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箱里没有信。
“是哈里·博斯吗？”
博斯转过身，发现前几天晚上在多克韦勒被枪击的现场都没见过这两个人，他们应该不是县治安办公室枪击组的人。
“是我。伙计们，找我有什么事？”
两人一齐拿出警察证，证件上的警徽在头顶路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两人都是四十岁出头的白人男性，身上穿着警服，显然是搭档过来执行任务的。
博斯注意到其中一位警察的腋下夹着本黑色的文件夹。迹象虽小，却能说明一些事情。博斯知道县治安办公室用的文件夹是绿色的，洛杉矶警察局用的是蓝色的。
“我们来自帕萨迪纳警察局，”一位警察说，“我是普瓦德拉警官，他是弗兰克斯警官。”
“你们是帕萨迪纳警察局的吗？”博斯问。
“是的，先生，”普瓦德拉说，“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杀人案，想问你几个问题。”
“不介意的话，能否进去说话？”弗兰克斯问。
杀人案。让人吃惊的事真是一件连一件。艾达·汤·福赛思说自己被人跟踪时恐惧的表情从博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停下脚步，看着来访的两位警察。
“谁被杀了？”他问。
“死者是惠特尼·万斯。”
✬✬✬
40
博斯让两位警官在餐厅的桌子边坐下，自己坐在他们对面。他没有请他们喝水、咖啡或其他饮料。带文件夹来的是弗兰克斯警官，弗兰克斯把文件夹放在桌子的一边。
两位警官年龄相仿，博斯还没从他们身上看到主副之分——谁是资格老的那个，是两个人中的老大。
博斯猜测头儿的应该是普瓦德拉警官。普瓦德拉先开口，车也是他开的。弗兰克斯虽然拿着文件夹，但前两个事实表明他应该是普瓦德拉的副手。另外一处说明问题的地方是弗兰克斯两种色调的脸。他的前额跟吸血鬼一样苍白，但脸的下半部分却是红褐色，两种色调有着明确的分界，博斯知道这说明他不是经常打垒球就是经常打高尔夫球。弗兰克斯四十多岁，他经常打的应该是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在警探中很流行，因为这项运动具有警探所需要的偏执特质。博斯发现，有时警探们对高尔夫球的执念会比对探案工作更深。那些脸上呈两种颜色、一贯听命于人的家伙总是在纠结下一局的情况，纠结谁能把他们带到另一个高尔夫球场。
多年前，博斯有个叫杰里·埃德加的搭档。因为痴迷于高尔夫球，杰里常把博斯一个人落下。有一次，为了侦破一起案子，两人出差去芝加哥找到并逮捕一名谋杀嫌疑人。博斯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发现埃德加正站在行李柜台前查看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情况。埃德加说他准备在芝加哥多待一天，因为那边有个能带他去梅迪那高尔夫的家伙。博斯觉得梅迪那应该是个高尔夫球场。接下来两天，在寻找嫌疑人的同时，他们开着租来的小货车去了芝加哥的多处高尔夫球场。
博斯坐在来自帕萨迪纳的两位警察对面，断定普瓦德拉应该是管事的那一位，便一直盯着普瓦德拉。
博斯趁他们还没开口说话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惠特尼是如何被杀的？”他问。
普瓦德拉露出不自在的笑容。
“我们到这儿是问你问题的，”他说，“没打算反过来回答你的提问。”
弗兰克斯拿起一本从口袋里掏出的笔记本，似乎在表示他准备把听到的回答记录下来。
“但要想从我这里得到答案，你们也得给我答案，”博斯说，“我们应该做笔交易，不是吗？”
博斯把一只手放在双方之间的桌子上来回挥了几下，表示平等和自由交易。
“不，我们不做交易，”弗兰克斯说，“我们打个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就能以违反职业道德为由吊销你的侦探执照。一旦我们打这个电话，你会怎么样呢？”
博斯把手伸到腰带上，拿下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把警徽扔在弗兰克斯面前的桌上。
“打就打，”他说，“我还有另一份工作。”
弗兰克斯凑近低头看着警徽，然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只是个预备警官，”他说，“带着这种警徽到星巴克喝咖啡，他们多半还会管你要钱呢！”
“今天刚有人要我当全职警官，”博斯说，“明天就能拿到正式警官的警徽。警徽上面写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
“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弗兰克斯说。
“打电话到萨克拉门托吧，”博斯说，“看看你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不要再互相斗气了好不好，”普瓦德拉说，“博斯，你的一切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过往，知道前几天晚上在圣克拉丽塔发生的事情。我们还知道上周你跟惠特尼·万斯一起待了一小时。我们过来是想知道那时你们在干什么。惠特尼的确垂垂将死，但有人提前了一点时间把他送入了天国。我们要知道凶手是谁，动机又是什么。”
博斯没有回话，而是看了普瓦德拉一会儿。他确认普瓦德拉是搭档里管事并且能够做主的那位。
“我是嫌疑人吗？”他问。
弗兰克斯丧气地把身体缩了回去，对博斯摇了摇头。
“又开始对我们提问了。”他说。
“博斯，你知道侦查的套路，”普瓦德拉说，“破案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我可以打电话叫律师，让他来摆平。”博斯说。
“想叫的话当然可以，”普瓦德拉说，“但这恰恰说明你想瞒着什么。”
普瓦德拉盯着博斯，想知道接下来博斯会怎么反应。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依靠自己的使命感干活。博斯做过多年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干的警探工作，知道他们面对着什么样的局面。
“我和惠特尼签了保密协议。”博斯说。
“惠特尼已经死了，”弗兰克斯说，“他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再次开口时博斯故意一直看着普瓦德拉。
“他雇我，”博斯说，“花一万美元让我帮他找人。”
“找谁？”
“即便他死了，”博斯说，“我也能对此保密，这点你们应该很清楚。”
“我们可以因为在谋杀案调查中知情不报把你关进监狱，”弗兰克斯说，“自然你很快就能出来。但在那之前你会在号子里待上多久？肯定得一两天吧。你想就蹲大牢吗？”
博斯把视线从弗兰克斯转到普瓦德拉那里。
“普瓦德拉，”他说，“我只想跟你谈。让你的搭档回车里坐着。让他离开这儿，我会跟你谈，并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哪儿都不会去。”弗兰克斯说。
“那你们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博斯说。
“丹尼。”普瓦德拉叫了声搭档的名字。
然后把头朝门那边歪了歪。
“你是在侮辱我。”弗兰克斯对博斯说。
“去抽根烟，”普瓦德拉说，“休息一会儿。”
弗兰克斯气冲冲地站起来。他故意重重地合上笔记本，然后拿起文件夹便要走。
“最好把文件夹留下，”博斯说，“说不定我能指认出犯罪现场的一些状况呢！”
弗兰克斯看了眼普瓦德拉，普瓦德拉轻轻对他点了点头。弗兰克斯像是扔放射性物质一样把文件夹扔在桌上。他从前门走出去，故意重重摔上了门。
博斯把视线从门那边转到普瓦德拉身上。
“如果要论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的伎俩，你们是我见过玩得最溜的一对。”博斯说。
“多谢夸奖，”普瓦德拉说，“但我们没和你玩花招，他只是脾气暴躁而已。”
“水平也差一点吧？”
“何止一点啊！所以他才动不动就生气。不谈他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谈案子上的事吧。惠特尼雇你找的是谁？”
博斯停顿了一会儿。他知道话说出去就会传得很快。对警察说的话马上就会传进其他人的耳朵。但惠特尼遇害的事实改变了一切，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他决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向警察提供一部分信息。
“他想知道自己是否有继承人，”博斯缓缓说道，“他告诉我一九五〇年他在南加州大学让一个女孩怀孕了。在家里的压力下，他遗弃了那个女孩。他这辈子都在负罪感中度过，现在他想知道那女孩是否生下了孩子，自己有没有后代。他告诉我他快要死了，是时候还旧账了。他说如果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当上了父亲，他想在死之前挽回以前犯下的错。”
“你帮他找到后代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做交易了吗？你问个问题，下一个由我来问。”
他希望普瓦德拉做出聪明的判断。
“问你的问题吧。”
“惠特尼的死因是什么？”
“不能外传！”
“我保证。”
“我们觉得他是被办公室沙发上的靠垫憋死的。被人发现时，他瘫软在书桌旁，看上去像是自然死亡。死在书桌旁的老人，这种事以前上演过无数次。但尸检办公室的卡普尔却想在媒体面前出风头，说会对死者进行尸检。卡普尔亲自做尸检，在皮下发现了点状出血。出血很轻微，脸上更是什么都看不到，仅仅是结膜下有几个出血点而已。”
普瓦德拉指着左侧的眼角示意。博斯在许多案子中见识过结膜下面的出血点。中断氧气供给会使毛细血管爆裂。挣扎程度和受害者的健康程度决定了出血的程度。
“你准备如何阻止卡普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博斯问，“他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出风头的机会。发现被看作自然死亡的人其实是被谋杀的，这对他来说极好，能让人觉得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
“我们达成了个交易，”普瓦德拉说，“他对尸检的结果保密，让我们继续开展工作。等我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揭示案情真相时，再给他个露脸的机会，让他看上去像个英雄。”
博斯赞许地点了点头。换了他，他也会这么干。
“因此案子又回到了我和弗兰克斯这里，”普瓦德拉说，“信不信由你，我和弗兰克斯是局里的骨干搭档。我们又去了那幢房子，没对任何人说这是谋杀。我们说我们来做跟踪调查，对一些细节进行完善，把案子办得尽善尽美。我们拍了些照片，做了些测量，让人相信我们的确只是去做后续补漏工作的。我们检查了沙发上的坐垫，在坐垫上找到了形似干燥唾液的物质。我们提取了干燥唾液的样本，对样本里的DNA和惠特尼的DNA做了比较，找到了杀害惠特尼的手法。有人拿了沙发上的坐垫，绕到书桌前座椅上的惠特尼身后，把坐垫扣在他脸上。”
“惠特尼这样的老人做不了太多的挣扎。”博斯说。
“所以出血点不是很多，可怜的老人像小猫那样立刻昏死过去了。”
听到普瓦德拉说惠特尼可怜，博斯差点笑了。
“但这不像事先计划好的，是吗？”博斯说。
普瓦德拉没有回答。
“该我问了，”普瓦德拉说，“你找到他的后代了吗？”
“找到了，”博斯说。“南加州大学的那个女孩生下了孩子——是个男孩，男孩很快就被人收养了。我追查收养的线索，很快找到了孩子的下落。但他在二十岁前的一个月便死在了越南的一次直升机事故中。”
“妈的，你告诉惠特尼了吗？”
“没机会告诉他了。周日谁能进他的办公室？”
“大多数是保安，还有主厨和管家。有个护士进去给他拿过一次药。我们对这些人都进行了审查。他打电话给秘书，让秘书来为他写信。秘书来以后发现他已经死了。除了惠特尼本人，谁还知道他雇你是干什么的？”
博斯知道普瓦德拉在想什么。惠特尼正在寻找后代。如果惠特尼没有后代，能从惠特尼的遗嘱中受益的人可能会希望他快点死。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后代为了早点继承遗产，也有可能会动杀心。好在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惠特尼死亡前还没被认作可能的遗产继承人。这在博斯看来是个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惠特尼的讲述，应该没人知道他雇我是干什么的，”博斯说，“我们是单独见面的，他说没人会知道他让我干什么。见面后一天我开始为他找人，他的一个保安到我家，想知道我干得怎么样了。他表现得好像是惠特尼派来的。我把他晾一边去了。”
“是戴维·斯隆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确实姓斯隆。他是三叉戟安保公司的人吗？”
“斯隆不是三叉戟的人，他跟了惠特尼好多年了。三叉戟安保公司被引入后，他仍然负责惠特尼的个人警卫以及和三叉戟公司的联络协调。他独自去过你家吗？”
“是的，他登门见我了，说惠特尼让他来查看我的进展怎样。但惠特尼告诉我除他本人之外，不能和任何人谈这件事。因此我什么都没跟他讲。”
接着博斯给普瓦德拉看了惠特尼给他的写有手机号的名片。他告诉普瓦德拉他打过这个号码几次，并留了几条言。惠特尼死后，他打了这个号码，却是斯隆接的。普瓦德拉点头记下了博斯告诉他的信息，把这些信息和案子的其他线索放在一起进行考虑。他没对博斯表示警察是否拿到了那部秘密手机，是否调查过手机的拨出和来电记录，没有问博斯是否认可就直接把这张名片放进了自己的衬衫口袋。
博斯同样把普瓦德拉告诉他的信息和已知的线索放在一起考虑。迄今为止博斯觉得自己得到的线索比告诉普瓦德拉的线索要多一些。但在把新线索和原先的线索对照梳理时，他却感到了不安。有些线索似乎对不上。他说不上哪里对不上，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让他很担忧。
“你们调查过公司方面吗？”为了在思考线索的同时让谈话继续下去，博斯随口问了句。
“我告诉过你，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所有人，”普瓦德拉说，“董事会的一些人多年来一直在质疑惠特尼的能力，试图赶走他，但他总能在投票中取胜。因此对公司里的一些人来说惠特尼的死没什么可惜的。反对他的人以乔舒亚·巴特勒为首，巴特勒很可能成为董事会主席。案子总是和谁能得利以及谁得利最多有关，因此我们去找他谈了。”
那时他们把巴特勒作为可能的嫌疑人。他们不认为巴特勒会亲自出手闷死惠特尼，而是判断他有可能幕后操纵了杀人案。
“这不是董事会失和造成的第一起案件。”博斯说。
“肯定不是。”普瓦德拉说。
“遗嘱的事怎么样了？听说今天开启了认证过程。”
博斯希望问得尽量随意些，像是公司内部作案话题的自然延伸。
“今天开始的是公司律师一九九二年起草的遗嘱的认证工作，”普瓦德拉说，“这是记录上最近的一份遗嘱。那时惠特尼癌症第一次发作，为了确保权力让渡比较明晰，所以让公司律师起草了一份遗嘱。在那份遗嘱里，他的所有财产在他死后都归公司所有。这份遗嘱有项附加条款——我想也可以称为附录，这项一年后补充的附加条款考虑到了找到后代的情形。但如果没有后代，他的遗产都将归公司所有，由董事会控制。遗产包括董事们的补偿金和红利支出。董事会现在有十八个人，他们将控制大约十八亿美元的遗产。博斯，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们有十八位嫌疑对象。”博斯说。
“是的。这十八个人都很有钱，而且很难接触到。去找他们要经过律师和层层大墙的阻拦。”
博斯很想知道那份遗嘱中涉及后代的附录里说了些什么，又担心如果问的问题太过明确，会让对方怀疑自己除了追查到死在越南的多米尼克外，还追查到别的后代的线索。他觉得哈勒也许能拿到一九九二年那份遗嘱的副本，查到附录里说了些什么。
“你去找惠特尼时，艾达·福赛思正好也在那座宅子里吗？”普瓦德拉问他。
普瓦德拉偏转了话题方向，不谈嫌疑人在公司董事会的事情了。博斯意识到他拥有好的审讯者的特质，好的审讯者从不直来直去，而是精于旁侧敲击。
“她在，”博斯回答说，“我和惠特尼交谈时她并不在场，但把我领回办公室的人是她。”
“真是个有趣的女人，”普瓦德拉说，“她和惠特尼在一起的时间比斯隆还长。”
博斯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以后你有没有再和她聊过？”普瓦德拉问。
博斯停顿下来，思考着普瓦德拉提出的问题。优秀的审讯者都会在问题中设下陷阱。他想到艾达·福赛思提到被人监视的事情，又想到自己刚去艾达家找她，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就出现在自己家门口这一事实。
“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博斯说，“你们或你们的人应该看见我今天去了她家。”
普瓦德拉隐藏住笑容，对博斯点了点头。博斯避开了普瓦德拉所设的陷阱。
“是的，我们看见你去了，”他说，“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去。”
博斯耸肩以争取时间。他知道他们可能在他走后不久就去敲了艾达家的门，艾达可能把他对遗嘱所说的那番话告知了他们。但博斯心想，如果是那样，普瓦德拉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提问。
“我只是觉得她是个非常好的老太太，”他说，“她失去了长久以来的上司，我想问候她。我还想知道她对发生的事知道些什么。”
普瓦德拉停顿了一会儿，琢磨博斯是否在撒谎。
“你确定只说了这些吗？”他紧逼不放，“你站在她家门口的时候，她看到你似乎不是很高兴。”
“因为她觉得被人监视了，”博斯说，“事实证明，她的感觉没错。”
“我说了，在证明不是嫌疑人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死者是她发现的，她自然也在嫌疑人之列。尽管惠特尼死亡的后果只是让她失去现在的工作。”
博斯点点头。这时他知道自己对普瓦德拉隐瞒住了一条重大线索——普瓦德拉还不知道随包裹寄来的那份遗嘱。但一下子来的信息量太大了，他想在揭示出事实之前再争取些时间。他改变了话题。
“读过那些信了吗？”博斯说。
“什么信？”普瓦德拉问。
“你不是说惠特尼周日叫艾达过去帮他写信嘛！”
“信没写成。她去了以后，就发现惠特尼死在书桌前了。但每周日下午，当惠特尼觉得有信要写的时候，都会让艾达过来替他写信。”
“哪种类型的信？工作上的还是私人交往的信？”
“我想应该是私人信件。他是个老派人，喜欢寄信而不是发电子邮件。事实上写信远比发电邮要好得多。他在书桌上准备了纸和笔，随时都可以写信。”
“这么说艾达要为惠特尼手写几封信吗？”
“我没有详细问。但信纸和他那支漂亮的笔都在，随时可以写信。我觉得他原本的确打算写信。博斯，这事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你说有支漂亮的笔是吗？”
普瓦德拉审视了博斯好长一段时间。
“是的，你没见过吗？在书桌笔筒里，挺贵的。”
博斯伸出手，在黑色的文件夹上弹了弹手指。
“你们在那儿拍了照片没有？”他问。
“我也许拍过，”普瓦德拉说，“那支笔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想知道是不是他给我看过的那一支。他告诉我那支笔是用他曾祖父挖出来的金子打造的。”
普瓦德拉打开文件夹，翻到一个放着些八厘米乘十厘米的彩色照片的塑料封套。他翻看着这些彩色照片，不一会儿就翻到了他想找的那一张，然后拿给博斯看。照片中惠特尼·万斯的尸体躺在书桌和轮椅旁边的地上。惠特尼的衬衫没扣扣子，露出苍白的胸膛，显然照片是心脏复苏失败后拍摄的。
“看那里。”普瓦德拉说。
他用手指弹了下照片左上方的背景里的那张书桌。桌子上放着一沓和博斯包裹里收到的信完全一样的浅黄色信纸。笔筒里放着的金笔和包裹里放着的那支笔也非常像。
博斯把身体往后靠，远离文件夹。照片里的金笔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包裹里的笔是照片拍摄前寄给他的。
“博斯，有什么发现吗？”普瓦德拉问。
博斯尝试进行掩饰。
“没有，”他说，“只是看到老头死成这样感到吃惊而已……还有那把空空的轮椅。”
普瓦德拉把文件夹翻转过来，自己看着照片。
“万斯家有个常驻医生，”他说，“但周日不在，只有个受过急救训练的安保，那位安保进行了心脏紧急复苏，但是没有奏效。”
博斯点点头，试图显得平静。
“你说尸检后你们又去过那幢宅子，以拍照测量作为办案的掩饰，”他说，“你们拍的照片在哪儿？把它们放进案件卷宗里了吗？”
博斯把手伸向案件卷宗，普瓦德拉连忙收回卷宗。
“别着急，”他说，“都在文件夹里。按先后次序放在文件夹的后面几页。”
他又翻了几页文件夹，翻到另外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和前几张照片几乎是从相同的角度拍的，但地上没有惠特尼·万斯的照片。博斯让普瓦德拉停在翻到的第二张照片那儿。照片展示出桌面的全貌。桌子上有个笔筒，但笔筒里没放笔。
博斯向普瓦德拉指出这一事实。
“那支笔不见了。”他说。
普瓦德拉翻转过文件夹，想看得更清晰一点，接着又翻回第一张照片以确认。
“你说得对。”普瓦德拉说。
“那支笔哪儿去了？”博斯问。
“谁知道啊？警察没有拿那支笔。在尸体搬走后，我们甚至没封存现场。也许你的朋友艾达知道那支笔去哪儿了。”
博斯没有告诉普瓦德拉他的猜测非常接近真相。他伸出手，把文件夹拉过桌面，想再好好看看死亡现场。
钢笔在两组图片中的出现与消失的确很反常。但吸引他注意力的却是那把没有坐人的轮椅，这把轮椅解开了盘踞在他心头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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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二天早晨九点半，博斯的车停在阿罗约道上。他已经打电话给哈勒，跟哈勒长谈了一阵。他已经去过了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证据库。他还去了星巴克一趟，发现比阿特丽斯·萨哈冈又在咖啡机后面忙活起来了。
他坐在车里，监视着艾达·汤·福赛思的家，等待哈勒把公证人带来。艾达家的车库门关着，家里没有任何动静。博斯不知道敲门后家里有没有人。他的眼睛时不时看一眼后视镜，却没在附近看见警方监视人员的踪影。
九点四十五分，博斯在后视镜里看见了哈勒的林肯城市车。驾车的是哈勒本人。先前在电话中哈勒告诉博斯，他已经开除了博伊德，暂时不再用司机了。
哈勒下了车，坐进博斯车里，手里拿着杯咖啡。
“动作很快嘛，”博斯说，“你已经去过法院，让他们给你看遗嘱认证文件了吗？”
“事实上我上了网，”哈勒说，“网上关于案件的文书每二十四小时更新一次。科技的确能创造出奇迹。我的办公室以后也不用放在车里了，有个电脑在哪儿办公都行。洛杉矶县有一半法庭都因为经费裁减关掉了，大部分时候我都在网上寻找需要知道的信息。”
“那你说说，一九九二年那份遗嘱的附录说了些什么？”
“你那些帕萨迪纳警察局的朋友说得没错，那份遗嘱的确在次年做了修订和增补。增补条文写明找到的直系后代也将有继承权。”
“没有其他遗嘱出现了吗？”
“没了。”
“那维比亚娜也将有继承权。”
“没错，但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增补条文中写明直系后代将具有继承权，但没有明确指出能继承到些什么或继承多少金额的财产。在增补条目时，惠特尼和律师显然觉得不太可能找到他的直系后代，增加这条附录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有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会变成现实。”
“如果法庭认可这份遗嘱，那我们就得宣布维比亚娜是他的直系后代，开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因为遗嘱上没有明确表明直系亲属能继承什么，那辩论一定会很艰难。我们一定要像强盗一样声称所有遗产都归维比亚娜所有，然后在此基础上和对方讨价还价。”
“就得这样。今天早上我给维比亚娜打了个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她。她说她还没有做好面对如此状况的准备。”
“她会改变心意的。兄弟，这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发现自己突然获得了一笔用不完的巨额财产，任何人都会变的。”
“我想你说得没错。她绝对没想过会拿到这么多钱。你看过那些中了彩票，人生却被毁了的人的报道吗？他们无法适应拥有巨额财富以后的生活，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他们要钱。她是个艺术家，只有贫穷才能激发出艺术家的上进心。”
“这就是胡说了。那只是为了压制艺术家而捏造出的一种谬论而已。艺术拥有无限的力量，如果具备这种力量的艺术家突然有了钱，他们会变得非常危险。好了，还是不谈这个了。维比亚娜是我们的客户，并且最终决定权在她手上。我们的工作是要确保她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博斯点点头。
“你说得对，”他说，“所以你准备推进我们之前指定的那套方案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哈勒说，“我们这就着手干吧。”
博斯拿起手机打给帕萨迪纳警察局，说要和普瓦德拉警官说话，将近一分钟后电话才被接通。
“我是博斯。”
“我正在想你的事呢！”
“想我什么事？”
“我在想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昨天我透露给你许多情报，却没有从你那儿得到相应的情报，这种事不会再有了。”
“我没想问你更多的事情了。今天上午还忙吗？”
“为了你，我早就忙开了。有什么事吗？”
“半小时后在艾达·福赛思家见我，你会收获很大的。”
博斯看到哈勒正冲他不断向前转着手指。显然哈勒希望把时间再后延一点。
“一小时后见吧。”他对着话筒说。
“那就一小时，”普瓦德拉说，“你不是在戏弄我吧？”
“当然不是戏弄你。到艾达家去，记得把搭档带上。”
博斯终止了通话，并看着哈勒点了点头。普瓦德拉一小时后能来。
哈勒朝博斯眨了眨眼。
“这违背了我的准则，”他说，“我一点也不想帮警察。”
哈勒发现博斯正瞪着自己。
“除你以外。”他连忙更正说。
“进展顺利的话，你不仅能得到一个新客户，还能代理一起备受瞩目的案子，”博斯说，“我们进去吧。”
两人一起下了福特车，穿过街道走向艾达家的房子，博斯手里拿着前一天打印的宣誓书。走到门前时，博斯觉得窗后有块帘子晃了晃。
没等敲门，艾达就为他们开了门。
“先生们，”艾达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了。”
“福赛思女士，我们来的时间不合适吗？”博斯问。
“没那回事，”艾达说，“快请进吧。”
艾达领他们走到前厅。博斯告诉艾达，哈勒是代表惠特尼·万斯直系后代和继承人的律师。
“你带来宣誓书了吗？”艾达问。
博斯拿出备好的宣誓书。
“女士，”哈勒说，“坐下好好看下这份宣誓书吧。知晓并同意宣誓书上的所有内容再签字不迟。”
艾达把誓言书拿到沙发旁，坐下开始细看。博斯和哈勒坐在和她隔着一张咖啡桌的椅子上看着她。哈勒听见一声嗡嗡响，伸手去口袋里拿手机。他看到条短信，然后把手机递给博斯。短信来自一个叫洛娜的人。
加利福尼亚解码实验室打来电话，说需要新的样本。昨天晚上实验室被一场火灾摧毁了。
博斯大为震惊。他确信哈勒昨天在去解码实验室的路上被人跟踪了，火灾是对手为了不让惠特尼的直系后代通过DNA认证继承遗产所策划的阴谋。他把手机还给哈勒，哈勒露出杀手的笑容，表示他的想法和博斯完全一样。
“在我看来写得没错，”艾达把兄弟俩的注意力吸引回去，“但你们说还需要个公证人。我本身就是个公证人，但无法公正自己的签名。”
“没关系，”哈勒说，“我是有公证人资格的法庭相关人员，博斯可以当第二证人。”
“我这里有笔。”博斯说。
他把手伸进外套内袋，从口袋里拿出惠特尼·万斯的金笔。艾达拿过笔，认出这支笔属于自己的前上司，此时博斯一直注视着艾达。
他们默默地看着艾达用草体字签名，她没意识到自己何等熟练地运用这支年代已久的金笔被他们看在眼里。艾达把笔帽盖上，把文件收进文件袋，然后把笔和文件袋交还给博斯。
“用这支笔签名感觉怪怪的。”她说。
“是吗？”博斯问，“我以为你已经用惯了呢！”
“完全没有，”她说，“那是他的笔，对他有很特殊的意义。”
博斯打开文件袋，检查了文件和签名页。博斯看文件时，哈勒一声不吭地盯着艾达，场面颇为尴尬。过了一会儿，艾达先开了口。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把遗嘱递交给法庭认证？”她问。
“你是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那一千万美元吗？”哈勒反问道。
“我没这意思，”她说，佯装受到了伤害，“我只是对这个过程感兴趣，另外还想知道何时需要找个代理律师。”
哈勒看着博斯，等着他来回答。
“我们不会递交那份遗嘱，”博斯说，“你也许现在就得请个律师，但不是你想请的那一类。”
艾达惊呆了。
“你在说什么？”她问，“那你找到的那位继承人该怎么办？”
博斯用沉稳的语调应对艾达突然飙升的嗓音。
“我们不担心继承人的问题，”他说，“原先那份遗嘱也谈到了后代的继承权。我们不把这份遗嘱交给法庭是因为这份遗嘱不是惠特尼·万斯写的，而是你写的。”
“太荒谬了。”她说。
“我来说给你听，”他说，“万斯这些年没写过任何东西。他是右撇子——我见过他在自己的书上为拉里·金签名的照片——但他的右手显然已经不行了。他不再和人握手，轮椅上的控制器都设在左侧的扶手上。”
他故意顿了顿，想等福赛思提出反对，但她什么都没说。
“隐瞒右手不行的事对惠特尼很重要，”他说，“董事会成员的担忧正是由于他的身体引起的。董事会有一小撮人经常找理由想赶走他。惠特尼只好利用你为他写东西。你学会模仿他的笔迹，并在不太会有人在的周日过去为他写信签文件。因此你觉得冒充他写遗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便有人质疑要求法庭做笔迹比对，你也没什么可怕的，用来比对的都是你写的东西。”
“听上去非常合理，”福赛思说，“可你什么都证明不了。”
“也许的确证明不了。但艾达，那支金笔也许会给你惹麻烦。它会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这根本是在胡说八道。我想让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真正的金笔——并非眼下你用来签字的这支笔——在你发现惠特尼尸体时应该就在我家的信箱里了。但死亡现场的照片显示，那时书桌上放着一支笔。你意识到这也许会是个问题，所以从犯罪现场拿走了它。警察第二次带相机去时那支笔就不见了。”
和先前计划的一样，哈勒开始扮起了黑脸。
“这表明谋杀是有预谋的，”他说，“需要复制一支笔，这很耗时间，并且要有精心的谋划。这表明谋杀是蓄意的，罪犯将会被判终身监禁，永远得不到假释。这意味着你的余生都会在监狱里。”
“你们弄错了，”艾达说喊道，“你们把所有事都弄错了，你们现在都给我出去！”
她站起身，手指着通向外门的过道。可博斯和哈勒都没有动身。
“艾达，把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博斯说，“也许我们能帮你。”
“你得明白，”哈勒说，“遗嘱上的一千万你一分都拿不到。这是法律规定。杀人犯无法从受害者的遗产中继承到任何东西。”
“我不是什么杀人犯，”艾达说，“你们不走的话，那只能我走了。”
她绕过咖啡桌，从摆放的几把椅子前朝过道那儿走，作势要出门离开。
“你用沙发上的坐垫把他闷死了。”博斯说。
艾达停下脚步，但没有转身。她想知道博斯接下来会说些什么，于是博斯继续向她施压。
“警察也已经知道了，”他说，“他们在外面等着你。”
她仍旧没有动。这时哈勒插话进来。
“出了那扇门，我们就帮不上你了，”他说，“但有个办法能避免这个局面。博斯调查员为我做调查。如果让我做你的律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一切都将成为机密信息。我们可以先制订方案，然后再去找警察和检察官，争取找到最优的解决办法。”
“办法？说得好听，”艾达大声喊。“你是说达成认罪协议吗？让我和你们达成认罪协议以后再去坐牢吗？你们简直是在异想天开！”
艾达突然转过身，急匆匆地走到窗户前。她拨开窗帘，朝街上看了看。与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但博斯觉得他们也许已经到了，想知道博斯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他听见一声剧烈的吸气声，心想两位警探果然已经把车停在了艾达的家门口，约定时间一到就准备过来敲门呢！
“艾达，回来坐下，”博斯说，“和我们谈谈。”
博斯等待着艾达的回答。艾达站在博斯身后的窗户前，博斯看不见她，只能看着正盯着艾达的哈勒。发现哈勒的视线向右移去，他知道艾达正在往回走，他们制定的策略奏效了。
艾达在博斯面前出现了，她走回沙发，坐在刚才的位置，看上去心烦意乱。
“你们全都弄错了，”坐下之后她说，“没有计划，更不是什么预谋，一切只是个可怕的错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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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球上最有势力最有钱的人怎么会是那么个小气又没良心的王八蛋呢？”
艾达·福赛思带着茫然的眼神说出这句话。博斯看不出她在回首过去还是在远眺惨淡的未来。可艾达正是以这种姿态开始了自己的诉说。她说博斯拜访惠特尼·万斯的第二天，这位老迈的亿万富翁告诉她他快要死了。
“他一夜之间就病了，”艾达说，“看上去很可怕，甚至连衣服都没换。中午他穿着睡袍走进办公室，说需要让我写点东西。说话声细微得几乎听不清。他说内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关上了，他快要死了，需要写份新的遗嘱。”
“艾达，我告诉过你，我会当你的律师，”哈勒说，“所以没必要对我撒谎，在我面前撒谎的话，我就马上退出。”
“我没在撒谎，”她说，“这都是事实。”
博斯举起手，示意哈勒停止对艾达施压。哈勒半信半疑，但博斯觉得艾达是在讲述事实——至少从她的角度来说，博斯想好好听一听艾达是怎么说的。
“继续往下讲。”博斯说。
“我们单独在办公室里，”她说，“他向我口述了遗嘱的条款，我握着他的手写下遗嘱。之后又告知我遗嘱的处置方法。他把金笔给了我，让我把遗嘱和金笔都寄给你。只是……只是他遗漏了一点东西。”
“关于你的东西。”哈勒说。
“我为他工作了这么多年，”她说，“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为他费尽了心力。付出这么多年他却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于是你又重写了一份遗嘱。”哈勒说。
“笔在我手里，”她说，“我带了些信纸回家，做了正确和应当的事情。重写遗嘱是为了维持公平。相对于全部遗产，我得到的非常微小。在我看……”
艾达的声音渐渐微弱，没能把话说完。博斯认真观察着她。他知道贪婪是相对的。为一个身价六十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三十五年，想从中拿到一千万遗产算得上贪婪吗？有人或许会将这一千万美元称作九牛一毛，但为了这九牛一毛剥夺老人的最后几个月生命就说不过去了。博斯想起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大楼前厅为纪录片张贴的传单。“看看在陷入贪婪的泥沼之前这地方是怎样的！”刹那间，他很想知道艾达在决定把一千万美元作为对自己的犒劳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他收到了你留的言，”艾达似乎开始讲述起事件的另外一条分支，“你说你有了他在寻找的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他有个孩子，有了继承财产的后代。他说他会欣然死去，之后就回房去了。我相信了他的话，心想再也见不到他了。”
艾达重新写了份遗嘱，把自己包括进去，依照指令打包寄给博斯。她说之后两天去宅子上班时，她一次也没见到惠特尼。惠特尼待在房间里，只有他的医生和护士才被允许进去。圣拉斐尔路万斯家的宅邸沉浸在肃穆的氛围之中。
“每个人都很悲伤，”她说，“很显然一切都要结束了。他很快就要死了，没多久就要见上帝了。”
博斯偷偷地看了下表。门外的警探再过十分钟就会敲门。他希望他们别操之过急，搅了艾达的自白。
“他却在周日给你打电话。”哈勒试着引导话题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