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结婚戒指上刻着我和和子结婚的时间和和子的名字，所以我必须脱去戒指。
一开始和子还有点反对，希望我能一直戴着象征着我们爱情的戒指。但不止是在这次行动中，而且在其后直到我退休长达18年的潜伏生涯中，我对外经常使用化名，身份也一直在变，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戴这枚结婚戒指。唯其如此，我才能不为别人提出的诸如配偶情况如何等无聊的问题所困扰。和子无奈只有接受这一现实。
我退休后，和子立即就要我戴上戒指，我当然很高兴地从命啦！
也不知是否天意的安排，退休时我的手指已经太粗，无法再戴进那枚戒指了。
现在它还静静地躺在银行保险箱里。
在给自己选择化名时，我还学到了不少经验。起名时，最好先用罗马字母把它拼出来，然后以你所知道的所有语言把它读一遍，并试着弄明白这个名字的可能意味的所有意思。
我一直对我的化名不太在意，但有一天凑巧登记人住东京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侍者念着我行李箱上的名字，竟忍不住咯咯偷笑起来，我终于明白过来，我化名中的“南”在日语中原来亦有“难”的意思，合起来可以叫是“难民”。那位传者可能永远忘不了这个名字，而那对不愿引人注意的我而言，却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一直对穿戴都很讲究，所以无须再另外添置什么服装以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富商。
我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所有衣物，去掉上面可能有的表明我真实姓名的痕迹。做为伪妆的一部分，我还开始使用烟斗。烟斗是很有效的伪装手段，因为那时极少日本人用烟斗抽烟。但我没有想到，从此后，用烟斗抽烟真成了我的隐癖，我因此还自掏腰包，收集各式各样的烟斗。
很不幸的是，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我偏偏遇见亲戚朋友和其它熟人。我的化妆根本骗不了这些亲朋老友，每当遇见他们，我只能很尴尬地把烟斗从嘴边移开，无言以对，徒劳想着自己脸上的痣会有多么滑稽。想想如果我真的还把自己的头发染成灰色，那会引发什么样的误会。
山姆和我相互之间以“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相称。如此正式的称呼符合我们欧洲公司的作风，也相互提醒对方，时时不忘自己的化名，而且在说“先生”
的时候，还有一点停顿的时间以便思考随后要说的话。
人脑的反应速度有时真是令人惊奇。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利用说“先生”的那一刹那，来进行思考，就像有时需要略作停顿来想下一步行动一样。
我们当然要“三思而后言”，言语之间容不得半点差错。事实上，我还常常利用有意无意的咳嗽，来为我们两人争取一些时间，以考虑随后该说些什么。
山姆安排从西德发出商业信函，给对方公司，宣布我们“即将前往日本”，井表明我们想会见他们的意愿。
两周后，一切安排妥当，是拉开帷幕正式表演的时候了。我们在东京一家豪华酒店订了套房，像两个演员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排练。赌注加大了。
组长参加了我们最后的“彩排”，他不断向我们发问：“那么，诺维克先生，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于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哪儿？是布达，还是佩斯？”
“当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语有“害虫”之意。）
我们三人都狂笑起来。我们从不忘记忙中取乐，更何况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动时，我们按捺住紧张的心情，走在银座后街上。我们都化妆易容，带齐了所有该带的东西，包括假身份证明和各种“道具”。
这时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经开始拥挤起来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职员，已经在张罗晚上的夜市营业了。在这样的娱乐“地头”，人蛇混杂，很多职员实际上都有黑社会背景。
突然，一个小痞子用广告杆轻轻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日本人对外来旅游者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行为。
但是山姆，或是安顿·诺维克先生吧，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旅游者。这位柔道黑带高手这时正蹦紧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他迅速作出反应，一把拎起那家伙，要把那小子的头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马上出面调解，跑到他们中间，拉开山姆和那个还在叫嚣的小子。这时就显出两个案官在行动中相互搭档的好处了，紧张时刻总要有一人保持头脑冷静。
令我惊恐的是，山姆此时竟用带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高叫道：“叫警察来！警察！”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后关头我们怎么能找警察。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说：
“想想你身上带的假身份证，快点闭嘴，你这个白痴！”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他拉了拉身上的对襟西服。他刚才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数十亿马克身家的欧洲富商，而更像是身边最多只有几千马克。
那个小混混儿还未意识到他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们不是想伪装身份，他可能已经被山姆用来测试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个酒吧后，我很严厉地责备起山姆来：“你能不能保持一点冷静？站长一定会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让日本警察检查你的假身份证？杀了那小于你打算怎么收场？”
我承认，我们到对方办公室进行会晤前都感到很紧张。我是一个新手，但是山姆呢？这位著名的鬼见愁一样的情报官，竟也像我一样，每隔几分钟就要上趟洗手间。无疑，他也像我一样紧张。
山姆自嘲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傻瓜才不紧张呢，但傻瓜却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并不是我们两人都缺少“胆量”。我们并不比世上任何一个人胆小，但当时可能还不敢肯定，我们的胆气是否能够应对这样大胆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次行动如果以失败告终，所损失的可能不光是时间、金钱，也不光是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件不体面的事可能会惹恼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如果我们当场被抓，我和山姆就会永远从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难免要被大众媒体所伤害。（山姆的家人则会受到保护，因为他毕竟有官方掩护身份。）
我们绝不能失败！我们一遍遍地说服自己。
我们昂首阔步按电话里预约的时间埋头进了对方的办公室，一举一动完全是亿万富商的派头，我们会晤了对方的最高经理，告诉他我们公司也和他们一样，有相似的行动和计划。
这番开场白，连同已经从欧洲发给他们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应。对方可能认为我们的确和他们一样，在从事一些秘密的商业行动。而后，我们就建议，在一些商业活动中双方可以合作，这样于双方均有利。
这正如一句中国成语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们甚至做得更好：可谓是披着虎皮骗老虎。
我们一共顺利地对近20个对方的据点进行了探查。他们在这些据点里所从事的活动，很多以前都是我们所不知的。但是，这些人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默默寡言，面无表情，外表彬彬有礼，实际上是对我们满怀疑心。他们可能害怕一不小心泄露了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也可能是害怕我们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而我们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们对我们的戒心。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对手多少都比较急躁、充满敌意，这当然是不断的冷战和战争的结果。在这个狂躁的世界里，只有利用诡计和非法手段，才能侥幸谋得生存。
我们努力表现，劝说他们与我们一起合作，互惠互利。
双方沟通的原则只能是“利益”。
大部分人都具有自我保护、自我欣赏的心理，喜欢追求快乐，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容易理解，我们也都承认这一事实。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么想的，也都怀着如此的希望。
要达到这些目标和满足这些愿望，最可靠的办法即是不断为自己谋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利益”。利益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则有助于人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至少看起来如此。所以，谋取利益是人的本性。当一些不道德或非法的因素夹杂进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时，人们就会出错。
我们，诺维克先生和陈先生，在我们新认识的“朋友”面前从不摆出所谓“仁义道德”的面孔，我们甚至坦言相告，说我们也会“要手腕”，就如同他们一样。
他们听到这些话后，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笑声里含有戒意，显然他们还是要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无论如何，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放松了不少。
从纯商业角度上来看，他们还是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
虽然日本人认为这些条款是美国人专横规定的，但是，在那时全球冷战和越南战争的气氛下，违反这些禁运条款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一次我接到消息，有1500副潜水装置，包括水中呼吸器和潜水刀将被秘密售往香港，而后转手卖给别国。
这一数量的潜水装置足可装备一个旅。除此之个，还能有什么目的？水下奥运会？或是要拍摄什么史诗式的电影，以重现水下的绝世传奇？
我方将这一情报迅速转告了日本当局。
探查过对方的据点后，就要从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些人肯定是贪心的，而且想获得更多的私利。而后，我们就会在外单独约见目标人选，向他们暗示，只要他们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服务，就可以获得额外的个人好处。
我和山姆是分别选择各人的猎物的。当我们到对方公司后，就会分头留意他们的表情和反应，体会他们说话时细微的差别，或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和注意其身体语言。我们发现，对于大多数的目标人选，我们的观察结果几近一致，这使我们更加自信。
如此操作进行了2 周。在这期间的大多数晚上，我都是一个人留守在酒店套房内。因为随时可能有目标人选打电话来，甚至对方还可能来一班人马“回返”。所以必须随机应变。山姆相信我完全可以独自应付深夜可能到访的不速之客，而他本人则放心地回家和妻儿团聚。我却相反，我妻子除非是受到太多的恫吓，是不会阻止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的。
开始时，我还有些提心吊胆，每晚都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用一把椅于靠住门把，以防外面的人破门而入，或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一点冷静思考的时间。
每次探查时，我们都会出一些小差错。正因为如此，我们得不断学习和改进，我们也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每天工作完毕，我和山姆都会到一家小咖啡馆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我们互相配合得很好。
我们本不是生意人，开始时和精通业务的对方谈话每觉提心吊胆。山姆常常到大使馆的专业部门请教一些专业问题。而谈论政治就要容易得多。
有些对方的据点就像是捕熊的陷阱，很难接近和深入了解。
在一处公司，对方对我们假意奉承，使我们迫不及待地就想尽快离开。我们和他们道别时，气氛显得很紧张。
他们不断对我们挥手作别。在与对方一个家伙握了手后，我灰溜溜地抢先走出了门，回头我看见山姆面色凝重地也出来了，我看到他神色有异，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山姆说：“难道你？跟他们握手？”他有点语不成气。
原来对方一个长相丑陋的人在与山姆握手时，用力很大，像是要捏碎山姆的手似的。而山姆如此强壮，又是一个柔道高手，竟还着了他的道。
我们左思右想，也没理出个可以令自己觉得满意的头绪，为什么那个可能是“空手道”高手的家伙，差点要把山姆的手捏成肉球？难道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啦？为什么他们的手势如此的不友好？为什么只针对山姆·诺维克，而不针对我陈先生？是否那个野蛮的家伙只想向“不讨人喜欢的白人”显示他只凭空手就能把我们如何如何？这种举动和前一天那个混混儿的举动如出一辙。
山姆恨不得找把榔头，回头砸了那个鬼地方。但我们终于还是压制了怒火，理智地决定，不再去招惹那个马蜂窝。
虽然当时我们的胆子很大，但都不愿意忍受屈辱去试探对方。有选择性地保持自己的尊严是一种美德。
在另一处，我们则几乎陷于绝望，因为我们对对方所谈及的生意一点儿也不明白，桌子那边的人不禁起了疑心（贵金属不仅仅是业余者能谈论的话题。）为使自己免处下风，我抓住一个机会，问对方一个近乎无理的问题：“那么，那种金属的纯度怎样？”
回答是：“四九五。”
我于是胡乱评论道：“啊，四九五，好得很。”
我们急忙转移了话题。我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老练的扑克玩家，知道如何连蒙带骗地应付对方。
我们后来问大使馆，依然对“四九五”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没人能帮得上我们。
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我父亲曾是一家矿业公司贵金属部的负责人，我于是求教于他，他说：“这人人都知道。四九五，就是99．995 ％的纯度。”
我们并没有完全探查我们所开列的所有目标。
西德波恩站是为山姆的所谓的“数十亿马克资产的公司”作掩护工作的，我们突然收到波恩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曾有一个德国私人侦探打电话到法兰克福，查问山姆的所谓“公司”是否存在。负责该项任务的情报官失言了。而那个德国私人侦探口里吐出的脏话，恐怕连成人杂志上也难见到。（电报里没掩饰这些脏话，山姆依实向我说明了这些话的意思，我听了以后很是担忧。）
看来我们要尽快罢手了。我们担心这一事件的后果会在两三天内就彻底摧毁我们。我们心里都感到震惊。尽管组长和山姆表面上都显得严肃、平静，但我知道那只不过是他们的职业风度所使然。我已近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面对最坏的后果。
这可能是因为如果出事，我失去的会比他们多。我在日本的熟人太多。如果是在其它地方，比如在希腊、巴西或突尼斯，我所担心的可能就不过现在的十分之一了。
不单是对方可能采取行动。日本警察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也可能会来查问，还有新闻媒体，如果它们发现我……。
山姆打心眼里还想继续探查完他原先所开列的所有目标，这毕竟是他长期以来的一个宏愿。虽然他有点依依不舍，但我们还是立即退出了酒店。
山姆是个意志极为坚韧的人。即使是决不轻易言退的我，有时也都会对他的毅力产生钦佩，但有时又会觉得他的固执很可悲。
山姆告诉我，在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前，我们要再等待两个星期的时间。
他要我保持轻松。
是的，山姆。不过唯一能轻松下来的可能只会是我的肠胃，神经质地泻起肚子来。
我开始提心吊胆起来，不敢出公寓半步，害怕一旦出去可能会碰上在两个星期的行动中认识的对方的人。我深知我的“简易伪装”难以骗过任何人的眼睛。
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安危担心。这种意思上的“害怕”从我一加人中情局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害怕的是影响整个行动，辜负了上司和同事们的期望，也怕我的妻子和家庭受到牵连。我能想象到，如果我走出门不巧碰上对手，被人认出，那就会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整个事情的全面崩溃。首先会惹恼日本政府，然后是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政府，还有可能引致与对方有关的国家的攻击。
何况我已经感到，自从在法兰克福为我们打掩护的官员失言于那个德国私家侦探后，这个活多拉魔盒实已半开。
虽说我可能有点神经质，但我的确有些相信神秘主义，心里莫名其妙地，总是觉得一出门就会出事。“背运”，我总是这样说。这在我的生活中却每每应验。
我很容易想象，在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度里，各种媒体十分活跃。一旦有一点丑闻或“间谍”之类的话题曝出，山姆的日本妻子和我妻于的家庭就会马上被过分热心的媒体所包围。如果那样，作为主角的我和山姆就别无他路，只有撤出日本，而给家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苦楚。
这是我一辈子里最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爱妻和子的真实性格。
和子十分讨厌情报工作，但她对我说：“麻烦终于来了，这是你已选择的工作，打起精神来，拿出你的信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我的愧疚之意，也永远为爱妻的坚强而自豪。
两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终日藏匿在一间小公寓内，一定会使人得幽闭综合症的。我不得不时时出去走走，但只是一个人，以防真有不测发生时，可以随机应变。
在后来的几天里，每当我出门散心时，只能专拣小路走，还下意识地用报纸遮住自己的睑，仿佛自己已经成了通缉犯一样c 我那时的神情一定惶恐不安、滑稽可笑，但我确实无法自制。
我想我一定要找机会向山姆请教，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超脱和放松自己。山姆在这方面是出类拔革的。
1995年电影《阿波罗13号》推出，披露了一段极严重的航天事故，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惊，也使我感到疑惑。我一向对新闻十分关注，且以自己出色的记忆力为自豪。奇怪的是，我党对这起几近灾难的事件一无所知。这是为什么？不久我就从回忆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在过去我曾有两段时间无心关注其它事情，一段是在1973年我母亲去世的日子里，另一段则是在1970年，即我和山姆开始这项“杰作”
行动之时。
我查阅了当时自己用密语写的工作日记，上面确实有关于这起事故的记载。阿波罗13号发射升空，实施登月行动的那一个星期，我和山姆正开始对对方的据点进行探查。在那两个星期里，我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竟漠不关心，这的确有些令人难以相信。后来阿波罗13号终于脱险，安全返回地球，而我和山姆还未完成探查行动。
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回味当时那种专注和紧张的精神状态。
两周后，行动进人最为关键的第二阶段：将容易拉拢的目标人选约出来，请他们吃饭，培养他们，如果可行的话，就将他们发展为我们的特工。
每迈出一步都是很艰难也很危险的。一旦选错了目标，选错了时间，甚至言辞不当，都有可能铸成大错，引发我们不愿想象的灾难性后果。被我们约出来吃饭的第一个目标人选，就是一个非常难对付的角色。现在回忆起来，由于我们当时缺乏相关经验，这一个目标是选错了。虽然难对付的角色每每也是最有价值的人选，但人不能连游泳都不会就去学潜水，也不能连猎物是鹿是狼都不知道就盲目追逐。
我们初次选择的目标人选是对方的一个经理，我们怀疑，就是他所在的公司雇佣那个德国私人侦探，到法兰克福查我们老底，并几乎酿成灾难。他头脑灵活，精明干练，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中的姣姣者。他曾到过很多国家，与我们原先对他的猜测大相径庭。
我们字斟句酌，约他到一家豪华酒店吃午饭，言日“随便谈谈”，丝毫不敢用“生意”一类的字眼。午饭开始很顺利，我和山姆像演员一样，很好地进人了角色。
山姆流利地用带德国日音的英语，海阔天空地侃开了，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德语口头禅“呀（是的——译者注）！”和“耐恩（不是的——译者注）。我则给山姆充当翻译，并时时注意场上的动静。
吃了一会儿后，我突然被山姆的举动惊呆了，急得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发现山姆吃饭时竞然把餐叉从左手换到了右手。只有美国人才改换右手执叉吃饭！
因为我在欧洲生活过，所以我知道这一细微差别。而山姆在美国生活，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禁开始出汗了。
接下来我竞又浑身冰凉。我发现山姆左手手指上竟还戴着一枚美国海军学院的纪念戒指！真他妈的活见鬼！他为什么一定要戴这玩意儿？任何一个对美国生活有所了解的人，都有可能认出这是一枚大学纪念戒指，我甚至还看到戒指上面刻的字。
我暗自咀咒山姆，心里急得直发慌，只好离桌去洗手间，以调整一下心情。
在洗手间里，我看到自己脸色苍白，觉得视线模糊。吃饭时用餐巾擦脸，有一颗假痣也被擦掉了一半。
还好我算细心，出发前就怕发生这样的意外，随身带了化妆用具。我重新在脸上粘土一颗痣。瞧，我依然是个“完美主义”者！
我回到桌边刚坐下，就立刻发觉山姆脸色暗淡。他没有按我们原先所计划的将话题渐渐引到谈论金钱、利益等“刺激”上，而是在无聊地谈论香港的脱衣女郎！
同时对方也用磕磕碰碰的英语回应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山姆显然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偷空低声告诉我：“这狗娘养的到过布达佩斯…
…他会说一点匈牙利语……”
噢，不，黑尔·安顿·诺维克，你不会说匈牙利语！！？
我笑了。要是在平常，我一定会大笑起来，可现在却不行。我和山姆一样，心里暗自着急。我们不得不当天就中止针对那家伙的计划。
我们强打精神坚持吃完了那顿难受的午饭。
客人一走，我就冲山姆大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的简直是土包子！竟连欧洲人怎么用刀叉都不知道？你还算运气，没有点盘整鸡用你的肥手撕着吃！你那么大的牛皮，还戴着戒指？是不是想让人知道你老人家是美国海军军官哪？任何一个额头上长着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戒指上刻的字！”
山姆承认“错用”了餐叉，保证他以后会改正。（他的确改正了。）但他不想脱下他钟爱的那枚安那波利斯（美国马里兰洲首府、海军学院所在地）戒指，坚持“没有人会注意我手上的戒指”。可我注意到了。
在以后执行任务时，山姆依然戴着那枚戒指。他知道我对这事很紧张，每当看到我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脸上就会流露出恶作剧似的笑意。
再说说山姆鲁莽的个性。在以后的行动中，他竞然还同会德语的日本人“讲”
德语！
我对日本人很了解，事前已经告诫山姆，在我们所要对付的这一代日本人中，很多人所学的第一外语即是德语。信不信，后来我们真遇到一个能操流利德语的日本人。
想象一下我们亲爱的诺维克先生会怎么说吧。
“啊！好极了（这是山姆所会的10个德语单词中的一个）！您会说德语！但你的发音还要再纠正纠正！”
那个可怜的日本人竟然真的感到自悲，登时闭口无语，山姆不禁洋洋自得地瞥了我一眼。
虽然差一点酿成大祸，但我们并没有终止对那个难对付的角色做工作。
我们认为难对付的角色一定价值也高，于是决定在那个狗娘养的家伙身上再下一次赌注。
我们将他请到了我们的套间里，他坐在那儿，智慧的脸上满是问号。我们已无路可退。在和他谈所谓“利益”、“刺激”和“合作”之前，必然要首先面对他的提问。
这次约会还是一无进展，但快要结束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特意拿出了一个记录本，打开放在膝上。那情形和手势，就像是日本歌舞伎的表演一样。
然后，像是电影里放慢镜头一样，他又拔出一枝笔，放在笔记本上，说：“好吧，请告诉我你们的银行资信。”
在我的间谍生涯中，这是我记忆最深的情景之一。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几乎要衰竭。
我开始咳嗽以拖延时间，给自己和山姆以思考的余地。大约过了10秒钟，我不得不停止咳嗽，故意慢慢地将他的意思翻译给山姆听。
山姆当然明白对方作如此要求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啊，好，好！我们印有精美的小册子，介绍我们的公司及银行资信情况。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好！陈先生，你留心不要忘了这件事！”
那日本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了笔记本和钢笔。
他走后，我和山姆神经质地相视而笑，觉得轻松了些。我们开始回顾这次会晤的前前后后。山姆也承认他那颗强健的心，当时也几乎停止了跳动，还好我那一阵子咳嗽给他争取到思考的时间，终于咄咄逼人地回应了那个日本人。
银行资信是不容忽略的，但同时也难于伪造。查询一家公司的银行资信很容易，也很快就能获得结果，通过极其普通的操作即可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的谎言被揭穿，就会立即传遍对方所有的公司，我们已经作出的努力也会悉数付诸东流。
山姆感叹说：“那狗娘养的摆出的谱儿还真他妈的有效，有机会我也学他试试。”
我们最后作出结论，不能再去碰那家伙，应当把他从我们的名单上彻底抹掉。
我们很勇敢，有时蛮勇得甚至近乎自杀，不能再这样了。
在这次行动中，我从山姆身上学到I 一个很重要的职业技巧，把我从害怕遇见熟人和朋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
我在东京的熟人要远远多于山姆。
山姆告诉我：人总是只对自己感兴趣，而不是别人。
这可是山姆给我的真传。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熟人，只须避开和对方的目光相接触，要完全忽视对方的存在，加快步伐离开。这样的话，即使是你的生身母亲，也会考虑是否应该当面叫住你。（一个人能否忽视他母亲的存在又是另一码事。）
山姆曾有机会证实过这个道理。
一次他和我一起伪装后外出，碰到一个日本姑娘要和他打招呼，但对方即又顿住了，欲言又止。山姆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照例前行。
走远后山姆咧嘴笑着对我说：“知道那个’／头是谁吗？她是一家美军基地商店的销售员，我每个星期都能见她几次。她马上就认出是我。但当我丝毫不理会她的存在后，她应没有那么自信认定我了。”
这个经验对我非常有用，从那以后，虽然我还有些不自在，但却不像原来那么紧张了。后来我到罗马，虽然地方比东京小，人比东京少，条件比东京艰苦，而且对手还更难缠，但是，我也没有害怕碰见熟人这一层顾虑。
我们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试探可能发展的目标人选。在那段雄心勃勃的日于里，我们依次约见了3 个发展对象，分别和他们喝酒吃饭，终于成功地发展了3 个特工。
招募有潜在价值的特工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试对比一下所花费用（像我在前面所述的一样，特工也是很耗钱的）和所获得的情报，就会知道这钱花对了地方，花得值。许多情报官从未发展过特工。还有一些则虽然声称要招募特工，但却没有付诸行动。
曾有一位女特工在结婚的同时，也劝说她的新婚夫老同她一起“搞副业”。这几乎算不上是负责她的案官的功劳，虽然那位案官煞有介事地吹嘘这件事，但这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招募。这名所谓的“新特工”，倒有点像是由他妻子招募的。
山姆把我们成功发展第三个特工的消息报告站里后，副站长对他几乎是倒展相迎，兴冲冲地说：“‘你们十得太棒了！太棒了！再接再励。”
我们并不需要鼓励。山姆和我从不耽于现状，我们已经在策划下一个目标了。
表面上看“有吃有喝”是不错，但其实我们所冒的风险丝毫不亚于其它行动。
由于心不在焉，我常常面对丰美的珍精却毫无食欲。不过，山姆却是大展雄心，他的食欲绝不会受其它事情影响的。
在日本，最有特色的娱乐就是把客人带到餐厅、夜总会或酒吧，让女侍应坐在身边，为客人倒酒、添菜、点烟、叫酒和淫乐取笑。据称这样有助于舒缓身心，从一大的劳顿中解脱出来。
在那时，这种场合的消费是很高的。在我们的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花美国纳税人的钱，所以，我们不得不仔细对待这种消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免税沃克黑签威士忌倒人准备好的空瓶中的原因。那时，免税威士忌的价格仅是日本市面上同一牌于价格的1 ／10）。有效地使用经费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
在几年以后的一次行动中，为满足3 个目标人一小时的“娱乐”，我为3 个人（我、目标人和介绍人）付了800 美金。
我们陪这些人狂欢作乐、培养他们时，世会碰到一些很巧合的事。
曾有一个目标人选扬言他也为我们找点乐子，以作为回报。我们立即表示欢迎，以表明我们够朋友c 我们步出酒店套间后，我问他带我们去哪，他说出了一个酒吧的名字，我听后大吃一惊。
在著名的银座娱乐区的众多酒吧、夜总会当中，他所说的那家是我绝不能去的。
三年前，我和和子认识的那一晚，那位贵妇人在饭后就是带我们到那间酒吧的，她实际上是那间酒吧的股东，并把其他股东经理也正式向我作了介绍，他应当还能认出我。我很庆幸自己还记得那间酒吧的名字。
我不得不临阵退缩。山姆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临阵退缩，他没有了我就等于“没有喉舌”，因为他不能在目标人选前说日语。山姆禁不住又要发火了，他的脾气就像干柴，一点就着。我只能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而后我当着山姆的面问我们的目标人选那间酒吧的情况，他的回答证明了我所说的情况属实。我的确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那间酒吧。山姆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还有一次，我们和另一个目标人选到一间有异国情调的餐厅，由女侍应陪我们吃饭。从一开始，我就对一个女侍应很警觉，因为她好奇心很重，又很泼辣。她给我带来了毫无前兆的麻烦，她靠在我胸前，几乎要和我脸贴脸。（你可能觉得这不坏吧。）
可她却突然用手指点着我脸上的假痣，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觉得我的假痣竞然滑动了。
我一言不发，马上走进了洗手间。我的假痣竟然已经移动了有几公分。要把它再安回去已经太迟了，我只能干脆揭掉，准备以“我从香港一个和尚那学来的‘辟邪用的护身符’”之类的借口搪塞过去。（不错的借口！）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要山姆尽快结束会晤。
这次意外之后，我只保留了前额上的一颗假痣。没人发觉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次很意外的巧合。6 周后，山姆又忙碌地安排另一次行动，而且他第一次告诉我行动的细节，请我也参加。事情大概一样，只是要会见的人背景不同而已。
山姆自己当然没问题，但当我听到对方的姓名后．又大吃一惊。
我对山姆说：“这回可不行，山姆。我6 年前曾在巴黎见过这人。我曾在巴黎一间便宜的酒店住了差不多4 年，在酒店里认识了这人，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却反而被两个年轻的法国女人缠上了，她们带我们去一家香摈酒廊喝香槟，我发觉那儿的香槟酒质差价格高，我立即意识到我们可能被骗了。虽然我表示了反对，但他却不听我的意见，施了点小恩小惠，把他那个女人弄到了手，并把她带回酒店做爱。
我则单独回酒店。第二天一大早，他跑来敲我的门谢谢我，说他按计划要离开巴黎。
我知道他在一间有名的机构工作，但我怎么都没想到，竟会在干这一行时又听到他的名字。我敢肯定他还记得我，因为那个法国女人是我帮他弄到手的。”
这实在太过巧合了，山姆不信我说的，他很气愤，认为我一定有其它理由不愿合作，并坚持时隔6 年，那人一定已经认不出我了。可我很坚决，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那个法国女人是那家伙睡的第一个白种女人。他绝不会忘记那次艳遇的，换谁都不可能忘记。
山姆只好找了一位朝鲜裔的美国官员去扮演我的角色。
清者自清，事后山姆有些心虚地告诉我：那个目标人选对山姆的朝鲜日语翻译的流利日语很感诧异，说：“我曾在巴黎碰见过一个台湾大学生，他的日语水平也很高。他名叫洪保罗。”
我感激山姆的坦荡。那个目标人选甚至还记得我的全名。可想而知，法国女人的床上功夫一定了得。
有时这世界真是太小了。我时时在伪装后意外遇见熟人，新闻社的同事，老朋友，姻亲，甚至还有7 年前我在巴黎的日本女朋友。
我初见她时她还是个处女。虽然我化妆很浓，她还是认出了我。她兴奋地叫了起来，问我她怎样才能再找到我。我一时显得很狼狈，结结巴巴地对她说：“我结婚了，是的，幸福，很……，请……理解。现在请……，真的要走……，改天……”
另一次不可思议的重逢：1957年夏无，在华盛顿我好像发疯似地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在一起仅3 天。1959年我赴巴黎，一下飞机就直奔她住的公寓，一门心思地要向她求婚。她是我所见到的最美丽、大方、聪慧的女人，会说6 种语言。
可惜的是，她当时没住在巴黎那间公寓里。我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她，但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猜猜我现在怎样！我正准备这个礼拜结婚！是不是不可思议？！”
是的，绝对不可思议。我的运气就是如此。
她嫁给了一个同她非常般配的上流绅士。
没想到12年后，我脸上化了淡妆，竟和她单独面对面在豪华酒店的电梯里相遇，我一时百感交集，无言以向。她手上拿着她的房间钥匙，腋下夹着一件名贵的貂皮大衣，高贵典雅。她没有认出我，绝不会想到我在日本，而我觉得此时此地又见伊人，真恍若在梦中一般。我那晚还有一项工作要做。我当时没有对她作任何表示，只默记她的房间号码，。
大约到了晚上10点钟，工作结束后，我对山姆说我要给住在同一间酒店的她打电话。山姆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开始知道无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给她打电话时，山姆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着。
她已经上了床。我费了很大的劲，用了两种语言，才抹平了12年光阴的沟阂，使她终于相信原来是我。（我的形象在她的记忆中并不深刻。但我能呼出她的闺名，这使她终于在记忆中找到了我的位置。〕我要她在10分钟内穿上衣服，我则L 前敲她的门。我和她一起走进东京迷人的夜色中，相叙初年。
后来，我调往欧洲工作，又与她取得了联系，她和她的丈夫邀请我们全家到她家中作客。她们的生活正是我和和子所喜欢的那种：雅致、考究、平和温馨，文化味十足。
如果在过去我有什么值得欣慰的话，那就是我和异性朋友相处的方式。即算是因为我的愚蠢而分手，双方依就是好合好散，极少带有怨恨之气。或热情似火，或如歌如泣，我都能体会个中的美妙之处。有时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有时是肉欲的亲欢，我都能自尊自重，表现得像个骑士。爱情是丰美的盛宴，留下的不应是苦涩。
正因为如此，当我1982年到罗马时，我携家眷依次拜访了20多年前的四个女友，几家人后来都成了朋友。
有一位女友原来是意大利贵族出生（我过去并不知道，因为当时我并不知她的全名）。我在罗马的电话号码薄上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缩姓，然后致电她。对她来说，要找回23年前并不是很重要的记忆，确有些困难，但她终于还是想起了是我。刚好她的独女不久正要举行婚礼，她邀请我和和子参加。
作为职业习惯，我迅速对她的家庭进行了了解，发现她的家族竞然出了2 个罗马天主教教皇和12个红衣主教。
那是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婚礼。知情的人发现，“罗马所有的贵族都莅临祝贺”。
珠光宝气，华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们的家族教堂中等待仪式正式开始时，我和一位前意大利驻美大使的遗霜闲聊，获知他们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罗。我想印证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您是说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西塞罗？”我在台湾时就背诵尤利乌斯叶岂撒的故事和莎士比亚的两起悲剧。
我还有机会到丹麦赫尔辛基和意大利维罗纳，找寻哈姆雷特和罗蜜欧与朱丽叶的踪迹；到威罗纳，到苏格兰，莎士比亚不朽的悲剧索绕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这四个莎士比亚悲剧的历史遗迹都纯属偶然：在哥本哈根（丹麦首都——译者注）执行任务，我正在料峭寒风中找洗手间，却不经意看到“哈姆雷特城堡”；驻派罗马，在罗马广场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乌斯·恺撒时代的气息；在维罗纳，我正埋头走着寻找停车场和酒店时，却看到一个标志牌L 写着“朱丽叶故居”，在那以前，我还一直以为罗蜜欧和朱丽叶不过是小说里的人物；最后一次到欧洲，带儿于彼得到苏格兰去看“尼斯湖怪兽”，却在苏格兰北部又见到了“麦克白城堡”（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在东京，这次行动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这段时间里我犯了一个情报人员的大忌：我同时随身带着两个身份证。这是违反职业规定的，但我别无选择。我和山姆不同，因为我常常会在东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须带两个身份证。中情局要求如确有必要，必须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将一个身份证藏在身上，但我没有作此准备。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我想如果被日本警察查问，我就给他看新闻记者的身份证，他应该不会再难为我。如果这样还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们的整个行动已经败露，再遮遮掩掩已无必要了。
不过，这样我就要小心，千万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苏联间谍理查德·索杰曾在东京郊外遇到一起严重的摩托车车祸，被送进了医院。
虽然极度疼痛，但索杰坚持不让医院对自己实行麻醉手术。他要人打电话叫他的同事来医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内衣口袋里有机密文件。当看到同事顺利地找到了文件后，索杰便失去了知觉。他不愧是间谍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脑子里先行排练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场合，该怎样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厅，应使用真实的身份；当进人某一楼道或转过某一个转角后，在包括清洁工和一些餐厅的女侍应面前，我又变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这些场合我又碰到熟人，又必须能自如地转换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