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布朗一心希望帮助我，使我成功。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很重，但仍对我悉悉关护，这令我感激备至。
虽然唐后来离开了我，给我派了另一名联络官，但他仍对我极其关心，看我能否自立。
在唐·布朗领导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过牢骚，犯过很多错误，有时也令唐觉得十分头痛。虽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来说，我尚欠火候，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唐夸耀的成绩。唐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责备。如果我犯了明显的错误，他就会间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处和弱点。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他善良，深请领导艺术。
很自然地，后来看到唐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掌握大权，我一点也不觉意外。
我的任务是“熟悉这个城市”，这给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运之机。那位安排我调到东京站的部长将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当唐知道我还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训练后，又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半小时，边走边谈，向我传授情报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项。
他本是这个行当的顶尖高手，早年间，就曾以在东柏林的工作事迹而享有盛名，颇有传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条死胡洞，盯梢他的秘密警察自认为对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却没有发现他再出来。其实当他返身出巷的时候，已伪装得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这样，从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而不被察觉，摆脱了盯梢。
我曾使用过很多他教授给我的技巧。每次都能从危难紧急的情况下巧妙脱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暂时伪装成跛子，在何种情况下需这样装扮，这样装扮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狭窄的走道上和对方人员不期而遇，为使对方不致认出我，我就装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10公分似的。与对方擦肩而过时，眼睛转向另一方向并向下看。对方从没认出过我。
不注意基本要领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访一个敌对机构，与三个对方的情报官员谈话。要装扮成跛子。只需在袜子里放上一块从铅笔头削下来的橡皮笔擦就可以了，橡皮不会弄疼你，但却在你每迈一步时都提醒你必须跛着走路。
我那次没有依要领做此准备，我只拿了根拐杖，装得一瘸一拐地到对方那里，说我患了关节炎（所以我迟迟不露面同他们接触可以说得过去）。那三个敌方官员都很强壮，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我解释。我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不久就觉得作呕。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拿拐杖，用两条健康的腿冲进了洗手间，露馅了！
叫我怎样解释我的荒唐愚蠢之举！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还好那次谈话是我掌握主动权，所以对方没追问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情势上占明显优势挽救了我。但这一教训却深铭于心。
我同我未来的妻子初次相识也是这个时候。
一次我给一位我在巴黎学习时认识的日本女士打电话。她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以前曾以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闻名。我想对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赌场表示感谢之情，于是请她吃晚饭，而她就将我介绍给她——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女伙伴在电话里高谈说正同照顾她孩子的一位年轻女人在一起，我说我不在意，邀请她一起来。她们来了。
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职位，在华盛顿充当全权白宫通讯员。这是一个极为特殊荣幸的职位，尤其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办刊经验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这可能也是很多年轻男女都十分渴求的职位。
但是，一个中情局官员有什么理由必须每天守坐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呢？除非我辞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则就永远无法开始做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为一名间谍，尝试冒险的滋味，而不是想成为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而且，我还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时间。
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成为一名世界舞台中心的政治新闻记者的机会。现在回头看看，诚心地说：我不敢肯定我当时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旅居日本
离开台湾到国外学习12年之后，在东京，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这次重逢使我们激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父亲高兴地看到他浪荡的长子经过这些年以后成了一名令人尊敬的“记者”。
几天以后，父亲在国家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的一个重要的记者会议的镜头中发现了我。因为我坐在会议的前排，我猜到可能会出现我的脸，所以让父亲注意电视荧屏。他吃惊地看到我的侧面像大到占去了半个荧屏。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所需的登记手续都办妥了。外国记者在日本受到特别礼貌热情的对待，日本政府官员对外国记者也很热情，但他们口风很紧，所以日本不是外国记者轻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从事新闻业，同时还得装作不是生手。事实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那种带着噪音接收新闻稿的老式传真机，对于它如何工作，我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也听不懂关于它的解释。我很快离开了这台机器，告诉自己必须尽快学会使用这个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儿。
因为我的日语很流利，所以同一组织的日本同事们不知该将我看成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资深的职员对我不太友善，他们很不屑地预言我在以后六个月中将一事无成，因为我不会用英语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新闻稿。
我将证明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赤坂的高级住宅区我找到了一套俭朴的公寓。从那时到现在，赤坂一直以酒吧、夜总会和高级酒店而闻名。在东京，晚上有艺伎戴着传统的假发和穿着戏服坐着古老的人力车上到不远处精巧的日本餐馆——料亭中表演，而赤坂是东京仅有的两个这种地方之一。
选择赤坂是因为这里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它地方去搭出租车到办公室，即使是当时所谓的“神风出租车”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铁则只需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规定，选定住处必须以保证安全为前提。私下里我很高兴发现了这个地方，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后来得知有很多是外国间谍，夜间则充满了漂亮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于东京最大的夜总会——天皇夜总会的后面，天皇夜总会里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出租车回家时就常说：“去天皇的后面。”
后来有到访的外国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着这些可爱的人步行去上班，我的朋友无例外都会被这些美丽的日本女子所打动。
一名美国外交官评价我居住的地区：“我从不相信正常人会住在那里。”
我曾以为找到了一处面对小公园的安静住处，并且能脱离公众视线，但是我错了。
位于街区一角，离我的住所仅三个门洞的建筑里住着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云雀。住在这里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时间里，这里至少会有一部，有时是两到三部电视站的广播采访车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变得对这些记者们很敏感，直到习惯为止。对一名新的间谍而言，这不是能使神经放松的住所。
按理说，一名记者应该常常盯着新闻并且留意着爆炸新闻的发生。为了能跟踪最新消息，他必须看许多电视新闻，听新闻广播，并且要读大量报刊杂志，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如果想成为一名称职的记者，他还必须是一个博学的人，像许多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成为一名“新闻瘾君子”。
我也不例外。从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电视频道，追踪新闻，将它们进行比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闻或报纸，我会浑身不舒服人为尽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闻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办公室阅读5 种日文报纸，浏览2 －3 种英文报纸，然后是3 －4 种下午版，这些还不包括日本数量庞大的体育报道，因为那不是我注意的范围。我的双手常常沾满报纸上新鲜的油墨。
我还每天阅读1 种日本周刊杂志，每周6 、7 种，还有英文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这些费时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阅读并且浓缩，还需要好的记忆。我很快就获取了需要的知识。
后来，曾经有个总部来的高级官员问我大约花多少时间来作新闻调查，我的回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个小时”。（为什么我没想过要超时津贴呢？）
那位官员惊奇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显然这种新闻工作时间表里没有留下多少时间做间谍工作，即使新闻和间谍工作在某些领域是重复的。
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会对我的日常工作感到惊讶，但我的首要任务是谍报工作而非新闻，如果两者在时间上冲突，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习惯所带来的自然好处是我变得非常了解日本。利用非凡记忆力，我能记住许多事件、名称和细节，而且并不限于重要的事件，还包括琐事和花边新闻等。
这使我在任何场合都很健谈。
我在巴黎上学时，法国财政部长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担任总统）两次作国家预算报告，没用任何稿，所有细节、数字都完美无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闻报道即使是反对党也站起来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动了，于是有意识朝那个方向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所以在东京，我参加新闻会议以后几乎能够不靠记录而作详细写作和口述。这可能是我另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因为情报工作中有时做记录是一种奢求和一种禁忌。
听而不作记录——用录音机除外（即使后来的便携式录音机）——不会引起任何怀疑和不安，这也能表明好的记忆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后，有一次我帮助谈判一份价值3 ．5 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右手腕关节炎发作而不能作记录，我只能记住讨论的内容和细节。长达6 个小时的会议之间，甚至没有上厕所的机会，对方的一个经理过来问我是否有照像机般的记忆力，很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间谍工作和新闻工作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打探消息，问刺探性的问题，听回答，找寻真相，保守来源和机密，客观、准确。真实地书写报道结果。
许多国家利用自己的新闻媒体在海外刺探情报已不是什么秘密，常听说有新闻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谋工作，两种工作性质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将这两种职业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没有用本国的新闻媒体作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当然，我不属于任何美国媒体，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员以美国媒体作掩护。
对情报机构来说，与新闻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记者会有许多朋友属于情报组织。情报官员对国内和国外媒体会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见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会认为这样付出不多，同时却收获颇丰。
在我成为记者后的一年之内，部份因为他们的收人接近我“记者”收人的两倍，也由于我被同事看成讲外语的竞争者，在竞争对手如林的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其它新闻媒体里工作的朋友多次劝我跳槽到他们那里。
这令人高兴，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借口回绝这种更舒适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诱惑。美国媒体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国机构，中情局禁止我n ］在里面活动（其它美国的亲密盟国，如加拿大，也一样）。
约四年以后，我被介绍给美联社一位主管国际新闻的副总裁。他对我讲到日本和中国作为消息来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联社将训练12名年轻记者，6 名讲日语，6 名讲中文国语。当听说我是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有经验的记者，他说我集三种优势于一身，应该争取到美联社工作。
这一次我有些动心了，甚至报告了中情局里的上级。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决定留在中情局，上级对我的决定感到庆幸。
我的理由并不十分光明正大，间谍工作仍然能吸引我，并且当时我于得很好。
如果到美联社去，因为有严重的饮酒习惯，我可能很难习惯新闻机构里有规律的作息制度，我也不喜欢按时睡觉。
后来我为做出这次重大决定感到庆幸。如果没有后来中情局关于处理过度饮酒的规定，我可能会使我的家庭过着糟糕的生活并且自己早就死于饮酒。
中情局雇员为保守秘密而自豪。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文化。
一名情报官员首先应学会独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记者却可以将他最出色的报道公之于众。极密情报官更将之发挥到极致，他只能独自或仅与配偶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而不能当众庆贺，即使是来自于中情局同俺的赞赏也是被禁止的。
这违背人类需要公众承认的天性，但他必须接受和习惯这种规定。过去破获的间谍案表明一个外向的人是不适合从事间谍职业的。我后来注意到，中情局是极少数会赞赏失败的机构之一，它会拍着你的后背充满同情地说：“干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务通常很艰巨，就像电影电视中所宣称的“不可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尽管很努力，一名间谍仍然常常会失败。我不知道成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关键地区竭尽全力的行动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几乎不可能执行的命令，未预料到的突发事件，时间不对，人为错误，或仅是不走运，这些都可能使许多艰苦努力付诸东流。在间谍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全心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败不应看成是灾难而应是值得赞赏的工作。
与新闻办公室同事们的预言相反，在学习1 个月以后我开始写新闻报道，到第2 个月结束时，我变得更自如了。6 个月以后，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记者，能够充满自信和驾轻就熟地采访国际会议、讨论会、新闻发布会。
大使馆和豪华饭店里举行的自助餐会，以及采访大人物和庆典。
但我必须承认不可能没有失礼之处。
在东京的早些时候，在墨西哥大使馆的宴会上我看见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引了客人和记者的目光。我问新来的路透社东京记者站站长这张不熟悉的面孔（可能以后会大幅登在画报上）是谁，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颠倒地盯着这位夫人。她年轻，迷人，穿着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装，皮肤晒得黝黑，眼角上翘。即使在巴黎的荒唐岁月里精于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国籍。
我热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说是在发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头好像在回忆，然后向我轻轻点头好像说：“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谁。”我只好收回更加粗鲁的目光。
两天以后，我吃惊地从新闻图片头条上知道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岛津贵于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后面几步的地方，很庆幸没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样去与前公主“更熟悉”。
我还有另外一次与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给平民他们将失去“公主”的头衔）
交谈，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宫的女儿近卫宁于夫人。近卫夫人与岛津贵子夫人（当然还有现任明仁天皇）是亲表姐妹。
遇见近卫夫人那次，我已经认出了这位有名的年轻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卫先生。
我过去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和热情，不过我的举正、所讲的日语和英语都不是最优雅的，但这对高贵的年轻夫妇很礼貌和专心地听我讲一些并不深奥的东西。
这次宴会上的情形在墨西哥大使馆再次发生，当时墨西哥外交部长正式访问日本并为即将到来的墨西哥奥运会做宣传。外交部长带着他17岁的女儿一起来到日本。
另一名也是单身汉的美国记者和我企图从这名年轻可爱的墨西哥小姐那儿得到一些小消息，诸如她可能希望呆在日本念书之类的，这样可能在墨西哥报纸上发表一条“小小的”新闻。
当我用眼角瞧见我的美国伙伴独自将那位墨西哥小姐弄到一边，我匆匆地对近卫先生和夫人夹杂着日本和英文讲：“实在抱歉，我得回去工作了，我会回来的！”
我记得近卫夫人会心一笑——一个少见的情景。
日本皇族成员在公共场合很少笑，即使笑他们也很端庄地笑不露齿。
我们两人建议墨西哥外长的年轻女儿到外面的花园去呼吸新鲜空气。当我们朝门口走去时，一件令我很惊奇的事发生了。我发现五六名穿着粉红色无尾礼服的传者静静地向同一出口移动，这些家伙是日本政府保护显贵的特别警察。通常很刻板的日本政府官员穿着这种样式的制服真是出人意料。
观察能力对一名情报官员很重要。俗话说熟能生巧，我发觉自己只要见过一眼他们眼睛的转动、身体的移动等就能认出那些男女同行。专门对付扒手的日本警察在车＿上或店里能轻易认出潜在的罪犯。同样地，其它国家的警察常常能通过相同的线索轻易分辨出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反过来，就像我能认出情报人员或警察一样，他们常常也能够认出我来，所以我必须小心。
走在大街上，我能认出这类迎面而来的人（日本当时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公共安全厅担当类似于联邦调查局的角色，负责国家安全事务）。我会走大概30步左右然后停下来回过头看看那人，他也会和我一样停下来回头疑惑地看着我。经过几次以后，我不再理会这种“可疑人物”了。如果被监视，我必须得甩掉“尾巴”，我知道怎么做。除非有这种必要，我想我不必太在意盯着我的目光。
早些时候，我总是对坐在对面盯着我的人感到紧张。一名老练的同事说得很对：“那家伙面对着你，除了直着向前他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你希望他能怎么样？
你能希望他不这么做而是盯着天花板或看旁边吗？”
在我结婚以后，妻子常说我的眼睛，尤其是我脑中想着间谍工作时看上去“十分冷酷和吓人”。奇怪的是当我仅仅作为记者工作时，这种“严厉的眼神”很少出现。我尝试着用微笑加以纠正，但效果不明显。我猜可能焦虑和内心的紧张会不由自主地在脸上显示出来。
我有一名亲近的同事，也是一名极密情报官，他有一次奇异的遭遇：在巨大的新宿火车站，他看见一个感觉像日本安全人员的人。当我的朋友转身避开他时，瞧了一眼那人带着的手提包。我朋友后来回忆道：“手提包在眨眼睛。”
这件关于“眨眼睛的手提包”的事被报告了总部，得到的答复是：“那可能是我们提供给日本政府的带相机的手提包，它通过手提包上的小孔拍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不闪光的设备。”
任何一名脚印被发现的间谍心情都是不平静的。
我听过许多关于为何日本没有限制间谍活动的法律的传闻，所以那是一个间谍活动的天堂。
祝你好运。
即使没有法律限制“间谍活动”，如果日本官方决定对你不利，可能会有一千零一条理由——从“背信弃义”到“不受欢迎的盟友”，到“公共道德败坏”，再到“不遵守交通规则”，你可能会叹服他们的想象力。
一般来说，日本负责公共安全事务的官员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那些来自于共产主义国家的间谍人员不会被公开审判，而会根据日本政府当时采取的礼貌的“低姿态”政策得到赦免。
常常只有在发生“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时，“嫌疑人”会被平静地要求离开日本，仅此而已。感谢上帝，美国是日本的盟国，如果美国情报人员被逮住，最糟糕的也就是会收到站长的命令，悄悄地收拾行李溜出日本。所有受到损害的可能是情报人员的自信心，可能还有他的职业。
我刚到日本就收到警告：好好练习职业技能，不要被抓住！
不仅如此，有人来传达站长的话：“如果你们在走进秘密地点时被捕和暴露了，我会活剥了你们。”
唉！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
苏联大使馆被日本安全人员从位于大使馆对面伪装成邮局的建筑内长期监视着。
这是公开的秘密。当一名可疑的苏联间谍，这意味几乎所有苏联人，从大使馆出来时，一队日本监视人员会立即行动，坐车或走路，像一群猎犬一样跟在猎物（也称兔子）后面。
苏联人知道这些，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让日本安全人员更难办一些，10－12个苏联人会同时走出大使馆分别向不同方向分散。聪明吧？
碰巧日本并不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应付所有可能的意外。
10－12个监视小组，每组4 －5 人，坐车或步行从这座无特征的建筑中蜂拥而出，每组都有指定的目标。真是饱和监视。
听到这个我忍俊不禁。那肯定是一个壮观的场面。那个时候无线对讲机还没取得大的发展，蜂窝电话则是在20年后才出现。
对我讲这事的高级官员警告说：“脑子里要记住日本人力资源丰富。如果需要，他们会派10个男人（和女人）跟在你后面。”
作为一名“紧张的完美主义者”，我必须特别小心地留意任何可能的跟踪。一名持中国台湾护照的极密情报官有一定的弱点，如果我是一名美国公民，我相信日本政府不会干涉，我也可以少点担心。但是作为在新闻机构中工作的台湾人，我有理由担惊受怕。
像我们在劣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停下来弯腰系鞋带，同时偷偷看一眼背后的方式是很业余的。这可能明白地告诉你的尾巴你在留意被跟踪，只能适得其反地招致更紧密的、甚至使你透不过气来的跟踪。这些使你厌烦的厚脸皮跟踪者会阻止你完成任何机密行动。
标准方法——用标准方式不会招致任何错误——是停在大商店橱窗前假装欣赏里面的展品，实际上利用橱窗玻璃的反射观察是否有人跟在你的后面。一次重要的跟踪一般使用2 －4 人组成的小组，认出他们中的1 －2 个并不困难。继续走到下一个橱窗，你会进一步确认。
每一个情报人员都应该知道这个，高明与拙劣的区别就在于高明者知道自己的路线，事先也知道橱窗的位置。换句话说，他事先“踩过点”，知道该走哪条街，该看哪个橱窗。
记住几条不同的路线并不难，而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这能挽救你的行动或你的自由。
不幸的是，这种简单的安全练习很少列人正常训练中。
反追踪技巧有很多，一种稳妥的方式就是集体行动。你会经过一个有同事在那里观察的指定地点。走过两次以后，如果被跟踪，同事能够找出你后面的尾巴。
如果单独行动，你可以保持均匀的步伐，然后突然加大步子。于是跟在你后面和街对面的人会发现他们与你的距离拉大了。多数时候，他们会小跑着跟上来，你会认出谁在跑步。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突然钻进开有朝街窗户的小铺子里，你可以在里面闲适地浏览或购物。那个站在外面观察、好像等着鸽于从天上落下粪来的人就是尾巴。同样地，你必须事先知道这间铺子。
如果跟踪者跟得很紧，甩掉尾巴就很困难。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是名真正的记者，在一个极权国家里常被跟踪。他的跟踪者常常是一个人，很容易就能认出来。这人通常是站在门边等他出来。在那里无需隐蔽，他常做的是靠近尾巴并告诉他自己计划的路线、预计的停留地点和目的地，同时提醒他：“如果你跟丢了我，直接去目的地，我会在那儿。”
我听说在另一个独裁国家，一天一名跟踪者接近我的同事低声说：“你能走慢点吗？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脚。”
摆脱这种尾巴的难易取决于所在的地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紧密的跟踪不容易摆脱。因为如果强行甩掉尾巴，一会儿他会召来一群同伙。这样一来，甚至上厕所也会有人簇拥着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需要传递一些消息，经典方法是计划和设立一种快速接触方式，即当你走到拥挤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处，离开跟踪小组视线大概1 秒钟时间内将消息材料（微缩胶片、微型胶卷、小型磁带等）传递给与你擦肩而过的同事。
这种方式在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间很好用。但如果情报员不熟练，在快速传递前会感到紧张，不自觉地手指发僵或拳头紧握，这会明确提示一名警觉的跟踪者有事要发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间，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踪也没有多大问题。除了了解地形以外，我还充分利用人群，我还有健康的双腿和舒适的鞋于。大城市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出租车、地铁、公共汽车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大的百货商店。
我常穿着一套传统的深色西服（或西装上衣）以及领带，没有足以引起别人注意和给人留下印象的颜色和闪光点。同时，芽戴整齐进人高级场所不会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镜和大钱包一起作为重要装备随时保持光亮。有一点值得记住：
一个日本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停下来载客之前会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意味着一名好顾客。
大的百货商店是摆脱盯梢的理想地点。这里有许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可以转圈或浏览，然后停下来等电梯（不要环顾四周找寻跟踪者，否则商店的保安会怀疑你〕。坐不坐电梯是你的权利，你可以突然改变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电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踪者，至少有一人会和你一起进人电梯看你在哪层落脚。
此时你可以在电梯里睁大眼睛仔细审视周围的人，即使胆大的尾巴常常也会被吓住。如果是足够谨慎的盯梢，结合扶梯和楼梯多次使用这个方法以后，监视的人会失去你的踪影，或者会放弃那一天的跟踪。
重要的是跟踪者会再次出现，所以摆脱跟踪应尽可能表现得自然。换句话说，就是你应该让他相信，丢掉你是他的错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准备好大量的可随时掏出来的硬币和小额纸币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厅里，如果你认为只有一个人跟着你，你可以突然站起来出去。那时，你会希望手中有确切数目的钱，和帐单一起放在收款台上，然后静静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巴不会马上反应，或者他没有正好那么多零钱，只好找零钱或在柜台边等着找钱。
一般来讲，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对所有情报人员规定的那样，从走出住处开始，或者是与一名情报员接头完毕以后，我常常很谨慎。
我会改变路线快步走5 －15分钟，然后坐上出租车到一个地铁站搭地铁，直到确信没被跟踪。我知道地铁会打断当时可以得到的步话机之间的通信。我会从地铁车站迷宫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没被跟踪。通常我会在一个咖啡馆停留片刻，到达接头点之前会再走一小段以确信没被跟踪。
我采取这种路线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这可能很麻烦，也很花时间，但能保证安全，使我心情平静。
不称职的同事可能会威胁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学职业技巧的情报官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不是搭两辆出租车迂回绕道而行，而是像颗炮弹一样径直到接头地点。我一点也不喜欢那样的行动方式。
在咖啡馆或酒吧里找一个能看见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过窗户看见外边街上的情况。如果是一队跟踪者并且没有一个人敢进来，他们会因为不知道你是否仍坐在里面或者已经从后门溜掉了而变得焦虑不安。
于是，可以预见其中一张脸孔就像布谷鸟自鸣钟里的鸟儿一样会隔几分钟出现一次，从店外往里看以确信你还在。同一张胜出现两次以后，你已经确认了你的尾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这也很容易做到。
以后的几年，我已经习惯了被盯梢。即使我猜大部分是外国政府的情报人员，常常也不知道盯梢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他们的存在。我是一名合法地持有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除非我正在行动，除非我正处在行动的时刻，除非我不知道我的计划已经失败——一种不大可能的事情，否则他们不能对我怎样。
我曾经去过一个西欧国家城市里著名的红灯区，这座城市以毒品和色情闻名。
可能受莫泊桑、佐拉等人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喜欢在红灯区里行走。在妓女中我发现了一些可怜但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讲述者，虽然她们的故事可能仅仅是“故事”。我喜欢和她们聊天，偶尔给她们买点儿饮料。
在昏暗的灯光下，那种颓废的气氛反而更有吸引力了。在台湾，在美国的都市里，在法国，在西班牙或在日本，也是这样。
和其它城市一样，这座欧洲城市的中国城也位于红灯区旁边。我在中国城吃过饭以后到街上张大好奇的双眼闲逛。我发现一名衣着寒酸的男子跟着我。我从街的一边换到另一边，但这人仍然跟着我。开始我认为可能是个同性恋者，但他显得太有耐性，而且不整洁。我开始放开步子快速前进，那人跟在我后边跑，确定无疑！
没有做更好的判断，我也跑开了。周围几乎没人，我不知道这人是吸过毒的暴徒，是同性恋者，是劫匪，还是在这个肮脏地区工作的政府秘密毒品调查员。最终我跑过了这人，安全回到了我所住的饭店。
我年轻、体力更好的时候，在“普通人”不敢去的贫民区或破烂的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然而，这一次我必须承认我害怕了。很自然，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时会更加害怕。
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旅馆对外国人的登记使得第二天早晨警察知道什么样的外国人呆在哪家旅馆里。这是在电脑还没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样，我孤身一人呆在这座城市里，打发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三天时光。一名极密情报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旅程和行动。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计划。然而即使这样，也没人知道我所在的确切地点。对一名极密情报官来讲，这既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时，我感觉到被人监视了。没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一种直觉。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个人将报纸举到桌面上阅读，当此人放低报纸看我时，我确信他就是监视我的人。
此人年轻、整洁、衣着讲究，带着军人的举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员或是反毒官员，不管怎样，这不关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报官，而且那人可能也看出来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国家里，我没有任务。）我想到了前一个晚上跟踪我的人，但我并不在乎。
15分钟后，我发现那人消失了。即使没必要担心，我还是有些不安并环顾四周。
那人坐在隔我三张桌子远的正后方，我后悔不该四处张望，这会显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个欧洲大城市的一间中国饭馆，我看见一个像东欧人（敌人！）的男子和一名年轻的东方男子在一起吃饭和交谈。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名情报官和一名特工在会面，那情报官可能正用英语低声地向他的特工传达指示，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们用的是哪种语言。
这座城市以间谍活动而闻名，但我的任务不是替美国政府或其它任何政府抓间谍，于是我继续吃饭，看我的英文报纸。
很快，那名“情报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表示去楼下的卫生间，将上衣留在了椅背上。开始，我并没在意。
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始终不见那“情报官”回来找上衣和他的朋友，我开始留意了。
可能“情报官”也认出了我。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以不能被识破身份或受到干扰。那人可能会去叫一群帮手来，我决定赶快离开。
由于可能已处于被监视之中，我采取了自己偏爱的路线：叫一辆出租车去这城市里的红灯区。虽然我从没去过，但从地图上知道开车需要半小时以上。我催促司机开快点儿（似乎每个朝红灯区去的人都很急），这样可以轻易摆脱任何可能跟踪的车辆。况且，红灯区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为一个男人消失半个到一个小时或在一个酒吧呆一会儿又换到另一间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处游荡，在妓院、商店、酒吧里很快地进出，然后叫另一辆出租车回到那中餐馆附近我出发的地方，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一间适于另一晚上行动的夜间俱乐部。当我从一间夜间俱乐部走到另一间时，在一个拐角处和一个男人相遇，几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恶的“情报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发出奇怪的尖叫，显然，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我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将近两个小时的行动白费劲了。
我有些生气，决定看看这人如何反应。显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官员，所以我没必要担心。我唯一考虑的是天已经晚了，出租车越来越少。我坐在一间小酒吧里，从这里能看见街道，可以确信那人正从外面盯着我。像教科书里的情形一样，每隔大约5 分钟，他就会把头伸进来找寻我，每次我都会瞪着他。就像我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那样，他肯定是间谍一类的人物。
我认定这是一名不合格的“情报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到计程车招呼站叫了一辆车，用同一策略第二次向同一个红灯区驶去。到我确信自己“干净”，回到旅馆时已经疲倦不堪，为自己糟糕的运气而恶心。唯一的安慰是那晚可能有一名敌对方的情报官在担惊受怕。
有一次在欧洲，我不得不搭乘火车去另一个大城市执行任务。乘短途火车来往于许多欧洲主要城市间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过境记录。（这是我乘火车的部分原因。）
当我下了火车坐在火车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时，我注意到一个带着诡异笑容看着我的人，可能是便衣警察。我很厌恶那种笑容。我要去这城市的一个敏感区域，可能会被盯梢、拍照，或者在行动时被“识破”身份。我的事已经够多了，不需要节外生枝。即使有已经被认出来了的紧张感觉，我也不愿在开始困难的任务之前被“认出来”。
任务完成得比预期的好。我已经被告知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当地政府监视。因为拜访对象很热情地陪我进门又很热情地送我出来，所以会面时我不能隐藏我的形象和伪装走路的姿势。因为我从那个敏感地区出来花去的时间比预计的多，所以可能已经被清晰地录影和拍照了。但我并不在意，我告诉自己“没人知道我在这一城市里”。任务成功以后，我更可以这么认为。
在这里逗留的三天时间里，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与一名在日本餐馆偶然结识的日本女孩约会。
不错，很不错。
在返回途中走进欧洲列车的车厢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不受欢迎的人带着令人不安的笑容正站在我车厢的外面。
这次我有些担心了。我能想到那人甚至知道我住哪家旅馆。火车离站时，他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这简直是“贴身监视”，我更加担心了。
我想找一种解决方式——除掉这人或有所行动。如果是在电影里，我会将他引进洗手间，刺穿他的心脏，于净利落地将他扔出火车。虽然我自信是一名应变力强的情报官员，但这不是电影。不过我也没有惊慌失措。
在那座城市里我将进行重要而机密的工作，不能让他跟着我，否则他甚至可能知道我要于什么。那人一直跟着我通过边境，在火车上检查时他对我的护照不感兴趣，这使我相信他已经了解我到一个程度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并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在过境之前好像他不会逮捕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