并非怀疑我走私毒品，因为他没有去检查可能藏有“隐藏物”的地方。
那名官员看到我携带的两把刀和其他一些常用物品，然后用英语问了我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你是军人吗？”
我已经超过50岁了，他也许从我眼中看到一些使他想到军官的眼神或是与其他一些艰苦行业有关的神态。
我用英语回答他：“不。”
我通过了海关。
如果我用法语回答，我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有关我背景的问题，尽管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隐瞒。
我还在意大利的时候，那位酗酒精神病专家死于一次脑瘤手术。
我到医务署找他，接待员惊异地问我：“这些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我出没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端”。）
我想和那位精神病医生辩论我的病例，告诉他这儿有一个，肯定有一个例外。
一个长期酗酒的人在没接受任何正式治疗的情况下康复，并且从来没想过再喝酒。
1993年1 月，我万分震惊地听到那位告诉我即将死亡并陪我前往西德的高明的医生同另一位情报官一起被射杀于中情局大门旁的消息。他是一位高明的医生，一个健康、幽默的人。我和妻子都记得，当我身处死亡边缘时，曾嫉妒他充满活力的步伐，而现在我们只有哀悼他的早逝。
我们的导师也曾在罗马见过那位医生，我请导师为他做一个弥撒。我们的导师清楚地记得那位高明的医生。
我退休时是GS－13级。
如前所述，在我工作的头九年半，我获得了7 次提升，后来就再也没有过。
在中情局工作的头十年是伴随着成功与喜悦的十年，并且我还有了一个家庭，尽管这期间我母亲去世带来的痛苦几乎击垮了我。
随后的日子常常伴随着可怕的时光，但也是我从酗酒和几次致命的疾病中康复过来。并在宗教世界里找到了新的生活的日子。因此这是我生活中很有意义的一段时光。
回首往事，我感谢我经历的生活。
尽管它曾很奇怪，但这是我的生活。我度过、了解并享受着这段日子，在此过程中我保持着家庭的完整与相对快乐。
毕竟，尽管最近几年常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自豪于自己曾是中情局的一员，满意于自己为被认为困难与危险的工作所做出的一切。
我因为上帝的特别恩赐活了下来，我清楚这点，我深深地感谢与满足于这份恩赐！
退休的帷幕静静地降下来。
我母亲从不知道我为中情局工作，我父亲也是在我退休之后才知道我的真正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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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生活
退体使我在经历了台湾的童年时代、学生时代和中情局的职业生涯之后，进入了生活的另一个新阶段。
奇怪的是，这是比我以前所度过的时光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预测的生活。我退休是因为我想在我还算年轻的时候以我的“才智、经验和年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没过多久就认识到，我如果还有自信心的话，那一定是放错了地方。
大部分读过我履历的人都认为它相当“动人”。不少新老朋友都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新的、稳定的、可赖以生存的职务除外。
我习惯于尽力去尝试我所制定的目标。首先，我与情报局的朋友和熟人们取得联系，然后是那些著名的、声望卓著的人，最后我写信给那些杰出的、成绩斐然而我从无机会与他们谋面的人士。
如我在上一章简短提到的那样，我很快认识到情报局的人在很多方面都很擅长，比如技术与分析，但是他们看起来比“普通”人更难以在这个社会里工作和牛存。
也许妨碍他们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一个极度警戒、封闭、秘密的圈子里，他们对事情的观点与看法很可能与“外面的人”不同，他们一直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几十年，几乎只与同事交往，转变因此而变得非常困难。
当我在中情局的时候，我知道几个擅长写作和编辑的人，他们的能力足以使他们成为任何主要新闻机构的编辑，我很想知道他们现在去了哪里，我认识一些头脑敏锐、具有大公司总裁的才能、可以很好地进行管理工作的人。他们退休之后在做些什么呢？
我与情报局的精英人士们交往较少，但我认识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和人事经理，可一旦我离开情报局总部，我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即使我还在为情报局工作，也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当我还是极秘情报官的时候，我没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是极秘情报官必需的生活方式。
最初，我成为一个“国际商业咨询顾问”的打算看上去是值得一试的，但是我必须为我将挂靠的公司或为我自己拉一些新客户。
如果在日本，这根本没有问题，毕竞我有中情局最高层人物们的推荐。而且，我还可以通过朋友与熟人与日本社会高层取得联系。
我不可能通过书信或电话去与那些我认识的日本人联系，重要的事情最好是面对面地交谈。但是我不能冒险无限期地去日本找工作，我的积蓄有限。
在美国，我几乎不认识什么人，因为我是深潜的情报人员，这使我不能向任何人吐露任何事，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对那些不知我底细的熟人泄露我过去的真相会使他们惊恐不安。
因为大多数人都通过媒体或其他一些歪曲的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认为中情局是一个“罪恶的”、“邪恶的”组织。一个前中情局的秘密情报官在一个声誉良好、无不良记录的公司眼中几乎就是一个贱民。
在公众眼里，中情局情报官们大多数是道德败坏的人，至少不如军官“干净”
和爱国。我到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找工作，却常常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的能力有时显得对经理们是个“威胁”。
很明显，我的英文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好（现在有相当多的日本经理能讲地道的英语了）。除日语外，我还能讲普通话、台湾话、法语以及意大利语。我很快注意到，只有傲慢、自信的经理才不会受此困扰。
另外，还有一个我以前曾提到的重要因素——我的年纪和在美国的大部分日本经理差不多，甚至比他们还要大些，这显得不太合适。
我日文的书面表达是很地道的，但是，我常常用一些在今天的日语日常用法中不再常用的生僻、古老的表达方式。今天的日语只使用有限的大约1850个汉字（在中文电报本里有10000 个汉字，尽管实际使用的不超过3000字，但是在中文里，使用成语以及引用谚语和古文是很平常的），超过这个范围可能会使年轻的日本经理不快。
日文里许多古文用法和艰涩表达都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学习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些生僻的表达在我看来非常得心应手。
在中情局时，我在四项日文测试中都得了5 分，这后面还有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我早些时候曾经批评中情局的写作测试题错误满篇，语言学校的人也同意这一点，并决定重新设计一份新的测试题。他们首先让我重做那份我批评过的试题，以确证我知道所谈及的那些错误，然后请我检查那份新设计出的试题。我指出其中有一处意义含混不清，有一处肯定错了，日语部的主任争辩说：“有4 位教员和7 个以日语为母语的人检查过这份试题，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错误。”
我说：“那肯定是你们错了，我不是以日语为母语的人，因此我比那些受过教育的普通的日本人更清楚那些细微的差别。
那位主任，一位女士爬上梯子从书架的顶部取下一部巨大的、有一台13寸电视机那么大的字典。但是，这本大字典里没有提到我们谈论的那一点。
正当我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任把梯子搬到书架的另一边，摇摇晃晃地取下一本有小电冰箱那么大的厚重的字典！我从未见过这么厚的一本现代书籍，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装订这么厚的一本书，显然这本字典从未用过。
使我极为满意的是，字典里有一条特别注解，说明试题里的用法是错的，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我向主任解释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知道那是个日文字而不是中文字，并且我知道它在日文里的用法，但我不知道它在中文里怎么发音，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主任承认了那个错误。后来我被告知，“他们欠我一顿午餐”。当时我正准备离开到意大利去，我没时间去吃那顿午餐，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最后一个批准那份现在被中情局和国务院使用的日语笔试试题的人。
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和自鸣得意的事，但是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日本人收到一封手写的而不是打印的、满是生僻晦涩的词句的日文信会是怎样的心情，除非收信人自己受过老式的战前教育（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否则他不可能给这个“古怪”的外国人写日文回信，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还一直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
后来，一位雇主曾问我在我写给他的一封商业便函里的一个字怎么读，他不认识那个字。当我向他解释时，他显然非常不高兴。
另一方面，我说每种语言都略有一点口音，甚至我的台湾话也在经历了多年的国外生活后染上了一点不易觉察的外国口音，因此教语言的工作不适合我，这是说纯正本国语的人才适合去干的工作。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一次我被一个“职业介绍办公室”的主管激怒了。她从未把我的简历转给任何可能会雇佣我的日本老板，当我对一再的拖延表示怀疑并提出疑问时，她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还有一些求职者的条件和我一样合乎标准，可能其他人得到了这份工作。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这当然不是因为自负。那个职位的薪水是每年5 万美元，很可能比职业介绍主管挣的还要多。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查出那位可能雇佣我的雇主的。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曾是一名优秀的情报官。我直接在那家日本公司查出他们从未收到过我的简历，当我通过传真把我的有关材料传送过去之后，他们立刻通过电话接受了我的申请。
但是，在面试／签协议的那天，当我打电话去确证一下这次预约的见面时，我被告知因为“预算上的原因”，东京的总部发电报来取消了我的职位。
也许是这样吧，也许是总部对前中情局的情报官更为猜忌。
我开始感受到日本人对中情局及其雇员的深深的警惕。我本应该知道会这样。
我妻子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争吵的话题。
因为各种关于中情局莫须有的诽谤，我想这个“组织”在日本人看来仅比黑手党稍好一点。
那些问过我在我为中情局工作的秘密生涯中杀过多少人的人，毫无例外地难以理解我的回答——“没有，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未听到过杀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相信我！”
我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日本的耶稣会导师们寻求帮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并且非常受日本高层人士的尊重。
其间，我曾作为中间人与一位前同事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笔“销售废钢铁”
的大买卖，我甚至还邀请了一位台湾的退休“废钢铁大王”参与此事。
极为遗憾的是，这笔生意被一个外国无赖搅黄了。我最近才知道，他因假冒美国政府官员而在美国被宣判18条罪名成立并被判长期监禁。这个无赖不得不过上一段不同寻常的漫长生涯以服完他的刑期。
我们的努力与金钱都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那位我个人从未谋面的“钢铁大王”的辛劳与好意全都毫无回报。这笔失败的生意使我非常尴尬。
这种“丢面子的事”对东方绅士而言是很严重的事情。在我的一生中，我逐渐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对东西方文化都不拘泥墨守，我不喜欢被归类到某一特定的国家或种族。我说某种语言的时候，我的姿态。手势。
表达方式都相应而变，我的思维也相应地做出一定程度的变化。我妻子常常在远处单凭我手和身体的运动就能猜出我在说何种语言。当然，我相信荣誉感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共通的。
我开始认识到前中。清局的雇员们无论他们是否曾在中情局中身处高位，在私人事务中都非常无能。
我曾听到过～些前高级官员失败的例子。
我们的意大利导师不露身份地从罗马来会见当时正在康涅狄格进行康复治疗的上海伊格那修·龚主教。我和我的家人驱车去会见这位我们极为想念、并且在我生活的关键时刻急需他的高明建议的亲爱的导帅。我有许多事要向他说，但首先，我要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当我们见到86岁高龄的龚主教时，我开玩笑说我的微薄的保险年金只能使我的生活比贫困线梢高而已。
我曾经心神不宁，神情抑郁，有时也有些绝望，虽然我知道丧失希望是错误的。
最终，当我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些许宁静却几乎一文不名时，我接到一位朋友，一位日本女士从罗马打来的电话。在我们的意大利导师的指示下，她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为一个日本佛教教派的领袖工作。我们的导师因那领袖仁慈的捐献而认识他。多么奇怪的命运？我也曾碰巧在梵蒂冈教皇宫殿的走廊上见过他。
我和妻子立即应邀飞赴日本，我未来的工作大纲也已制订好了。
我必须从耶稣会导师那里得到明确的许可，允许我为佛教领袖做事。因为我只是被聘为该领袖的慈善和公开活动服务的工作人员的负责人（该领袖还是许多畅销宗教书籍的作者），我不传法。
薪水是最低的六位数，但是有许多我几乎没听说过的额外福利：住最好的宾馆，去最好的餐馆，坐加长的高级轿车，坐飞机的头等舱等等。
我知道这份工作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但我相信我在做一份好工作。只是，我感到不太舒服，因为为我介绍工作的那位女士把我和有关的事情形容得过于好了。
接着，从这位女土那里传来一个惊人的计划。
她自称同中国总理赵紫阳一块打过高尔夫球，并且和中国领袖邓小平的一个女儿是好朋友。
据她所言，她获准在巨大的天安门广场上举办超级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个人演唱会，并且将与迈克尔·杰克逊的经纪人谈判协商关于电视转播的事项和其他一些特权。
她让我负责谈判的主要工作，因为我能用中英两种语言与中国政府和迈克尔·杰克逊的代表接触（这位女士只会说日语和意大利语，她在北京有一位说日语的代表）。
这件事即使是发生在她——一个具有高超的处理商业事务手段的人身上也是不可思议的。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要非常慎重，不可轻信中国的最高领导会把如此重大的事情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日本女人。
迈克尔·杰克逊是当时世界上最红的明星，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他就会成为第一个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出的美国人。
并且，天安门广场是一个从未被用作娱乐表演舞台的巨大的场地，我听说它可以容纳150 到200 万人。
多么宏大的一次演出！我自豪自己有足够强壮的心脏去承受展望这次表演而带来的震憾。即使不算门票收入和巨额节余，各种版权所得的收入，包括唱片、全球的卫星转播、广告、照片、海报、纪念衫、帽子、杯子、纽扣等等，都是让人想都不敢想的。
这位女士间我她能否从中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我坦率地告诉她，我不相信她的故事。
我们收到一份传真——一封发自中国文化部一位高官的公函式信件，然后是这封信的一份更清晰的施乐复印件。信上说：“……受‘最高当局’指示，将会尽力为杰克逊先生提供一切方便。”
“请告知有关的行程、随行人员名单，以及所需设备”等等。这封信措辞柔和而礼貌，但商业味十足。
千真万确！并且信上盖有表示权威的公章。
这封信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这位女士在北京的代表也同时发来一封信确证此事。
没时间对这件事表示惊讶了。
我告诉她这个异想天开式的计划非常可行，并且如果成功，我们可望获利数百万美元。
我打电话给迈克尔·杰克逊的律师助理。事后证明我的这个举动是个错误，并有违我的准则：直接与管事的高层人士接触。
也许我该与杰克逊的经纪人而不是律师讨论此事。
律师助理不相信我，她直接了当地告诉我说，迈克尔·杰克逊此前从未做过直播，并巨补充说“杰克逊先生刚刚完成了一次全球巡回演出（这我知道），而且已经解散了他的巡回演出剧团（这我不知道）”。
她完全是在应付我，我不能责怪她。真的。但是她甚至连听下去的兴趣都没有。
我最后告诉她我会和邓小平照张相，然后从北京发传真给她来证明这件事。
她的回应听起来像是在喷鼻息。没有想象力的母猪。
如果无法邀请到迈克尔·杰克逊，那么惠特尼·休斯顿怎么样？对中国人民来说，她也必将是轰动性的。
我试图与休斯顿小姐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不过，日本女士马上给了我和我妻子两张去米兰的头等舱机票，让我们先去处理一些在米兰、苏黎世和布达佩斯的杂务；然后我和我妻子将飞往北京，为那项计划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最后经由东京返回华盛顿。每张机票都超过55美元，可见她对这项计划非常的认真。
日本女士最初的工作是经营一家旅行社，不过后来这成了她的副业。
我从未到过中国，更别说伟大的古都北京。我妻子出生在北京，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就像是在做梦，我多么希望能与邓小平先生一起照一张相。
但这又是无法实现的。
我和妻子于1989年3 月前往米兰。
我还独自前往当时还处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布达佩斯。布达佩斯使我想起20年前与老同事山姆·斯威夫特所进行的那次极为成功的行动。号称“出生并成长于布达佩斯”的山姆在目标人物用匈牙利语与他说话时那张令人厌恶的脸依然清晰可见。
多么滑稽的一幕。
后来我们改换机票中未用的部分去旧金山度假，不过只是二等舱。
我高薪聘请的、由我的前罗马站站长推荐给我用来处理公共关系的人背着我盗用经费，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开始收集证据。我准备当面与他对质，然后炒掉他。
可是在对质之前，他先通过电话辞了职，迅速地赔偿了经费，然后，背着我直接向那位佛教领袖发去传真，谎称他无法工作，因为“内部有人搞破坏”。
令人憎恶的害人虫无处不在。
上当的佛教领袖怒气冲冲地连同那封诽谤信发给我一份传真，并立刻解雇了我们所有的人。
当时，那位佛教领袖正在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途中，去参加他的好友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典礼，在局面恶化前，我无法与他取得联系并向他解释，时机几乎是预先注定的。
我对盗用行为进行的已有具体证据和证人的调查永无见光之日。
我不仅失去了收人颇丰的工作，还不得不继续再工作两个月去完成那些还未完成的慈善及公共活动，以及佛教领袖的广告活动，并且一切花费都要自己掏腰包。
我的第二份工作令人难以置信的诱人。
我在朋友的引介下会见了一位总部设在日本的非常富有的亚洲企业家。我不知道那位企业家看中我哪一点，不过他告诉我他已从他在美国的律师那里得到了我在中情局的背景材料。
这不太可能。没人能在没有特别原因的情况下看到中情局雇员的档案。那位美国律师一定是汇报了那些有关我名声的碰巧令人欣赏的道听途说的东西。
这位未来的雇主和我断断续续地从中午一直聊过午夜，他不断地谈到他新买到的171 英尺长、829 吨重的世界厂最大的、船龄只4 年的玻璃钢豪华游艇。这艘船以前属于澳大利亚的阿兰·邦德先生，他1983年成为第一个从美国赢走美洲杯的外国人。（注：世界最有声誉的帆船竞赛。）
即使是对一个像我一样的门外汉来说，这艘船听起来也是极为出色的。它可以开到 30 节的速度，有5 个可供10个人使用的豪华房间，有14个船员为客人服务。
经过这次长谈，企业家打算雇我作他的豪华游艇的经理去巡游世界！薪水在头一年是最少的6 位数，但他许诺会从第二年开始加薪并有津贴。本书下载于派派论坛，如需更多好书，请访问www.paipaitxt.com
老板想用那艘豪华游艇作为招待生意上的客人和投资银行家的漂浮办公室。这艘船运行一年要花费300 －500 万美元，但他告诉我，维护费以及船自身的花费只需一次生意就可以补偿回来。这怎么可能呢？他还告诉我说，我很快就可以学到足够多的东西。
大部分时间里老板都不会在船上，一切由我负责。我有权处理自己的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他会通过卫星电话或传真给我指示，无论我身处何地。
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银行家们在对豪华游艇的主人进行信誉风险评估时是那样的精明，仅仅是随处地瞟上几眼就能得到足够的信息。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船员必须每天把船擦洗得洁净无瑕，以使这艘船保持理想的完美形象。
老板钟意于我的背景，除了我会说多种语言外，还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忠心的、诚实的、值得信赖的、谨慎的、有朝气的人，并且还有在中情局工作时养成的精明老练。我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但我要说它们基本属实。
他问我要不要看看那艘船。
当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两天后，我飞抵位于法国里维埃拉（地中海地区法国和意大利的旅游风景区—
—译者注）的尼斯附近的AntibeS ，那艘“南十字座3 号”就泊在众多的游艇之中。
当我看见这艘华丽的全白的游艇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可能是世界上同等大小和类型的船中最漂亮的一艘。它装备了就目前工艺而言和高技术的航海机械设备，一艘灵巧的小船和一艘快艇使甲板增色不少，只差没有直升机停在上面。
整齐着装的船员工作很有效率。有趣的是，船长竟然是亚洲人，而且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之一。两名瑞典女服务员专门为我服务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其中一人负责检查我的舱房是否用花装点得整洁大方，以及是否常备糖果（我谢绝了酒类饮料）。
肥皂和毛巾使用之后，会很快被换成新的。
两天后，老板第一次上船。我们开始沿着里维埃拉的沿岸城市——特洛佩、戈纳和蒙特卡洛航行。
岸边的无上美景暗示我未来的生活将会如何的美好。用法语讲话使我回想起30年前在巴黎的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
游览过里维埃拉之后，我离开几天，去罗马拜访我的耶稣会导师。导师看着照片上的游艇及其华丽的内部装饰微笑着说道：“诱惑太多！诱惑太多！”
老板花钱如流水。他估计自己的资产有7 －8 亿美元，并渴望着尽快成为十亿富翁，而我被指望着助他实现他的野心。
老板极为聪敏，思维清晰。他向我简要叙述的许多宏伟的计划使我相信他将不难实现它们。他以前赚了不少也亏过不少。他不爱讲话，但却一如既往地信任我。
我们停泊在蒙特卡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我意料之外的事情。阿兰·邦德先生，这艘船的前主人上船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并和老板谈起了生意。
老板的英文够棒，但他还是让我确证他们的思想交流准确无误。我成了他的顾问／翻译／行政秘书，尽管我的正式雇佣还没开始。
使我吃惊和紧张的是老板与阿兰·邦德所讨论的这笔生意的规模。阿兰·邦德先生曾是澳大利亚最富有的商人，但是他的商业帝国很快衰落了。
他们讨论着上亿美元的钱，完全省略了“百万”这个词，只说前面的数字，并且他们都不屑于讨论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
当我正琢磨着我的任何无意的疏忽都可能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误会的时候，我突然有些不适。但这并不是蒙特卡洛港内出名的汹涌波涛起的作用。在场的其他人都打趣我，说是不是还未出海我就已经晕船了。
在离开意大利圣列摩海岸的那一天，两位商人暂时达成了两项总计6 亿5000万美元的生意。
我曾经认为在经历了中情局的生活之后，我可以对付任何事情。我从未轻易震惊和手足无措过。但是，那天我曾直接参与的外表上蛮不在乎的谈话及其结果却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在这次商业谈话结束的时候，老板真诚地对我所做的所有帮助和努力表示感谢。
我感到自己正在取得他的信任。
我和老板一起去澳大利亚视察一家工厂，后来我又代表老板和一名日本律师一起去美国到处视察。
那个律师很年青，显得毫无经验，并且不会说英语。他得不到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人的尊重，我感到很失望。
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级饭店，我的价值不菲的眼镜又被偷走了。
这些都不是好兆头。
我的第六感觉再一次得到证实。
我们的老板是一个守口如瓶且多疑的人。他也像中情局那样设立几个部门，各干各的事。
他狡猾而勇敢，我相信我已成了他的二号心腹——在那位年青律师之前，但在首席律师之后。我们虽然常在老板的办公室碰面，却从未被引介过。
我大概是唯一在老板打电话时可以呆在其办公室的人。在这种时候，我通常都在读文件或报纸，我对他的企业规模依然知之甚少。
当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高峰，日本政府已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来使泡沫破裂并制止随意从银行贷款。
老板无法提供他曾满怀信心承诺的3 亿美元的资金。
衰败由此开始。
我返回美国，等待着代表老板去实现另一项秘密的宏伟计划。
年青的日本律师零星地告诉我一些关于老板和他的企业的坏消息。
接着他通知我，老板“完蛋了”。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环球旅行，我认真购买了不少东西：新的船靴，一架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一支火力很猛的带瞄准镜的、一次装弹30发的半自动不锈钢来福枪，一把带激光瞄准器的半自动不锈钢手枪以及弹药等等。
我特地向一位以前曾是“海上难民”并两次受到海盗袭击的女士询问和讨论有关的情况。我得知那些海盗的装备很差，但我觉得至少应为这类突发事件做点防备。
我可能必须战斗，甚至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不在乎这些。
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泡影。我不得不相信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传说般的现实将会无法挽回地消失。
在日本的时候，我作为老板家人以外的第一客人住在老板建在天皇行宫附近的、还未装修的大理石别墅里。据媒体报道，这座别墅作为“斗阔”的典范，连同那块面向大海的土地，在1989年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价值7000万美元，是日本最昂贵的私人住宅。
因此我毫不费力地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并猜出他有多少财富。
很不幸一切确实已经结束了。我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及活动经费，我再也没听到关于老板的任何消息。但是这次短暂的雇佣给我留下了奇妙的回忆。而有关那艘船和法国里维埃拉风光的照片也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梦。
我妻于一直说，不进行这次要远离家人、面临“众多诱惑”而且可能遇上海盗的环球旅行也许是件好事。
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是，我仍然……
如果说第二次雇佣是“奇妙的”，那么第三次就几近“荒谬”了。
把我介绍给我的第二位雇主——那艘豪华游艇的主人的那位朋友又引介我认识了我的第三位雇主，当时他有15亿美元的资产。
我那位令人尊敬的朋友对于我以前的职业突然结束的结局感到很难过，于是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位东京的显赫人物。
这位雇主是一个自学成才、行为古怪的人。他的财富来源于他对其他公司奇妙地兼并重组。他对我的一项主要资历感兴趣：我在中情局的经历。
作为一个在这个大学教育非常普遍的国家自学成才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自信又自卑。有些是顺理成章的很自然的东西，有些则毫无来由。
1991年日本经济大变动时期，尽管他多方经营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基于房地产的银行贷款，但他仍然走势强劲。他公开宣称他光是付纳的银行利息每年就有7000万美元之多。
他邀请我去东京。第二天，可憎的四月一号，我们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
在我遵从这份他草拟的协议以表示对他的信任之后——我现已不再受到这份协议的约束，我从未想过他会单方面无条件地撕毁协议，并在我的报酬上违约。我的报酬又是很低的每年6 位数及可能的津贴，不错。
听他讲完他计划要我去做的事情几天之后，我告诉他这份计划会遇上许多困难。
他正在处理的其他事情中，有一件是与另两家日本大公司进行兼并战。问题的核心是一家他估计有15亿美元资产的公司。
他让我去搜集那两家大公司的丑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恐吓它们的高层领导，以使它们就范。
看上去这就是他对于我这位前中情局情报官的信任。
我马上告诉他，中情局不做勒索恐吓的事情。不仅仅因为这样有悖道德，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恐吓很少生效。
我常在中情局听到“很多种剥猫皮的方法”，但恐吓不是其中之一。
我告诉他，我很了解日本社会，知道与这样的大公司斗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即使他有合法取胜的理由，但法律并不总在正义这边。
很多人都知道，在日本常有大企业、大公司动摇和改变政客们的意见并影响政府的政策。无论你接受与否，这都是你与日本打交道时必须认识到的事情。
我一开始确实喜欢我的老板，他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具有勇气和想象力，还有一些平常人斥之为“疯狂”的狂想。
当我深人地了解他之后，我认识到，由于他只大量杂乱地读书，缺乏系统教育，这使他常常脱离现实。有时他毫不顾忌道德的做法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有时会显露出他想成为“世界总统”的狂想；而有时，尽管是半开玩笑性质的，他甚至会把自己和上帝比较。这是有钱有势的人的一个典型特征，以自我为中心且狂妄自大，总觉得自己的信念应该被大众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