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时，和子都会为我检查身边所带的东西：两张放在特定口袋里的身份证、化妆盒、一些零钱、纸币（常是大面额的）、空白支票、发蜡、烟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贩，以发展新的对象。我们去了，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进展。
有一个大热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挤在拥挤的车厢里，道路又弯弯曲曲，我流了一身汗。我再看看我们可爱的“安顿·诺维克”，他穿着那件其实是冬装的唯一的双开襟西服，活脱脱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猪。
我赴约时绝不迟到，除非是特意迟到或是得到预先警告。大约从1956年起，包括被交通拥挤所耽误，我总共的迟到次数也不会超过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这个“愚蠢的习惯”搞烦了。不过到现在，至少彼得也已有了这样的习惯，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你从不迟到，从另一角度上来说，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准备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紧张。我化了妆后正准备开门出去，突然我的一个叔叔在门外敲门。
我们的公寓可没有后门可走。而我绝不可能不让这位长辈进屋。我只能让妻子去应门，自己却跑进浴室，飞快地褪去化妆c 而后找借口让叔父尽快离去，又跑进浴室化妆。但我终于还是准时赴约。
我们一位官员曾引用前长官艾伦·杜勒斯的话：“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你虽然只迟到短短的10分钟，但这对于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则可能是以生命危险为代价的10分钟。”
我有一次在罗马等上司时，就有类似的遭遇。我认为他是怀着卑鄙的意图故意迟到的。
有很多的约会地点可选，而他却非要选择在伊拉克大使馆前与我见面，而那时伊拉克正与伊朗交战。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点见面，他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建议。
我请求他准时到约会地点。结果我准时去了，而他却很自然地迟到了。
没多久，就有三个伊拉克人出来检查我的车。那时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我竭力挤出些笑容，以缓解他们的疑虑。
7 分钟后，那位上级才姗姗来迟，脸上丝毫没有一丝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释。
第二阶段的招募行动持续了2 周，结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后一晚，我和山姆决定放松一下，庆祝我们所取得的出色成绩。
在酒店大厅里，我看上了三个美貌的日本女人，于是征求山姆的意见。好极啦，为什么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这时已差不多忘了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该怎么做了。但山姆说：三个女人？对我们两个？他有点犹豫不决了。我马上劝说他这没什么，我们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么应付这种情形，相信我对女人的经验。况且连凶狠的敌人我们都对付得了．何况三个日本女人，干吧？
我在巴黎时对“猎艳”就有一套，我能感觉到这三个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们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卖弄风骚调调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枪，疯狂一夜。我说不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是在大厅里，从她们的气息中，我还是能感到她们身上的雌激素在喷勃涌动。发情的女人。她们穿着都很不错，看起来经验老到。
我问山姆是愿意做安顿·诺维克先生，还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着说他想做个“会说流利日语的”诺维克先生。这个想法不错，他既可以用日语和那三个骚娘们沟通调情，又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吗，当然还是再当一回陈先生啦。
我走近那几个女人，有礼貌地邀请她们“到我们的套间去喝点酒玩玩”。她们竞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令我们“无暇理会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觉意外。
回房后，我和山姆悄声商量着策略。如果有人到访，山姆就和女人们一起躲起来，让我一个人去应付来人。即使是从于这类事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失情报官的特色。
我们于是打开名贵的威士忌，要大家一起玩“脱衣扑克”。两个女人马上迫不及待地赞同，而另一个看起来较年轻、长得又最漂亮的则有些犹豫。我一眼就看出她是那两个缝制高级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难怪她们穿得很好），而且，不是开玩笑，一定还是个处女。另外两个则都是30岁上下，一个结婚，一个离婚了。
不久，我们就惊讶地发现对于那两个急于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来说，这种游戏实在是太慢了。山姆于是用日语建议改玩“牙签”游戏。谁抽到五根火柴中最短的那根，就脱下一件衣服。这个玩法虽然简单得近于荒唐，但效果绝对一流。两个年纪大一些的女人高兴得咯咯笑，而那个处女只勉强同意c 这纯靠运气，不久，我和山姆几乎全裸，而那两个最想脱的女人却几乎没脱。这可不行。我们可是一流的中情局情报官，绝不能在这样愚蠢的游戏中输给这些业余选手。我和山姆交换了一下眼神，无须一言一语，我们就各自施展手脚，开始作弊。
也是运气，那位不幸的处女小姐最早输得脱光了最后一丝衣服。她哭着掩面跑进了浴室。
那位处女小姐很漂亮，她无助地竭力想用手掩盖双乳的神态，酷肖希腊女神。
我和山姆绝无诱使她脱衣的想法。她哭着躲进浴室后，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那两个已经面似桃花、兴奋异常的女人。我们还等什么呢？上！
暴风雨过后，那位处女小姐静静地走出浴室，手里抓着一条大毛巾，遮着她还全裸着的身子。她的双眼还红红的，面上带着难为情的微笑。她依然纯洁美丽。
我们发展的那三个特工都向我们提供情报，但他们的价值和获取情报的能力各自不同。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是为中情局服务，或至少他们表面上装作不知道。
我们案官并无必要告诉特工我们是什么人。很多人并不喜欢，甚至害怕中——
情——局这三个字。所以我们也不用这三个字。从另一方面来说，“被招募”的特工也不想问他们是为谁提供情报，这有点像鸵鸟，埋头砂中装不知。他们有“评价”
他们自己行动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成功发展了三个新特工后，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欧洲。我则表面上到香港和其它东南亚城市做生意，每隔两星期“回东京一趟”，分头与三个特工见面，拿取情报资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触报告和我转交给他的情报资料写出情报报告。这样，这三个特工实际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后来，“安顿·诺维克”又每两个月从欧洲到东京，以加强对三个特工的了解和联系。人总是倾向于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兴的事物，同时排斥和拒绝其它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种自我催眠。
我经常随身带着一板香港夜总会的纸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笺，和特工会面的时候，我总是故意使用这两件东西。我发现这种小道具非常有效，于是一有机会就随手收集这类东西。
每两周穿梭于香港和日本之间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从不喜欢和特工一起吃饭，虽然这是由局里出钱，而且常常是在豪华的酒店餐厅里吃豪华餐。
我宁愿自己付钱，在便宜的餐馆吃饭，这样我可以使自己得到放松，不用为化妆提心吊胆，也不会碰到熟人，还可以自在地喝酒和看我喜欢的杂志。而且，我发现了满足我肉体上需求的新方法。
无论怎么说我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我的脊骨节原有些错位，有一次一位日本按摩师帮我治疗，复了位，由于我患疵气的骨节已经基本上磨损了，以后疼痛就减轻了很多。但是，由于长期紧张，我的脖子和后背肌肉很僵硬，几乎每晚都需要按摩。
我听说，对顶级酒店里的女按摩师是不能“动手动脚”的。如果要她们于按摩以外的事，她们会很反感的。但是，我用日语和她们亲切攀谈，加上我是外国人的背景，不久我就发现她们也不能抗拒我私底下的诱惑。我早在巴黎时就是一个诱情高手了。
我和她们攀谈，劝她们，有时甚至是用甜言蜜语诱惑她们，总能令她们心动。
在大约一年里，我和五六个年轻的女按摩师一起在床上嬉戏。我无须另付钱，只需在超时时补上差价八当然我是用自己的钱给她们付费的，因为我不能把这些费用计人房费中，然后到站里报销。）她们都很喜欢我，但她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别人也和我私下有关系。
有一个很有礼貌的女按摩师被她们视为榜样，但可能只有我才知道，其实她是一个女色情狂。
三个特工中，有一个头脑特别迟钝。一次他竟带给我一份瑞典红十字会给河内一家医院的医疗用品清单。（把人道主义援助的清单给我有什么用？）我不得不委婉而有耐心地对他说，我们所要的是“机密的、不公开的、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资料，全世界只有不到十个人能看到的资料”。
上帝呀，救救他！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宣称：“你是说要像007 一样的材料？
间谍材料？”
我迟疑了一下，说：“是的”。那个中年人的脸竞亮了起来。
“哦，这太刺激了！晤！我要试试！”
快拯救这人的灵魂吧，上帝！
另一个特工则相反。他拿到他的“服务”酬金后，一定感到了不安。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他在干什么。他决定和我摊牌，在还不算太晚的时候就断绝和我们的关系。
中国有句话：“人急要反，狗急跳墙。”
虽然我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但他却自己感到了压力。我和他一起在酒店餐厅里吃午饭，点完菜开始谈生意时，他突然高声说：“你是说要我做你们的间谍？这绝对不可能！你认为我是什么人？间谍？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干这种事？”
他说着说着，竞站了起来。餐厅里每个客人和传应都不禁转过头来看着我们。
我知道他是被吓坏了，他故意制造这样的场面，好使自己能在别人看我们的同时安全离开。
他可能是害怕被毒笔刺中，或是害怕被无声手枪射杀，电影里说间谍都这么干。
但是他其实还可能不知道我的真正底细，因为我和山姆从未对他暗示过什么。
我做了一个很友好的姿势，请他坐下别急。但他却冲出了餐厅。我无奈地摊开手掌，脸上一副被刺痛的表情，不理会旁人的目光，独自吃完了沉闷的午饭。我知道，这个贪婪的胆小鬼再也不会回头了。
我们完全可以忍受。他没必要在这种场合这样离去。
在这三个特工之后，我们又开始对两个重量级的目标人选展开了工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下一个目标很重要。非常有发展意义。我们要极其慎重地对他开展工作，以免危及我们已经招募的特工。我们相信他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情报，但也知道，如果手中没有他的把柄，而凭空对他展开工作，几乎是天方夜谭，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念和人格完整的人。
他是个忙人，在多个圈子里为人所熟知。我们终于找到机会和他一起喝酒吃饭——这是我们的惯伎。在与他会面前，我们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收集关于他的资料。
一起喝酒才知道，原来他的酒量也很大。
这时我已是有12年以上经历的酒鬼了，酒量很不小。我在喝醉后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喝醉了回到家里，连和子都不知道我已经喝醉了。但糟糕的是我一喝醉就想睡觉。山姆的酒量没我大，大概是我的一半，关键是他一喝酒情绪会发生变化，有时兴奋，有时发怒。在日本，人们喜欢把啤酒、米酒和威士忌混在一起喝，这样更容易使人喝醉。
第二次见面时，我和山姆计划要把他灌醉。我们准备轮番向他敬酒，这样我们每次只有一个人喝，而他要陪我们两个人喝。
喝酒的气氛很好，不过我们离灌醉他还远得很，他一点要发软的样子都没有。
但是，他表面上已开始能接受我们说的话了，不再像在外国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了。
机会、“体质相和”和加上大胆，我们盼望的时机终于来了，可以对他发动攻势了。我们发现，这位目标人选“需要一大笔钱”。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但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因嫌钱少而拂袖而去。
虽然我们已经是熟手了，但在最后向他摊牌之前，我们的神经依然绷得很紧。
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放走这条值钱的大鱼。只有在确认了他已落人我们撒开的网中，我们才会全神贯注地开始收紧网袋，然后用手把他捞上岸。
我要山姆以感谢信的形式，准备一份稍微正式一点的收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诱使他在上面签名。山姆对要这条大鱼在收据上签名觉得心里没底，怕被他正面拒绝，过早地结束这个游戏。我让山姆放心，我比他更了解日本人的性格，只有在我觉得没问题时，我才会让山姆拿出收据，给对方签字。
“勇敢一点，听我的指令行事。”我对山姆说。我奇怪自己竟然敢这样训山姆c 晚饭后，我们又把目标人选带回酒店套间里继续喝酒。我们早已准备好了一箱威士忌。我偷偷地吞下一大块黄油，这样使小肠壁上沾满一层黄油，或许可以阻碍身体对酒精的吸收。这是一种流传的民间方法，我以前从没试过，现在却指望能派上用场。
我们用很大的高杯盛威士忌，半杯威士忌约有六指宽高，再加上一半水和冰块。
我和山姆轮番向客人敬酒：为健康干杯，为工作干杯，为未来干杯，为美帝国主义的衰落干杯，为世界和平干杯，等等。
但我们的客人实在是厉害，我和山姆已觉得有点东倒西歪，而他还是面不改色。
我们只能再耍手腕了，在向他的杯子里倒酒时，仅放一决冰，再把威士忌加满。两杯下去，他终于支持不住，醉了。
我们立即依口头协议进行交易，把事先经上级批准的钱给了目标人选。
山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他在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把钱给对方后要求在收据上签名？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犹豫起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坚定而大声地对山姆说：
“诺维克先生，拿收据来。我们不能忘了生意上的手续。”山姆从他胸前口袋里抽出收据，目标人选竟一言不发地在收据上签了名。我和山姆相视一笑，成功了。
目标人选走后，我和山姆相互翻着醉眼，又用抖抖索索的手拿起酒杯：“成功了！太棒了！”我们祝贺自己。
这个目标人选的确有价值，虽然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依然信守诺言，同我们见面并为我们提供情报，他提供的情报都是硬情报，极有价值。如此一直持续到我离开日本。山姆后来只好让那个会说日语的美籍朝鲜人给他当“翻译”。
故事还未就此完结。差不多5 年后我回日本，山姆告诉我的事几乎令我难以相信。
那个美籍朝鲜人是一位高级情报官，也能力出众，但我知道山姆一直和他相处不好，他对山姆的脾气颇有微辞。
而那位目标人选，其实已是我们的特工，后来意识到他是在犯错误，觉得后悔，想退出，脱离困境。
不过，我认为他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所控制。
他知道肯定不会是苏联克格勃。首先怀疑的应该是中情局c 但是由于我们自我保护和掩饰做得很好，又使他觉得糊涂，或许我们是英国情报部门，德国的，法国的，还有可能是台湾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和所用的语言，使他费解，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
正如我想象的一样，他宣称不再为我们工作，不再要我们的钱。我们可不干！
山姆告诉我，站里在认为这个特工极有价值的同时，也认为他一但反水，会引发很大的风险。为防他反水，我们两次用摄像机录下了他接受我们的钱的场面、而且，这些录像带也能对他起威慑作用，使他不敢向公众公开我们的“故事”。
但这些录像带并没有派上用场。
山姆虽然本身既不是律师，也不是生意人，但在准备第一份收据／信时，很细心地在末尾加上了一句极为郑重的话：“此协议须经双方同意方向终止。”
任何一个律师可能都会认为这样的声明十分荒谬。但却没人注意。
在特工提出要终止不干的那个晚上，山姆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收据，煞有介事地给特工一份，给“翻译”一份，自己手持一份，口里嘀咕：“嗯，就这样哪？”然后把剩下的几份放回公文包里。
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意思却很明确。我们可爱的山姆，或安顿·诺维克先生，完全可以把成千上万份收据复印件贴满大街小巷，对那个特工而言，这无疑就是世界的末日。
然后，山姆又像一个老练的律师一样，在桌边对收据上那最荒唐的一条发表意见：“上面说‘要经双方同意’，我还没同意！你不能单方面撕毁协议！”
那个特工以后再也不说要退出了。
但对山姆而言，这还不算完结。
山姆对我说，他和那个美籍朝鲜同事从一开始就合不来。那时，那个特工约定每个月和山姆会面一次，而且他每次都能带来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同他见面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山姆喝醉了酒，而且是烂醉如泥。而那个从不喝酒的美籍朝鲜同事竟然也喝醉了。那个特工当然也喝酒，但我们知道他的酒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翻译”竟然发起呆来罢工不干，按山姆向我描述的，“他说不出话来，走到窗口，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对我和那个特工置若罔闻。”
山姆既觉得狼狈，又觉得可气。在特工面前，山姆不可能打他的好像是突然哑了的“翻译”，而在另一方面，山姆又的确不想失去这个特工，或每月获得一次硬情报的机会。整个过程中，那个特工都一直在看山姆和“翻译”闹别扭。
最后，山姆采取了行动，也只有他才做得出来的行动：他走近特工，用自己流利的日语向特工说：“请听我说，我最近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的日语了，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不要翻译了。”
特工站在那儿，连眼皮都不眨，似乎是他早已料到。
山姆和特工用日语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五年后我回到东京办理第二次调动手续时，山姆忍不住要我帮忙，央求我回到他所在的小组，再给他当“翻译”。
这滑不滑稽！你不是说你已经用流利的日语跟那个特工沟通了，没有吗？
“不，不。我们还是接着打哑谜好，这样对行动有利，而且你在场还可以做很多其它事。”山姆没有告诉我，他和接替那个美籍朝鲜人的新搭档，也是他的好朋友，又有了矛盾。他也没有再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被那个官员无端伤害，并彼此结下怨恨时才知道这一情况，但知道得已经太晚了。（后面的章节中对此事还有详述。）
我有点勉强地同意继续和山姆合作。
我再次充当诺维克先生的“翻译”，而他也好像是完全忘记了他曾用流利的日语和特工说话。特工绝口不提此事。他从不和山姆直接对话，一直要我翻译。他依约仍向我们提供情报。我第二次离开日本之前，山姆对我说他想“放走”这个特工。
这时已经过去了八年，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虽然我对这个特工还是有些介怀，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一个绅士。
我尊重他的勇气，也尊重他的人格尊严，甚至还甚于我身边的其他人。
虽然有时我也认为对待敌人应该残酷无情，但内心里还是觉得做人应该善良、有同情心。有些官员认为，特工仅是为了金钱和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因此觉得他们令人讨厌，不尊重他们，或私下蔑视他们。但是，我从不喜欢持这种观点的官员。
我承认我不喜欢这些特工的根本动机。确实，很多特工有令人厌恶甚至更坏的动机，而且人格低劣。
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为我们工作。所以我还要保护他们，并善待他们。
我觉得山姆是以搭档和朋友看待那个特工的。不知道这出戏还能唱多久，我希望那个特工能好自为之。山姆已经退休了。
现在我谈谈我和山姆的一个败笔。我们为发展一个特工而努力了近乎一年，终以失败告终。在那个特定的时期，这位目标人选十分重要，他是我们收集某一类特定情报的关键人物。（在情报工作中，若没有一次一次地与目标人选接触，是很难评价目标人选到底有多大价值的。）
这个目标人选很不诚实，更糟的是，因为他长得不好看，个头又太矮，所以心里有明显的自卑情结。
依我个人的经验，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我在中情局见到过很多特工，他们大部分身材都很矮c 我想不起有比我高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在心理学上，身高是很重要的，身材大矮的人常常怀有所谓的“拿破仑情结”。从男人的角度，这很容易理解。可能的解释是：从一开始上学．小个子就容易受到大个子的欺负。他们因此会不愿意上学和参加社交活动。在性格上则容易走极端，要么过于柔顺，要么非常好斗。
（有一个例外是我的岳父，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没有这样的情结。他当时也确实希望自己能长得高一些，但却没有因此而导致性格上的缺陷。）
还有一些身材矮小的人则出类拔革，我想这与他们的身高也有关，恰恰因为矮小，他们才立志发奋图强，追求卓越，并最终获得成功。
我和山姆多次会见这个目标人选（我下面称他为崎田）。开始我们款待他，而后是哄骗、奉承、劝说，再后是给他钱。崎田对此从不拒绝。我们知道他需要钱。
他也可能更想要女人，但我们不想把他往这方面引。他思想上还是有些想不通。
崎田不是个谦虚的人，但谈到工作。成就、女人等问题时，他除了只是炫耀他曾结过三次婚，就别无其它什么好炫耀的了。我们认为用女人去进一步“腐蚀”他是不明智的。就让他为他曾有过三个老婆而自我得意去吧。
但是，崎田对我们的承诺却从没兑现过。虽然我们对他的空头承诺、拖延和搪塞很不满意，但由于他可能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对他做工作。
现在想来，我觉得崎田非常贪婪，他事实上是想要更多的钱。他吃我们的，玩我们的，但同时又犹豫不决是否干间谍的事。这也不是很特别，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花钱一定要有回报才行。否则，我宁可承认失败，转头放弃这个令人倒胃口的家伙。然而，崎田却是这个领域里唯一的目标人选，百折不挠的山姆不愿意放弃。一次，我们邀请崎田到一个温泉去玩一晚。我们一起吃喝聊天c 半夜里山姆还找了三个脱衣舞女到酒店里表演取乐，他关注崎田的一举一动，同时也喜欢看这类表演。有一个脱衣舞女还带了三条大活蛇来表演，其中有一条到处乱爬，令我觉得很烦躁。我不怕蛇，但这却令我无心看那三个娘们的浪舞。
从下午5 点到第二大凌晨3 点，我们和崎田谈了近8 个钟头，直到我的嗓子哑了为止。作为一个“翻译”，事实上有一半的话是我说的。已年过中年的崎田言语中始终躲躲闪闪，不肯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许诺，真可谓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一点也没有被软化的迹象。
终于有一晚，我和山姆强硬地质问崎田，为什么又失信不带任何情报来。崎田显然有些害怕了。我曾说过山姆发起怒来可以吓呆任何人，看起来像一只发怒的老虎，随时会吃人似的。而我则作出一副很不友善的表情。崎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拚命地想摆脱困境。但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他可以猜测，结果是越猜越怕，任何人都会这样的。
已是晚上10点了，在这间豪华酒店的大堂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在酒店餐厅里向我高声叫嚷着不干的胆小鬼一样，崎田从他那具驴肝马肺里憋出几个字，把我们叫作“中情局间谍”。
你能想象吗，他竟敢叫我们作肮脏的“中情局间谍”？！
就像是经过事先排练的一样，我和山姆立即分别用德国口音的英语和日语，以更高的声音骂崎田，把他的声音完全盖了下去。我们骂他是“骗子”、“贼”、“冒牌货”、“王八蛋”等等，反正能用的脏话都用了。大约100 多个酒店的客人和员工看到了这幕对骂的场景，我和山姆边骂边冲出了酒店。
看来要再过许多年我才能再回那间酒店了。
我们和崎田的瓜葛还没完，是的，没完。我们一定要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们的不满。要在他污秽的灵魂中注人恐惧，好让他以后不会到处吹嘘他的所谓战胜“中情局间谍”的“经历。
隔一段时间后，我打电话到崎田的办公室，请他出来一起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厅里吃饭。对崎田来说，我的声音仿佛是来自地狱，要招他的魂。可能他又害怕他的同事会听到，所以只好答应赴约。
他如期来了。
他以往很喜欢吃中国菜，但这次我能看出他面对满桌丰盛的美食，竟提不起一点胃口。
看到我和山姆阴沉沉的目光，崎田的双手开始发抖，手里的勺子已经盛不住汤了。无论他碰到碗、银器、筷子还是什么的，都会发出抖动的声音，就像正发生一场小地震似的。我们对他的举动不置一评，只是无声地吃饭，眼若冰霜地盯着他。
他说不出话，他也无话可说。
这样一直持续到午餐结束，然后我们严肃地向他“最真诚地送别”。
几年后我在一家华丽的中餐馆又看到了崎田。他穿得很体面，后面跟着两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下属。他可能也注意到我，我无所谓。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最后的午餐，永远不敢说他和我和山姆一块曾做过什么。
他看起来老了许多，依然又矮又令人厌恶。
就在这段时间，和子怀孕了。我们欣喜若狂，因为原先觉得这不可能。我心里暗自担心，我一直酗酒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什么副作用，影响他（她）的健康。
我开始心疼和干了。每次外出与特工碰面前，我每隔两个小时给和子打一次电话，向她问好。即使正在执行任务，我也一定会抽空打电话。
和子的情况并不太正常。婴儿比预期的日子晚出生了三个星期。和子快要分娩而发生阵痛时，因为反应不明显，我竟没注意到。我带她到医院时，医生高声责备和子太过拖拉。
按照日本医院的规定，开始两天我只能呆在家里等候消息，我十分焦急，独自一人喝光了三瓶威士忌，又喝了不少啤酒，接着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疼痛难当。
我后来开玩笑地把这种现象叫做“同情分娩痛”，通常发生在十分钟爱自己妻子的丈夫身上，不过没人肯相信我的话。
到了第三天早晨，我的肚痛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于是我知道，孩子出世了。
果然，几分钟后，我岳父打电话给我：“是个男孩！”
孩子正常得很，健康得很！
其实，原先我们一直想要一个女孩。现在生了个男孩，我们也高兴万分，至少我是如此。一想到如果是女孩就会有一天要出嫁，“给别人”，我就难以接受。
孩子像极了和子，但一点也不像我。
一连几个月，和子都对我的父母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她不愧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人。
儿子出生四天后，我又要跑到汉城，以保证我的护照上又有新的出人境签证记录。
当了爸爸，我感到很自豪，但到了汉城后，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想去著名的“妓生屋”（同日本的歌舞妓馆相当，但性服务要多一些）体验一下那里的乐趣。
由于已经有了孩于，我花钱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大手大脚了。但我还是想在那儿消遣一夜，我明确提出不要性服务，同主家讲好大约花50美金（对于做这种交易，我还是挺在行的）。
虽然到我桌上的两个女人都不会讲英语、日语或中文，但桌上的食物和酒却很丰盛。我觉得这50美金花得值。
两个女人都身着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光鲜亮丽。坐在我左手边的大约有26岁，另一个则可能只有18岁。因为我喜欢成熟的女人，所以被坐在我左边的女人迷得晕乎乎的，差不多要忘记我自己钱包里面货色不多了（那时还没有信用卡）；；不过，在我还想更进一步时，那女人很巧妙地避开我走了。只剩下我和右边那位不说话的18岁姑娘。我有点怅然若失，但临走前也没忘说谢谢。
我把和那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快相带回东京给和子看。和以前一样，她觉得我的故事很好玩。
几年后，通过日本朋友，我对汉城的认识加深了：在两个女人中，其中被“指定”陪我过夜——如果我想的话——的总是坐在我的右手边！被指派坐在左手边的只是“装饰”。所以，那次我是无意识地伤害了坐在我右手边的姑娘。
“但我实在喜欢坐在我左手边的那个。”我向朋友抗议。
“那不行。你只能要坐在右手边的。就算她长得不好看，甚至是只有一只眼，或是跛子！”我的日本朋友教训我。
对于无意识地羞辱了右手边的那位姑娘，我感到很难受。但我的的确确是喜欢左边的那位。
孩子的出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思想以及我对生话的态度。初为人父的欣喜和责任感，改变了各种事体在我心里的相对重要程度。但是，我吸烟和酗酒的习惯却依然如故，这有时使我觉得很羞愧。
孩于出生后，我还对和子说：“我爱孩子甚于爱我自己，绝对的。但是，如果必须在孩子和你之间只选择一个的话，我宁愿要你，而让孩子上天堂。”
已经过了八年，当我们在家里闲聊，胡乱假设各种可能性时，我的选择次序还是没有改变。我们问我们唯一的孩子彼得，如果出了事故，我和他妈妈都死去了，他一个人会不会独自活在世上。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我们就是这样带孩子的，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尽量让他独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细想了一阵后，彼得大笑着说：“我会活下去的，我喜欢生命，我要体会生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这几句话深深感动了。
我们都意识到，事情的轻重已经发生了变化。
儿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国办理移民归化手续。我别无选择，这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终于能在美国某个地方呆下来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两个半月的儿子交给岳父照顾。成为美国公民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很自然地就是想调到巴黎工作。那时，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讲法语、中文和其它语言的情报官，况且我对巴黎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男人，为了妻子和儿于，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运，已经抓住了使自己成为出色情报官的机会，成绩显著。我获得升迁，同时也被同事们认同。
比如，曾有人告诉我，一位名叫罗伯特·肯德勒的高级官员，就曾试图推荐我升职。虽然因为当年我已经升过一次职了而没有成功，但我很感激这位素未谋面的长官如此看重我。他后来升迁到了很高的职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级别和年份间对应得很好。我于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级GS－6 ，而后每年均获升迁。尼克松总统下令冻结政府人员的职位6 个月的那一年，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级。我开玩笑说1985年我该是GS—25级（GS级别止于GS—18级，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职衔了）。
虽然因为是华裔而受到排挤，其间还有6 个月的职位冻结，在9 年半中我获升迁7 次。我的职位赶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对我升迁的速度都感到惊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离开日本时，我的愿望是达到GS－14级，这个级别当时在中情局里，还没有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华裔人员达到过。而后，我又向GS－16级努力，这是“高级职位”
的开始级别，当时这个级别上还未曾有过华裔官员。以后，美国的职衔体系发生了变化，如读者可知我永远成不了GS－16级。
我的个人背景
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匕，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在族谱中属第33代于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 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僚，在第叨代的时候，全家从中国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就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
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c 我父亲比较保守，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于，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人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
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于，是在她严格的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语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于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
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接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