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人开始考较我的普通话时，我更吃惊了。经过两个小时、一起喝下可观量的威士忌酒以后，他轻易地宣布我根本不会讲中国国语。
我不得不提出抗议，声明我初中高中加上台湾大学的两年都是用汉语上的。一会儿我明白这位老头的意思，我不会讲他所讲的普通话。
事实上，即使用我的苛刻标准，和子的父亲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和最值得尊敬的绅士之一。他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喜爱，是一个理想的岳父。
但他有更多让我们惊奇的地方。
我们知道他“应征”独自一人深人中国内地，战争结束时化装成中国人逃生。
我们知道不仅因为他纯正的中国话，还因为他的和善使得一些中国人帮助他逃到中国的海边，从这里他发现了回到日本的途径。同时，他留在北京的家庭也受到了救助。
直到1989年，我们结婚20年和他故去14年之后，和子和我才从她的亲戚那里了解到和子的父亲曾经是一名日本帝国政府派往北京的间谍。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我的岳父和我一样是一名秘密情报官员。其它亲属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而我和和子却一无所知。当我们表现出震惊时，这些亲戚对我也是一名秘密情报官员同样感到惊奇。
和子的外祖父是一名海军少将，是满洲旅顺港的一名高级官员。后来他从日本帝国海军“退休”，成为满洲大军阀张作霖的日本顾问。所以，和子母亲一家从1引9 年起就住在满洲，享受着“保护国”高级海军军官的骄傲和当地军阀的友情。
海军少将因健康原因引退后不久，一群日本陆军军官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被炸死，另一位接替和子外祖父当张作霖顾问的日本海军少将也在这次臭名昭著的“意外”中身亡。
在与和子谈起婚事以后，我心中有些担心和子的父亲可能和许多有声望的日本人一样，会雇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我，所以我必须留意可能受到的监视。
后来我们了解到和子的父亲确实曾经调查过几个年青人，他们是和子传统的“包办婚姻”的候选对象。
但是，和子的父亲并没有对我采取这种方式，难道是因为我大方，看上去没什么秘密？或是老间谍锐利的双眼觉察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考虑到我大量饮酒，虽然这在普通日本人眼里并不算出格，但和子的母亲仍然劝我找他们的一个亲戚做身体检查。
对此我没什么意见。事实上，趁此机会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应该进行检查的长长的名单：我酒精过度的肝？当然。还有反复发作的胃溃疡，给我带来难以忍受的痛楚的椎间盘突出症。毫无疑问，还有心脏、烟熏黑的肺？好主意。对淋病作一个重复检查也不错。另外正好可以检查梅毒。
医生对检查结果极其反感，他写信强烈反对这场婚事。我并不怨他，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同时，我收到总部命令：只有婚后才能向和子及其亲属表明我的真正职业。我也希望那样。使我内心受到伤害的是婚礼前不久收到一封总部的电报说：“我们猜想此时你已经将你的真正身份告诉了你未婚妻……”
他们把我想成什么样的情报官员？不可信？不值得相信？一个不能守信的人？
真让人不舒服。
我相信说谎者不如诚实的人相信别人，只是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来衡量别人。他们怎么能认为人们不会像他们一样常常说谎呢？我发现这是衡量人们诚实与否的精确标准。
和子有时也会警告我不要太相信别人。我的回答是，当我相信别人的话时，我感觉更高雅端庄。
当然我不想盲目和轻信，尤其是在间谍这一行里。情报搜集者和情报行动官员的生涯使我就像一名高明的侦探一样，能准确判断别人是否说谎，但我并不喜欢用揭穿他们丑陋的一面来和他们相对，使他们难堪。我情愿对谎言视而不见，当然我更希望他们不要对我撒谎。在我已经看穿骗局的情况下听别人用极易撕破的真诚厚着脸皮撒谎真是令人难受。
也许是因为过去的艰难生活，我一度曾愤世嫉俗，不过那是很久以前了。
做一个债世嫉俗者更容易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常常对他们听到的表示很怀疑，揭露阴暗的一面，揭穿谎言，巧妙地暗示他自己丰富的知识以羞辱别人，并藉此表现得比别人“更聪明”。
很难发现一个沉默的愤世嫉俗者。同时，愤世嫉俗者认为自己比那些无知的“粗人”更优秀，常表现出难以忍受的傲慢c 他常常以“美好”的反面作为前提，常常否认和轻视那些本可以描述成美好、纯洁和积极的东西。
我更讨厌伪君子，就是那种假装思想境界很高而实质上行为却极其可憎的人。
这种人装作很清白，从来不承认有错，还用假惺惺的义愤去“公正”地谴责别人。
这种人我们已经见得够多的了。
当我告诉父母我要和和子结婚时，他们的心情很复杂。除了关于我在巴黎时胡作非为的糟糕记忆以外，他们一无所有。极其保守的母亲曾经写信告诉我她感到羞于见她的朋友。她肯定想过什么样的女人可能嫁给我。
我父母到东京参加我们的婚礼。他们第一次拜访和子的家人是在不详的4 月1日——愚人节。
我觉得4 月1 日是我日历上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胰腺炎曾第二次击倒了我；在罗马，也是这一天，我曾有最严重的一次病情，中情局的一名主管医生明白地宣布我即将死去；在日本，退休以后，在这一天我和一名极其恶劣的亿万富翁签订一份合同，后来这人出于他私人的原因单方面中止了合同，还可笑地威胁我。
在去和子家的出租车里我不得不消除我父母的不安，使他们镇定下来。他们将带来的订婚钻戒以我的名义送给和子时，和子的惊喜反应使他们的担心成为多余。
和子接过美丽的戒指尖叫着跑到厨房向她母亲展示。她母亲一直在偷偷听着，并责备和子，说她这样“不值得”接受戒指。我父亲很高兴地看到她毫无做作的喜悦。
那天晚上，和子还以其它方式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她。
当该端上和子专门为此而烤制的蛋糕时，我听到从厨房传来她母亲的惊叫声：
“和——子！”
和子将盐当作糖放在蛋糕里，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可能是预料到会有这种意外，他们有意识地准备了草莓之类的甜品作为“替代品”。然而最糟糕的是和子将其放在冻柜里而不是冰箱里，我们不得不花20分钟等这些石头般的甜点变软。
我父母很快就喜欢上了和子。他们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在接下来我母亲在世的4 年里，一旦我和和子发生争吵，她总是站在和子一边，并且鼓励她勇敢地面对我。
我母亲晚年确实做了好事，这就难怪我们为什么一年中争吵多达400 次。
按照中国的生肖方式，我生于狗年，据说狗年出生的人诚实可靠，和别人相处得很好。慷慨但很顽固，多有些自私。得找一个马年或虎年出生的人，且要当心龙年出生的人。
和子是龙年出生的。值得强调的是对龙年出生的人有一句警告：“避开狗年出生的人。”
因为和子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也曾受洗为天主教徒，故我们的婚礼在耶酥会上智大学的天主教堂里以天主教仪式举行。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们在罗马碰到的后来成为我们最亲密导师的两个耶酥会神父都曾是上智大学的校长。
在婚礼宴会上，客人们看见新郎一桌接一桌地向宾客敬酒，这在日本婚礼上极为少见。
我们搭乘快速新干线到京都去渡蜜月也同样不同寻常。
我让和子事先购买火车票，她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头等或二等？
我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头等，那样到得更快。”
火车一离开东京火车站，我就带和子到餐车并且一直呆在那里，边欣赏景色边享受啤酒，和子却一直嘟哝浪费了昂贵的头等车票。
我们计划在京都和大坂蜜月旅行一周。婚礼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带和子去了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庙。像一名优秀情报官员一样，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收音机以防止有人窃听。（现在可能已经不使用这种技术），在那儿我告诉了和子我的真实身份，我不是她想象中的令人羡慕的外国记者，而是一个秘密情报官员——一名间谍。
“你知道什么是中情局吗？”我望着她的眼睛问道，因为曾经欺骗了她而倍感内疚。
和子静静地点点头，她的镇静使我有些诧异。我简单介绍了我所过的秘密双重生活，并且向她保证不会有身体上的危险——（虽然并不全对）——她不需要担心，而且还会有许多秘密的朋友。
后来，当我称赞她的平静反应时，所得到的解释却出乎意料。
和子的第一个念头是她的新婚丈夫“有秘密的过去。以他在女人方面的经历，肯定有一个或两个不为人知的孩子。可能是因为我在孤儿院工作他才和我结婚，他肯定希望我照顾他秘密的孩子！我会怎么做？！我能这么做吗？”
一些快如电光的想法，蜜月头一天令人沮丧的念头。
实际上和子对中情局知之甚少或仅仅是有对间谍的一般看法。
凑巧和子是很天真、极易受惊吓的那一类人，一种极不适合作为情报人员配偶的人。她不喜欢恐怖、神秘的故事或电影，一点也不喜欢。
我不得不慢慢地教她，从秘密情报人员最基本的技能开始。
在进行敏感的谈话时打开收音机成为她的第二个本能。不是电视机，因为电视机很多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她学会了假装没有发现，开始时这并不容易做到。
另外，她具有最优良的品质：慎言。她能保守秘密，我用不着担心她会将秘密泄露给她的亲友。所以即使她有时会求我不要告诉她任何事情，否则她会忧思成疾，我仍然能够信任她。
一个除自己之外值得依赖的人，一个可以敞开心扉交谈的人，这是我在紧张的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有了她，除了偶发或严重的事件之外我不必担心工作。
直到我退休，她的亲友没有一个知道甚或怀疑过我的真实职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告诉她任何事。
我想起1971年参加的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c 站里来的联络员平静地讲道：“今天，我们得到消息称中国副主席林彪卷人了某种反对毛主席的阴谋中，失败后试图逃离中国，但是他的飞机被击落了。估计林彪已经身亡。”
我被惊得说不出话来，盯着面无表情的联络员看了一会儿才问道：“真是你刚才讲的那样吗？嗅！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真不敢相信，太不可思议了。”
联络员依然毫无表情：“我当然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只是将消息转告你这个笨蛋。”
几分钟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位安静但好开玩笑的联络员召集我们是为了宣布这个爆炸性消息。这离新闻媒体报导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整整早了一天。
和子是那种典型的安静、乐观、顺从、不爱抛头露面的传统日本妻子，因为她父母用那种方式对她进行教育。
在我告诉她不用来烦我之前，她认为即使是在杂货店花一点儿钱都应征得我的同意。
因为她似乎对财物不感兴趣，所以我送了她许多礼物，教她如何购物。我还带她到她没听说过的优雅的外国餐厅吃饭。大概花了15年以上的时间她才学会有经验地自信地按自己的意愿决定。
我们住在我仅360 平方尺的狭小公寓里，即使对和子这也显得太小了。
她认为婚后我们会搬到大一些的公寓去住。那时我还不能告诉她租屋的地点是由中情局安排的，房租也由中情局付，搬家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我告诉她我们不会搬，对此她说：“我希望你在开玩笑。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嗯……我应该怎样收拾……”
我们常打趣不能请客人“进来”，因为客人会穿过整个房间从前面的窗户落到人行道上。
但她又不是按旧式日本妻子被要求的那样卑屈的妻子。
她经常问新认识的客人或朋友是否知道柔道。她会向困惑的客人解释说她希望学上一两招，以便能将“可恨的”的丈夫狠狠地扔到地上，“给他一个教训”。她还会对客人说这是她热切的希望，但她什么也没学到。
我感受很深的是我经常因为情报而工作到深夜，和子会一直等到我回家。在用草席铺就的榻榻米上，和子躺在我的脚边熟睡，而我还得坐在椅子上打印那一天的报告，有时会直到凌晨3 点。当我叭叭敲打桌上的打字机时，和子像个孩子一样睡在旁边。在她脸上我能看到从焦虑中解脱后的平静。
那个时刻我深深感受到她对我的爱以及我对她的爱和责任。也许我们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相爱”，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意味着互相奉献和牺牲的爱。这种互相的爱恋不会因逆境和接下来数年间无数次的争吵而受影响。
和子有理由担扰。我常很简略地解释自己的日常工作，只能最低限度的满足妻子的要求。对真实情况的偶尔一瞥和想象不熟悉的世界常常使她担心。她可能希望我尽可能不对她讲工作的情况，因为她担心我可能会暴露、发生对抗，甚至是被捕。
想到一切可能的可怕后果，不仅是对她自己，还可能是对她的家庭，她更情愿对我的活动一无所知。
我们结婚后大约半年，一名我用真名与之共事的特工有时一大早就到我家，正像她所不喜欢的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或是上交取得的资料，或是请教有关情报的事情。
一次和子奉茶时，我看到睡衣里的她在发抖。我不得不安慰她，并且不得不改变和那名特工会面的方式。
即使和子宣称她已经通过了一名年青高贵的日本女子婚前所应受的训练——茶道、插花、烹好和裁剪，我仍然感到怀疑。对她显然是努力做出的饭菜我不敢恭维。
最终有一天，我告诉她应该在厨艺上下番功夫，因为她美食家的中国丈夫——
所有中国人都是美食家——“快饿死了”。听到这个，她表现出很惭愧的样子，她肯定知道自己的厨技不怎么样。
我建议她参加东京的一个为期6 个月的很好的中国烹好课程。我相信这是我最好的一次投资，她也认为是如此。
这些年间，她不断提高的技术受到客人和朋友的赞扬，其中包括严格的批评家，如中国客人、中餐馆老板，这些人之中最苛刻的莫过于她的丈夫和儿子，他们从不放过机会提出他们所谓的“建设性批评”。
我必须承认自从她上过烹饪课程以后，我开始对过去常光顾的中国餐馆失去了兴趣。和子学会了大多数中国菜单上的多数菜式。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对于一个日本人。
大多数时候，作为一名温顺的妻子的同时，和子和全世界许多妻子一样有一个强烈的意见。
她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激烈地反对我在家中花去太多时间。以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经验，她认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该在早晨7 点离家出去工作，晚上与客户或同事共进晚餐以后才回家。她不在意我晚些回家。
那么周末呢？是不是她的丈夫应该和她父亲一样去打高尔夫球？“有地位”和体面的日本男人是应该在周末打高尔夫球的！（当时日本仍然是五日半工作制。）
但是她的丈夫有时却整日整晚地呆在家中看书，看电视，以及喝酒！喝酒！那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我一直对来拜访她的朋友表现得很友善和热情，但仍然不足以取悦于她。对她来说，家是她的堡垒，如果我仅仅是呆在家中，和她呼吸同一处空气，她的隐私就受到了侵犯。她会容忍我因工作呆在家中，因为这很重要。但如果我呆在家里与工作无关，她会要求将她的城堡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所以，如果她知道我没有报告要写或没有重要的书要读，她会让我从“她的家”
中出去。去公园、酒吧，或去电影院，甚至追逐女人。到外面去！那么这段时间她想做什么呢？她会躺下来打个盹，或看书，看电视。一句话，她想像她喜欢的那样打发时间。
所以，此时我会被迫独自身着日常服装出门。我可能看看商店的橱窗，在咖啡店里边喝啤酒边看杂志，或者看日本旧电影消磨时光。
我从中情局退休以后，和子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朝九晚五地呆在办公室。当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时，她说她“崩溃”了。
有关一名情报官员妻子的生活，在以后的章节里将有更多的叙述。
第一条“大鱼”
在表面上，我的婚礼如预想的一样举行厂。我体会到一种新的生活，所有的骚动和不安都可以得到平复。
但是，我心里却越来越着急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一年半没做过与情报工作有关的事了。这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是那种不思进取、可以在几个星期内都毫无长进的人、东事情报站的新管理层也注意到我近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新来的副站长会见了我，给我打气一我一方面承认自己有些耽于疏懒，另一方面也告诉他我的掩护工作非常繁重，严重影响了我进行情报工作，通讯社记者和间谍的双重身份迟早会发生冲突。我当然知道一但发生这种冲突将意味着什么，我得作好思想准备。
我请求，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通讯社记者的掩护工作。副站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我已经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在社交圈内得到了认同。对于深度潜伏的情报官而言，掩护工作几乎与情报工作同等重要，但是我认为，日本已是我们的友好同盟国，我在掩护身份方面，可能无须像在不太友好的国家里一样时刻绷紧发条。
我的心情轻松下来，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意。
一天，我光顾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机构，和一个人谈话。他就像一枚坚果一样，顽梗不化，表面上彬彬有礼，骨于里却充满敌意，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所谓的新闻记者。谈话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姑且称他为奥野吧。谈话显得十分枯燥无味，碰巧那个顽固的家伙有电话找他，暂时走开了，留下了我和奥野二人。
那个年代，凡厉害的对手无例外都表现得沉默寡言，因为都怕“祸从口出”。
奥野也不例外。
他静静地同我一起坐在那儿，面上毫无表情，抽出一支烟，从口袋里掏出火机，点着火。
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普通的动作，但此时，我对日本人的了解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知道日本男人，尤其是商人，都喜欢带一些可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的物件。奥野在点烟时，手执火机划了一道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的弧线，可能是在有意无意间，使我注意到他手执的火机正巧同我的一模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高尚地位的象征。
扑克牌场上造就的本能告诉我，奥野是一个自负的人，因而也是易受影响的人。
（自负的人往往也是脆弱的人。）
我抓住时机，直接说：“有空一块出去吃饭？”
他冷淡地回答说：“不，我不能去。”
我并不觉得脸上无光，又说：“我跟你打电话。”
奥野还来不及拒绝，那顽固的家伙已回来了。奥野没有对他说什么，这使我倍受鼓舞，觉得有苗头。
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当时只觉得，这可能是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一个良好开端，谁曾想到，这次偶然的机会后来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个人前途，甚至于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打电话给奥野。我不想给他留任何选择的余地，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要在某天某时在一间很有名的餐厅的酒吧里和他见面。
“你一定要去。”我说完就立即挂上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奥野有什么反应。
我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确定奥野是否一定会赴约，或者他会不会还带其他同事一同赴约，对方当时最喜欢这样做。但我觉得我抓住了他虚荣、跃跃欲试的心理。我也希望我所约定的豪华餐厅对他会有些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行动，但我知道应当如何应付。
东方武术有一招，称曰：欺身直进下三路，抓他卵子不放松！！！
我开始准备和奥野的私人会晤，这是一次好机会，要一击中的，不能大意。那么，我要从奥野那儿得到些什么呢？我完全明白什么才是我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招募，这是同每一个对方的新的目标人选见面最终的目的。当时，这对我还显得很遥远，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我不能一味空想如水中月、雾中花似的结果，而要付诸计划和行动。我开始一步步筹划该如何实施。
我喜欢事事深思熟虑，未雨绸缨，花了很长时间做思想准备。我试着想象每一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相应的对策，以防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
赴约那天，我比约定时间早很多到了那间酒吧，边观察四周的，清形，边等奥野。约定时间过5 分钟后，他也到了酒吧。
他迟到了一些，对我作了简短的道歉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女朋友正在外面等着我。”
“嗅，为什么不叫她进来一起聊聊？”（我想中情局对这类娱乐是极乐意“资助”的。）
“我叫她在外面等我，如果10分钟不见我出去，就自己离开，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一定是个典型的日本姑娘。）
“好吧，那么请坐一会儿，喝点什么？”
我猜想奥野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仍想向我炫耀他还有这个“女朋友”。
奥野坐下，叫了饮料。我的手上也正端着酒杯。我仔细观察起奥野来。
他穿戴很整洁。从他眼角瞟向门口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女朋友在外头等他的话是可信的。他是一位30来岁的身材瘦削行动敏捷的人。
我要赶紧有所行动，以留住他。开始的几句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我问道：“你已经结婚了吧？”
“是的。”他依然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哦，你已经结婚了。你每天至少要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 天。而你还有一个女朋友。你一礼拜要操几次？”
我这话就像是一颗炸弹。奥野有点畏缩，看着我的笑脸。
我前面已提到过，日语很文雅。那时在日语里还没有一个与“操”对等的词，虽然现在年轻人受外来语影响已开始直接用这个词。
一般日本人用“干”这个字眼表示性交行为。但如果我问奥野“你每星期干几次”，又能文雅到哪儿去？对日本人而言，这一样会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这话竟出自一个第一次真真正正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之口！
奥野竟回答了我的问题！脸上带着一丝自豪的微笑。
我不记得他说几次了，8 次，10次？这都已没太大关系。我知道的是我已经把握住了他，奉承了他的虚荣心，找到了他自负的弱点。
“啊！”我惊呼起来，显出我对他的钦佩和敬畏，脱口赞叹他精猛，有男子气概，同时心里想：今晚我可抓住你啦，你的女朋友只有自己走了。
奥野深坐进了他的椅子，沉浸在他自我荣耀的光圈里。
从那以后，我和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再提及他的女朋友，这一话题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开始像朋友似地闲谈起来。
奥野是个骄傲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但是因为我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国记者，而且比他大5 岁——这在东方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对我的态度又有所不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主要目的以外的话题。
我引出了“间谍”这个话题。奥野于是说起曾听说一个关于“间谍”活动的小小酬劳的故事。
我评说：“太少了！”
他悄声向我：“你认为间谍值多少钱？”
这下轮到我惊慌失措了。
中情局有一条基本原则：未经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私自作出钱财的承诺。
奥野可能会极有利用价值，但目前还无法知道到底他有多大价值，所以我实在无法正面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一名间谍，或者是像他一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间谍身价几何，全无概念。但是，他正等着我给他开价，想知道我的诱饵有多大。
我一边晃动着双手，假装胸有成竹，一边却搜肠刮肚，寻思对策，然后说：
“嗯，我敢说至少值100 万日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相当于2800美元，但购买力极强，约相当于现时的28000 美元在东京的购买力。
奥野沉默起来，像是在体会我的言下之意，而后说：“不过我是开玩笑啦。”
“那当然是开玩笑”，我也说。
但我知道他并非是开玩笑，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们各自沉思起来，都收住笑容，情绪也跟着低沉起来。谈话到紧要关头，意向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一晚，我们再也没谈论这个话题了。
临别时，我诚挚地对奥野说：“希望尽快再次和你见面。”他表示同意。
我的脑里一片混乱。
我即将抓住一条大鱼。将对方机构中的人发展成我们的间谍，绝对是一个大胜利。我胡思乱想着，如果仅仅靠我的“职业技巧”就能发展奥野成为我们的间谍，那我将会是何等的荣耀！这可是我情报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呀，我对自己说。
在确认了自己没被人盯梢后，我回到家中，紧紧拥抱着觉得莫名其妙的妻子。
我并没向她作解释，只告诉她晚上碰上了很值得高兴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容易出纸漏。
我认真写了一份详细的交往报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联络官员虽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对于组织情报行动却没什么经验。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不置一词。我觉得很失望。
后来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个也未曾掌握过。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动能力。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报告中提及的事情，故而没有答复我。
几天后我又约了奥野。这次我没作什么掩饰，谈到“情报”时就好像那是我们注意的一部分内容。谈话中我不用“间谍”等扎人的字眼，而只说他可以“为一群人提供可靠的有用信息”。
我也从不提及会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与这样的阴险机构毫无瓜葛。这样我的所做所为使我看起来更象是一个“中间人”。
奥野说了他的情况和酬金要求。他没有要求100 万日元，但确实是要价不低。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又写了一份交往报告，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奥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大鱼终于吞了诱饵，上了钩，可以收线了。
但使我懊恼的是，联络官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到底出了什么事？至少我们要给鱼下诱饵。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色，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吃了一惊：“晤，晤，请等一等。”
他停下来与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复他可以。我们见面再细谈。”
绿灯亮了。
东京情报站在过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个或更多的情报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图发展像奥野一样的特工，但都失败了。奥野是我们第一个“渗透间谍”。
站里开始觉得这事难以置信，所以迟迟没有答复我。五年后，当我提及当时没有人对我的紧急请求作答复时，当时的副站长满怀歉意地承认他有责任。他解释说开始他无法相信我的报告，把它当作谎报邀功，未予重视，以为是早些时候他给我鼓舞士气而引起的。
第一个“渗透间谍”发展成功了。这成了东京站的当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成果，一遍遍地上报。
我开始出名了。同事们对我的日常问候也从“保罗，你好厂变成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保罗？”
对奥野的工作成了难点，耗费颇多，但是极有价值。他不单单自己能弄到“硬”
情报，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经费要求，声称可以在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关键部门，建立一个情报网。我们觉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绝了他的请求。由此也可见，中情局在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议极具诱惑性，虽然我并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和胆量。
我的联络官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奥野提出的经费要求，而不是空头支票般的情报许诺中的画饼的幻想。
我们又发展了两个重要特工，这当中奥野起了关键作用。我后来的新任联络官告诉我，那两个特工后来不只成为“渗透间谍”，还成为了“电子渗透间谍”，则是渗透进那机构的电脑，所有的情报都一网打尽。
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大使馆举办的自助晚会。在晚会上，我见到了总站长（COS ）及其夫人，还见到了情报站的其他高级官员。这对于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言，是很不同寻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里的官员着意安排，想找机会见见我。
他们都轻声祝贺我。很多外国人、外交官员、新闻记者和一些我认识的情报官员参加了晚会。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离开大使馆。
后来我获知，那天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实都是以不同身份为掩护的情报官员。
不久，总站长夫妇知会副总站长夫妇，在部长家中宴请了我和和子。对于像我一样的小字辈，这无疑是一种荣幸，尤其我还属非官方掩护情报人员，如此际遇更是难得。为了减少我们暴露的风险，部长夫人还遣走了仆人，亲自下厨准备晚餐。
这次成功使我在发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气，而且最终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长。
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下从敌方阵营中发展能取得“硬”情报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间谍，他们和帮助看管秘密处所、参加监视，或收集和翻译公开资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间谍活动”是不可能脱离“间谍”进行的。所以，发展间谍是情报活动中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情报官员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但这决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胜任的工作，需要敏锐的嗅觉、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只有极少数优秀的人才，才能从事这项大多数业务官员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时也有贪功的情报官未经批准便发展特工，这无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现。
因为发展特工是一项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为此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规章制度，是非有论，赏罚分明。那些未经批准即盲目发展特工的情报官，最终都会急得直跺脚，害怕被发现后受到总部的惩诫。
曾有一个胆大妄为的情报官，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发展特工。结果仅和对方接触一次，就立即被局里招回，并予以开除。
我们部长说，大概只有5 ％的业务官员能领悟到这里面的“窍门”，成功地发展特工。能够正确地发现、评估、培养、发展和招募间谍的人也因此可称得上是行内的“明星”。
作为一个新手，我仅用了短短的5 个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环节，顺利将奥野发展为我们的特工。奥野正是站里这几年来着意寻找的那类特工。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功在于运气和时机，赌场上得来的直觉经验和对日本人的了解也帮了大忙。这并不是什么即兴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拥有外交豁免权和受政府保护的业务官员，最适于操作和发展特工。
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发展特工如果遭受失败，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是不可接受的。
要发展一个特工，首先要评估发展对象的价值、潜力和可靠性，同时权衡很多这样那样的因素，包括他的种族、教育背景、家庭情况和个人倾向等等。
如果行动失败，就会引起对方的警觉，从而可能使负责发展的情报官遭到生命威胁。假如他受到官方保护，则可能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对方驱逐出境。
因此，发展特工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都必须得到总部的批准。
一般来说，发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外交豁免权，也不受政府保护，一旦行动失败，结果将更为严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才会参与发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护照、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情形更为敏感，因此尤其不适于承担发展特工的任务。
拥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最适于发展特工。招募者和发展对象间进行沟通时要使用共同的语言，以利于营造和谐的气氛和增进相互了解。还要准备相应的应变措施，以便一旦失败后能迅速脱身。
在发展对象所处的环境不适于有外交豁免权的官员开展工作的情况下，就会指派受政府保护的官员去当地执行发展任务，这样如有不测，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势介人，并实施保护措施。
培养发展对象的情报官一般不参与最后的招募行动，以避开可能发生的危险。
但如果他与发展对象关系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后说服发展对象，保证成功招募的话，他就会获委派，直接与发展对象摊牌。不论最后执行的是谁，所有参与过此事的人都将共同分享成功的荣誉。
我发现，中情局如果成功地发展了一个特工，那成功的果实就像一个魔饼，所有参与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饼好像会自己长大一样，不管是多少人参与瓜分，每块的大小依然如故。
几年后我问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发展对象摊牌。回答是：“见鬼，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时并不遵循这个“95％原则”，但却时时将这个原则牢记在心头。
在我从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经历中，对方对我表示拒绝的情形共有6 次。不过没有一次造成混乱和麻烦。大多数的发展对象在拒绝了我的要求后仍能同我保持朋友关系，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应该和他们保持距离为止。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作较难开展的“敌对”国家的政府官员。作为“培养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亲自出面“摊牌”，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时间和机会也不允许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一般只与已经招募的可靠特工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也参与对该特工所介绍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评估。
我是一个例外，因为我很幸运，在参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迹。
因而后来我竟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身份成为一个“招募专家”。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不过要说明，这是20年前的情况。到后来，虽然基本意思没什么改变，但规则还是有一些松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可以更积极地参与特工发展工作，虽然这与其主要任务相距甚远。
在前苏联解体后，日本记者曾采访克格勃的奥利格·克鲁金中将。在谈到发展特工时，这位将军说：“啥！发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干这种活！很困难。
在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中，真会有人愿意成为我们的间谍吗？很难搞清他到底是不是由中情局派来的。极其困难。只有在通过对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才能下结论。”
在那次采访中，克鲁金还谈到克格勃如何费尽心机以发展一名中情局人员成为他们的特工，“我们虽然曾经处决过克格勃的特工，但是从来都没杀过美国人。”
对于所谓“刺杀美国总统”，克鲁金说：“那只不过是小说里想象的故事，…
…我们从没想过。”
克格勃很难招募到美国人或中情局人员作为其特工。不知道克鲁金是否知道中情局的官员爱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进苏联大使馆，把自己像礼物一样送给克格勃这回事。（仍是难以想象，令人难以置信。）
克格勃“从不杀害”任何美国人，虽然他们可能会处决他们自己的特工。克格勃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刺杀美国总统。但是却有美国人在所谓“并非虚构”的小说里大肆虚构这些事。
我们再回头说说奥野。
他答应向我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情报，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文件，而我们则按月付钱给“那些”向我们提供情报的人。我则扮演一个“好心的”中间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签署一份字据。这有点像是进入兄弟会或黑帮——如果你喜欢这样说的话——的惯例一样。
字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的确有合约存在，或证明该特工的确曾收受钱物。这也是案官与特工之间的一条纽带。如果特工后来改变主意和反悔，字据还可起到威慑作用，以防他到处胡说。
不少特工不愿意签署任何字据，开始时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这就好比是签卖身契一样，会想象字据一旦泄漏会有什么后果。于是招募官员就要苦口婆心地去说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语，直到特工签字为正。
事实上，特工叛变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虽然我也曾遇到过一次（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还有一名特工被对方情报部门抓获，要他交待问题，可怜他已成为案上之组，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较为常见的是缺乏慎重——把自己吹嘘成007 一类的人物。
如果一个特工因为无法接触到所需要的情报而无法再提供情报，或由于某种原因缺乏积极性，或特工或负责他的案官搬离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么其特工使命即告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