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时我一点都不想继承父亲的生意，”惠特尼说，“那时，我更想成为下一个奥森·威尔斯[1]。我想拍电影，而不是制造飞机零部件。和那个年纪的年轻人一样，我心里只想着自己。”
博斯想到了自己的十八岁。那时，他也想着要开辟自己的道路，却把路开到了越南的山洞和坑道里。
“我坚持要上电影学校，”惠特尼说，“一九四九年我进入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
博斯点了点头。他先前从资料中知道，惠特尼在南加州大学只待了一年，之后就转到加州理工学院并开始进一步扩展家族事业。博斯在网络上没有查找到对这件事的合理解释。他心想现在自己终于可以知道原因了。
“我遇见了个女孩，”惠特尼说，“一个墨西哥女孩。我们俩相遇后不久，她就怀孕了。这对我来说是第二糟的事情，最糟的是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
惠特尼安静下来，垂下眼看着面前的桌面。博斯可以说些什么缓和气氛，但他需要从惠特尼嘴里听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那时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简单地问。
“他派了些人过来，”惠特尼说，“派人过来劝她别把孩子生下。那些人会把她送到墨西哥把孩子处理掉。”
“她回墨西哥了吗？”
“如果她回去了，那也不是和我父亲的人一起回去的。她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也没见过她。我太懦弱了，没勇气去找她。我让父亲抓住了控制我的弱点：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尴尬和羞耻。我甚至还担心因为她年龄太小而被人告。我只能照父亲说的去做，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默默地把这件事给了结了。”
惠特尼像是对自己确认似的点了点头。
“那是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对我和她来说都是。”
在继续讲述之前，惠特尼抬起头，盯了博斯的眼睛很长一会儿。
“可我现在想知道。当一切都快结束的时候，你就会想回顾……”
重新开口说话前，惠特尼稍稍喘了几口气。
“博斯先生，你能帮我的忙吗？”惠特尼问。
博斯点点头。他相信惠特尼目光中的痛苦是真实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可以一试，”博斯说，“介意我问你几个问题并做些笔记吗？”
“尽管记吧，”惠特尼说，“但我得再次提醒你，关于这件事的一切必须完全保密。不然有些人的性命可能会有危险。你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多加小心。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想法子弄清楚我为何要见你、你又会为我做些什么事。我找了个借口，之后会把这个借口告诉你。现在开始提问吧。”
有些人的性命可能会有危险。当博斯从西装内袋掏出一本小笔记本时，这句话在他的胸膛里跃动起来。他拿出一支笔。这支笔是塑料的，不是一支金笔。这支笔是他从药妆店买来的。
“你说有些人的性命可能会有危险。哪些人的生命会有危险？为何会有危险？”
“博斯先生，别这么幼稚。我想你在见我前必定做过一些调查。我没有继承人——至少没有众所周知的指定继承人。我死后，先行者工程公司的控制权就会被移交到董事会手里，董事会的成员会继续做政府项目，把几百万美元塞入自己的腰包。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可以改变这一切。这可事关几十亿美元的财产。你觉得各方不会争得你死我活吗？”
“以我的经验来看，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争得你死我活，也会无缘无故地争得你死我活，”博斯说，“如果帮你找到了继承人，你确定你想将矛头对准他们吗？”
“我会让他们选，”惠特尼说，“这是我欠他们的，但我也会尽可能地保护好他们。”
“她叫什么？因为你怀孕的女孩叫什么？”
“维比亚娜·杜阿尔特。”
博斯把名字记录在笔记本上。
“你是否碰巧还记得她的生日。”
“我记不清了。”
“她是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吗？”
“不，我是在EVK遇见她的。她在那儿上班。”
“EVK是什么？”
“是大学学生食堂的缩写，我们把那儿称为‘大众食堂’[2]，EVK是简称。”
博斯立刻知道，这排除了从学生档案找人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学校很关注毕业生的动向，因此学生档案对找人很有帮助。这意味着寻找那个女人会很困难，甚至连成功的可能性都不大。
“你说她是个墨西哥人，”他说，“你想说她是个拉丁裔对吗？她是美国公民吗？”
“我不知道。我想她应该不是。我父亲——”
他没把话说完。
“你父亲怎么了？”博斯问。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父亲说她别有所图，”惠特尼说，“怀上我的孩子，让我娶她，这样她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但父亲跟我说了许多不实的东西，他对许多事情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博斯想到他读到的关于纳尔逊·万斯倡导优生学的事情，于是便转到下一个问题。
“你这里有维比亚娜的照片吗？”他问。
“我这儿没有，”惠特尼说，“我有很多次想着能有她的一张照片。那样我就能再多看她一眼了。”
“她住在哪儿？”
“住在学校附近。离学校只有几个街区远。她是走路上班的。”
“还记得她的地址吗？也许还记得她住的那条街的名字吧？”
“不，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我一直试着尘封对这件事的记忆。但事实上，在那以后我从没爱过任何人。”
这是惠特尼第一次提到爱，第一次让博斯意识到惠特尼与那女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深厚。博斯有过这样的体验，回首往事时，你就像手里拿着个放大镜似的。所有东西都在放大镜下被放大了。在记忆中，普通的校园约会也许会成为一生之爱。在惠特尼描述的事情过了几十年以后，他的痛苦看上去还那么真实。博斯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这些事发生以前，你们一起待了多久？”博斯问。
“我第一次见她和最后一次见她之间相隔了八个月，”惠特尼说，“只有八个月。”
“你记得她是何时告诉你怀孕的吗？”惠特尼说，“哪一年的几月？”
“是在暑期课程结束以后。我报名参加那个暑期课程，就是因为我知道上课能见到她。因此那应该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末的事情。也许是在七月初。”
“你说你是在那之前的八个月与她相遇的是吗？”
“我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入学的。入学以后，我马上注意到了在学生食堂工作的她。但开始一两个月。我不敢去找她说话。”
老人低头看着办公桌。
“你还记得别的什么吗？”博斯提示着，“你见过她的家人吗？你记得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名字吗？”
“我不记得了，”惠特尼说，“她说她爸爸的家教很严，她家人又都是天主教徒，可我不是信徒。我们就像是罗密欧和朱丽叶。我从没见过她的家人，她也没见过我的家人。”
博斯抓住惠特尼回答中也许能推进调查的零星信息。
“你知道她平时去哪座教堂吗？”
惠特尼抬起头，目光炯炯有神。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就来自她受洗时所在的那座教堂。那座教堂名叫圣维比亚娜教堂。”
博斯点了点头。圣维比亚娜教堂原址在市中心，和博斯原先工作的洛杉矶警察局只隔了一个街区。这座教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一九九四年的地震中遭到严重毁损。新教堂在附近建成后，老教堂被捐给了市里保留下来，博斯记得老教堂现在被用作活动中心和图书馆，但并不是很确定。但能找到教堂和维比亚娜·杜阿尔特之间的联系总归是件好事。天主教堂会保留教徒出生和受洗的记录。博斯认为这个好消息完全能够冲抵维比亚娜不是南加州大学学生的不利一面。同时这也说明，抛开父母的身份不谈，维比亚娜本人很可能是个美国公民。如果维比亚娜是美国公民，博斯就很容易从公共档案中查找到她的信息。
“如果怀孕足月，她应该在什么时候生孩子？”博斯问。
这是个敏感问题，但要翻查档案的话，博斯需要把时间范围缩短些。
“我想她告诉我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惠特尼说，“因此我觉得孩子应该在第二年的一月出生。也许会在二月。”
博斯把惠特尼说的时间点记录下来。
“你认识她的时候她多大了？”博斯问。
“我们相遇时她十六岁，”惠特尼说，“我十八岁。”
这是惠特尼父亲为何会有那种反应的另一个理由。当时维比亚娜尚未成年。在一九五〇年让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怀孕会给惠特尼招来法律上的麻烦。麻烦尽管不大，但会让万斯家族很难堪。
“那时她在念高中吗？”博斯问。
博斯对南加州大学附近的区域很了解。南加州大学附近有个手工艺术高中——那里的档案也应该很好找。
“她辍学上的班，”惠特尼说，“她家急需用钱。”
“她说过她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吗？”博斯问。
“我不记得了。”
“好，我们再回到生日的问题上，你说不记得她的生日了，但你是否记得在那八个月中和她一起庆祝过生日呢？”
惠特尼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没有帮她庆生的记忆。”他说。
“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你们从十月底开始交往，一直到第二年六月或是七月初。因此她的生日大约在七月到十月末之间。”
惠特尼点点头。查资料时，把时间范围缩小至四个月也许对博斯会有帮助。给维比亚娜·杜阿尔特这个名字加上出生日期也许会是展开调查的关键出发点。博斯把四个月的时间范围和大约的出生年份一九三三年记下来，然后抬头看着惠特尼。
他问：“你知道你父亲给了她或她家人钱，让他们一家保持沉默，让女孩离开你，是吗？”
“即使这么干了，他也不会对我说的，”惠特尼说，“再说，离开的人是我。这种懦弱行为让我终身抱憾。”
“在此之前你找过她吗？在此之前你有没有雇人找过她？”
“很遗憾，我没去找过她。但别人有没有找过就不好说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想说，别人有可能会去找，别人去找是为了准备让我死而预先布局。”
博斯对惠特尼的话考虑了很长一会儿。然后他看了看记录下来的几条笔记。这些内容已经足以让他开启调查了。
“你说你为我准备了个托词，是吗？”
“是的，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记下这个名字。”
“这人是谁？”
“我在南加州大学的第一任室友。他在第一个学期被学校开除了。”
“开除是因为学业上的原因吗？”
“不，他是因为其他事被开除的。你就说我想让你帮我找到大学室友，因为我想对他因为我们共同犯的错而被开除做弥补。这样的话，你去查找那个时代的档案看上去就合理了。”
博斯点点头。
“也许能说得过去。这是真事吗？”
“是真的。”
“我也许应该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即便真要去找他，你也用不着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博斯等了一会儿，但看样子惠特尼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了。博斯写下惠特尼提供的这个名字，在和惠特尼确认了“奥尔德里奇”的拼法以后，他合上了笔记本。
“最后我再提一个问题。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现在很可能已经死了。但如果我发现她有孩子或是还活着的后代，该怎么办？你想要我做什么？要我和他们取得联系吗？”
“别，别联系他们。向我汇报之前，别去接触他们。接触他们之前，我得做出完全的确认。”
“DNA确认吗？”
惠特尼点点头，看了博斯一会儿，然后再次把手伸向办公桌抽屉。这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没写字的白色厚信封，然后把信封推过办公桌。
“博斯先生，我信任你。如果你想戏弄一个老人，我已经把需要的资料全提供给你了。相信你不会戏弄我。”
博斯拿起信封。信封没封上。他往信封里看了看。看见信封里放着根干净的玻璃试管，试管里有根收集唾液用的棉签。这是惠特尼的DNA样本。
“万斯先生，被戏弄的人是我。”
“此话怎讲？”
“让我用棉签来刮你的唾液会更好些。”
“我向你保证这是我的唾液。”
“我向你保证我会替你认真查。”
惠特尼点点头。两人间似乎没什么要多讲的了。
“我想我已经有了开始调查的线索。”
“博斯先生，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问吧。”
“我很好奇，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你的事情中，你从没提到过参加越南战争的经历。但你好像应该是这个年纪。越南战争时你的状况怎么样？”
博斯在答复前停顿了一会儿。
“我就在越南，”半晌后他回答说，“去过那儿两次。在你们制造的直升机上我飞的次数也许比你还多。”
惠特尼点点头。
“也许吧。”他说。
博斯站起身。
“如果我想问你更多的问题，或是把我的发现报告给你，该怎样联系你？”
“的确有这个问题。”
惠特尼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张名片。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把名片交给博斯。名片上只印着一个手机号码，其他什么也没有。
“打这个号码就能找到我。如果接手机的人不是我，那就一定出事了。任何其他人接你的电话你都别信。”
博斯的视线从名片上的号码转移到坐轮椅的惠特尼身上，他那白纸一样的皮肤和稀少的头发像干树叶一样脆弱。博斯不知惠特尼的谨慎是出于妄想，还是出于他想找寻的信息的确存在着真正的危险。
“惠特尼先生，你是不是面临着某种危险？”
“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总会有危险。”惠特尼说。
博斯用拇指抚摩着名片的卷曲边缘。
“我很快会给你信儿的。”他说。
“我们还没讨论给你的费用呢。”惠特尼说。
“你给我的启动经费已经足够了。看看进展再说。”
“给你的支票只是让你来这儿的费用。”
“惠特尼先生，我就是因为这笔钱过来的，但这笔钱还是太多了。现在我自己出去没问题吧？还是这样做会惊动安全警报器？”
“你一离开这个房间他们就会知道，并马上过来接你。”
惠特尼发现博斯的眼神很惶惑。
“这是宅子里唯一没被摄像头监控的房间，”他解释说，“即便在卧室里，我也被摄像头监视着。但我坚持这里一定要保有隐私。你一离开这个房间，他们就会过来。”
博斯点点头。
“我明白了，”他说，“下次再聊。”
博斯穿过门，沿着过道朝前走。穿着西装的男人很快迎上来，默默无语地带着博斯穿过宅子，把他送上了车。
***
[1]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演员。
[2]英文“Everybody's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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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常办理悬案使得博斯十分擅长时光之旅。他知道该如何回到过去找人。博斯之前从没办过追溯到一九五一年的案子，这也许是他所办理的最为困难的一件悬案，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并为即将到来的挑战感到兴奋。
调查要从找到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出生日期开始，博斯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找到这个日期的最佳方案。因此与惠特尼见面后博斯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把车开上210号高速公路，经过圣费尔南多谷的北部边缘，朝圣费尔南多市驶去。
圣费尔南多市方圆几乎不超过两平方英里，是洛杉矶大都市带内的一座卫星城市。一百多年前，圣费尔南多谷包含的所有城镇都被并入了洛杉矶，因为新建的洛杉矶高架渠可以为这些小城的农田保持充足的水源，使它们不致干涸荒芜。这些小镇一个接一个并入洛杉矶以后，洛杉矶不断向北扩展，最后把除了以圣费尔南多谷命名的2.3平方英里的圣费尔南多之外的所有区域全都吞并了。只有圣费尔南多不需要洛杉矶的水源。小城的水存储已经够自给自足了。圣费尔南多避免了现在已经包围着它的超大型城市的吞噬，维持着独立。
一百多年之后，行政区划仍然保持原样。在都市扩张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病的影响下，圣费尔南多谷的农业传统已经消失殆尽，但圣费尔南多却离奇地焕发出一股复古的风味。城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和犯罪自然无法避免，但小城的警察局都应付得了。
那是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了。那一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银行业的危机，经济萎缩，形势急剧恶化。没过几年，圣费尔南多就受到了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小城一次次面临大额预算裁减。局长安东尼·瓦尔德斯目睹着二〇一〇年警察宣誓时的四十名警官裁减到了二〇一六年的三十名警官。安东尼手下的侦查处从五人缩减到两人——一个警探负责财产案件，另一个警探负责针对人身的案件。瓦尔德斯看着没解决的案子越积越多，有些案子甚至从一开始就没得到妥善的处理。
瓦尔德斯在圣费尔南多出生并长大，在洛杉矶警察局历练二十余年，升迁到管区警监的职位，拿到养老金退职，然后空降到家乡警察局担任局长。瓦尔德斯在周围的上级警察部门有很深的交情，他也解决了预算危机，这有利于扩大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预备警官队伍，招来了更多无偿工作的兼职警察。
正是因为这种队伍扩大，瓦尔德斯局长找到了哈里·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的早期，瓦尔德斯曾经被分配在好莱坞分局的反黑部门。瓦尔德斯在那儿和一个名叫庞兹的警督产生了冲突，庞兹对瓦尔德斯进行了内部投诉，想让瓦尔德斯降职甚至被解雇，但没有成功。
瓦尔德斯既没有降职也没有被解雇。几个月后，他听说一个叫博斯的警察和庞兹发生口角，最后博斯把庞兹从好莱坞分局的平板玻璃窗扔了出去。瓦尔德斯一直记得博斯这个名字，多年后当他从报纸上读到退休的哈里·博斯因为被从悬案组赶走而起诉洛杉矶警察局的时候，瓦尔德斯便拿起了电话。
瓦尔德斯没办法给博斯开薪水，但可以提供他更为在乎的东西：不但可以给博斯警察徽章，还能让他接触到小城监狱里储存的所有悬案卷宗。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预备警官只需满足三个条件：和执法人员一样达到身体训练的标准，每月通过一次警局组织的射击考核，每月至少值两次班。
博斯轻松地达到了预备警官的标准，并且超过了很多。他每周的值勤次数都超过两次，远超警察局要求的每月两次的标准。因为经常去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值勤的缘故，警局方面给他分配了一个由于资金不足裁员而空出的小隔间。
大多数时间博斯都在小隔间以及和警察局隔着第一街、现在被当作储藏室的老监狱上班。原先关醉汉的禁闭室现在竖立着三排文件架，文件架上的案件卷宗最早能追溯到几十年之前。
因为除了谋杀以外所有案子都有诉讼时效，储藏室里的大多数案子博斯是永远不能解决，甚至不能调查的。小城没有太多谋杀案，但博斯认真查阅了这些案子的线索，运用新的技术手段调查原先的证据。他还核查了所有时效期内的性侵案件、不致命的枪击案和导致重伤的伤人案。
这份工作有很大的自由度。博斯可以自由分配时间，如果私下有案子需要调查，他也可以空出时间去调查自己的案子。瓦尔德斯局长知道，能有博斯这样经验丰富的警探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这很幸运，因此从不对博斯接其他带薪的工作说三道四。他只是向博斯强调，不要把两边的工作混在一起。哈里不能用警徽以及用圣费尔南多警察的身份为私下调查创造便利。要是犯下这种错误，博斯便会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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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凶杀没有地域限制。博斯复查的大部分悬案都会把他卷入洛杉矶警察局管辖的地界。这是可以料想的。洛杉矶有两个分局和圣费尔南多接壤：西部接壤的米森分局和东部接壤的山麓分局。四个月内博斯解决了两起黑帮团伙的凶杀悬案——通过弹道学分析把这两起案子与发生在洛杉矶的类似谋杀案联系在一起，发现行凶者已经被捕入狱；把另一起案子的凶手锁定在因为谋杀被比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大的分局通缉的两个嫌疑人身上。
另外，博斯通过辨别作案手法和检验DNA把四年间发生在圣费尔南多的四起性侵案联系在一起，正在查证罪犯是否在洛杉矶犯过强奸案。
博斯把车开上210号高速公路驶离帕萨迪纳，这样他可以查验是否有人在跟踪他。他先以低于最高时速限制的速度开了五英里，然后把车速提升到了限速之上，通过后视镜查看有没有以相同速度行车的车辆。博斯不确定惠特尼·万斯对调查保密的担心有没有根据，但提防有人跟着总是不会错的。他没有发现身后的公路上有人尾随。他知道，在宅子里和惠特尼会面，甚至前一天和克莱顿先生在联邦银行大厦碰头时，都可能有人在车上安装了GPS跟踪器。博斯之后会检查车上有没有被人安装跟踪器。
沿着高速公路再开十五分钟，博斯将把车开过圣费尔南多谷的顶部，回到洛杉矶。他没有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开，而是在麦克莱街出口下了高速公路，开进圣费尔南多，并很快拐上了第一街。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坐落在一幢白色水泥墙和红色拱顶的平房里。小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拉丁裔，因此政府部门的建筑都贴近于墨西哥文化。
博斯把车停在员工停车位，使用电子钥匙进入警察局的侧门。博斯经过报案室的窗户时向两个值班的警察点点头，然后沿着后侧走廊经过局长室朝侦查处办公室走去。
“是哈里吗？”
博斯转过身，通过局长办公室的门往里看。瓦尔德斯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向他招手。
博斯走进办公室。这里没有洛杉矶警察局的局长办公室那么舒适，但有一块非正式会谈的休息区。局长办公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机身上漆着“SFPD[1]”四个字母的黑白玩具直升机。第一次走进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瓦尔德斯曾告诉他这是局里的公用直升机——这显然是为局里没有自己的直升机，需要时必须向洛杉矶警察局寻求空中支援而发的牢骚。
“感觉怎么样？”瓦尔德斯问。
“没什么可抱怨的。”博斯说。
“我们很感谢你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割纱工’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瓦尔德斯指的是博斯正在查的系列强奸案。
“我正想去查回复的邮件。之后再去找贝拉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批准付款的时候，我读了侧写报告。报告里的一些东西很有趣。我相信会抓住那家伙的。”
“我在跟这个案子。”
“那我就不耽搁你了。”
“好，局长。”
博斯盯着直升机看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局长办公室。从局长办公室沿着走廊再走几步就是侦查处办公室。无论是以洛杉矶警察局的标准还是别的标准来看，这个办公室都太小了。侦查处办公室曾经包含两个房间，但一个房间曾经转租给县法医处，作为他们派驻在这里的两位法医的办公室。现在三个警探的工位挤在一个房间里，毗邻的是督察那衣柜般大的办公室。
博斯工位三面都装有五英尺高的墙，使他具有足够的隐私，但唯一没有墙的那面却正对督察办公室的门。督察本应由全职警督担任，但因为经费裁减造成的警督职位的空缺，督察只能由警察局唯一的警监来担任。他的名字叫特雷维里奥，迄今为止，他一直不觉得吸纳博斯处理案子是件好事。他似乎对博斯不拿薪酬却乐意长时间在这里工作的动机很是怀疑，一直在监视着博斯。对博斯来说，唯一缓和了这种不必要关注的是特雷维里奥在警局内身兼多职，没有精力对他关注过多，这在小警察局是常有的事情。尽管特雷维里奥主管侦查处，但也掌管内务部门，包括调度中心、室内靶场和代替对街年久失修的老监狱的十六个铺位的拘留所。繁忙的工作使特雷维里奥经常不在侦查处办公室，博斯因而不必受到他的烦扰。
博斯看了看自己的邮件槽，发现里面有份告知他本月射击还未达标的通知书。博斯走进自己的小隔间，坐在办公桌前。
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特雷维里奥办公室的门关着，门上的玻璃气窗后面黑灯瞎火的。警监多半在警察局的另半边办理别的公务。博斯觉得自己能理解特雷维里奥的疑惑以及不欢迎他的原因。他在解决悬案上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可以被看作特雷维里奥的失职。毕竟，侦查处现在归他管。博斯曾经把洛杉矶警察局督察从平板玻璃窗扔出去的传言更会增加特雷维里奥对他的敌意。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特雷维里奥无法威胁到博斯在警察局的地位，毕竟，博斯的到来是局长克服人员缩减困难所做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博斯打开电脑，等待它启动。他上次来这儿已经是四天前了。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局里保龄球之夜的传单。博斯立刻把传单扔进了办公桌下面的垃圾桶。博斯喜欢局里认识的同事，但他的保龄球实在打得不太好。
他用钥匙打开书桌里放文件的那只抽屉，拿出几个存放着他正在处理的案子的卷宗文件夹。他把卷宗摊开在桌面上，让别人看上去觉得他正在研究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案子。伸手去拿“割纱工”案的文件夹时，博斯发现文件夹不在原来的地方。他在抽屉里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文件夹。“割纱工”案的文件夹被归错了位，是按第一受害人名字的首字母归位的，而没有按未知嫌疑人的绰号——“割纱工”归位。博斯立刻警觉起来，并感到十分懊恼。他不信自己会归错文件。做警察以来他一直把文件整理得很认真。只要是和案子有关的文件——无论是厚厚的谋杀案卷宗，还是轻薄的牛皮纸文件夹——都会成为案子的核心，需要整洁完整地放在一起，妥妥帖帖地保存起来。
他把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心想持有备用钥匙的人兴许看过他的文件，检查了他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会是谁。他往后退了退，把所有文件放回抽屉，然后合上并用钥匙锁上了抽屉。他想出一个找到入侵者的办法。
他直起身子，往隔断那边看过去，发现另外两位警探的工位上都没人。调查入侵案件的贝拉·卢尔德警探和处理不动产纠纷的丹尼·西斯托警探兴许都接到报案出现场了。两人经常联手办案。
登录局里的计算机系统以后，博斯便打开了执法数据库。他拿出笔记本，开始在数据库里查找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局长给他定的规则，借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职务之便进行私人调查。利用执法数据库的信息进行非警务调查不但会被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开除，还违反了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如果特雷维里奥打算检查这台计算机的使用记录，那博斯就麻烦大了。但博斯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特雷维里奥知道如果采取对博斯不利的行动，就相当于和局长作对，那无异于自毁前程。
博斯找到的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非常短。没有记录表明维比亚娜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驾驶执照，没有记录表明她犯过罪，甚至没有记录表明她违章停车吃过罚单。当然，时间过得越久，数据库里的信息就越不全，但博斯凭经验知道，输入名字后找不到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也是很少有的。这支持了他的推测：维比亚娜是非法移民，在一九五〇年怀孕后回到墨西哥了。那时，堕胎在加利福尼亚是违法的。越过边境以后，她可能把孩子生了下来，也可能在蒂华纳[2]某间诊所的密室内堕了胎。
博斯知道那时的法律禁止堕胎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九五〇年被一个未婚妈妈生下的，当上警察后不久，为了更好地理解母亲面对和做出的选择，博斯还特意去查了当时的法律条文。
但博斯不是很熟悉一九五〇年时的刑法。他找到那时的刑法，查询刑法中有关性侵的条文。博斯很快发现，根据一九五〇年刑法的第二百六十一条，与十八岁以下的女性性交被认定为强奸。即便两相情愿也无法脱罪。除非女方是犯人的妻子才可以免于刑罚。
博斯心想，惠特尼的父亲一定觉得怀孕是维比亚娜给儿子下的套，目的是拿到钱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如果真像他想的那样，刑法将给维比亚娜提供有力的支撑。但数据库中的信息匮乏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维比亚娜没有利用法律作为武器，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回墨西哥了。
博斯把屏幕切换到机动车辆管理局的人机交互界面，把惠特尼给他的“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这个用作托词的名字输了进去。
结果出来之前，博斯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拿着杯从星巴克买的咖啡走进侦查处办公室。博斯知道几个街区以外的杜鲁门街有家星巴克。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时候，特雷维里奥经常会小歇一会儿，步行到星巴克买咖啡。特雷维里奥最近爱上了冰拿铁，定期和女儿在校园周围的不同咖啡店会面使他养成了这个嗜好。同时，买咖啡还能让他的眼睛休息一会儿。
“哈里，今天你怎么来了？”特雷维里奥问。
警监总是这样亲切地叫他的名字。
“我在附近办事，”博斯说，“顺便过来看邮件，再发几份有关‘割纱工’的警告。”
他一边说话，一边关掉机动车辆管理局的界面，调出局里给他配的邮箱。特雷维里奥走到小办公室门前开门时，博斯并没有转过身去看他。
博斯听到门开了，很快便感觉到特雷维里奥站在了他的小隔间后面。
“走这么远的路来附近吗？”特雷维里奥问，“还穿着这么正式的西装！”
“事实上，我今天去帕萨迪纳见了个人，正巧途经山上的高速公路，”博斯说，“我想可以顺便来发几封邮件，然后再离开。”
“哈里，你的名字不在值勤表上。你应该把名字写在白板上，以便记录值勤的小时数。”
“对不起，我就是来几分钟而已。这个月我的值勤小时数已经够了。单单上一周，我就值勤了二十四小时。”
侦查处办公室门口有块记录出勤时间的白板，特雷维里奥要求博斯在白板上记下上下班时间，以便统计出勤时数，确保达到最小出勤时数。
“我还是希望你每次来都能记下出入的时间。”特雷维里奥说。
“没问题。”博斯说。
“很好。”
“顺便问一句……”
博斯把手伸到抽屉前，用指节敲了几下放文件的抽屉。
“我忘带钥匙了，”他说，“你有能帮我开抽屉的钥匙吗？我有几份文件要用。”
“我没开你抽屉的钥匙。加西亚就上交了一把。他说他从多克韦勒手里就拿到这一把。”
博斯知道加西亚是在自己之前用这个办公桌的警探，多克韦勒是再之前的一位。两人都是预算裁减的牺牲品。博斯听同事们说这两人在被裁后都离开了执法岗位，加西亚成了一位教员，多克韦勒离职时公用事业局正巧有空缺，他就继续在政府部门吃公粮。
“这里谁还有办公桌的钥匙？”博斯问。
“我觉得应该没人有了，”特雷维里奥说，“哈里，干脆把锁撬开吧！据说你撬锁很在行。”
特雷维里奥说话的语气很暧昧，好像博斯熟通的是门坑蒙拐骗的艺术似的。
“我也许会撬的，”博斯说，“谢谢你的建议。”
特雷维里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博斯听见门被关上了。他提醒自己要和多克韦勒核实一下丢钥匙的事情。博斯想在采取针对措施之前，确定多克韦勒没有他的办公桌钥匙，证明偷看他抽屉里文件的是特雷维里奥。
博斯重新打开机动车辆管理局的界面，输入奥尔德里奇的名字。他很快找到了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奥尔德里奇在一九四八年到二〇〇二年之间拥有加利福尼亚州的驾照。二〇〇二年，驾照持有人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并上交了他在加州的驾照。他记下奥尔德里奇的出生日期，然后把出生日期和姓名一起输入了佛罗里达州机动车辆管理局的数据库。数据库里的记录表明，奥尔德里奇在八十岁时上交了他的驾照。他在记录上登记的最后一个住址是休闲村落。
记下这些信息以后，博斯上网查询，发现休闲村落是佛罗里达州萨姆特县一个大型养老社区。进一步搜索后，他找到了奥尔德里奇的具体地址，但是没有找到奥尔德里奇的死亡记录或讣告。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多半是因为不能或不需要开车而上交了驾照的，但他似乎仍然活着。
博斯对奥尔德里奇被开除出南加州大学的原因很好奇，把他的名字和犯错被开除作为双重搜索条件查找了犯罪数据库。但博斯只找到了奥尔德里奇一九八六年的一条酒后驾车记录。奥尔德里奇在大学入学那年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对博斯来说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博斯觉得已经搜索了够多可以用作托词的信息，于是便开始查看这几天有关“割纱工”案的邮件。自加入圣费尔南多警察局以来，这个案子耗用了他的大半调查时间。以前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时，博斯侦办过好几起连环杀人案，这些案子多半都含有“性”的因素，因此“割纱工”案对博斯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博斯见过的最令人费解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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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首字母缩写。
[2]墨西哥边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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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纱工”案是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公开的性侵案记录中找到的一起系列强奸案。在老监狱里梳理文件时，博斯发现自二〇一二年开始的四起案件在作案手法上是相关的，但此前似乎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
这些案子有五处相似的嫌疑人行为，每一个单看起来都并不罕见，但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起来，会发现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强奸犯所为。这些案件中，强奸犯通过后门或后窗进入受害人的家，他不是移去纱门或是纱窗，而是把它们割开。四起案件都是在正午前后的五十分钟内发生的。强奸犯没有命令受害人脱去衣服，而是用刀划开受害人的衣服。强奸犯在四起案子里都戴上了面具——在两起中用了滑雪面具，第三起戴上了万圣节的猛鬼面具，第四起戴的是墨西哥职业摔跤手的比赛面具。另外，强奸犯没有用避孕套或别的方法避免留下DNA证据。
找到这些共性以后，博斯便致力于对这四起案件的调查，他很快发现，尽管四起案件中有三起收集到了嫌疑人的精液，但洛杉矶县法医处只分析了其中一起的证据，提交给州里的和全美的DNA数据库做比对。最近两起强奸案的DNA鉴定因为上交的证据积压太多而被推迟了。还有一起案件是受害人第一次主动报案，尽管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便到现场收集证据，但在阴道擦拭时没有收集到DNA。受害人在报案前洗了澡，把阴道里里外外清洗了一遍。
洛杉矶县法医处和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医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一幢楼内，博斯利用以前处理悬案时的关系加速了最近两起案件的鉴证进程。在等待他认为能直接将几起案件关联起来的鉴证结果时，他要求对受害人进行问询。四个受害人——三个二十来岁的女士和一个刚到十八岁的女孩——都同意和警探见面。两起案件的问询工作博斯不得不交给贝拉·卢尔德警探来做，因为这两个受害人更愿意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在九成人口是拉丁裔的城市，市民的英语程度区别很大，这对博斯的办案是很不利的一点。博斯的西班牙语口语还过得去，但在和受害人交流时，言语间的细微差别都可能很重要，因此博斯需要把西班牙语当成第一语言的贝拉到场帮忙。
每次和受害人会面时，博斯都会带上一份洛杉矶警探处理暴力案件时用到的受害人调查问卷。这份九页的调查问卷旨在帮助辨别罪犯注意受害人的趋向。这份问卷对系列犯罪的调查很有用，尤其在对犯人做侧写上非常有用。博斯从好莱坞分局调查性犯罪的友人那儿要来了这份调查问卷。
这份文件成了新一轮调查的中心，调查到的内容同样地悲伤和可怕。四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被陌生人强奸，尽管案发已经四年，但四起案件的受害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尚处于恢复过程。她们生活在罪犯的阴影下，生怕他哪天会突然回来，没有一个恢复了以往的自信。其中一个结婚了，正试着怀上孩子。但施暴者的罪行改变了这段婚姻，在博斯展开问询时，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
每次问询完以后，博斯都会感到很压抑并联想起自己的女儿。他忍不住会去想，性侵会给女儿造成怎样的影响。每次结束以后，他都会在一小时之内给女儿打电话，确保女儿安然无恙，可在电话中却无法对女儿说出打这通电话的真正理由。
但进一步的问询除了会揭开受害人心中的伤口，还有助于找到调查的重点，突出确认“割纱工”身份并将其逮捕的迫切性。
博斯和贝拉在开启和每个受害人的对话时，都会首先向她们保证这个案子的调查仍然在进行，而且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调查的重点。
他们按性侵发生的先后时间安排问询。第一个受害人的案子没有收集到DNA证据。最初的调查报告解释说，受害人害怕怀孕，因此在被强奸后马上就洗了澡，并清洗了阴道。受害人和丈夫此时正想要个孩子，受害人知道当天正巧是她排卵最活跃的日子。
受害人仍然因为四年前的性侵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尽管心理创伤还在，她已经能让自己更坦然地讲述生命中最糟的一小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