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厢里我看见了一名年轻漂亮的欧洲女孩。开始我讲法语，当发现她也将英语当成第二母语时，我混杂着两种语言与她交谈。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帮了我，这种“爱情游戏”我很熟练。我猜想那个讨厌的男人也能说这两种语言。那时我已经想到了策略，我不担心。
我买来啤酒、葡萄酒和零食和那女孩狂热地吃喝起来。“喝！再来厂我知道混和酒的强烈效果，开始用听得见的声音和她调情，而她格格地娇笑着。那人则站在走廊里听。
我大声地要女孩写下她的电话号码，但不让那男人知道是什么。我们许诺一到目的地，放下行李后就聚在一起。
到达终点站时，女孩已经喝醉了，而我相信自己看上去也醉了。我看见那张令人讨厌的面孔消失在车站的人群中。或许他认为我仅仅是一个错误目标，或者是无价值的不合格情报员，抑或是其它类型的行动人员。不管怎样，我盯着那人过了一段时间，确信我和那女孩已经摆脱了追踪者。
我怀疑那人会带着我的名字去当地政府寻求合作以对我进行彻底调查。我提醒自己，间谍的通病就是偏执，毕竟这是另一个政府。火车上遭遇以后我再也没发现自己被监视。
最终我把那女孩弄到了我住的饭店，谢天谢地，还不赖。
幸运的是，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尽管当时大部分日本的反对力量大声攻击美国，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活和新闻工作。
母亲也来到东京和我重聚，她开心地看到我成为一名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外国记者。
一大，母亲整理我的信件时，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她问我是否要接受其中的一个邀请，我看了一眼说：“不，妈妈，我不会出席的，我宁愿花时间和你在一起。”
她说是来自首相办公室的邀请，我说不，可能有其它机会见到首相。母亲快哭了，她肯定在想，这个曾经“没希望”的儿于真的成功了。
确实，我喜欢特殊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宴会上，一名美国记者邀请我一起与佐藤荣作首相聊聊。佐藤首相很高兴地用日语和我交谈，因为他不讲英语。他招呼他的阁僚——大藏相福田纠夫和外相三木武雄：“福田君，三木君，过来见见洪先生。”
他用比叫阁僚们更高一级的尊称称呼我，这是日本的普通礼节，但对一名33岁的年青人是多么荣耀。
两位部长过来和我握手，福田先生和往常一样容光焕发地说很高兴见到我，还友好地问了几个问题。三木外相告诉佐藤首相，通过新闻发布会他已经认识了我，我感谢被认了出来。福田先生和三木先生后来都成为日本首相。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三木武雄先生的小插曲。一次，我用化名和“轻伪装”进行活动（“轻伪装”就是用一些东西稍微改变外观而不完全改变面容），到所住饭店的餐厅去吃早餐时，三木先生和他的秘书过来坐在前面离我很近的地方吃早餐。
三木先生立刻就认出了我。当时对应付这种窘境还不太熟练，我想我不能带着这种奇怪的外表去迎接他，并且带的名片也是化名，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一大早独自呆在这儿。三木先生的脸孔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熟悉的，三秒钟以后我就不能装作刚刚看到他。我决定扮演预定的“外国人”角色，不理三木先生。同时，三木先生歪着头皱眉思索，并且盯着我，好像在说：“我确实认识你，不是吗？”我不得不忍受这顿匆忙的早餐，希望三木先生不要猜疑自己是否老了。
如前所述，在日本，如何拜访一个人是很重要的。1991年9 月，我在东京见到了妻子的表弟，他正在给宫泽揆一先生打电话。宫泽揆一是前副首相，后来是首相位置的竞争者。表弟没有用通常的称呼，对外人而言，这是一种轻蔑的表示或是一种谦卑的举止，但我知道并非出于轻视。我问表弟他与宫泽先生的关系，他说宫泽先生和他是同一祖父母的表亲。他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去年起一直让你去拜访他。”
即使当时宫泽先生忙于竞选首相，他还是很亲切地接见了我。因为我已经公开退休了，所以我奉上了自己用英文和日文写的小传。宫泽先生将两种版本都仔细看过了，甚至很快注意到两者间一处轻微的差异。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远亲，宫泽先生似乎很惊奇。带着好奇的眼神，宫泽先生问了我一些关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他很谨慎地没有触及什么敏感或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一直呆到秘书进来提醒他下一个约见。
宫泽先生的确登上首相宝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在他的领导下，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在执政38年以后第一次被细川护熙首相领导的更开放的联合政府所取代。
我作为外国记者的地位即使不是每周也是逐月在提高。我参加了许多在大使馆和高级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逐渐对这些饭店了如指掌。
饭店是间谍活动最便利的舞台。在这里可以公开地或秘密地进行集会、会谈、宴会、闲聊、喝酒、吃饭、交换材料等。这里有走廊、拱廊、餐厅、大厅和酒吧，当然还有房间，对情报搜集者来讲，它们就像设备完好的游乐场。如果需要还可以很方便地叫计程车迅速离开。
我开始用心去了解东京大部分豪华饭店，以及地点、路线、公厕、公用电话和出口。
只有一个出口的饭店是不受情报人员欢迎的。这就像一个老鼠洞，房中的侦探会随时警觉地盯着唯一的出入口。
我开始被邀请参加鸡尾酒会、自助餐会、重要人物的接待会或庆典等。
铺张的自助餐会在日本很普遍，鲜花点缀或冰雕装饰的大厅里摆着各种佳肴美食，客人也很多，但我几乎不认识他们。我一般因惦记自己的首要目标，在这种聚餐会上吃喝很少。但在这种场合很少有行动机会。如果餐会上很拥挤，我就不能随意走动，那么我会试着呆在离食品台较近的地方，而且倾向于靠近我喜爱的食物，如生鱼片。龙虾和小虾等，等待着或许有吸引力的谈话对象出现。
即使我是酒精中毒者——这个称呼当时仍然不普遍或不被了解——就像被东方人称赞的那样，我很英雄般地喝酒。
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在一个中国人的招待会上宾主间相互敬酒，我干了24小杯强劲的茅台酒（另一名客人夸口他喝了25杯）。我几乎接受了一名侍者狡猾的挑战而将整齐摆放在我面前的12杯满满的酒喝下去。也许我全喝下去也没什么恶反应，但这样会使陪伴我的妻于——可怜的人——受到全场瞩目。
在东京的那些聚会中，我的记者身份很好地帮助我与外交官、记者同行、以及可能是许多国家的情报人员接触，我过去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大量的阅读得到了极好的回报。我可以很明智地讲话，用灵通的消息和趣闻使谈话变得更活泼。有几个大使经常用非正式和甜蜜的口吻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日本严重依赖于美国情报的输人，与日本有关的事务由中情局东京站联络处以紧密协作的方式掌握着。因为我与该处不发生联系，所以我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从记者的角度出发的。
日本外务省让我感觉很愉快，我试着尽可能真诚地与那里面的官员相处。
一次，一名新来的外国记者无知地写了一篇刺激性文章，讲新近回归日本的小笠原群岛上“可能进行核试验”。这篇文章完全不负责任，忽略了日本人对核问题的过敏性，但是这条消息立刻上了那记者的祖国报纸的头条。新闻工作方面的老板要求我写一篇相似的文章对其加以证实。
我认为这很荒谬，只有不了解日本人的傻瓜才会捏造这种毫无依据的故事。如果我写了任何与之轻微相似的东西，外务省的朋友会瞧不起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应该更了解实情。这是卑鄙新闻的典型事例，但我伤害了老板的感情，因为他不了解情况。
不久，我与外务省的和睦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外务省每周发布一次外事新闻简报，主持人通常用英语发言，录相和出版外务省新闻发布会记录也是用英语。
有时主持人，即情报文化局长官会打断报告会，私下用日语向我确证一些消息，使我非常得意。外务省发言人是一名温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个用英语主持面向外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的外务省首席发言人。后来，他升职去了伦敦当大使。
然而，我的极密情报官身份在东京站内仍然是机密。
一天，一次极密情报官的秘密会议分发了一个紧急电话号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通常假设所有美国高级外交官的电话都受到了所在国的监听。在遭到逮捕或遇到其它与所在国政府有关的紧急情况时，这个号码可被确认为是驻日美军基地的一个号码。
我是唯一没有得到号码的极密情报官。我仍然记得当我询问时，联络官幽默的回答。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吗？”
“不，保罗，你不能。”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身份属于机密。”
“喊！那么遇到紧急情况时我该怎样做？”
“你只能在监狱里耐心地等待。”
“什……什么？哦！别这样，你一定是开玩笑。”
“不，我没有开玩笑，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号码，你只能在牢里耐心等待。”
“哎……”
我采访除体育以外所有类别的新闻。然而出于个人爱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击锦标赛靠台边位置的票。当时日本拥有几项较轻级别的桂冠。
我采访过许多访问日本的外国政府首脑，遇到过无数为某一理由访问东京的外国政府部长。使人记忆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还有他的淡色眼镜、雪茄和小手指上硕大的钻戒。印度甘地总理是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采访国际会议时，在听的同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句子。回到办公室面对打字机时我已经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国受到的写作训练对于概念的产生和文章结构的组织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不少同事会以他们的开头段落向我征求意见，这令人喜悦和满足。
我采访过两名国际选美赛的参赛者，享受被邀参加的几个场合的每一分钟。我发现近看不是每个参赛者都漂亮。
在一个为参赛者举办的庆祝会上，我和一名参赛者聊天，预测她会进人前三名。
她谦虚地认为自己没那么漂亮，并许诺如果我的预言成真，她将和我约会。
最后她获得了亚军，并实践了诺言。日本赞助商精心地为每一位获胜者安排了一名长期陪伴，以避免传出任何绊闻。她用小小的诡计甩掉了跟随。
我带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个摇滚俱乐部。当时在东京很少见到美丽的白种人，至少不会像她那么漂亮。日本男人们震惊了！他们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着我们，从中我获得了极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这个充满魁力的女人，她是参赛者中唯一的研究生。
我开始理解“无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帮人占据了我紧邻的公寓，通宵达旦地喧闹。尽管我还没将那种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确实成功地驱逐了这帮暴徒。
一个晚上，通过我用链条锁住的铁门开口处，我大声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并排站在开口处，想看看这个胆大的外国人是谁。我咆哮着责骂那些面孔，宣称如果他们不立刻安静下来，我会打电话给东京警视总监。两天以后这帮人搬了出去，房东为此十分感激我。
这次并非是虚张声势，我完全可能打电话给警视总监。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对总监本人讲，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讲，他的助手会向外交部查证。在核实我的地位和身份以后，警视厅会及时赶来处理这件事。
日本对外国记者永远是最热情的。
当我的记者生涯步步上升时，我的间谍职业却从来没有上升过。唐·布朗耐心地引导我向这个或那个目标前进，但我作为一名间谍仍很不成熟。我能够愉快地单独采访诸如巴西总统夫人科斯塔·达席尔瓦这样的大人物，并且写出她第一次经历地震的故事。但我在采访那些可能提供情报的真正目标时，却感到很困难。
第一次采访一名很有价值的对象时，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应该和采访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很紧张，以致能看见我的双手和记事本在桌上颤抖，我不得不将记事本放到膝盖上加以掩饰，结果记事本又从抖动的膝盖上掉了下来，近乎一场灾难。幸好没有更糟的事发生。
根据日本对签证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离开日本一次去更换我的签证。我可以选择去南韩、台湾、关岛或香港，旅费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韩。旅行中我还必须做一些烦人的间谍工作，因为我缺乏经验，结果变得无关紧要。
当时正是南北朝鲜关系紧张时期，实行严格的宵禁，任何违反者都可能没有争辩的机会而被枪毙。
我连一个韩国字都不会说，也不想对韩国人讲日语，因为我认为这样会触怒韩国人，使他们回想起悲惨的过去。
到达汉城的头一晚，我放下行李就准备到饭店外面来一个夜晚“冒险”（这是我到一个新地方的恶习）。
将钥匙放到饭店的柜台时，我听到服务生对我说了些什么，因为不能理解，所以没有太在意。
朝着饭店的前门走了几步，我似有所觉，回去问那服务生刚才说什么。经过多番努力才听懂他带有口音的英语，他刚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当时是晚上11：53。
第一次去汉城旅行，唯一值得夸耀的是我为一个俱乐部赌场的保险箱作了慷慨的奉献。我被骗买了只假的“质地很好带着特殊绿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还从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馆长”（即出售者自己）处得到了“真品”的证明。
多年以后，我向我的日本耶酥会导师展示这个“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对多个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了解。
这位神父看见罐子后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的红色没有显现出来而代之以绿色，确实是“稀有”。
我有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专门从事古董交易，来往于世界各地进行“有价值的收购”。我曾经试图以“50万美元的特殊打折价”将那只“稀有的罐子”卖给她。
我们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开玩笑取乐。
我仍拥有那罐于，准备以50万美元的价格将它卖出去，或者不行的话，只要超过200 美元就行。
在开始的一年半间，唐·布朗是我所在的东京站站长。按照唐的说法，我在一份报告中提供了“一句话”
，但他仍然和蔼地赞扬我。后来我觉得这糟透了。
情报报告（IRS ）是指由站里负责报告的官员将所在区域搜集到的情报分类整理而得的报告，它将被反馈到中情局总部，然后，如果被认为有价值或有用，它们将被重抄并散发到我们称之为“顾客”或“消费者”的适当渠道，例如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经在东京建立了一种计算方法：按照年度发往总部的情报报告数进行东京站全年费用的分配。我得知情报报告的价值是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经碰到一名怪异的情报官，他宣称自己在较短的时期里已经从东京发了2000份报告。是否属实非常值得怀疑。当他听我讲到关于报告的价值时，试着口算但不能进行乘法运算，只好找来纸笔算出他的“2000份报告”已经创造了多少价值，然后他大声惊呼：“2000万美元！我写出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报告！！”
我想他可能会用心脏病来奖赏自己。很遗憾，就像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某些中情局官员并不是那么聪明。
60年代后期，在相对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还没传到。但在那里，我曾经有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乐时光，在酒吧里与女人邂逅或相会。据我所知，只有其它国家的男人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巴黎，有时男人们很自由地相互“转让”一名随便的女人。圈子里的每个人，包括女人，都会获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进人了一个由24－28岁的日本职业女性组成的“性圈子”。按照当时日本人的标准，她们是少数已过结婚年龄的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办公室女性，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于一般人，已经有过一两个爱人，并且厌倦了单身生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有一套转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但这千真万确，我很高兴从中受益。
我从圈子里的第四和第五个女人之间退出了。因为误解了约定的时间，她们为我而争吵。我从来不喜欢与女人之间有凌乱的关系，而且在国外进行秘密的间谍工作，我也不想闹绊闻。但是当它进行时，确实很好。
一次，我和其中的一个女人在一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将我承诺的一顿晚餐搞成一回大事。当时在日本，女人很少戴时装帽子，而她戴了一顶无边女帽——
令人费解的装扮。但这并没有使我烦恼，因为我已经穿上通常的深色西装。
去吃饭之前，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去一家主要的报社道歉不能应邀参加鸡尾酒会。
我不知为何当晚会举行这个招待会。
招待会的接待工作由年青人管理完全是个错误。我看了一下准备好的客人标签，可能总共只有100 张。在我道歉之前，我们被不容分辩地引进大厅。这些没经验但过份热情的男人和女人欢迎和我一起来的女士，并告诉我她不需要正式邀请。我看见许多年长和尊贵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在轻声地交谈。当发现我年轻的女友是招待会上唯一的女性时，我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了。
在我能警告之前，我的女友走到了大厅中央，远离我所能及的地方。在这里，主宾——一名很著名的美国人将要讲话。我后退到墙边，发现自己站在美国大使旁边，他可能是在场的第二重要人物。当然大使不知道我的真实背景。我们低声交谈了几句。酒会开始时，我的女友很高兴，而我却希望墙上有道缝能让我钻进去。
第二天，我惊骇地在那家报纸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头版发现了一张照片。报纸中央，我的女友戴着无边帽站在鸡尾酒桌边上，没有标题解释，而美国大使和我在背景里清晰可见。但我知道，当时的皇太子妃（现在的皇后）常喜欢戴一顶无边帽，因为这点轻微相似性，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误认为她是皇太子妃了。可能不能确定，所以标题没有指明身份。
在我能够从头晕中恢复过来、打电话更正之前，第二次印刷的报纸又来了。谢天谢地，照片没有了。
我还将那张照片附上简短的解释寄给了在台湾的父母。
我并非随时都在拈花惹草，职业生涯里最恐怖的经历发生在这段时间里。
在我的上司唐·布朗的指引下，我“帮助”了一群危险的敌人。他们说想请我吃饭以表达对我的谢意，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被接上了一辆计程车，兜圈子直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然后被从后门领进了一家饭馆。我不知身在何处，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那晚我和谁在一起和做什么。
在一间隐密的无亩小房间里，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人进来说他将做东。我的食物，啤酒和葡萄酒拿了进来，但没有主人的食物。
主人保持着礼貌的恣态，但没有笑容，几乎是阴沉着脸，看上去像一名愠怒的脑外科医生将要进行一次困难的开刀手术——针对我的脑袋。
对我惴惴不安的提问，他回答说他不饿，他也不喝酒。谢谢你的关心。
主人简短地请我享用食物。很好，非常感谢！我饿得几乎可以吃下任何东西！
（不管里面有什么。）
在紧闭的房间里，他礼貌地问我一些经过考虑的试探性问题，同时仔细观察我的反应。
因为经历过更艰苦的生活（我曾经考虑过要加人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我已经学会很快做出决定。尽管我平时很固执，在那个时候我放弃了自我，准备面对某些事情，可能是死亡。
总之，死亡从来没有像那样吓着过我。这儿最坏的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最有可能的是下毒，这将是可惜可叹的事。如果当时有其它的希望和机会的话，可能会是一架飞机从天而降，正砸在这间可恶的饭馆顶上。
我能够保持面部毫无表情，但我能装得比毫无表情更好更有效。这在我更年轻时得到了很好的考验并且多次被证明有用。
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假装很高兴地尽可能喝酒，好像如果食物或酒中有毒，我希望能快点儿死。
如果食物真有毒就糟糕了，但我想如果那位高深莫测的主人觉得我太笨、太傻或不值得信任，对他没有任何用处，那么或许有救。
最后，当我明显醉了，我说：“非常感谢你的美食，我已经喝得太多了，请叫辆计程车送我回去。”
他真的叫了辆计程车，我安全地回到了公寓。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个难忘的教训，使我甚至是从中情局退出以后，一直考虑以后可能会用上的对策。
当我还是单身汉，没有人可以告之我可能去了何处的时候，我会记下约会地点、时间、我将要会见的对象，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原因。然后我会将那张纸封在信封里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如果我死了或消失了太长一段时间，东京站的人，可能还有日本警察最终会到我的寓所找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们会为我报仇。虽然这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但必须这么做。
婚后因为不想吓坏已担惊受怕的妻子，我把将要进行会面的细节写下来，装在信封里藏在我们的一个秘密地方。我告诉妻子，如果我没有回来或是在固定的时间里（例如早晨的3 点或6 点）没有联系，就走出住所找一部公用电话如此如此打电话，然后去找一个她认识的人将信封给他。这样有望使搜寻工作运转起来。
同时，这也能发动报仇行动。我不会让人杀了我之后逃之夭夭。
这可能不是很符合天主教徒的行为方式，但这是一条求生之道，而且我当时还不是大主教徒。如果有人杀了我，杀了那王八蛋为我报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
这是自卫的基本准则。如果将之公诸于众或向敌人宣布，也被称作“威慑”，这将是强有力的有效安全措施。如果不公开宣称报复意图，“威慑”将毫无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致力于创造相对较小的法国核武器系统“La Force de Fppe”。尽管它被嘲笑为“死后的”报复，因为法国可能已经被消灭了，所以意义不大。但是它确实起到了显著的威慑作用。
我相信一名情报官员必须具备勇气、力量、决断力。执着、狡诈，如果需要，还有冷酷，这是从马基雅维里处学来的。
我在法国就读的学校有一句座右铭借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狮子的力量，狐狸的计谋。”
在美国，一名“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冷酷、邪恶和遭人厌恶的，但法国人更实际，更诚实，而不是仅仅是从片面地批判马基雅维里。
我们学校从不忌讳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径，并且产生了大量法国外交官和政治家。
想想美国的总统，他们中所有的人，包括伟大的林肯都有一点儿马基雅维里似的性格，否则他不可能成为总统。
后来我造了一副刻有这句箴言的手镯。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到佛罗伦萨旅行时，我去参拜了马基雅维里亲王的墓，以表达我的敬意。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那人为什么要请我吃这顿“难忘”的饭。经过思考，我猜这些人在考验我，考虑怎么用我，如果计划失败就可能杀了我或让我“消失”。
后来在有了新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我想到了更可信的理由。毫无疑问他们在考验我，但他们的目的是想招募我，如果失败则可能采取绑架的手段。我醉酒的表现可能使他们失望，从而使我从险境中解脱出来。
这次经历为前文所述在欧洲有人跟踪我到火车上提供了教材。我发现有时装傻是很有用的，它可能会伤及自尊心，但它可能会救自己的命。
婚姻
秘密情报人员的孤独生活远远出乎我的预料。
不只是因为秘密世界中的紧张工作，也不只是因为繁忙的记者生活，还因为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世界开始让我心烦。几乎没有同事间的交流，也没有可以敞开心扉随意畅谈的朋友，更不能将主要的工作做为笑料。那些偶然交上的女朋友，远远不能满足我精神上的需要。
作为学生或从事其它职业，我已经独身生活了许多年。以前，我度过了很多孤独的时光，比如独身一人休假，几乎不和人交谈，以至于一段时间里我的语言功能明显退化，但我从没有过现在这么强烈的孤独感。
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激情的青年，曾经多次陷人死去活来的爱情之中。其中大多数可以算作浪慢故事般柏拉图式的单恋。可能是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被深深地伤害了，于是我发誓不会再爱上别人。可是我没能做到。
当然这次是遇见了我的妻子。我爱很多人，很多事物，但这种爱有别于其它，我不愿沉溺其中。对我来说，“恋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控，判断能力下降，某些盲目的自我牺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爱比别的爱更伟大。
我有不少啡闻，曾被看作是一名声色犬马之徒、“冒险家”、“征服者”、“一夜风流”、“常换常新”。不管别人怎么叫我，我极少整夜和女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常常到睡觉时喝得烂醉。随着咽部肌肉的放松，我会发出响亮的鼾声。考虑到这个，婚姻对我而言曾是很遥远的事。
而且我有强烈的遵守诺言的责任感，所以我很严肃地考虑过自己是否能和一个女人以通常所说的“婚姻”的方式结合，是否能和同一个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生一世生活在一起。
每次回到寓所看见与早晨离开时无区别的床铺模样，我会很失落。即使明知不会有另一景象，但眼前的情形仍然使人沮丧。
曾告诉母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会保持独身生活。仅仅三个月以后，我开始考虑结婚了。
我和天真无邪的和子约会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徒身上，我仍然没有发现特别吸引我的东西。但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纯洁和善良的女人，一个完全的给予者。虽然我不信仰天主教，但我羡慕她纯洁和不二的忠诚。
她有结实而健康的身体，但并不具备令人眩目的美丽，可是她那纯真的、令人愉快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仿佛自然地发自内心。也许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亲切感吸引了我，使我考虑到或许能和她一起度过余下岁月。
中情局规定如果驻外情报官员要和一名外国人结婚，必须获得许可，而且必须对结婚对象进行安全审查。对和子的背景，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父亲是一家大的火灾及水灾保险公司的经理。我曾经问过和子，可她对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了解。
她会这样说：“是的，我父亲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家庭在满洲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二战结束。”另外，她出生在中国北京。
到第三次约会时，和子已经了解了我生活中公开的一面。因为我以我常用的坦白方式对她讲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多次。长时间地和异性纠缠。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后来，我才发现在她的生活中没有“嫉妒”这个概念。她会羡慕但不会嫉妒。
她还告诉我她很想远离诸如锦衣玉食的世俗享受，因为她一直希望作一名尼姑。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但是一个不错的女人。
我有意识地问了她一些问题，试图发现如果我们结婚，她能否面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即使在那个年代的公众眼里，提出这些问题也是不对的，甚至是无耻的。结婚以后，我因为胆敢向女士谈起这些“无耻”的问题而多次受到指责。但奇怪的是，提出最激烈批评的是那些婚姻并不像他们假装的那样幸福的人和那些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的人。而那些婚姻幸福的人却总是笑吟吟地听我讲这些“惹人生气”的故事。
我被称之为“暴君”、“大男子主义者”、“一个大男于主义的猪秽”，或者简洁地称之为：“猪！”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婚姻仍很完好。我的缺点，部分是我的“不忠”，从来没有成为妻子抱怨的理由。
或许使人不敢相信，我一直是一名女权的拥护者，我并不认为形式主义和限额制度是正确的方式。我认为女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受到平等的对待，这是自然而毫无疑问的。
对于一桩婚姻而言，讨论对或错是主观的，幸福婚姻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应满足的必要条件。对不同的文化或不同的民族，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是公认的），婚姻只是两个当事人和他们子女之间的问题，其它人不能给予他们幸福婚姻，也不应由别人来制订方式和标准。
罗斯福勾公爵有一句格言：“婚姻，成功的多，但幸福的极少。”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能否算作幸福。我妻子和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婚姻应该是一种约定，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上的誓言，我们也会保持一生。
我们从没想到过离婚，而且很快乐地满足于我们共同取得和拥有的一切。
在这里，我想写下向和子求婚前对她讲的一个想法，或许我又将受到谴责，但这是一个明智的途径，可以表明我们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我告诉她我会很诚实，永远不会对妻子撒谎，但我知道本质上我不会停止和别的女人有瓜葛，所以我的妻子在保持贞洁的同时应该能够容忍我的“不轨行为”。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
这是一个简单的推论，不是吗？可能听起来有些荒谬，但至少提出这点是很诚实的。我相信有很多男人有同样的想法，却永远不敢像我这样讲出来，因为他们害怕受到指责，或许这样就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我只做那些我认为坦率和深思熟虑的事情。
大概一周以后，和子回来告诉我她父母对我所讲的很满意。
（“你满意吗？”这是我的上级在我即将受领新任务时常问的一个问题。）
和子说她父母觉得一个经历丰富并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远远胜过那些生活道路平坦、直到四五十岁才感到迷失方向的人。
正确！完全正确！我们不是几乎每天都看到无数个在周围上演的这种悲喜剧吗？
这事实上是男女间最基本的问题。
我很严肃地对和子保证自己将“永远不会迷失方向”。我怎样才能保证实践这种与不确定的未来有关的诺言呢？因为我是一个永远为自己的话负责的人。
现在，在结婚26年以后，许多朋友会嘲笑这种“无耻的不公平”，和子也不愿意承认有什么协议，这可以理解。但她和我心中都明白，我们的婚姻应该感谢这些婚前的约定，这些条款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被提起过。默契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年过去了，对我们来讲，不提也不问已属很正常的了。
至少她知道我一直是诚实的，我永远不会用谎言欺骗她。理解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坚实基础上。我们的儿子也同样接受了关于诚实的教育，基于同样的理由，他相信我们。
尽管这听起来不太可信，直到最近，我们仍以拌嘴和争吵闻名，几乎是每年400次，换句话说，是平均每天约1 ．095 次！（银婚纪念以后，争吵减少了，或许是我们意识到这样做是徒劳的，或许仅仅是因为上了年纪和成熟了。）
争吵的范围从仅仅是意见相左到激烈的冲突。我们并不是天天都吵，有时会积聚矛盾，然后来一次大的暴发。
我们会因为我嗜酒而争吵，和子认为她有充分的理由为此而抗争。关于我喝酒的争吵持续了10年，直到我戒酒为止。即使是现在，我仍然会对因此而牺牲的爱情、精力、时间和金钱感到后悔，幸运的是，这个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还会为了我和她驾驶汽车而激烈争吵，有时甚至是关于怎样拐弯，拐得是否平滑，是不是太靠近路边了。我常常为记不起和子也不知道的路线和地点而受到困扰。
即使是喝一点酒以后我都不会开车，这另当别论，但我们会为了其它能够想象得到的理由争吵。
我常常采取雄性动物所偏爱的方式：用雄浑的吼声表示与生俱来的力量、上帝赐予的权力和男性的统治权（但除拍打胸部以外）。和子常对此不屑一顾，而这只能使我更加恼怒。
但我们从来没有像其它许多夫妇那样，因为和子嫉妒我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
而争吵。
我儿子已经习惯了这种常出现的交战状态，现在他似乎对此毫不在意或一笑置之。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深爱对方又怎么会如此频繁地争吵呢？毫无疑问，我们很不明智。现在虽然已经太迟了，我相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因为确信我们都深爱着对方，我希望她能变得更加完美。很多老夫妻都会承认，这是打破夫妻和谐的原因之一。
我们两人都有很强烈的自信心，有固执的个性，都相信是为着对方着想，结果常常以各人不同的方式发生冲突。
不要以为和子胆小、温顺，不会用大噪门说话。她会的，她完全能够保护自己，为自己而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频繁争吵。在这一点上，她从不需要盟友。
如果我们争吵，即使是我们的神父也仅仅微笑而已。
事实上，许多年以后我们靠得越来越近，变得更像对方，但如果我们希望婚姻延续到一生，休战是不可避免的。
婚后，我曾经遇到过一名艺妓，这是少有的经历，完全是巧合。深夜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微醉的艺妓穿着全套和服摇摇晃晃地走着。在赤扳，这种情形也很少见。
我叫她小心，不要被车子撞倒了。她感谢我，并邀我到她家中作客。她家在附近，从我家穿过一个小公园就到了。我跟她去了，因为她太有吸引力了。另外，很少人能够有机会在艺妓的家中私下与她交谈。在东京和京都，高级的艺妓就像名花一样，常人很难接近。因为这是在赤坂，艺妓一定是最高级的那一类。她是那种常被称为“仲居”的，是在饭店中服务的新手。
她屋里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整洁并不是为防备有不速之客而保持的。在装饰很少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把艺妓常用的日本乐器——三弦琴。这是一种职业的象征，就像在一名士兵屋里挂着一支枪一样。
屋里唯一稍为不整齐之处是茶几上她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政府和大公司的人事变动声明。她说这些声明与她在饭店中的熟客有关，她会记住这些变化。这种为注意重要客人所付出的努力同样给我留下了印象。
她拒绝告诉我她在哪家饭店工作，她的职业使得言语谨慎比什么都重要。这就难怪日本的政客和公司经理常在这种被称为料亭的日式餐馆里进行秘密会谈。
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夜，我的衬衣都被汗浸透了。我吃惊地看见在她精美的丝质和服里面，还有一层漂白的棉布紧紧裹住身体。仅这种情形就使我出了更多的汗。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轻轻地答道：“为了防止汗冒出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从她那儿，我还了解到那些高不可攀、价格不菲的艺技几乎都是“性饥渴和性压抑”，因为她们要保持自己的价值，不能随意交往。这是令我或是大多数人吃惊的表白。难以置信像如此迷人的女人对我讲述这些。我很愿意满足她的需要。是的，当然是的，完全自愿。
在一阵令人耳晕目眩的欢悦之后，我像往常一样坦白告诉她我住得很近，妻子正等我回家。
她柔软的手紧紧抓住我那东西不让我离开。她所说的大多数艺妓都有性饥渴绝非戏言。我很不愿意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离开她，而非本意地留下一个“纪念品”。
最后，在许诺我会打电话给她和很快会来看她以后，我说服她放开了我。
在能够实践诺言前的一天，我和妻子离开家的时候突然和那名艺妓面对面相遇了，她穿着便服c 和子注意到了这个女人看我的方式。她回头看看我的反应，然后继续前行。我感到很突然，什么也没说就从她身边走过去了。离得很远以后，和子嘲弄道：“你和这个女人有过什么事，对吗？”
我只能用我常用的方式回答：“为什么你会问这种无聊的问题呢？”和子笑了起来，自信她没有错。
为了尊重善良的妻子，我没有给那位艺妓打过电话。但是失去这么一个迷人的女子，真遗憾。
请允许我倒回去。最后，我决定娶和子。一天晚上，经过辛苦采访外相的新闻发布会以后，我打电话告诉她我已决定娶她。她同意并接受了我的求婚。我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谈论着新闻发布会、我写的精彩报道，以及我们美好的未来生活，我还要她马上去征求她父母的意见。她说她会的。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急切地想知道她父母的反应，她诧异地反问：“什么反应。”
我提醒她昨晚我已经向她表达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说：“哦，那个，我忘了。不，我不愿意。”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不愿嫁给我？”
“不，我不是那意思，但你昨晚没喝醉吧？我不敢把你讲的当真。”
“不，我的意思是。我是喝得有点多，但我敢保证我所说的。不管是醉还是清醒，我已经不能比这更严肃了。我保证我所说的。请你征求你父母的意见。”
我请求局里批准我的婚事。唐·布朗可能有些担心，他太了解我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会成为我的妻于。后来，在我们家去美国旅行时，我和和子拜访了布朗一家，唐出乎意料地很喜欢和子的性格。
我去拜访和子家，请求她父母准许婚事。这是一次很特殊的拜访。
和子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上海的一所学校里从中学上到大学。这所学校由日本帝国外务省创办，目的在于“将日本年轻人泡进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实际上是为长期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计划培养人才。我对他全无口音、纯正的普通话感到吃惊，因为没有几个外国人能将这门难学的语言掌握到如此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