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之所以会写到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因为它们的的确确曾发生过，而且是经常发生。
在中情局进门处刻着一方座右铭，是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8 章第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中情局虽然网罗了众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但也和其它庞大机构一样，有着不可体面示人的一面。
中情局绝对不是完美的机构，在这个行当中人的承受力不断得到检验，人性的脆弱面会被放大加强以致暴露无遗。这里聚集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和精英分子，自豪、野心和怪癖超出了一般所见，很自然地也充斤着激烈的竞争和强者之间的冲突摩擦。
在m 年代中期，早期进人中情局高中层的都是来自于常春藤联合会和其它名校的稳健派，已稳居中情局高中级管理层的地位。那是中情局里的一段好时光，充满了朋友式的友谊和真诚，也很灵活，相互之间彬彬有礼，讲求忍让和绅士的幽默。
僵死的官僚作风还未在中情局里植根稳固。
我讲述不愉快的往事，不是为了表明我在中情局时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我既写坏的方面，也写好的方面，为的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情局，认识到中情局臭名昭著的“欺诈面孔”，并不如想象的一样无处不在。也希望通过描写这些往事可有助于弥补和根治这些弱点。
此外，正如我将在后面章节中提到的一样，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最尊敬的神父都谆谆告诫我，说“忘掉它吧”。
不管怎样，我个人过去所承受的痛楚已经得到了医治，虽然很慢，用了多年的时间。
然而，也有些痛苦弥深。我的家庭也因我遭受了大痛苦，这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们不是圣徒，所受的痛苦和伤害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医治。
要说明的是，直到很后面的1984年，我才有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遗憾的是，那时我已树敌众多，有些是我自己的短处所使然，有的则不是。
有一次我注意到纽约的红衣主教奥康诺盾纹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公正就没有爱。”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公正”这个词可解释成人间的公正（人报）和信仰意义上的公正（天报）。我们知道人间的公正难以彻底实现。但是，现在我确实深信天报和因果报应。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还发现因果报应有时也来得很快，往往出现在意料之外的瞬间，恰恰就在我们跨越死亡门槛之前。
我想，我所见到的数不胜数的情景，都可以归于“天报”之列，而不是日常生活中“正常发生”的事。
公正和不公正的事一天天发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它们降临在你身上时，要正确对待。事实上，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时，你所采取的态度，最能体现出你的性格和你的价值。
我的认真态度令一些同事感到不快。有一段时间我被他们很多人所排斥，除此之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它原因。他们不和我说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像是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一样。
当时，我还是一个强硬、自信和粗鲁的家伙，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开始时，我只有不理这种不公正的排斤。
令我最为恼火的是，在对我各种各样的指责中，竟有背后说我有“安全风险”
的话，而这正是中情局里最致命的指责（我饮酒并不碍事，因为有几个说我坏话的和我一样经常喝酒，并常常喝醉。另外，他们也知道，我喝很多酒后会有小小的不同，我对酒精的忍耐限度是极大的）。
有三位同事从不参与对我的无礼排挤。他们后来职务升迁颇快，已到了高级管理层。
令我吃惊的是，最能指责非难我的竞是一个中国人，而他自己却可能有“安全风险”。
有一次我在中国台湾大使馆前厅申请延期我的台湾护照时，见到他径直走向政治部参赞（通常也是情报首脑），就像是探望一位老朋友或什么亲戚似的。至少来说，这对于中情局雇员而言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我保守这一秘密至今。
终于有一天我对上司说出了我所碰到的问题。我压住心头的怒火，要求上司平复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告诉上司我有证据证明如此情形是谁造成的，我从没有做错过什么能引起同事们对我冷眼相待的事情。
我又平静地表示，如果形势得不到平复，我就会打断那个最喜欢刁难我的家伙的胳膊。我知道是那个“狗屎”（事实上，这也是同事们给那家伙起的浑名）。
那位上司已上了年纪，有350 磅重，心平气和地要我示范将怎样实施我的“恐吓”。我告诉他这不是“恐吓”，而是以牙还牙，求个公道。
我让上司起身，向他示范一种简单的日本柔道技巧，这足以使他信服就算对他这样的大个可能没什么用，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卡住那个体型中等的家伙的胳膊。上司要求我暂时克制自己的激烈行为，让他谋划出一个更易于接受的解决办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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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外派任务
在我对上司说要折断那家伙的胳膊之后两个礼拜，我突然获指派去执行一项两个多月的临时任务（TDY ），去的国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我的第一外语和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同事排挤和想象中折断那家伙胳膊的快意，顿时都统统地被抛到了脑后。我很兴奋。去日本，去那个我熟知其文学和语言的国家，去那个我过去呆得最久的国家。
梦想成真，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这还不是007 式的冒险游戏，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从原先不满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揭开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我将面对什么呢？在日本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没见过他们了。我想我是不能回台湾了，因为我已经被作为共产党同情分子或台独活动分子，列入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其实我两者都不是，中情局对我的安全清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这回事）。
台湾设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以前曾多次对我进行暗示威胁和警告。政府官员对我父亲也施加压力，要他让我完成巴黎的学业后回台湾，并严厉警告说我父亲“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们知道我在巴黎的学习内容似的！）
在台湾之外，我最容易与父母见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离，我终于又可以见到慈爱的双亲了。我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还没有执行海外任务必需的绿卡。现在好了，局里需要我去。只要是局里需要的事，哪怕是再严的规则都可以变通，从速办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几个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目的均可不择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种限度范围内。
1967年9 月我的东京之行，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离奇。
这一临时任务并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
但我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在这两个月内，力争今后能调到东京情报站工作，要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可能很难有其它机会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我还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从含糊的“语言专家”到真正的“情报官”的质的转变，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顾现有工作条件的艰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成绩显著。
我的上司是一个自负的白人。年轻，单身，长相英俊，带点奶油味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手下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诉我如何避免冒犯这位白人老板。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是要离老板的桌子远些，就像是这位小组负责人身边有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样，离他的“氛围”远些。我的中国同胞告诫我，除非老板明确指示，千万不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这真是一条愚蠢可笑的规矩。他把他的座位当作是什么宝座，当作是他手中小小的权力的象征。不过我遵守了这条规矩，我没有时间将心思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
回首往事，我对这位老板没有什么可怀念的。几年后我又第二次去日本，他已获迁为部长，有些地方他确实曾伤害过我。他很聪明，几近于狡猾。不过，与我后来所遇到的许多难忘的人物相比，他还算是比较温和宽容的。
他有两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女下属，有谣言说他和其中一位有染，并差点使她的婚姻破裂。作为上司，有如此行为显然令人吃惊。如果此事通过正当渠道被反映上去，他可能就要接受和军事法庭对等的中情局总监察办的调查和裁决。
中情局无需像联邦调查局（FBI ）一样，采用和军队相仿的统一规章制度，职务甚或语言，而是一个在人事关系上极为松弛的机构。除非级别相差很大，在中情局极少使用“是的，长官”或“不是的，长官”之类的套话。同事间大多以名相称。
甚至，在和中层上司交谈的时候，还可以毫无顾忌地把脚跷在桌面上。这在联邦调查局是不可想象的举动。
在礼节问题上我比较独特，是极少数固执对上级遵守正规礼节的人之一。不但是对我的上司，甚至对同事，在谈话中我都使用“长官”和“先生”一类字眼。我过去是这样，现在还如此。
这可能是由于我讲日语所形成的习惯。
我认为日语是世界上最礼貌、微妙和精细的语言。例如，日语日常所用的第二人称单数就有4 、5 或6 种之多，差错一级对对方的称呼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假如差错两级的称呼则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我所知，日语中男女使用的语气截然不同，即有明显的阳性与阴性之分。在现代日语中，还有第三种中性化的语气，男女均可用，主要见于媒介报道、学术报告、法律和专业演讲之中。
这是过去男权时代的产物和遗风。如果是在小说中，读者很容易知道一句诸如“今天天睛”是出自男人口中还是女子口中，在法语和意大利语中，阳性与阴性的区别，仅见诸于形容词的词尾；而在日语言谈中，阳性与阴性，男女之别随处有之：主语、动词、形容词、副词、人称、感叹等均有不同，尤其见于讲述古代故事的小说当中。
不过，近年来有一个明显趋势，日本妇女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在口语中使用中性语气，甚至是使用男子语气，毫无疑问，这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表现。
我也觉得女人不必用奴侍式的语言同男人说话，这种情况应当让它成为过去。
妇女在追求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女人味，这使我每觉遗憾。在我想来，女人味对于妇女来说其实是一种力量和优势，而不是弱点。
在日语中，最脏的骂人字眼就是“愚蠢”、“懦夫”、“禽兽”和“白痴”之类的话了，都不带任何性的涵义。也只有日语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其它语言中那些粗俗滥用的语气词，真是不堪入耳。
人们都在谈论日本精神、日本的教育体制、日本效率和生产力，以及日本伦理等等。但却极少深人分析日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特点——礼的产生过程和基础。
日本的礼已为世人所皆知。但是，礼是如何深植于日本社会人心之中，并成为日本语言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如果人们都停止相互使用暴力和辱骂，我想犯罪率肯定会大大下降。
日本人常被人指责为“狡诈，具侵犯性，不守信用”，甚至指责为“说谎”、“不诚实”和“欺骗”。有时这些指责可能是对的。
考察一下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就会发现，日本人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习惯，在谈话中喜欢委婉、理解和圆滑的语气。在日本，直截了当地说话被视为“粗鲁”
（正因为如此，我的日本妻子说我有时是“极其粗鲁，令人无法忍受”，这当然是缘于我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个人性格了）。
这种文化的差异在其它领域也存在。比如，日本人喜欢看美国电影，但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带武器并求诸于枪击解决问题。
在1995年1 月门日发生在神户—大坂地区的地震灾难中，受难者的平静、克制和守纪律充分彰显了日本民族气质，没有争抢和敲诈勒索的事发生，有的只是相互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当然近现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蛮侵略他国的历史污迹。在1995年8 月15日的“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的村山富一首相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了“深切自责”和“道歉”，这是在排除了顽固的右翼反对意见后作出的表态（虽然这一表态是经由内阁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释”为村山首相的“个人”看法）。
这种表态对于受害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表态，大部分日本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应当回归过去的善仪做正确的事情，也认识到表态虽迟，但迟甚于无。每个国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过错和道歉。这个例子表明了日本的保守传统和所谓的礼，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和日本在对待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之中，很难以名称人而不以姓称人，讲法语时，也不能自觉把“vons”说作“in”。如果未获指示，我也不会自觉地对前辈同事和上级以直呼其名，这种转变对我而言跨度的确太大了。
再回头谈我那位自负的上司。八年后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发现他还是一个孑然一身的单身汉，那时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从不怕任何人，也没有怕过他。有一次我还故意以行动表示不怕他，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说。
他曾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中国餐馆，一直谈论餐厅里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应生。
她的确长得漂亮。我发现她竟是台湾人，和我是来自同一个省的同胞。我和她用别人听不懂的台湾话交谈，很谈得来。在离开餐馆时，当着两位同事的面，我亲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紧绷绷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极其情愿地笑了，两位同事的眼却直了。
年轻时我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运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临了。
到东京后约两个星期，我见到了我的大老板，支部负责人。
那时，我已经被众人所接受，觉得很舒适。我可以使用美国军事福利社（PX）
和官员俱乐部，这是在我之前还没有临时任务员能够享受的特权。
一天，我突然见到一个矮胖的人，他向我亲切问好，脸上的笑容和那张令人肃然起敬的饱经苍桑的脸很不协调，脖子短短的近乎没有，一头乱发像疯长的野草。
我立即意认到，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成为中情局里最为称职的情报站长（COS ）、被赞誉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他的事迹常常成为世界各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当然报章中不会指出是他所为，也不会说是中情局所为。
我在大场面上从不退却：“您是谁？”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严地说：“我就是——部长。”
想象一下军队里的少尉初次见到上校时的那种情景吧，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级别差异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级别差异一样。我需要鼓足勇气。但如果我怕丑的话就不会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抓住机会说：“太好了，长官，您正是我要见的人。”
他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嗅？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长官，我想调到东京情报站做一个情报官。”
我想没有一个临时任务员，在其两个月的任务期限中的头两个礼拜里就敢提出如此的要求。
部长问我：“你能做些什么？”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一丝停顿就回答说：“十次里有九次别人会把我当日本人。”
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与日本相去甚远的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是十分令人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本钱。部长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双眼直视我的眼底，像是审视着我的灵魂，寻找着真实答案。而后，他抬起头恢复了常态：“好，就这样，我同意。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以前在东京生活过吗？没有？那就把你这次临时任务剩下的时间用来逛逛东京，熟悉这个城市。哦，有一组情报官可能会要你协助他们工作。去问问他们想让你做什么。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风唤雨”。
而且，部长还把我从我不喜欢的临时任务中解脱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确需要完成这项临时任务，而且也知道，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也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派来东京，顶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没能拿到绿卡，还匆忙派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无法代替。
那正处在中情局的好时光。效率高，没有官僚作风的羁绊，当断则断。
我很快退出了临时任务，并避免和那位自负的上司说太多话，因为我能理解他的不满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补我突然离开的岗位。但他又能怎样呢？这世界本是为权力和能力所统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权在握的上级证明我的能力。
“熟悉这个城市。”
我由衷喜欢这句话。这表示我手头暂时没有专门的任务，可以在东京城里闲逛，了解这个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厅、酒店、公园、传布消息的地方和历史遗迹，一句话，了解东京。
那时美元是强劲货币。我拿着GS－7 级别的工资，加上临时任务的津贴，可以在体面的餐厅、酒吧里随心吃喝，且几乎每天光顾有名的按摩浴室，还可以有节制地购买一些东西。
（有一点我要向我的神职教父和认为我行为不妥的人表示歉意。日本当时称为“土耳其浴室”的，事实上就是男人寻求性满足的妓院。我很早之前就已是一个性享乐主义者。在此，如果不提及我这方面的生活，也就无法诚实地讲述我生活中的故事。）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快乐极了，因为很多街道、地点和商店的名字本是我从书报刊中读到过的。还有一些我想去参访和了解的地方的名称可以溯源到封建的幕府时代。
要我帮手于的活则是：在一间特定的酒店租一间特定位置的房间，观察报告对面街道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时的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首先，酒店总台的服务员本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当他看到我的台湾护照时，潜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就使他问我一些我不喜欢的问题，说话的语调也使人回想起二战之前日本的特殊警察。最难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房间，而不要同层的别的房间？
我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紧张得出起汗来。突然我来了灵感。我不说日语，而改口说英语。我深深体会到，很多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面前都会表露出优越感，但同时在美国人和讲英语的其它国家的人面前，又有自卑感。
这一招果然灵验，在我的傲慢举止和要求下，那个服务员又变得像平时一样奴性十足。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房间，开始断断续续地执行起监视任务。
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满足监视任务的房间，很出乎负责这次任务的案官的预料，他很满意，几乎天天都要到这个房间，间或用一部带长焦镜头的高级相机拍摄对方的动静。
危险终于来了。一天当案官用望远镜隔着水平百叶窗观察对方时，突然惊叫起来。我一跃而起，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对方办公室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但令我惊惧的是，在对方办公室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有五六个办公人员正聚集在窗口，对着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口指指点点。案官由于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我们的监视目标，未能及时发现他们的举动。
我赶忙压低声音（虽然完全无此必要）对案官说：“快收拾东西，离开房间。
从左手边的走廊离开酒店，这样可以避开从对面冲过来的人！保持联系！”
他非常专业地收拾好东西，撤走了。五分钟后，我也偷偷走出房间，下楼到了酒吧，深饮了一大杯啤酒。这是太需要酒了。
我仔细回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考虑着可能采用的藉口，突然记起案官的记录本竟还忘在房间里的椅子上，那上面可有很多敏感的资料啊！天啊，鬼知道还忘记了什么东西在椅子上。我发疯似地又冲回房内，果然，我记得没错，黄色的记录本还在那儿。我抓起记录本，又冲回了酒吧，我不愿在房内与任何人打照面。
在酒吧里，我猛喝着冰冻啤酒，借以给火急异常的心降降温，心想：就算是007，这也他妈的会是一件麻烦事。
15分钟后，我想出了几种可能有效的藉口和抵赖方式，走回房间。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案官打来的，我知道一定会是那本笔记本的事。
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慌乱之情溢于言语，可以想象他觉得这是多么紧急的情况。
“保罗，我忘了，我忘了。”
我慰告他我已经拿到“那东西”了，并请他在酒店外的某处和我会面。
案官是业内的高手，绝对的资深间谍。他走起路来的样子，每每使我想起一头猛虎，凶猛异常，自信十足。
有一点很奇怪，顶级的情报行动官员走起路来都像是食肉动物，像猛虎，像猎豹（还要加上一句，也像残酷的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纳昨所扮演的007 的形象与真实的间谍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谋善断，目的明确，不论男女，都充满信心。
显然，案官觉得很窘迫。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划和布置的行动中，还会出这样的纰漏。他非常感激地说：“保罗，多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生的事。”
我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也很高兴。
后来我知道，我们中情局的人闯进了我们监视的那间办公室。使我诧异的是，在真正冲入那间办公室之前，我们的人事实上已十数次进入过那间办公室，有时是在晚上黑暗时进入的，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证能确实拿到我们所要的“材料”。
当部长又一次下令再进入那间办公室时，我刚好也在场。
“哎，老板，我们已经来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会感动的。”
正如预期的一样，整个行动完成得非常成功。
几年后，在对水门事件的国会电视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局长说水门事件中的人屋行窃只不过是“业余档次”，这使我记忆犹新。赫尔姆斯先生继续解释说，在直到真正进入一间屋子之前的半小时，中情局的行动人员还会在不断练习开锁。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证明，确是如此。我坚持不懈，尽可能多地学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些我实际上已很熟悉了。
。虽然我能流利地说、读和写日语，甚至强过日本大学毕业生，但我说话时还是带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时，我交过几个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这已经使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我的口音可能来自日本的其它地区，而不怀疑我是否日本人，因为我的日语词汇和表达都十分地道，不像学过日本语的外国人。
不过，虽然我对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已有了解，但真正学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处世之道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我第一次到一间日式餐馆，当我依例脱下鞋子时，迎接我的女传应看着我的动作说：“先生，您一定是外国人吧！”
从我说的日语中她是无法发现我不是日本人的，但从我脱鞋的方式上却可以断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难把握的就是何时要摆出傲慢姿态，何时又要显得谦卑。如果一成不变，就很易被人察觉。
作为情报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们教我，要像一团灰色的影子。但我却发现，有时又要表现得傲慢放肆，以摆脱紧张局势，就像我订房时一样。故而，随机应变的态度和举止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令我想起在一组北朝鲜别动队潜人南朝鲜袭击总统府之后，南朝鲜当局所发布的一个公告：“……注意从北朝鲜来的特工。注意说话带有北朝鲜口音的人。
注意身穿有皱纹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
这一警告所言，可谓精辟。我引以为训，尽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发现，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听到内部秘闻和了解日本男人的习性，享受性服务还在其次。
我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大多数按摩女都对我很友善，渴望为我服务，也乐于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日本男人及其弱点的问题。不久我就成了一间消息最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并享受贵宾待遇。
哦，他们还特别给我打折扣，真是谢谢。
就在这时，东京情报部已决定将我调到另一个部去，因为我会讲法语，当时越战正酣，中国大陆也正为文革浪潮所席卷，中情局就要找一个懂法语、还懂日语和中文的人。而这些语言我都会，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才，而是我的个人经历所赐。
那时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会这五种语言的人：日语是由于我在台湾出生时，台湾正受日本统治，二战后又自然学会了台湾话；1945年后蒋介石军阀政府接管台湾，我又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英语和法语则是我长大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和学习时所习。
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于台湾，后又学习过英语和法语的人，才会有同时掌握这五种语言的优势。二战后终止了学校的日语教学，所以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具日语能力。
鉴于这些原因，我想没有其它台湾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语言优势有一天会对我有利，现在机会来了。
新部长唐纳尔德·布朗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想象力和极具才干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最能理解下属的上司。他个头很高，像运动员，动作敏捷，有教养且易于相处，是那个年代里典型的中情局中层管理人员。第一次见面，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我因不能在当初充分理解我、并将我转成正式行动官员的那位部长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丧，但我发现我很喜欢唐（布朗先生名的便称）。
（当我后来有机会表达对那位部长的歉意时，他宽慰地对我说：“只要是有益于工作，我都满意。”）
第一次见到唐·布朗时，我和他进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诉唐我嗜饮，但喝醉以后不会失去自制力，绝对不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说的意思，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的经验，我对我所说的话绝对有信心。人生至此，饮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于早先的几年。现在即使是喝得烂醉如泥，我也不会丧失理智或失去自制力，尽管说话和走路可能都会变得磕磕碰碰。
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撒谎。”
这话不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通常从不说谎，故而说起谎来一点儿也不熟练。
唐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哦，那你最好是学学。”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也不是什么道学家，但不久我确实发现，真诚是避免疑虑和猜忌的良方，从事间谍工作如此，其他行当也一样。于是这成了我一个固执的信条，即“说真话要比靠谎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想撒个小谎，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自相矛盾。从人之常情上说这已经很重要，在间谍工作中这一点更应是首要原则，因为有信心和守信用几乎就是间谍行当里的硬通货。除非是有很正当的理由，自相矛盾是间谍活动中的大忌，会被认作是不诚实，进而成为失去信任的缘由。而且，这个行当里是不会给你什么机会去“解释”你为什么会自相矛盾和前后不符的。
说真话就要容易很多。我认为一但出现误会，你就应当立即坦言承认，老老实实道歉。大部分人都乐于接受真诚的道歉。有时，圆滑老练会有助于澄清误会。但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诚实的误会，容易解释。最好和最容易的办法，还是从一开始就说真话。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无罪”最“平常”的谎话，也会使你失去很多。如果是因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为不真实、而使谎言被戳穿，那么，不知不觉中，说谎者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说谎不是什么玩笑，开玩笑时人们会知道是玩笑，而谎言一旦说出，以后再想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就太迟了。
我无法喜欢电视情景喜剧和广告节目中的所谓“幽默”的“白色”谎言，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在愚弄观众的诚实之心，同时也表明，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导致一个更大的谎言。
我记忆力极佳。依照事情的主题，我可以很轻松地记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前，甚至十几二十年前别人告诉我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来自不同的地方，就会使人们怀疑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那么人们对他的信任就会发生动摇。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错。要么是这个人记错了，那么故事就不可信；要么是这个人在胡编乱造，那么他就不可信任。总之，这是一个警告信号。
我个人认为，一个无法否定的谎言，或一个不必要的谎言，足以使我对说谎者的人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确信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的人格极少能完全改变。不诚实的品行迟早会露出马脚，不诚实的所做所为也迟早会被揭穿。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不止是讨厌谎言，还厌恶那些惯于说谎的人和病态的说谎者。试鉴别之：惯于说谎者在说起谎来时一点儿也不会觉得难为情；而病态的说谎者则在完全没必要时也说谎，且说起谎来，不暇思索，毫无愧疚之心。这两类人在心理上都有自卑情结，爱慕虚荣，对他人发泄自己的怨恨。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易相处的。
当被问及新奥尔良的天气如何之类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知道了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诸如“我知道一个迷人的人物”之类的话题时，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吹嘘，添油加醋以及不实之辞就会满天招摇。因为这正是说谎者可资利用以引人注目的话题，他会表现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别人知道得多，比别人更会说笑，而不怕会被当场戳穿。
说谎者是不会对着镜子向自己撒谎的，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要显示的是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而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过去我见过很多惯于说谎的人。
一个女人曾连续几个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后来我从她那借了几本杂志，却发现她所说的所谓“有趣的个人经历”原来都出自那本杂志。
还有一个中国人对我讲述他在上海亲身经历的趣事。我听着听着，突然觉得这故事很熟悉，但又不想说出我的感受，怕他尴尬。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发现原来他所说的竞完全雷同于一则中国古文故事，20几年前上高中时我就读过而且现在还记得。我这位同胞生长在大陆的文革环境中，他不知道，在台湾学校里这则古文是必读和必诵的课文！
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美国人。她过去常常在她的美国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并言称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结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朋友都不买她的帐，还在背后给她安了个“公主”的雅号。
既然我这样看待不诚之举，那么我从事这个以欺骗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讽刺意味。要把说谎当成必备工具，委实令人难以掌握，但我要顺利完成任务，就必须学会这门“功夫”。
我们中情局官员也每每喜欢即景闲谈，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谎言，但都只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说起谎来可以以假乱真，但如果有人说他是骗子，他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还要尽量远离美国官方机构和美国俱乐部。社交圈子里没有或少有美国朋友或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样以第三方护照做掩护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尽量不与美国发生联系。与联络官或其他官员碰头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咖啡厅、餐馆、酒吧、秘密房屋或酒店房间里。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 ）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动官员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做两年到三年的深度潜伏情报官。至少过去是如此。深度潜伏工作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这项工作极为艰难、孤独，而且危险。潜伏间谍与情报站间的联络是由一到两名官员负责的，一般晚上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见面，传达有关命令。这类官员称为“联络官”，读者将会发现，联络官对于潜伏情报官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必须牺牲自己所有的美国社交生活，远离有关社交场合。怎样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国人。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命运、福祸，都是从联络官那儿开始的，也在联络官手中结束。
如果联络官称职，可资信任，情愿把时间花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身上，那就不会有什么闪失。而如果这条与情报站沟通的唯一管道生锈或阻塞，出了问题，那就等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被折断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面还要说明。
联络官是沟通管道，更精确地说则是潜伏情报官的生命线。
在中情局里有一种说法，说非官方掩护任务可以区分一名情报官是男人还是男孩（当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这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局里至今总共只有6 个人有如此长时间的潜伏工作经验。我认为我有资格说上述说法有失偏颇，是不正确的。
联络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工作和生活。联络官既能造就、又能毁掉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境遇的官员曾经评价说：“这就是很多长期潜伏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不值得去冒险的原因。”
无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胜任的并且有同情心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情报官，看起来他十分乐于当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使我惊奇的是，他曾作为一名官方保护的外交人员而被我们碰面所在的国家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不怕被捕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惊讶地问他。
“小心一点就是了”，他说道。显然，他大钟情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潜伏生活了。
小心谨慎可谓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处世真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度过近20年的长期潜伏岁月，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小慎微，时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曾与一位在不同国家的情报站担任过站长的退休官员倾谈过。他对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见。他告诉我，他曾有一次在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卡特总统发动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拯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他即在德黑兰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站站长。
很难想象在那种非常时期和充满敌意的异域之邦开展情报工作，单是在那儿设“站”已极其不易。官方保护是绝对谈不上的。我不禁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叹服。
从他的介绍中我获益匪浅。我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如此艰苦的任务中幸存下来，说他们小心谨慎到神经过敏都不过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幸存。
唐·布朗亲自担任我的联络官，在情报站和我之间传递讯息和情报，负责所有的与我有关的情报指令、要求、掩护、社交以及繁琐的行政和财务问题。像他一样以部长的身份直接联络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在中情局里是极少有的。（其下属有副部长、科长和许多高级官员。我当时是站内最低级别的情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