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到小屋的两头，把塑胶垫扯开。一整张塑胶垫的面积正好与小屋相当。博斯拉开塑胶垫以后，看见下面是木质板材。他在板材上寻找铰链、接缝或是有隐藏暗室的线索，但什么都没找到。
博斯用拳头往板材上敲了几下，发现下面是空的。西斯托也开始敲起来。
“贝拉，你在吗？”
仍然没有回应。博斯快跑到塑料帘处，抓住后把帘子扯了下来，把金属框架也带了下来。
“当心！”西斯托大声喊。
框架的一条边砸在博斯肩上，博斯没感到疼，他正激动着呢！
他回到屋子前边，把手电筒光照在八英寸高的踏板的饰面上，发现饰面和水泥地板的连接处有一道缝隙。他跪下双膝，凑过去想把缝隙扯开，但连指头都伸不进去。“帮我把这个扯开。”他对西斯托大声说。
西斯托跪在博斯身边，想把指甲探进去，但同样没成功。
“当心。”博斯说。
他拿起一块掉落的帘框，把边缘砸进缝隙。帘框嵌进去之后，他慢慢往上撬，缝隙张开了一点。西斯托把手指伸进去，扯开两边的木板。
博斯把帘框哐啷一声扔在地上，把手电打进缝隙下面第二个小房间的狭窄空间。
他看见地毯上有两只光脚，脚踝被绳子绑着。缝隙下的空间很深很大，从地板面积和梯子判断，看不出里面有这么宽敞。
“她在这儿呢！”
博斯把手伸进缝隙，用手抓住毯子两边往外拉。贝拉躺在一块铺在胶合板托盘上的毯子上，从那个黑洞洞的地方滑了出来。她差点被台阶踏板处的豁口卡住。贝拉的四肢被绑着，嘴里塞了东西，浑身是血。她身上完全没穿衣服，不是死了，就是失去了意识。
“贝拉！”西斯托大喊。
“再叫辆急救车过来，”博斯下令道，“让他们用轻便担架把贝拉抬过洞口。”
西斯托掏手机时，博斯回到贝拉身边。他弯下腰，把耳朵凑近贝拉的嘴巴，感觉到一阵微弱的呼吸。贝拉仍然活着。
“这里没信号。”西斯托沮丧地说。
“上去打，”博斯大声回答，“上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西斯托跑到梯子旁，开始往上爬。博斯脱下外套，把它盖在贝拉身上。他把胶合板托盘拉向梯子，尽量靠近送气的洞口。
有了更多的空气以后，贝拉渐渐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眼神惶惑而吃惊。这时她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贝拉，”博斯说，“我是哈里。你没事了，我们把你弄出去。”
✬✬✬
34
博斯整夜都和县治安办公室的调查员在一起，首先他向调查员们讲述了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警探是怎样锁定多克韦勒，并找到多克韦勒家的，然后他又介绍了开枪时的详细情况。之前一年，博斯在西好莱坞办案时开过枪，知道开枪后要接受调查。尽管博斯不喜欢接受调查，但他知道这是例行公事。博斯知道，从窗外朝多克韦勒的后背开枪看上去必须是合理且不可避免的，讲述时必须谨慎。关键是，他得向他们强调，多克韦勒正用枪指着厨房里的三位警官，使用能致命的武器是可以接受的。
等弹道学和法医报告出来，再将之与对涉事警官的问询和射击现场示意图整合成调查报告要好几周。之后调查报告会提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警察射击调查科进行复核，这同样要好几周。调查科的复核完成以后，警局才会在内部宣布开枪是合法的。
博斯不担心自己的举动，知道贝拉·卢尔德会成为调查的关键因素。贝拉从多克韦勒家地下建筑物中被营救出来的事实会消除媒体的异议，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造成压力。被枪击的男人绑架了一名女警，强奸她以后又把她挟持在地下室，并有明显的长期监禁的意图——从带给她的食物可以看出，在杀她之前多克韦勒还会一遍遍地折磨她。枪击这样的人又怎么会让大家产生异议呢？
调查员们结束问询时已经破晓了。他们让博斯回家好好休息，说未来几天在整理撰写最终的调查报告前，还有进一步的问题要问他。博斯告诉他们随时可以来找他。
博斯在和调查员们的交谈过程中得知，贝拉被送到了圣十字医院的外伤中心。回家时博斯顺便去了次医院，探视贝拉的最新情况。他在外伤中心的等候室碰到了瓦尔德斯，从脸上的疲劳神态来看，瓦尔德斯结束了县治安办公室调查员的问询后整夜都待在这儿。瓦尔德斯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博斯在贝拉的隔间墙壁上见过这个女人的照片。
“跟县治安办公室那边完事了吗？”瓦尔德斯问。
“暂时结束了，”博斯说，“他们让我回家。贝拉怎么样了？”
“她睡着呢。医生让塔琳进去看了她几次。”
博斯向塔琳做了自我介绍，塔琳对博斯在营救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表示感谢。博斯点了下头，相比于为救出贝拉感到欣慰，他更加为自己把贝拉送到多克韦勒的手上感到自责。博斯看着瓦尔德斯，朝走廊方向轻点了下头。他想单独和局长谈谈。瓦尔德斯站起身，跟塔琳说自己要离开一会儿，然后和博斯走到走廊里。
“你有没有和贝拉谈过，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博斯问。
“谈过一会儿，”瓦尔德斯说，“她的情绪很糟，我不想让她再去回想那些事情。我是说，现在还不着急问她，你看呢？”
“没错。”
“贝拉说她中午去了市政管理局的工棚，因为是午饭时间那里没人在。她走进办公室，看见多克韦勒正坐在办公桌前吃饭。贝拉问多克韦勒拿金属探测器，多克韦勒说他可以帮忙搬到车上，开车送过去。”
“因为没有我帮忙，于是贝拉答应了。”
“别责怪自己。你让她带上西斯托了，再说，多克韦勒尽管是个浑蛋，但毕竟以前是警察。贝拉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全。”
“那他是什么时候抓住她的？”
“他们去萨哈冈家进行搜索。金属探测器很重，多克韦勒把它放在市政管理局的一辆车里开过去，并提出他来操作。你的判断很对。树丛里的确有钥匙。但贝拉不知道钥匙是多克韦勒的。作案前他把车停在车库后面，隐蔽得很好。那时他想性侵的人还没回家，周围也没有人。他让贝拉帮忙把金属探测器放回车上，趁机从后面抓住她，把她掐晕。贝拉昏过去很长时间，想必多克韦勒掐晕她后还给她下过药。她醒的时候已经在地下室里了，多克韦勒正在她身上。多克韦勒实在很粗野……贝拉受了重伤。”
博斯频频摇着头，他很难想象贝拉究竟经历了什么。
“那个浑蛋很变态，”瓦尔德斯说，“他告诉贝拉他会永远把她关在地牢里，让她永远见不到阳光。”
塔琳来走廊找博斯，使博斯不必继续听局长叙述的可怕细节。
“我刚进去告诉她你来了，”塔琳对博斯说，“她很清醒，现在就想见你。”
“她不必这么着急见我，”博斯说，“还是你们家里人先说会儿体己话吧。”
“她想见你，现在就想见你。”
“好吧，我过去。”
塔琳领博斯穿过等候室，进入另一条走廊。塔琳一边走一边苦恼地摇着头。
“她很坚强，”博斯说，“一定能扛过去。”
“不，我不是为这事摇头。”
“那是为什么事？”
“我不敢相信他竟然也在这儿。”
博斯不知道塔琳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局长吗？”
“不，他们居然把多克韦勒也安排在这家医院。”
博斯这下明白了。
“贝拉知道了吗？”
“应该不知道。”
“那别告诉她。”
“我才不会告诉她！那会把她吓坏的。”
“多克韦勒稳定后就会转院。洛杉矶县有所监狱医院，会让他转院过去。”
“那就好。”
他们走到一扇打开的门前，进入一间单人病房。病床的两侧的护板竖起来了，贝拉躺在床上。她背对门口，看着病房的窗，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她没翻身看博斯和塔琳，只是叫塔琳出去，表示要和博斯单独谈谈。
塔琳离开病房，博斯站在床前。他只能看见贝拉的左眼，发现她的左眼又青又肿。她的下嘴唇也肿了起来，上面还有道咬痕。
“嘿，贝拉。”博斯叫了一声。
“我想我应该还欠你杯啤酒。”她说。
博斯想起自己对贝拉说过，如果用金属探测器找到关键物证，得让她请自己喝杯啤酒。
“贝拉，我不该把你一个人抛下，”他说，“真是太对不起了。你遭了这么大的罪都是因为我，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别傻了，”贝拉说，“把事情搞砸的人是我，我不该背对着他。”
贝拉终于转过身来直面着他，眼周都是被掐造成的出血点。她抬起一只手，博斯走近捏了捏这只手，试着传达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情谊。
“谢谢你来看我，”她说，“还得谢谢你救了我。局长告诉我你和西斯托救了我。你救我并不意外，西斯托救我倒是个惊喜。”
她试着想笑，博斯对她耸了耸肩。
“你破了这个案子，”他说，“从他手里救了许多女人，记住这点就好。”
她点点头，闭上眼睛。博斯发现她流泪了。
“哈里，我有些事要告诉你。”她说。
“什么事？”他问。
贝拉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他强迫我说出你的事情。他……伤害我，我努力隐瞒，但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折磨。他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知道钥匙的事的。他还想了解你，想知道你有没有妻子和孩子。哈里，我真不想说的，可最后却不得不说。”
博斯捏住她的手。
“贝拉，别再说话了，”他说，“你做得很好，我们抓住了那个家伙，一切都结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贝拉再次闭上了眼睛。
“我要再睡一会儿。”她说。
“睡吧，”博斯说，“贝拉，我去去就来，你要挺过这一关才好。”
博斯沿着走廊往前走，心想多克韦勒折磨贝拉套取自己的信息，如果昨夜没抓住多克韦勒，天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博斯在等候室里见到了瓦尔德斯，但是没见到塔琳。局长说塔琳回家去拿贝拉的衣服了，等贝拉缓过来后就替她换上。他们谈到“割纱工”的案子，就县治安办公室对博斯开枪所做的调查以及起诉多克韦勒这两件事讨论了一番，看还需要做些什么。他们要在四十八小时内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交嫌疑人的犯罪证据并对他提起诉讼。因为贝拉还在医院，所以这些重任都落在博斯身上。
“哈里，我希望案子能办得无懈可击，”瓦尔德斯说，“尽我们所能击垮他，提交他可能被控诉的每一项罪名。我不想看到他还能从监狱出来。”
“明白，”博斯说，“完全没有问题。我回家大约睡到中午，然后回来处理这个案子。”
瓦尔德斯拍了拍他的上臂以示鼓励。
“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他说。
“你留在这儿吗？”博斯问他。
“再留会儿。西斯托发短信说他一会儿过来。我想等他来了再走。这事搞定以后，大家一起出去喝几杯，确保每个人都平安无事。”
“那太好了。”
博斯离开医院，在停车场碰到西斯托。西斯托换了身衣服，看上去像睡过一会儿。
“贝拉怎么样了？”西斯托问。
“我不是很清楚，”博斯说，“她经历了人们想象不到的炼狱。”
“你见过她了吗？”
“见了没几分钟。局长在等候室，他会把大致情况告诉你。”
“太好了，局里见。”
“我得先回家睡会儿觉。”
西斯托点点头走开了。博斯突然想到一些事，叫住西斯托。
“嘿，西斯托！”
西斯托走回博斯身边。
“伙计，我对失去冷静推了你感到抱歉，”博斯说，“我也不该扔你的手机。当时的情况十分紧迫，我一时没控制住自己。”
“哈里，不用道歉，”西斯托说，“你做得没错。我想成为你这样的警探，不想总是犯错。”
博斯对西斯托的夸赞点了点头。
“别担心，”他说，“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警探，昨晚你就干得不错。”
“谢谢你。”
“见完贝拉后能干点活吗？”
“要我干什么？”
“去市政管理局，把多克韦勒办公桌上的封条撕掉。我们得彻底搜查他的办公桌。搜查完以后，找到他的主管，把他过去四年所做的检查记录都给调出来，看他检查过多少违章建筑。”
“你觉得他是这样挑选被害人的吗？”
“一定是这样。你把所有记录拿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回局里以后，会查看这些记录，以此证明他到受害人所住的街上都做过检查。”
“好主意。这需要搜查证吗？”
“应该不用，这些都是公共记录。”
“哈里，我会去办的，拿到后就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博斯跟他碰了碰拳，然后往自己的车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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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博斯回到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钻到床上准备睡四小时，他还拿了块印花手绢放在头和眼睛上遮蔽日光。但他熟睡了不到两小时，就被一阵刺耳的吉他噪声吵醒了。他扯掉印花手绢，试着再小睡一会儿。但博斯马上就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是女儿为他设定的铃声，手机响起俏妞的死亡计程车乐队[1]的《黑色太阳》时，他就知道是女儿打来的。麦迪给自己的手机了做了同样的设置，博斯打给她时也会响起同样的铃声。
他把手伸向手机，却把手机从床头柜带到地上。博斯从地上捡起手机接通了。
“麦迪，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你怎么了？你的声音听上去很怪。”
“我在睡觉。你怎么了？”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你还在宾馆吗？”
“麦迪，对不起，我忘了给你打电话了。我已经到家了，昨晚事情紧急被人叫回来了。有个警察被人绑架，我们一整晚都在忙这个事。”
“老天，警察被绑架吗？你们把他找回来了吗？”
“是个女警，我们已经把她找回来了。但我一晚没睡，刚有时间补个觉。我想接下来我得忙上几天。我们这周末或下周初再约顿饭吧？”
“这不着急。但她是怎么被绑架的呢？”
“长话短说，就是她要抓一个嫌疑人，反在抓住嫌疑人前被对方抓住了。好在我们已经把她救出来，嫌疑人也被捕了。案子已经解决了。”
博斯没多做解释，他不想让女儿知道贝拉·卢尔德被掳的细节，也不想让女儿知道自己朝绑架者开了枪。如果解释太多，话就说不完了。
“那就好，接下来该让你多睡会儿觉了。”
“今早你有课吗？”
“心理学和西班牙语。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
“那就好。”
“爸爸！”
“怎么了？”
“我昨天因为餐馆和其他一些事情就对你耍小性子，我想说声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时间很赶就责备你，真是烂透了。真的很对不起。”
“宝贝，没关系。你原本就不知道嘛！”
“那你不怪我吗？”
“当然不怪你。”
“爸爸，我爱你。快去睡吧。”
麦迪笑了。
“怎么了？”
“‘爱你，去睡吧’，是我小时候你常对我说的。”
“是啊，我记得很清楚。”
挂断手机以后，博斯重新用印花手绢遮住眼睛，试着再睡一会儿。
但他没有睡着。
博斯尝试着睡了二十来分钟，可俏妞的死亡计程车的吉他声却一直在耳边回荡着，他不再尝试了，索性下了床。他又快速洗了个澡，让自己清醒起来，然后驾车朝北往圣费尔南多开去。
上周，警方开始对“割纱工”的通缉以后，警察局外的媒体车辆就增加了一倍。现在嫌疑人的身份已被警方确认，他绑架了一个警察，而后又被另一个警察射伤，案子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博斯和往常一样从边门走入警察局，正好避开了聚集在大堂里的记者们的注意。警察局的新闻官通常是由什么都要管的特雷维里奥警监担任，但博斯觉得特雷维里奥不会在别人是关键角色的案子中做先头兵。他觉得这回的新闻官角色应该落在罗森博格警长头上。罗森博格待人和蔼可亲，在某种程度上更上镜。他的言谈长相更像个警察，应该是媒体所喜闻乐见的。
侦查处办公室没有人，这正合博斯的意。经过昨晚这样的事件以后，人们都有一吐衷肠的愿望。他们会聚集在办公桌旁，从自己的角度畅谈这件事，并听取其他人的看法。谈话会起到一定的治愈作用。但博斯不想谈，他想尽快投入工作。他要写一份先得交给局长审查的冗长而详尽的诉讼报告，这份报告之后将交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几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过目，最后甚至会流转到媒体手里。安静的侦查处办公室正好能让他集中精力。
西斯托不在办公室，但博斯知道他来过了。走到办公桌旁放下车钥匙时，博斯发现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四沓违章搭建的检查报告。西斯托顺利完成了任务。
博斯坐下后开始工作，却立刻感到了一阵沉重和疲惫，昨天晚上的事件过去之后他没有休息够。他的胳膊被多克韦勒地下室的塑料帘框砸得生疼，可感觉最坏的却是他的两条腿。在开枪之前，他下坡上坡，跑了一个来回，两条腿又酸又累。他登录电脑，打开一份空白文档，在写报告前，他走出侦查处办公室，经过走廊朝警察局厨房走过去。
经过局长办公室门口时，博斯发现门开着，瓦尔德斯正坐在办公桌后面，耳边放着电话。通过听到的谈话片段来看，局长应该是在和某位记者谈话。局长说局里不准备透露被绑警察的身份，因为被绑的女警是性侵的受害者。博斯心想，对于圣费尔南多这么小的一个警察局，优秀记者只要打几通电话就知道受害者是谁了。除非贝拉住的房子登记在塔琳名下，否则房前的草坪上很快会聚集起一大帮记者。
厨房里刚刚烧了壶咖啡，博斯倒了两杯，两杯都没加糖和奶。走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在局长办公室门口停下，举起一杯咖啡问局长要不要喝。瓦尔德斯点点头，用手把话筒遮住和博斯寒暄。
“哈里，你太厉害了！”
博斯走进办公室，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对付他们这种人就得一击致命，局长。”
五分钟以后，博斯回到自己的小隔间，查看起西斯托拿来的报告。他只用了一小时就看完了，熟悉了报告的样式以后，他就只看每份报告上写明的地点了。他只看包括比阿特丽斯·萨哈冈家在内的五起案子发生的街道的检查报告。他发现，在比阿特丽斯·萨哈冈袭击多克韦勒和其他未遂的强奸案发生之前的几个月，多克韦勒去这几条街上检查的时间都对上了。在其中两起案子中，多克韦勒早在动手的九个月前就上门做了检查。
从报告里获得的信息帮助博斯准确地描绘出多克韦勒的作案方式。博斯觉得多克韦勒一定是在检查违章搭建时锁定了受害人，然后跟踪她们一段时间，同时用几周甚至几个月定出最终的袭击方案。作为一个以前干过警察的违章搭建督察，多克韦勒有足够的技能完成这一切。博斯确信，多克韦勒趁受害人在家或睡觉时多次潜入过她们家。
解开了多克韦勒如何熟悉受害人家的疑问以后，博斯开始撰写诉讼报告。他只能用两根手指打字，但打得不慢。他心里很清楚要写些什么，因此写起来非常顺畅。
他不停地打了两小时，视线甚至都没离开过电脑屏幕。打完以后，他喝了口冰黑咖，按下打印按钮，房间另一头的打印机吐出六张纸，文字是单倍行距打出来的，报告从四年前发生的第一起强奸案开始，一直叙述到库尔特·多克韦勒被子弹击中脊柱、脸贴地趴在地上为止。博斯用红笔在纸上校对，然后根据校对的内容在电脑里做修改，重新打印了一份。他带着诉讼报告走到局长办公室，发现局长和另一个记者聊上了。局长用手遮住话筒。
“是《今日美国》的记者打来的，”他说，“消息传到东海岸了。”
“让他们务必把你的名字拼对，”博斯说，“我想让你看看这份诉讼报告，然后给予批准。我明天一早就对多克韦勒提起诉讼。罪名如下：五次强奸、一次未遂强奸、绑架、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和多次偷窃公共财物。”
“把能用上的罪名都用上，我喜欢这样。”
“批准完以后告诉我一声。我得写一份物证报告，还得补填一份搜查证申请提交给法官。”
博斯想离开，瓦尔德斯却竖起根手指让他先别着急走，然后重新拿起电话。
“唐娜，我得挂电话了，”他说，“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能了解案情细节，我再强调一遍，这次我们不会公开任何一位警官的名字。我们把一个坏到根子的家伙绳之以法，并为此自豪。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尽管记者很快又问了一个问题，局长却挂断了电话。
“一天到晚都是这种电话，”瓦尔德斯说，“从哪儿打来的都有。每个人都问我要地牢的照片，都想同你和贝拉谈谈。”
“我刚才在电话里听到你用了‘地牢’这个词，”博斯说，“这样媒体的报道就变味了。那不是地牢，而是个地下避难所。”
“多克韦勒找到律师后可以凭这个起诉我。不说他了，还是说说那些烦人的记者吧……有个记者说关一个犯人平均每年要花三万美元，把下身瘫痪的多克韦勒关起来花费至少要翻倍。我问他，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当场击毙他吗？”
“我们的确有机会杀了他。”
“哈里，我会把这话忘了的。我甚至不愿想起昨晚你要对他做的事情。”
“那是为了找到贝拉必须做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她了。”
“我们很幸运。”
“这不是幸运，而是你很出色。另外，你得做好准备。记者们一直试着打探出开枪的警察是谁，一旦知道是你，他们肯定会把去年西好莱坞警察局的事情以及你之前的事联系起来。务必做好准备。”
“我干脆度个假玩消失吧。”
“好主意。报告就这样行了吗？”
他拿起博斯送来的报告。
“你看完告诉我。”博斯说。
“我花十五分钟看完告诉你。”瓦尔德斯说。
“对了，警监在哪儿？去睡觉了吗？”
“他在医院陪贝拉。我想留个人在那儿，一是为了防止媒体的骚扰，二是怕贝拉会有什么需要。”
博斯点点头。这样安排不错。他告诉瓦尔德斯自己会留在局里，如果诉讼报告要改，打电话或发邮件给他都行。
博斯回到侦查处办公室的电脑边，正准备给收集到的物证总结报告做最后润色时，他的手机响了，是米基·哈勒打来的。
“老哥，等不到你的电话我只好打给你了，”博斯的律师弟弟说，“你和他的孙女谈过了吗？”
过去十八小时，博斯完全把万斯的事给忘了。昨天的圣迭戈之行仿佛是一个月前的事。
“没，还没找她谈过。”博斯生活。
“那个叫艾达·帕克斯什么的呢？”哈勒问。
“是艾达·汤·福赛思。没，我也没找她谈过。我的另一份工作出了些紧急状况。”
“老天，你不会是和圣高乐士[2]那个用地牢绑人的家伙扯上关系了吧？”
圣高乐士是圣克拉丽塔的昵称，暗指早先从洛杉矶搬到圣克拉丽塔的许多白人把那儿给净化了。对成长在洛杉矶、崇尚白人特权堡垒——比弗利山庄——的哈勒来说，使用这样的称谓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是的，我参与了这个案子。”博斯说。
“对了，那家伙找到律师了没？”哈勒问。
博斯犹豫了下才开口回答。
“你不会想搅进去的。”他说。
“我什么案子都能办，”哈勒说，“案子不嫌多，能接就多接一点。但你说得没错，光这遗嘱的案子就够我忙一阵了。”
“万斯的遗嘱认证做了吗？”
“没有，还得再等等。”
“我明天得空再处理这件案子。我找到他孙女以后，会马上联系你。”
“哈里，把她带来，我想见见她。”
博斯没有回答，他的注意力被电脑屏幕上瓦尔德斯的回信吸引了，局长认可了他对案子的总结，批准了诉讼报告。现在他必须完成物证报告和搜查证的申请，这样他才能安心走。
***
[1]Death Cab for Cutie，华盛顿的一支四人乐队。
[2]高乐士是美国一个著名消毒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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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周三早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一上班博斯就赶到了那里。因为这是个备受瞩目的案件，因此他事先约好要来这里提交对多克韦勒的诉讼报告。他没把诉讼报告交给负责收件的检察官，而是把对多克韦勒的指控交托给了经验丰富的丹特·科瓦利斯检察官，这样案子就不会被随机分派了。博斯从没和科瓦利斯合作过，但知道他在法庭上被人称为“永不失败的丹特”，科瓦利斯从没在法庭上败过诉。
交涉过程很顺利，科瓦利斯只是对报告上博斯的盗窃公物的指控提出了反对。检察官解释说，陪审团要面对多个证人的做证和DNA的分析报告，案子本身已经够复杂了，没必要把准备时间和庭审时间花在多克韦勒盗窃市政管理局的工具、水泥和井盖的事情上。这种小事也许会引起陪审团的反感。
“电视里的所有审判都能持续一个多小时，”科瓦利斯说，“但现实中的陪审团很容易不耐烦，因此对一个案子不能诉求过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足够证据让他牢底坐穿，压根不需要提到这个。因此盗窃井盖就别在诉讼报告里体现了——当然，你可以在给找到贝拉的过程提供证据的时候提到这个，这将是做证时一个非常好的细节。”
博斯同意科瓦利斯的判断。他很高兴案子开启时就找到了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得力干将。博斯和科瓦利斯约定每周二开会商议案子的准备进程。
十点时，博斯走出福尔茨刑事司法中心。他没有上车，而是沿着坦普尔街往前走，然后在缅因街穿过101号高速公路。走过广场公园林荫道后，他在奥尔韦拉街穿过一个墨西哥市场，这才确信没有被车跟踪。
走到一条两边是货摊的长廊尽头，他转过身，查看有没有人步行尾随。连续几分钟没有发现尾随者后，他又穿过阿拉梅达城区，走进联合车站，继续确认没有被人跟踪。他穿过巨大的候车室，通过一条迂回的小道走到屋顶，然后从皮夹中拿出交通卡，坐上了纽约的金线轻轨[1]。
在轻轨从联合车站到小东京[2]的路上，博斯不断打量着车上的每一个人。他在经停的第一站就下了车，却走到相邻的车门前查看下车的每个人，没发现有可疑的人。他退回车上，看有没有人和他一样回到车内，但还是没有。在开车铃响后车门即将关上的最后时刻，他又下了车。
确定没有人跟踪。
他沿着阿拉梅达城区走了两个街区，然后拐弯走向河边。他拿到的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的地址在艺术区中心的休伊特路上。他绕了个圈走到休伊特路，多次停下脚步查看周围有没有跟踪者。其间他经过几幢已经或正在被改建成公寓的老式商业大楼。
艺术区不仅仅是个住宅区，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化身。近四十年前，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开始搬进二战前曾兴盛一时、后来被废弃的几百万平方英尺的厂房和水果运输仓库。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在这儿买上一平方英尺的地皮，于是洛杉矶最知名的艺术家纷纷聚集到了这里。洛杉矶的艺术启蒙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那时艺术家们在包装水果的板条箱和盒子上画上缤纷的图案，这些板条箱和盒子被运送到全美各地，让一种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气盛行起来，大家都说西海岸的生活很美好。这个因素和其他众多因素合力促成了当时的西迁浪潮，使得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成了全美人口最为稠密的州。
如今艺术区面临着伴随成功而来的许多问题，也就是中产阶级化的迅速蔓延。过去十年，这一区域引来了追求巨额利润的大开发商。一平方英尺的土地所卖的价钱不再是按美分计算，而是按美元计算。许多新来的租客是在中心城区和好莱坞工作的高端人士，根本不知道点彩和用画刷画画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了许多拥有名厨的高级餐馆，光是停车给侍者的小费就比原先艺术家们在这里的咖啡馆吃一顿饭要多。艺术区已经远远不是过去那个贫困艺术家的避难所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博斯作为一名年轻巡警被分到牛顿分局，管辖的区域就包括当时所谓的仓库区。他记得当时的仓库区到处是废弃的空旷大楼和无家可归者的宿营地，街头暴力层出不穷。不过他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前就被调到了好莱坞分局。走在艺术区，他不禁为这里的巨大改变而啧啧称奇。壁画和涂鸦有所区别。两者可能都称得上艺术，但艺术区的壁画非常美丽，和几天前他在奇卡诺公园看到的那些壁画展现出相似的精细和想象力。
他走过一幢拥有上百年历史、名叫“美国人”的建筑。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期间，这里是黑人们玩乐的旅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里又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和生机勃勃的朋克摇滚兴起的双重地标。
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对街原来的纸板厂大楼里工作和生活。许多贴有做加利福尼亚电话卡用的标签的打蜡水果箱就是在这个工厂生产的。大楼有四层，砖墙饰面和仓库的铁框窗依然完好无损。入口旁的铜牌写明了这幢大楼的建造年份是一九〇八年。
门口没有警卫，大门也没上锁。博斯走进一个狭小的前厅，前厅上有块牌子写明了艺术家们的名字和他们的公寓号码。博斯发现贝拉克鲁斯的名字旁写着四楼D室。他还看到一块社区公告牌上写着几个就租金稳定问题以及抗议市政厅发放建筑许可证召开租客会议的通知。公告牌下方签了些名字，博斯在其中发现了潦草的“维”字。公告牌旁贴了张宣传单，说周五晚上要在四楼D室放映纪录片《年轻的土耳其人》，宣传单上说电影是关于七十年代艺术区是怎么创建的。“看看在陷入贪婪的泥沼之前这个地方是怎样的！”宣传单上鼓动道。看来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继承了母亲身上的特质，也是个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
博斯的腿仍然因为两个晚上之前那段上坡跑而疼得不行，因此不想走楼梯。他上了一部有下拉门的送货电梯，电梯以龟速把他带上四楼。电梯有他的客厅那么大，他为一个人乘这么大的电梯感到有点难为情，觉得自己耗费了太多的电量。这显然是纸箱厂大楼当初的一大设计元素。
顶楼的大厅旁分出四套生活和工作合一的公寓。四楼D室门的下半部分有张明显是小孩搞恶作剧贴的卡通贴纸——博斯觉得这应该是维比亚娜儿子的杰作。贴纸上的牌子上写着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接待赞助人和作品参观者的时间段。周三的时间段是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博斯早到了十五分钟。博斯想直接敲门，因为他不是为了看画来的，但博斯希望在决定该如何告诉这个女人她也许是一笔后面带着无数个零的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之前，先对这个女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他在琢磨该怎么办的时候，听见有人上了电梯井旁边的楼梯。一个女人一手拿着一杯冰咖啡，一手拿着一串钥匙出现在他面前。她穿着套工作服，脸上戴着个包到下巴的大口罩。看到有个男人站在门口等，女人面露惊奇之色。
“你好。”她说。
“嘿，你好。”博斯说。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呃，你是不是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
他知道对方就是维比亚娜。眼前这个女人和科罗纳多海滩上那张照片里的加芙列拉长得非常像。但他指着门上的牌子，似乎自己是按参观的时间段来访的。
“我就是维比亚娜。”她说。
“我来早了，”博斯说，“我想看些你的作品，但不知道具体的接待时间。”
“没事，时间快到了。我可以带你四处转转。你叫什么名字？”
“哈里·博斯。”
维比亚娜像是认出了这个名字，博斯心想加芙列拉准是违背了不告诉女儿的诺言，事先和女儿取得了联系。
“希罗尼穆斯·博斯是个著名画家的名字。”维比亚娜说。
博斯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错了。
“我知道，他是个十五世纪的画家，”博斯说，“事实上，这是我的全名。”
维比亚娜用钥匙打开门，接着回头看着他。
“你没在跟我开玩笑吧？”
“当然没有。”
“那你父母一定很怪。”
她打开门。
“进来吧，”她说，“现在这里只有几件作品。我有些作品放在维奥莱特路的画廊里，还有些放在伯格芒车站艺术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博斯没有事先准备好说辞，但他知道伯格芒车站艺术区是圣莫妮卡一个由废弃的电车总站改造成的艺术区，艺术区里有许多画廊。他从没去过伯格芒电车总站，但却很快拿它做了借口。
“我在伯格芒看到你的作品，”他说，“今天我正好来市中心办事，心想正好顺便来看看你的一些其他作品。”
“你真是个有心人，”维比亚娜说，“你好，我是维比。”
她伸出手，和博斯握了手。她的手很粗糙，手上长满了茧。
公寓里很安静，博斯心想孩子应该还在学校。公寓里有一股指纹采集室的化学品的刺鼻气味，指纹采集人员常用氰基丙烯酸盐黏合剂来采集指纹。
她朝右侧博斯的身后指了指。博斯转过身，发现公寓的前半部分是她的工作室和画廊。她的雕塑非常庞大，博斯这才明白宽大的送货电梯和公寓二十英尺高的天花板给了她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空间。三座已经完成的雕像被放在有滚轮的货板上，可以轻易运走。雕像运走之后，腾出来的空间就够在周五晚放映纪录片了。
公寓里有个工作区，里面放着两张工作台和几个工具架。有个货板上放着个形似海绵橡胶的东西，像是个正在雕塑的人体形状。
已经完成的雕塑是用纯白色丙烯酸制成的多人组像。三座雕像都包括母亲、父亲和女儿三个人。三座雕像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每座雕像中女儿的目光都远离父母，面容也很混沌。女儿的脸上只雕刻了鼻子和眉骨，却没有眼睛和嘴。
一座雕像上的父亲是个背着几个工具包的士兵，但工具包里并没有携带武器。他的眼睛闭着。博斯在他身上看见了照片里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影子。
博斯指着父亲是士兵的这座雕像问维比亚娜。
“这座雕像是关于什么的？”他问。
“你问这是关于什么的？”维比亚娜说，“这是关于战争和家庭的分崩离析。可我觉得我的作品不需要太多解释。看着它你也许能感受到一些东西，也许感受不到。对艺术不应该进行解释。”
博斯点点头，他感到提的这个问题把局面搞糟了。
“也许你会注意到这座雕像和在伯格芒看到的两座是一组。”维比亚娜说。
博斯比刚才更用力地点头，似乎想极力表现出理解对方的样子。维比亚娜的话让博斯想去伯格芒看看另外两座雕像。
他看着这些雕像，然后往房间里走，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们。博斯分辨出三座雕像里的女孩是同一个人，但年龄不尽相同。
“三座雕像里的女孩分别几岁？”他问维比亚娜。
“十一岁，十三岁和十五岁，”维比亚娜说，“你的观察力真棒。”
他猜三座雕像不完整的脸与被遗弃有关，反映了不知自己来自何方的心情，反映着无名的痛楚。博斯很清楚这种心情是什么样的。
“这些雕像很美。”他说。
“谢谢你。”维比亚娜说。
“我没见过我父亲。”博斯说。
话一出口，博斯就被自己吓了一跳。他没想借自己的身世引开话题。雕塑所展现出的力量使他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
“我很抱歉。”她说。
“我就见过他一次，”博斯说，“那年我二十一岁，刚从越南回来。”
他指着描述战争的那座雕像。
“我找到他，”博斯说，“去了他家。很高兴我去见了他。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
“很小的时候我应该还见过我爸爸一次，但我不记得了。之后他就死了。他是在你去的越南牺牲的。”
“我为你感到遗憾。”
“不用为我遗憾。我很高兴。我有了个孩子，还有自己的艺术。如果能从那些贪婪人的手里保住这个地方，那一切就完美了。”
“要保住这幢房子吗？这房子要卖吗？”
“已经卖掉了，正等待市里批准改建成住宅。买主想把现在的每间公寓再一分为二，把我们这些艺术家赶走，却把这里称为河边艺术公寓。”
博斯在接话前思考了一阵。维比亚娜给了他改变话题的机会，他可以谈正事了。
“如果告诉你我有个办法能把事情搞定，你会怎么样？”博斯问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