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重要价值的特工在签署字据时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据万一落入他人之手，造成麻烦。字据内容其实很简单，仅包括日期、金额和签名。
奥野是我发展的第一个特工。因此，第一次给他钱并要他签署字据的日子，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表明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关键日子＿（新特工所提供的情报获得总部证实后，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发生的事竟成为我后来放弃掩护工作的起因。
我选择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奥野见面，给他第一笔酬金。那天我计划早晨6 点上班，下午4 点下班，以保证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晚上7 点同奥野会面。
站里对这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虽然我叮以理解，但还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们确实把我当作没有经验的新手，但却不知道我多么了解日本人的脾性。我心里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奥野的一举一动，言语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目前的进展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满怀信心，要证明给站里看我是对的。
到目前为止，站里对奥野的认识仅限于我的报告。我下决心邀请我的联络官秘密查看我和奥野的初次交易，以证明我所言不虚。此外，我想，联络官曾说过他从没见过真正的特工，现在就让他见识见识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奥野将在一幢大楼见面，我约好联络官在大楼的人口处先碰头。
下午4 点，我正要从通讯社下班，我掩护工作的老板突然要我参加一个在7 ：
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不行，老板，我已经下班了，而且换班的同事也来了。”我表示拒绝。
不知为什么，对我的真实身份毫不知情的老板却执意要我参加那个毫无意义的新闻发布会。我只好不顾一切，强行离开办公室。
我赶到大楼，见到联络官，向他示意远远地跟着我，到约定的咖啡厅去。
这次，我又获得了一个教训，不管你觉得你对接头的地点有多熟悉，都应事先对接头地点进行确认。
我一下子竟找不到我自认为很熟悉的咖啡厅了！我们一层层地找，一条走廊一条走廊地找，那神情就如同两只瞎老鼠，在迷宫一样的大楼里乱窜，真是难堪！这也成了我这位联络官日后常常取笑我的笑柄。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那间可恨的咖啡厅，所幸还没有错过时间，我进屋坐下，随后联络官也走了进来，占据了有利地形，在离我较远的一张桌子坐下。
奥野如期而至，收下了我给他的酬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很痛快地在字据上签了名。联络官偷偷地瞥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我把一些基本安全守则告诉了奥野：如何避免被其同事发觉，如何和我接头，以及如何用密语向我家中打电话等等。
我开始信任奥野了。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精力充沛，自负，有胆量也有野心，这样的特工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而且我也相信，像他一样果敢努力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奥野没有让我失望。
他开始提供情报。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接头，有时还在我常去的一间酒吧。
我们交换着情报和金钱。我一般不查看情报内容，而是把它们连同我给联络官的交往报告和费用报告一起直接上交，因为我无须理会这些情报的价值。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奥野打电话约我在一间我们常去的酒吧接头。我到酒吧时，发现奥野正一个人喝着黑标签的瓦尔克酒，这种酒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种尊贵身份的象征，而我们过去常喝的只是廉价的日本威士忌。奥野带来了一叠子约2 英寸厚的复印文件，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他是如何如何费尽心思才把这些情报资料弄到手的。我相信他。
后来，一位东京站情报官员告诉我，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归纳整理这一叠子文件，最后从中提练出多达门份情报报告。门份！
成功招募奥野后的一天，我的联络官对我说：“保罗，你调到我们站工作的2年期限还没到期，而且你希望能在东京多工作2 年。你成功招募奥野，已经提前超额完成了4 年的任务。从现在开始，直到4 年期满，你再干的活都可以算是‘外快’了。”
奥野非常傲慢，言行难以预料，听不进我的忠告，所以很难控制。他还常常提出新的经费要求，或者自用，或者是紧急情况下要用。在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注意他的安全，尤其是他花钱大手大脚，远远超出他的正常收人，很容易招致怀疑。
有额外收人是一件好事，但作为一名间谍，大肆花销额外收人，却是一个极大的弊端。能长期幸存而不引起别人注意的间谍，在使用额外收入时都十分慎重。除非他是一个不计较报酬、为理想奋斗的间谍。
奥野还有其它方面令我担心。由于他知道我的真名和真实身份，所以，我将他的安全等同于我自身的安全一样看待。但他十分自大，喜欢炫耀他的能力和聪明。
有时他甚至还作弄我，取笑我的日语如何如何不地道等。其实，因为熟知一般日本人甚少涉猎的中国古典文学，我对日语的体会要比他深刻得多。
总之，奥野十分乐于炫耀，而且也没有什么能使他收敛的。他傲慢地把我对他的安全忠告当作耳边风。
我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下决心当面警告奥野。
一天晚上我和奥野一起到一家餐厅吃河豚火锅，喝米酒。他察觉到我正用尖锐的目光盯着他，于是叫我别板着面孔对他怒目相视。我顿了一顿，移开目光说：
“我这样的面孔算什么！如果你听不进我的忠告，总有一天你的尸体会脸朝下背朝天浮肿地漂在河里，污秽环绕，腐烂发臭，被警察捞起来，送去解剖，并发现你体内有酒精，而且中了河豚的毒！”
奥野脸上顿时显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拿着筷子伸向河豚火锅的右手不禁停在半空中。
这番话果然十分奏效。我拍了拍他停在空中的右手，说：“别这么蠢啦。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锅里吃河豚。我只不过是描述一下如果你被你的同事怀疑后会有什么下场，他们可是疑心颇重的。我们是不会杀你的，但你的同事却肯定不会放过你，这一点你应当比我更清楚。”
这次警告的效力只不过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奥野秉性难移。
因为奥野极有利用价值，但又没经过考验确认，所以每当他外出时，应会受到站里派出的日籍特工的跟踪。
而当他要与我见面时，站里又会有意识地抽回毫不知情跟踪他的特工，以保护我深度潜伏的身份。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还是出了差错。一天，我的联络官告知我，我和奥野被发现进入一家餐厅。他不但没有认识到是他犯了错误，没有抽回跟踪奥野的特工，而是责备我粗心大意，没有采取反盯梢措施。
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和奥野仅在一起走了很短一段路，一定是他在进入餐厅以前就已经被跟踪了。
我自己也确实可能有些疏忽，但我的联络官应负更大的责任。他不顾后果的工作方式直接危及到我的安全。我沉默不言，内心却非常恼怒。
我知道，由于联络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失误之处，以后即使在我在场的情况下，也依然会有人跟踪奥野，错误还会继续下去。
果然，我再次与奥野接头的时候，就发现身后有尾巴，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中年日本男人。我立即带奥野走进一间我十分熟悉的高档酒吧。
所谓“十分熟悉”，就是我知道有什么路通向这间酒吧，知道酒吧的入口有几个，收款台在什么位置，厕所在哪儿，哪有公用电话，座椅是怎么摆放的，哪个座位最适于观察人口的动静、适于交换物件，或适于长时间休息和私人谈话，以及什么时候人最少等等。熟悉的环境对一个业务官员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地方知道得越多越好。
我和奥野喝酒时，那个跟踪我们的家伙了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下，背对着我们。当他转过头来偷偷看我们时，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然后突然对奥野说去另一个酒吧——这在日本是很常有的事儿。
奥野走出酒吧后，我到柜台付帐，看到跟踪我们的那个家伙一脸沮丧，可怜兮兮地全身在不住发抖，这立即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访谈对手时的情形。这时我也不禁心寒发抖，我虽然内心同情他，但表面上依然以目光威胁他。而后，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酒吧。他没有再跟来，也一定意识到已被发觉，我不知道他回去是如何交差的。
我告诉我的联络官我止住了跟踪我的人，再次要求在我和奥野接头时不要派人盯梢。
那时，我已经被掩护工作的老板解职，觉得解脱了不少。我从不愿意在不称职的老板手下工作，我想也没人会愿意，何况他还以自高自大来掩饰其无能。
但对于我父亲和岳父来说，我“失去工作”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他们属于一辈子为一个老板打工的那一代人，虽然我岳父的经历稍有不同。我不得不向他保证我绝不会让他的女儿挨饿。他对我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许多年后，我妻子还会不时笑我：“你得承认，你当时确实差不多养不起我了。”“或许吧。但你想想，我们现在有多少东西吃。”）
像巧合似的，奥野这时也失去了工作，原因很荒唐，同我方无关。这意味着他不能再获得我们所要的情报了，也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价值。这无疑会令站里和我失望。但是，奥野向我保证，他可以在他的原单位发展一个后继者，继续为我们提供情报。他也确实这样做。
在受了这次惊吓后，站里决定将奥野交给一位有官方身份、会讲日语而且经验丰富的情报官领导。同为一旦我被暴露，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我没有表示异议。
一般来说，将领导特工的工作转交给其他情报官之前，需经过原先案官的同意。
有时，如果该特工非常优秀，对负责他的案官的前途会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职位升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案官可能会激烈反对，拒绝移交特工。
曾有一位案官执意宣称，除非他从中情局退休，才会将他手下的一名特工移交给别人。（后来的确如此，他和那位特工同时退休，现在的生活都很幸福。）
对于奥野，我并没有执意要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确实助我建立起了个人事业的基础，因为他我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我由衷感谢他。但是我想，我还年轻，事业只不过才刚刚开始，不应耽于现状，而应该不断挑战自我。第一次成功激发了我的能量，也使我更加自信。
我向接手的人介绍了奥野的情况，提醒他奥野的古怪行为和傲慢。我想奥野可能也会嘲笑新案官的日语水平。
我的后继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柔道功夫高超，已经获得黑带。他的日语也很流利，很不高兴地问我：“保罗，你是不是想现在就考考我的日语？”
他的阶衔要高出我很多，性格又很暴燥，我可不敢考究他的日语水平。但是，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一定会碰到不少麻烦。
过了大半个月，这位白人果然咆哮如雷，发誓恨不得要拧断奥野的脖子。
只能再换案官。站里不能容忍任何那怕是只会伤及自身羽毛的事，更惶论要拧断某某的脖子了。
这一决定给我们的“拧脖子专家”触动不小，他的暴躁脾气从此平息了不少。
几个月后，他被正常调往一个外国小城市。也是巧合，后来有一次奥野也被安排到那个小城市逗留了3 天。由于那座城市并不如日本那般“文明”，我们都不禁担心若他们不期而遇的话，奥野会不会真的在僻静的小巷里被人拧断脖子。
我和奥野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肯切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会怎样，请收下这张照片吧，上面是我的两个孩子，作个纪念。”我一时觉得无话可说，心中却感触良多：伤心，愧疚，释然，理解，同情？我从内心深处为他祝福。照片是要随同接触报告一同上交到站上的，但我一时没找到，也因此没有再上交。三年后，我在那晚我穿的茄克衫的胸袋里找到了那张相片，至今依然保存着它。
其后不久，我回华盛顿休假，有人告诉我奥野非常有用，但是花费太大。他在虚报费用，私下贪污了很大数目的经费。我觉得惊讶。
奥野花起钱来确实是大手大脚，但他绝不会侵吞公款。我询问这个问题是什么人反映上来的，回答是：“你们站长。”
我顿住了，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说：“站长一定是听信了错误的消息。”
我的判断没错。回东京后，我核对了奥野的花费清单，他的帐目清清楚楚，虽然他挥霍甚巨，但我也是一样。对于花钱，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讲求效率，即有效使用。
这一原则使我没少受敌人的攻击和熟人甚至亲戚家人的指责。但我坚持，考虑到奥野的工作成绩，这些钱是值得花在他身上的。当然使用经费也应当慎重，不能乱花不属于我们的钱。但是许多人只顾算计开销，而不注重花钱的效率，这是他们目光短浅。思想僵化的表现，也难于获得成功，同时还少了一层生活的乐趣。
他们忘记了，要找到一个像奥野一样有效的特工要花去多少人的精力，多长的时间，而这岂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不可靠的特工？或许是。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疑虑。但笼络和驾驭他不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吗，从事间谍工作什么时候没有危险？而且，间谍工作从来都是花费甚巨的，要秘密进行，不为外人知晓，充分的掩护和补偿是必须的。在信任、友情。荣誉。乐趣、款待和技艺之后，排在最末位的才是——金钱。
后来，有一次我在国内把一位优秀的合作者（并不是特工）移交给下任时，对下任说：“这位先生帮助我们，而他自己却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付出了他宝贵的时间，勤力为我们工作，应当得到补偿。至少我们应该摆出一桌盛餐，请他享用，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怀疑这位中级官员到底是本性可鄙，还是缺乏教养，他后来竟嗜谈他是如何如何请我那位合作者在一间快餐店一块吃早餐！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替谁省钱？我立即警告他，他会很快失去这位优秀的合作者。
他当然失去了。而他却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位合作者会越来越不愿意同他见面。这并不是吃饭花多少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吝啬使对方由然而生鄙视之心。而我们所失去的合作价值，却远远不是他在吃饭“省下”的钱所能相提并论的。
六年后，我再次在东京碰到奥野。他没有认出我，我也无意和他谈话，因为当时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往事已矣，就把它抛在身后，忘却吧。奥野这些年来一定一直在找我，或许还恨不得掐我的脖子呢。
不过，我由衷高兴地看到奥野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步态和举止都依然如故。
他看起来很不错，脑袋还好好的安在脖子和肩上。没人拧断他的脖子。
当年奥野交给我那一叠于复印文件时（信不信由你，那时复印机还只能“出租”，不容许个人购买），我提醒他要小心使用那台复印机的复印纸。他从没在意我的警告，后来我也忘了这事儿。
大概过了一年多，站里的一位同事向我讲述了一段后话：奥野后来在他原先供职的机构里成功发展了两个很有用的新特工，以至于我们的人竟可以从容进出原先被视为禁区的大楼，整本整本地复印文件和资料。
但这个机构的财务主管却发现复印纸的消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于是起了疑心。
一天晚上，那家机构派了几个人悄悄守候在复印室门口，就像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样。终于看到有一个人走进办公室用复印机，于是就逮捕了那人。
那人不是我们的特工，而是机构内部的，他只不过是想帮人复印几页纸，以赚取15美分的一点可怜的外快而已。
那倒霉的家伙被炒了鱿鱼。那机构内报道的这一事件却为我们的人敲响了警钟。
这一事件突兀其来，对我们的人来说则是幸运之极。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事先仔细考虑，要远比靠运气避过大劫好得多。
失去掩护工作后，我又得重新考虑新的表面工作和我的收人了。我于是声称自己是新闻自由撰稿人。由于没有固定收人，这很难经得起家人的审视。还好，我妻于的阿姨站出来说她知道一个和我一样的自由撰稿人收入颇丰，这才打消了亲戚们的顾虑。
但日本外交部对我这样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可不太欢迎，如果还要自称是新闻记者，我就至少必须跟某个新闻媒体挂上钩，作为其特约通讯员或兼职记者什么的才能蒙混过关。
中情局神通广大，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很容易办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局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动员我，要我在国外一家毫不起眼的、说起来自己都觉得丢人的新闻机构从事“新闻”工作。
他们给我开了封皱巴巴的证明信，要我递交给日本外交部。外交部里为我办手续的那位年轻女职员对我很友善，她很有礼貌但有些迟疑地对我说，当地的日本大使馆没有查到我所在的那家新闻机构，因而要我提供更多的资料。
她问我这家报纸是用什么语言印行的？流通量有多大？是日报还是周报？以及一些其它基本情况。而局里甚至连这些最基本的资料都没有提供给我！我只能搪塞这位漂亮女性所提的问题，我知道她的主要工作即是尽她的最大可能接待好外国的新闻通讯员。
真正使我震惊的事还在后面，大概过了一年后我不知在哪里看到过关于这家报纸的消息，说是一份用英语和当地语言混合出版的日报，而且在那家日报的经理给我写了证明信后不久，报社即告破产倒闭。没人告诉我这件对我来说是釜底抽薪、生死攸关的事儿，这完全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总算我命硬，当地日本的大使馆没有及时发现事情的真象。
但当我知道我的“雇主”破产后，就十分担心被日本外交部查验，因此，在日本的最后一年是我最担惊受怕的一年，同别人说我是自由撰稿人时心里每每都有些发怵，难以理直气壮地作出回答。
那位女士还在日本外交部工作。但愿她能原谅我24年前所说的谎言。我真希望能当面感谢她。她非常乐于帮助我，我觉得她现在一定还像当时一样善解人意。
当我结束事业上最轰轰烈烈的日子，忙于再找合适的新的掩护工作时，站里已经在考虑为我指派新的重要任务了。
同时，组长在向其它同事介绍我时，都把我说成是“一级情报官员”，我想他是确实如此认为的。其实那时我还只有两年半的专业工作经验，很多时候还需要别人指导和传授经验。这说明我的初次工作表现已经给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想分派给我有份量而且具开拓性的任务。我年轻，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过去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我也渴望承担充满挑战性的任务。
我的想法很简单：情报工作是一项危险性大难度高的工作，如果不想去冒险的话，那又何必要干这一行呢，何况我本身正是一个赌徒！
我首先携妻子回美国休假。
外派人员可带薪回国休假长达4 －8 个星期，有薪水，但没有外派任务的津贴。
在中情局，这种休假是强制性的，除非是有充足的理由如掩护工作需要、疾病等。
回国休假的主要目的，是让外派人员加深自己是美国人的概念。带L 自己的家人，看自己喜欢的美式足球和棒球，吃肯德鸡和汉堡包，找回真正美国人的感觉。（虽然因卫星电视转播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世界与过去已经不同了，但是这种休假方式仍然被采用，而且大多还与以前一样。）
许多情报官员长居海外达5 年甚至10年，他们的确需要每2 －3 年回美国一趟，以了解和体会国内的新旧事物。对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而言，这一措施更是至为重要。他们在国外不参加大使馆的正常业务活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使用别国的语言，无暇理会是谁人主白宫，却常常置身于别国的政治纠纷中。
70年代中期，我在欧洲邂逅一位高级官方掩护情报人员，他生性秉直。我把我随身携带的色情书籍和杂志给他看时（那是我用自己的钱买来给自己做掩饰或利用于工作上的，这往往十分有效），他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并诚心告诫我过美国海关时要小心。我只能告诉他，在美国隔白宫两个街区的地方就可以随手买到这些东西。
我怕他难以接受，还没有告诉他我们有个业务官员甚至要定期地呈送这些东西给某国的一位女强人。
美国是我的第三故乡。我出生于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光复，我又成了中国台湾当局的人。
故而，我对美国的情感与一般美国人不同。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别人那么爱美国。
事实上我对美国是既爱之，又向往之（虽然当时我还未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其中还有感激、骄傲之情。我深深觉得对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有着义务和责任。
回美国休假对我来说是要花费很多钱的。虽然我的两个弟弟当时都在美国，一个是医生，一个在攻读博士学位，但我却难以有“回家”的感觉，毕竟，我在美国没有“根”。我只能呆在朋友那儿，或住在酒店里，花销自然不小。但是，我迫不及待地要带和子回美国，想让她看看这个可爱的国家。
由于我的身份特殊，回美国的过程也就很复杂。局里已经为我申请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又不允许我以这层身份直接离开日本回美国（我登机时会在日本出人境管理部门留下记录）。然而，按照美国的移民法例，我一旦获得了永久居留权，就必须以此身份进入美国。于是他们开动脑筋，要我先用台湾护照从东京飞到泰国曼谷，在那里拿到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证明文件，再以之从曼谷飞到夏威夷，与我的妻子在那儿会合。她则事先以日本护照从东京直飞夏威夷。
事实上却并非他们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生活好比航行，处处都有明礁暗垒。和手虽然曾在1964年去过埃及和西欧国家，但出门旅行的经验却十分贫乏，她的英语也仅能应付一般性的会话。而我则从未到过曼谷。
他们告诉我，把台湾护照递给泰国出入境管理部门时，最好在里面先夹上一张5 美元的纸币，这样有利于顺利过关。我觉得这真有点令人作呕，这样有用吗？我持的是合法的台湾护照和泰国签证，本来就理直气壮，有此必要吗？和子身边没带多少钱，正独自在曼谷等候我，我们还没有联系上，如果出人境当局以“贿赂泰国官员”的罪名将我羁留，那可就麻烦了。再者假如，仅仅是假如，一旦出了空难事故，我或者和子又如何对当局解释我们离开东京分头走这回事呢？谁又会想到日本政府会否依此推断我和美国的关系呢？毕竟我最初是从美国进入日本的，有证可查。
我只能按他们给我拟定的计划行事，在中情局，有时是不允许你有所选择和改变计划的。我所乘坐的班机在夜晚飞过越南的上空，我看到下面电光飞散，那是炮火？或是高射炮在射击？战争的场面就在眼前，我在想会是怎样糟糕的结果，同机的其他人却依然说笑，他们真幼稚得有点可爱。
我从心里喜欢曼谷这座城市。但也有一个缺点，我到那儿正是最热最潮湿的季节（虽然当时并不是夏天，但曼谷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尽管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却也从没见过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候。
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用煤焦油铺成的路面，汽车驶过，卷起阵阵黑尘，四处弥漫。
泰国人非常友善好客。泰国的东西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女人，是的，女人！泰国女人可谓是柔雅靓丽。给我送来出人境证明的是一位我以前认识的朋友，他向我介绍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趣事。
我很会买东西，知道如何鉴别质量的好坏，以及价钱是否公道，这与我过去爱好设计鞋于和衣服有关。我还习惯于随时随地问这问那，与行家或是在极少人光顾的豪华商店里百无聊赖的女店员闲聊，从中获得了许多知识。他们大多喜欢叨叨不停地向你介绍他们熟悉的货品。在曼谷，我给和子买了不少礼物。直到现在，在一番比较后，最后拿主意的人通常是我，我给和子买的东西，像手提包、鞋子。衣服、大衣、手表、围巾、饰品、厨房用品、茶具等等，向来能得到和子的认同和赞赏。
多年来，我教授和子购物的技巧和对品质的鉴赏能力。我也教给我们的儿子彼得。我尤其教他们要注意商品的详细说明以及购物的时机。他们现在已经是购物专家了。
我在曼谷登机前往檀香山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一阵喧叫声从我身后传来。
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冲向我。他们瞪着眼，表情严肃。我的脸变得煞白，我知道这一幕对一个间谍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前我在夜里梦到过这样可怕的场景。
他们那副样于，使人觉得我定是将这个国家的神像之类的东西偷带出国。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要给我注射霍乱疫苗罢了。但是，我真不明白，离起飞只有10多分钟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如果我是从夏威夷回曼谷，他们这样做还情有可原。
由于我在飞机上不停地喝酒，使霍乱免疫注射在我体内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等到了檀香山下飞机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面孔发烫，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当和子看到我手上拿着5 瓶免税威士忌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差不多过了20年了，和子还一直咕咕哝哝地抱怨，说我们在夏威夷海滩时没有一点浪漫之意。事实上，当时在酒店我正猛喝威士忌，也可以说是我想减轻行李负担，几乎完全没在意我们竟是在夏威夷。
我们也到珍珠港作了一次观光游。我能感觉到，和子对于珍珠港事件深感愧疚，我劝她跳进海里以表达她心中的歉意。但是她却说表示歉意不必做到这程度。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次旅行也深有悔意，我们本是在天堂般的旅游胜地畅游，但由于我只顾贪杯，竟浪费了这唯一的浪漫机遇。以后和子一直说我“不懂浪漫”。
这使我体会到：千万不要错失良机。我们从夏威夷到东海岸，再到西海岸，虽然不时也发生争吵，但总的来说是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和子很固执，也很自立，很坚强，每当与我发生争吵时，一点也不会表现出要人同情的样子。
我们探访了在北卡罗来纳洲的弟弟，在迪斯尼乐园游玩，参观了中情局，并到我的朋友唐·布朗家串门。
等我们回到东京时，皮肤已经晒得黝黑，大家见到我们，嘴角都不禁流露出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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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手的新任务是一项很特别的招募工作。工作计划是由山姆·斯威福特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后提出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官方掩护情报官和招募高手，也在东京站工作。山姆希望能和我搭档，开始执行这项计划。
后来，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到东京站检查工作，了解到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和最后结果后，他评价说：“胆大心细，别出心裁！”
山姆大约有一米八五高，宽肩膀，结实强壮。脸上轮廓分明：高鼻梁，下巴向前突出，浓密的眉毛，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如鹰隼。猛一照面，就感到他甚至可以活生生地吞下一个人，边吐骨头，还会边向你要牙签剔牙。他根本无须说出自己是柔道黑带高手，往面前一站，已可令人畏避三分。他胆大，好斗，技能出众，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从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后，因为天性喜欢冒险，过几年就加入了中情局。
进一步接近他，我发现山姆是一个非常爱家的男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和他的日本妻子十分溺爱才4 岁大的孩子c 日渐灰白的头发使人觉得他不正40岁，也说明他可能是个感情丰富、容易受伤的人。
我和他有所不同，也有共通之处。我们能够成功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使命感，都积极向上，所以能够超越彼此间的分歧。
一起执行任务面对敌人时，我们根本无须借助于言语，一个眼神已足够交流一切。
我对山姆很放心，执行任务时协调分工，齐头并进。到我完成我的任务时，他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反之亦然。真可谓是心有灵犀。
我们都不是那种“严肃”的人。即使是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也不会忘记插科打浑。有时会嘲笑敌人，有时则相互逗趣。我们彼此都深知，在这个行当中，幽默感是不可或缺的，是保持头脑清醒的调味剂。
山姆的缺点是脾气暴躁。大家都怕他。他还很固执，自己是工作狂，也要求别人像他一样玩命干，直到身衰力竭，倒下为止。
我们部长曾若有所思地称赞我们是一对最佳拍档，但可能不会长久。他显然过于低估了我们都渴望成功这一最基本的共同点。
与山姆认识后，我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想更深人地了解他的一切。为保证我们合作的顺利，我也向他摆明了我的几条基本原则。
那时我刚刚提职，升为GS－9 级。山姆的职衔则比我高，为GS－13级，而且他在上一年还错失了一次提升机会。
山姆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不小心把车开进了皇宫周边的水壕里。
这种情况的确很少发生。
他说自己差点被淹死，已不记得是如何被人救起的了。警察局向美国大使馆通报了他的情况。
日本警察做事从来都是很有效率的，他们私下向美国官员提出警告，说他们发现山姆（有官方掩护身份）与一个被怀疑是苏联间谍的人时有来往，因此怀疑山姆是否苏联间谍？
东京情报站出于无奈，只能把山姆的真实身份知会日本警察当局，解释说：山姆事实上是在培养策反那个苏联间谍。山姆还算运气，经此遭，也仅获处罚2 年不得升迁。
我和山姆在级别上相差甚远。2 人都性格倔强，不愿容忍别人。因此，为了能和山姆有效合作，我要立几项基本原则，以调和我们彼此间可能发生的冲突。
我和他约法三章：——重要的决定应先相互磋商；——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要平等地讨论事情，不受级别高低的影响；——作为高级官员，且可以出入东京站，但除非站里确实需要他代表我们两人讲话，否则他的意见不能代表我的意见。
山姆极守信用，他完全遵守了我这个下级所提出的条件。我敢肯定，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原则，我们难以合作到一起。
再者，我也不由自主地对山姆存有戒心。
我给山姆看我随身携带的一柄锋利的小刀，告诉他我能纯熟运用，应他的要求，我还向他示范在执刀相斗的时候取胜的秘诀。山姆看起来很吃惊，问我会不会真的用它，我说如果情况需要，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向。他可能体会到我的狂野粗放，我知道他也如此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山姆的计划是：我和他假扮成从欧洲来的富商，藉此接近通常很难靠近的敌方。
如果接触成功，就开始在对方阵营中筛选可能的发展对象，对其进行评价、培养，并最终吸纳为我们的人。
山姆将扮演一家大型的欧洲集团公司的“老总”，公司也涉足对方公司的业务范围，而且十分活跃，这样，我们与对方就有了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将假作向对方“取经”，提出开展“合作”。山姆假作不懂日语和日本风俗，我则扮演山姆的助手兼翻译。我的外语特长使我非常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们对细节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什么说从欧洲来？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对欧洲还知之甚少。
为什么扮成富商？因为无论是谁，政客、商人或技术人员，在金钱面前都容易发生动摇。我们并不认为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被收买，但俗语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英雄难过美人关。
我们以富商的身份招摇过市，一定会有人上钩的c 为什么山姆要假装对日本一无所知？这样可以拉远山姆与日本之间的距离，适当时他可以说出较为“过份”的言辞，一旦对方表现出反感，就用他对日本人一无所知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再者，他还可以借此获得一些迟疑思考的时间，以考虑如何更恰当应答对方，或对对方的举动作出最恰当的反应。
与对方成功接触后，我们将继续作何种努力？
一个情报官最重要的素质在这时就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对所接触过的人进行评价，筛选最有发展潜力、最有价值的目标人选，加以培养发展。
山姆已是一位有目共睹的招募老手。我的工作经验虽然有限，但已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在思维方式上更近于东方人。
何况我也有成功发展特工的经验。
我们准备对接触范围内所有可能的目标人选展开工作。
这无疑是一项很大的计划。对我们所要接近的目标，中情局以前还从未取得过任何成绩。
山姆的新身份将是一位在匈牙利出生、在西德接受过教育的安顿·诺维克先生，具黎巴嫩国籍，有一位德国妻子，为德国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公司注册于莱切斯坦。
这是否有些令人糊涂？
麻烦的是，山姆不会说匈牙利语，德语只会说大约十几个单词。阿拉伯语和法语更是一窍不通。
山姆所在的公司，则“拥有数十亿计德国马克的资产，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在欧洲其它国家均有分支机构。但是，基于税收等原因，公司却注册于莱切斯坦”。
无论对方谁有兴趣，我们都将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重复这番话。
我们知道：与钱有关的事谁都愿意听。
虽然山姆事实上只会十来个德语单词，但他却能煞有介事地说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时不时地还带出几个德文词汇，甚至已经可骗过真正的德国人。
山姆为此还专门留了长发，做成当时欧洲很时兴的发型。他向我抱怨，由于留长发，在美国使馆等机构还曾被不少女人当作笑柄，笑话他。他还专门订做了款式考究的欧式对襟西服，带名牌眼镜，拿金质打火机和金质雪茄烟盒。这番打扮着实耗资不菲。
叫人难以忍受的是，东京站只批准山姆添置一套西服。后来在烈日炎炎的东京，可怜的山姆也只好裹着厚重的冬装扮欧洲来客。
（我们从春天开始行动，当时没有料到这次行动会成功地一直延续到夏天。结果，我在东京时这一计划顺利进行了18个月之久，此后又继续了8 年多方告结束。）
山姆还要把他那双经过柔道训练的大脚，硬生生塞进一对细长的皮尔·卡丹牌皮鞋里。
在欧洲已作了相应的安排，准备了许多细节性的道具，比如信用卡、文具、汉莎航空公司的提包等。还有一只封盖上贴着日本海关税条的沃克黑签威士忌酒瓶，这也是身份的象征，表明是在日本以高价买下的，我们这些欧洲“富商”花起钱来当然是毫不吝惜的。
山姆弄到那只空瓶后，就向其中灌人他从免税店花较少的钱买来的沃克黑签威士忌。那时一些很好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在日本还不为人所知。
对于我这样一个新手，局里就从国外派一位专家，直飞东京，教我如何如何进行“简易伪装”。每当有重要行动时，中情局总是会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
即使是只须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简易伪装，也可以使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改观。其效果因人而异，通过比较化妆前后的快相即可一目了然地作出评价。我们的化妆专家给我戴上了一副难看的眼镜，画浓了我的眉毛，还在我脸上贴上了两颗显眼的黑痣，进而把我的头发染成灰色！
如果有谁喜欢化妆取乐，我完全可以奉上我免费学来的招数。
眼镜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观，描浓眉毛也有效果。我很幸运他们没有要我带上假胡须，否则我和对方的人一起吃饭时就会很不方便。胡子对于喜剧表演来说可能会是效果出众，但对于从事情报行动而言，则很不适宜。
那两颗假痣，我们的女专家——当然是一位女士——保证至少可以牢牢粘在我脸上72小时。她发誓说不会有问题。但我敢打赌她绝没有碰到过如此紧张的情形。
如果你在行动中能时时保持警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话，就要把她的话打上一个大折扣，只能相信8 小时。我后来就为此遇到了麻烦。
我们的女专家为我把头发染成了灰色后，又要求我自己操作一遍。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喜欢，所以拒绝采纳她的建议，这多少令她有些失望。但是，我后来十分庆幸当时拒绝了她的染发建议。
首先，晚上我一回家，和子就发现我的头发看起来变红了一些，这当然是头发受到氧化的结果。几个月后，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重复将头发染成灰色可能会引致秃顶，看来我拒绝得对。
我们开始并不期望这一计划能延续多久：完全失败的话可能要2 星期，取得一定成果的话可能会延续2 个月。不想后来竞延续了18个月，想到如果当初听那位女士所言，一旦把头发染灰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可能就会在36岁就早早地成了秃头，真是令人后怕。
现在，染发技术已改进了很多，也更容易操作，但我还是希望头发在一遍一遍染色、洗发后依然能保持茂盛。
在我看来，化妆只适合在亲戚朋友很少的地方采用。但我在东京的熟人却多了些。我用的化名是陈南明，身份是在不同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商人，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由此可以解释我流利但带有口音的日语和中文。
结婚了吗？后来确实有人无聊相问。“是的，是的，我和一位漂亮的法国女人结婚了，但是，唉，她竟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
我如此交心似地作出回答，加上眼睛里必有一丝伤悲的神情，而后又默默无语，这足以使任何人都不想再追问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