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详细地描述了罪犯的性侵过程，她告诉博斯和贝拉，她本想通过谎称自己正在经期以劝阻对方。对方却回答道：“你没在经期，你和你丈夫想要个孩子，你丈夫会早早回家和你做爱。”
这是条新线索，新线索的出现让博斯和贝拉怔了一会儿。这个受害人证实，她丈夫那天的确想早点从银行回家，带着想能让她怀上孩子的愿望和她共度一个浪漫之夜。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割纱工”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
在贝拉的问询下，受害人告诉他们，她的手机上装了一款手机应用，这款应用能跟踪她的生理周期，算出每月最容易受孕的那天。知道哪天最容易排卵以后，受害人会把具体日期记在冰箱门的日历上。每个月受害人都会在那个日期的上面标上一颗红心或“宝宝时间”这样的记号。这样丈夫就能了解到这个日期的重要性。
遇袭那天受害人出门在附近遛狗，但离家没超过十五分钟。出门时她一直带着手机。遛狗回家的时候，“割纱工”已经潜入她家在等着了。在刀锋的逼迫下，受害人把狗锁在浴室，被带进卧室遭到性侵。
博斯不知道遛狗的十五分钟是否足够让“割纱工”闯入房子，看到冰箱上的日历理解其含义，从而能说出那句关于受害人和丈夫晚上计划的话。
博斯和贝拉讨论了一番，两人都觉得强奸犯之前应该去过受害人家里，可能偷偷跟踪过受害人，也可能是受害人的亲戚朋友、修理工或其他人。
对其他受害人进行问询以后，他们发现“割纱工”的行为模式中又有了新的诡异之处，博斯和贝拉的理论被证实了。在每起案件中，受害人家里都有揭示女主人月经周期的标志。而且，性侵往往都发生在女人生理周期的排卵阶段。
第二位和第三位受害人在接受问询时表明，她们都服用过挤压式数药盘分装的避孕药，其中一个女人把装药板放在药柜里，另一个把装药板放在床头柜里。避孕药可以控制排卵期，数药盘和药片的不同色标经常被用来记录这五到七天的日子。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前一年的二月遭到性侵的。当时她十六岁，总统日放假独自待在家里。女孩说十四岁时她被诊断出患有幼年型糖尿病，她的月经周期会对胰岛素的需求量有所影响。她在卧室门上挂了一本日历，她和她妈妈可以通过日历上标注的月经周期准备需要服用的胰岛素剂量。
性侵在时机上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所有受害人都是在其排卵期遭到性侵的——女人们最容易受精的时段。在博斯和贝拉看来，这一点可以表明，这四起案子情况都是如此，这绝非巧合。他们的脑海中慢慢浮现出了强奸犯的身影。罪犯显然仔细挑选了实施犯罪的具体日期。既然有关受害人生理周期的信息都能在家里找到，强奸犯想必已经提前知道了具体的信息。这意味着作案人偷偷跟踪过受害人，很可能事先潜入过受害人家中。
另外，从对强奸犯的描述来看，很容易看出强奸犯不是个西班牙裔。两个不说英语的受害人说，强奸犯用西班牙语对她们下命令，但西班牙语显然不是他的母语。
案子之间的联系令人震惊，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在博斯作为志愿警探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之前，这里的警察为何没有把几起案件关联起来。问题根源于警察局的预算缩减。性侵案正巧发生在警察局规模缩减的时候，侦查处剩下的人有更多案子要查，处理每起案子的时间就变少。四起强奸案最初由不同的警探接手。后两起发生时，调查前两起案件的警探都已经离职了。没有人对发生的这四起案件具有宏观的理解，侦查处也缺乏持续的监督。因为没有警督，督察的工作只能由特雷维里奥警监负责，但特雷维里奥还要负责局里其他部门的工作，不可能知晓每起案件的情况，更别说了如指掌了。
三起收集到精液的案件的DNA鉴证结果显示，作案的是同一个人。博斯找到的案件关联被证实了。毫无疑问，有个系列强奸犯四年内在圣费尔南多小城至少犯下了四起案子。
博斯相信受害人还不止这些。单单在圣费尔南多的人口中，估计就有五千个非法移民，非法移民中有一半是女人，其中许多人在遭到侵犯后不会打电话找警察。另外，这个以强奸为乐的家伙似乎也不可能单单在圣费尔南多这个小城里作案。四个已知的受害人都是拉丁裔，外形都很相似：棕色的长发，黑亮的眼睛，苗条的身材——所有受害人的体重都没超过一百一十磅。毗邻的两个洛杉矶警察局的分局拥有更多的拉丁裔人口，博斯相信，在那两个分局的辖区一定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
发现案子间的关联以后，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与圣费尔南多谷周边芝加哥警察总局各个分局抢劫和性侵调查组的警探联络上。与此同时，博斯也和附近伯班克、格伦代尔和帕萨迪纳的警察局一直保持联络。他对割破纱窗或纱门以及用到面具的悬案都非常感兴趣。迄今为止，博斯还没得到任何反馈，但他知道必须让警探们关注这个案子并进行调查，也许要让记事的合适警探知道。
得到局长的同意，博斯还联系了在联邦调查局行为分析处担任资深侧写师的朋友。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梅根·希尔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候，两人一起合作过好几件案子。梅根现在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在纽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担任法医学教授。梅根同时还做私人侧写顾问业务。梅根同意研究一下博斯的案子，收费优惠，博斯把“割纱工”案子的资料打包寄给梅根。博斯特别想知道强奸犯的动机和心理。“割纱工”进行跟踪时为何要考虑潜在受害人的排卵期？如果想让受害人怀孕，他为何会选两个服用避孕药的女人？博斯感觉对嫌疑人的推断有所缺失，得找个专业侧写师帮忙分析才行。
梅根过了两周才回复博斯。梅根对案件的评估表明，作案人并不是想让受害人受孕而挑选的性侵日期。事实恰恰相反，他追踪受害人及之后性侵的细节表明，他对女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对女性经期流血的身体特征非常厌恶。他之所以选择受害人排卵的日子性侵是因为他觉得这天在女性生理周期中是最为干净的一天。从心理上而言，这是性侵最为安全的一刻。梅根在侧写上补充道，强奸犯是个自恋的捕食者，智商比一般人要高。另外，强奸犯很可能拥有一份对智商要求不高的工作，使雇主和同事都觉得他行事低调。
罪犯对规避警察识别身份和追捕的能力有着相当的自信。在发生的这几起案件中，其在做计划和等待时都小心翼翼，但每次都会在受害人身上留下精液，似乎又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梅根认为作案人不是想让受害人怀孕，而是意图奚落对方。罪犯向博斯提供了所有给他定罪的证据，博斯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他。
梅根同样注意到罪犯在现场留下可供检验的证据，觉得这有些突兀——为何用面具隐藏住自己的脸部特征，却要留下精液呢？她觉得罪犯也许是受害人以前见过的人，或性侵后会以某种方式与她们发生联系，也许他想通过再次接近受害人得到些满足。
梅根·希尔的侧写报告以一个不祥的警告结束：
如果摈弃罪犯的动机是生孩子（使受害人受孕）的想法，认定性侵是受仇恨所驱动，那么作为一个捕食者，他的作案方式显然还会发生演变。从强奸变成杀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梅根的警告使博斯和贝拉加快了办案节奏。他们向地方和国家的执法机构又发了另一组邮件，在邮件里附上梅根的侧写报告。在圣费尔南多当地，博斯和贝拉打了很多电话，试图在有很多案子要查、时间却相对很少的情况下，打破警探身上典型的执法惰性。
可他们得到的反馈却很少。洛杉矶警察局北好莱坞分局一个办理抢劫案的警探报告说，他碰到的一起悬案发生过割开纱窗的情况，但并没有出现强奸。警探说受害人是个二十六岁的西班牙裔男子。博斯让警探找到这位男子，问对方有没有女友或妻子，询问她是否因为害怕或不好意思没有报告被性侵的事情。一周后，洛杉矶警察局的警探来了回复，他说公寓里当时没有住着女人。这显然是个无关的案子。
博斯只能继续干等着。强奸犯的DNA不在罪犯的DNA数据库里。罪犯从没被提取过DNA。除了精液以外，他没有留下指纹和其他证据。博斯在圣费尔南多和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另一件相关的案子。关于是否要向公众披露案情、向市民求助的讨论被局长暂时搁置了。这是执法上的一个老问题了：向公众披露案情能获得破案的突破性线索，从而抓到罪犯，还是会打草惊蛇，令罪犯改变作案模式，将恐怖的魔爪伸向其他地方毫无戒备的社区？
对于“割纱工”的案子，博斯和贝拉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贝拉希望对公众披露，她认为即便找不到线索，能把强奸犯赶出圣费尔南多也好。博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暗中调查。他觉得向公众披露的确能把作案者赶出圣费尔南多，却无法制止受害人增多的势头。捕猎者在被抓前不会收手。他们会调整作案模式后继续犯罪，像鲨鱼一样扑向下一个受害人。博斯不愿把威胁转到另一个社区。他觉得应该趁作案人活动频繁的时候在圣费尔南多把他抓住。
可两者之中谈不上哪个是正确的，局长似乎还在等待，希望博斯在下一位受害人被性侵前取得进展破案。博斯很庆幸不必由自己来做决定。他想这就是局长能挣到大钱，而自己只能义务劳动的原因所在。
博斯检查了邮箱，发现“割纱工”的主题栏下面没有新的邮件。失望中他关上电脑。博斯把笔记本放回口袋，思忖着特雷维里奥在隔间里闲荡时是否看到了他在笔记本上记下的内容。特雷维里奥过来的时候，笔记本正翻开在记着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的名字的那一页。
他既没劳神对特雷维里奥说再见，也没有在门边的公示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便离开了侦查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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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离开警察局后，博斯把车开上5号高速公路，继续惠特尼·万斯交代他办的事情。尽管没查到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出生日期及其他信息挺让人失望的，但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挫折。博斯开车往南，向这个藏着许多往事的宝库之地——诺沃克驶去：那里现在是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的所在地。为了调查悬案，他经常去公共卫生局的人口登记办公室，很清楚那里的办事员很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和他闲聊。博斯有信心在那儿找到关于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一些答案。
博斯把一张音乐光盘放进车上的卡槽，开始聆听年轻圆号演奏家克里斯蒂安·斯科特吹奏的音乐。第一首响起的是《抵御恐惧的总祷文》，这首曲子含着某种坚持和决心，博斯觉得这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缓慢驶过市区的东部边缘以后，博斯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开到了诺沃克。他把车停进七层大楼前的停车位，在斯科特演奏的《奈马》的乐声中关掉发动机。博斯觉得斯科特的演奏完全可以和约翰·汉迪五十年前的经典版本相媲美。
下车时，博斯的手机响了。博斯看了看手机屏幕，屏幕显示“未知来电人”，但他还是接了手机。来电的是约翰·克莱顿，博斯对克莱顿打来电话并不惊讶。
“见到万斯先生了是吧？”克莱顿问。
“没错，我见到他了。”博斯答道。
“谈得怎么样？”
“谈得不错。”
博斯想让克莱顿一点点挖出实情。这虽然可能会让博斯显得被动，却能把局面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他还必须满足客户不对外透露隐情的要求。
“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上忙的吗？”
“哦，不用帮忙，我想我能处理好的。万斯先生希望这件事对外保密，因此我们的对话就到此为止吧。”
克莱顿怔了半晌后才说出话来。
“哈里，”克莱顿说，“我和你的交情在警察局上班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和万斯先生的交情也已经很久了。正如昨天雇你之前说的那样，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有事关他舒适和安全的情况发生，你得让我知道。我想作为当警察时的兄弟，你也许会与我分享事情的进展。万斯先生已经老了，我不希望他被人利用。”
“你是不是想说他会被我‘利用’啊？”博斯问。
“哈里，我肯定没这个意思，只是用错了词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老头遇到敲诈或是其他需要请私人侦探的情形，那他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和我们手头的庞大资源。我们需要被引入进来。”
博斯点点头。惠特尼警告他以后，他早料到克莱顿会玩出这样的戏码了。
“我能告诉你的是，”博斯说，“首先，你并没有雇我。在这件事中，你只是个中间人。你把万斯先生开的支票带给我。雇我的是惠特尼，我在为他干活。惠特尼的要求很明确，甚至让我签署了一份法律文书，要我同意完全遵照他的指令行事。他告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什么，以及这么做的原因。这自然也包括你。如果要我违背这个约定，我必须打电话给他，征得他的同——”
“不必那么麻烦，”克莱顿飞快地说，“万斯先生真是这么要求的话，那就照他说的去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需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帮上忙。”
“当然，”博斯用矫饰的乐观语气说，“约翰，需要你帮忙时我会给你打电话，谢谢你的关心。”
没等克莱顿回话，博斯便挂断了手机。挂断手机以后，博斯便从停车位朝保存着洛杉矶县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巨大长方体建筑走去。洛杉矶县所有的结婚、离婚记录同样保存在此。这幢大楼总会让博斯觉得是只巨大的财宝箱。只要找对地方，或者认识能找对地方的人，你总能在这儿找到想要的信息。那些无法找到想要信息的人就只能找站在门前台阶旁招徕生意的人帮忙了，他们随时准备向不会填申请书的门外汉提供建议——仅仅为了几个小钱。一些人已经在公文包里把申请书带来了。这是一桩基于天真和众多害怕自己被政府官僚作风吞噬的客户的作坊式生意。
博斯慢慢跑上台阶，没理睬那些跑来问他是否来办理公司执照或结婚证的人。他进入楼内，经过问询处窗口，向楼梯走去。经验告诉博斯，等待楼里的电梯会让他生无可恋，他走下楼梯前往档案登记办公室的出生、死亡和结婚档案区。
推开玻璃门的时候，屋子另一面墙边申请出生、死亡和结婚登记的公共柜台旁的一张办公桌后面传来尖叫。一个女人了站起来，向博斯展开了笑颜。她是个亚洲人，名叫弗洛拉。博斯带着警徽来这里查找资料时，弗洛拉一向对他多有关照。
“哈里·博斯！”弗洛拉放声大叫。
“弗洛拉！”博斯高声给予回应。
柜台边上有扇为执法机构服务的窗口，到那儿办理业务的执法人员能够优先得到接待。另两扇窗口负责办理普通市民的请求。有位市民正站在一扇窗口前查看文件记录。博斯便向另一扇市民窗口走去。这时，弗洛拉已经在朝执法机构服务窗口走过去了。
“到这里来办。”弗洛拉高声嚷道。
博斯照弗洛拉的吩咐走到执法机构服务窗口，把身子探过柜台，腼腆地和弗洛拉拥抱了一下。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们的。”弗洛拉说。
“迟早都会来的，”博斯说，“但这次我是以市民的身份来的，我不想给你招惹麻烦。”
博斯知道可以拿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但他不希望这样的举动被追查到瓦尔德斯或特雷维里奥那里。这会招来他不希望惹上的麻烦。他走回市民窗口前，决定把私人和为警察局进行的调查业务分开。
“没关系，”弗洛拉说，“对你没有公私之分。”
博斯终止了这番你来我往的推脱，留在市民窗口前。
“这次查档可能要花上点时间，”他说，“我手头没有查档用的所有信息，我要查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文件登记。”
“我试试。你想查什么？”
博斯一直避免像弗洛拉那样随意打断对方的话。但和她说话时，他总是会没等对方说完就接话。过去他发现自己这样做过，这次他想尽力避免。
他拿出笔记本，看着那天早晨在万斯先生办公室写下的一个日期。
“查找一份出生记录，”博斯一边看着笔记本上记下的日期一边告诉弗洛拉，“我说的是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的事情。那么久远的记录你们这儿还有吗？”
“数据库里肯定没有，”弗洛拉说，“这里只存有当时记录的胶片，没有硬盘记录。把名字给我。”
博斯知道弗洛拉说的是七十年代转存到胶片上的记录，这些记录一直都没有被更新到计算机的数据库。他把笔记本翻转过去，让弗洛拉看并拼出维比亚娜·杜阿尔特这个名字。博斯希望自己能因为这个名字的不同寻常而交上好运。至少维比亚娜不是加西亚或者费尔南德斯这种拉丁裔的常见名字。记录上的维比亚娜也许不会很多。
“那个年份出生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了，”弗洛拉说，“你还想找她的死亡记录吗？”
“是的。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死了，死了的话，又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只知道她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时还活着。”
弗洛拉皱起眉头。
“哦，哈里，的确会有点难度。”
“弗洛拉，谢谢你。对了，宝拉在哪儿？她还在这儿上班吗？”
宝拉是博斯在警探时代频繁来这里的地下室时认识的另一位职员。查找目击证人和受害人的家属是调查悬案的一个关键，经常会成为侦破一起案件的基础。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告诉受害人家属我们又在积极地调查这起案子。但悬案留下的调查报告很少更新死亡、结婚、搬家信息。最终，博斯只能在图书馆和这里的记录大厅做些基本的查证。
“宝拉今天出去了，”弗洛拉说，“这里只有我。我把名字记下来，你过去取咖啡。这可能要花些时间。”
弗洛拉把需要的信息抄录下来。
“弗洛拉，要帮你带杯咖啡吗？”博斯问。
“不用，”弗洛拉说，“你去拿杯咖啡，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我想在这里四处转转。我早上已经吃饱了，还有些事情要办。”
他掏出手机，举起手机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弗洛拉走进微缩胶片档案室去查找。博斯走进一个没人占用的胶片查看机隔间。
博斯考虑着接下来要采取的行动。根据他在这里查找到的资料，他应该去圣维比亚娜教堂查找受洗的记录，或者去城里的图书馆查找保存了几十年的电话目录。
博斯调出手机上的一个搜索引擎，输入“USC EVK”这几个字母，想知道会跳出什么结果。引擎很快便为博斯找到了地图。南加州大学的大学食堂仍然开着，位于第三十四街的布林克兰特住宿学院楼内。他把地址输入另一款地图软件，很快便看到中心城区南边朝四周不规则延伸的校园概貌。惠特尼说维比亚娜住的地方离食堂只隔了几个街区，每天步行去上班。校园傍着菲格罗亚街和港口高速公路通道，直接通往大学食堂的居民区道路非常少。博斯把这些路的名字以及地址范围写在笔记本上，这样他在图书馆的老电话簿上找到杜阿尔特家地址时就能马上定位了。
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二〇一六版的校园和周边地图，港口高速公路在一九五〇年也许都不存在呢！那时南加州大学的周边应该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他切回搜索引擎，调出港口高速公路通道，也就是从帕萨迪纳斜插至港口的八车道110号高速公路的历史。他很快发现，这条高速公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间分段建成的。那时是洛杉矶建设高速公路的初始期，那是洛杉矶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南加州大学旁的那段始建于一九五二年，并在两年之后建成，这两个时间点都在惠特尼·万斯在南加州大学入学并遇见维比亚娜·杜阿尔特之后。
博斯切回地图软件，开始统计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间能进入食堂所在的校园西北角的街道。他很快列出了十四条街道上四个街区内的住户地址。到了图书馆以后，他首先会在老电话簿上找到杜阿尔特这个名字，看看其中哪家住在他所记下的街区。那时，有电话的家庭几乎都会登记在电话簿上。
博斯凑近手机的小屏幕，检查可能看漏的小巷，这时弗洛拉从档案中心交错的走廊里走了出来。她扬扬得意地举起用胶片查看机看的一卷卷轴，博斯为之一振。弗洛拉找到维比亚娜的线索了！
“她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弗洛拉说，“而是在墨西哥。”
弗洛拉的话让博斯感到很困惑。他起身朝柜台走去。
“你怎么知道的？”博斯问弗洛拉。
“死亡证明上写的，”弗洛拉说，“她出生在墨西哥的诺雷托。”
弗洛拉的发音错了，但博斯知道她说的是洛雷托。博斯曾经去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腹地的洛雷托追踪过谋杀案嫌疑人。博斯猜测，现在去洛雷托的话，也许会在那儿找到一座名为圣维比亚娜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教堂。
“已经找到她的死亡证明了吗？”博斯问。
“没花太长时间，”弗洛拉说，“查到一九五一年的记录时就找到了。”
弗洛拉的话让博斯倒吸了口冷气。维比亚娜不仅死了，而且和惠特尼分手没多久后就死了。得知维比亚娜·杜阿尔特这个名字还不到六小时，博斯已经找到了她的线索——却是她早早死亡的消息。博斯不知道惠特尼听到这个会怎么想。
他伸出手去接胶片卷轴。弗洛拉把卷轴递给博斯时，把要看的胶片编号告诉他——维比亚娜的信息登记在51-459号胶片上。博斯发现这个编号数字还比较小，就算在一九五一年也已经很早了。这是洛杉矶县当年第四百五十九份死亡记录？新年刚过了多久？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博斯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看着弗洛拉。找到死亡证明以后，她看过死亡原因了吗？
“她是难产而死的吗？”他问。
弗洛拉一脸惶惑。
“哦，不是的，”她说，“你自己去确认下吧。”
博斯拿过卷轴，回到查看机旁。他飞快地把卷轴卷进查看机，打开投射光。查看机上有个自动送片按钮。他快速浏览档案，每隔一段时间停下片刻，查看顶角边的记录编号。二月查过一半时，博斯看到了第四百五十九号记录。博斯发现，几十年前的加利福尼亚州死亡证明和现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也许是他见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死亡证明，但博斯却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他的目光落在死亡证明上验尸官或主治医师填写的部分。死因是手写的：（被晾衣绳）勒死，自杀。
博斯屏着呼吸没有动，久久地看着死亡证明上的这行字。维比亚娜勒死了自己。除了这行死因外，死亡证明上没有提到其他细节。只是在“验尸官”几个打印的字后面有个难以辨认的签名。
博斯把背往后靠，吸了一大口气。他感到无比悲哀。博斯不知道这件事的全部细节。只听了惠特尼的一面之词——八十五岁的老人口中经过脆弱而愧疚的记忆过滤后的十八岁经历。但博斯心里很清楚，维比亚娜有这样的遭遇是不对的。惠特尼以错误的方式与维比亚娜告别，六月的相逢导致了翌年二月的这场悲剧。博斯的直觉告诉他，维比亚娜的生命早在她把晾衣绳套在脖子上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博斯把死亡证明上的内容记录下来。维比亚娜是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自杀的，自杀的时候她只有十七岁，她的近亲那一栏写着维克托·杜阿尔特的名字。维克托的居住地址是霍普街，博斯研究了南加州大学周边地图后记下过这个名字。街道名这时在博斯看来有几分悲凉，又有几分讽刺。[1]文件上让博斯唯一好奇的是死亡地。文件上只写了西方大街北街的一处地址。博斯知道西方大街在市中心以西回声公园附近，距离维比亚娜家非常远。他打开手机，把地址输入搜索引擎，发现这个地址对应的是收容未婚母亲的圣海伦收容院。博斯搜索到了几个和圣海伦收容院相关的网站和《洛杉矶时报》二〇〇八年一篇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百年庆典的报道链接。
博斯飞快打开链接，阅读这篇报道。
产妇收容院百年庆典
本报记者：斯科特·B.安德森
为未婚母亲开办的圣海伦收容院本周将迎来一百周年庆典，以纪念收容院从藏匿家庭秘密的场所到家庭活动中心的演变。
这个临近回声公园、占地三公顷的收容院将进行为期一周的纪念活动，包括家庭野餐会和一个五十多年前在家人的逼迫下把新生儿交给收容院收养的老太太的演讲。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圣海伦收容院也是一样。曾经需要把未婚先孕的产妇藏起来，让她们偷偷生下孩子，生下孩子后马上交人领养……
博斯渐渐明白了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遭遇，没再把报道继续往下看。
“她生了个孩子，”博斯轻声说，“他们把孩子夺走了。”
***
[1]街道名的英语单词又有“希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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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博斯看着柜台后面，发现弗洛拉正大惊小怪地打量着他。
“哈里，你还好吗？”弗洛拉问。
博斯默默地站起身，向柜台走了过去。
“弗洛拉，我需要一九五一年头两个月的出生记录。”他说。
“没问题，”弗洛拉说，“小家伙姓什么？”
“我不是很确定。杜阿尔特或是万斯。我不知道登记的是哪个姓。把你的笔给我，我把这两个姓给你写下来。”
“好的。”
“是在一家名叫圣海伦的机构出生的。事实上，我想查看那里一九五〇年头两个月的所有——”
“洛杉矶县没有圣海伦医院。”
“不是什么医院。是家为未婚母亲开的收容院。”
“那这里就不会有记录。”
“怎么会这样？新生儿出生后一定会——”
“记录保密。婴儿出生马上被领养后，往往会提交一份不提及圣海伦收容院的全新出生证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博斯不知道自己是否领会了弗洛拉想表达的意思，但他知道加利福尼亚州存在各类保护收养记录的隐私法。
“你是说他们在办了收养手续后才会提交出生证明吗？”博斯问。
“是的。”弗洛拉说。
“出生证明上只有领养父母的姓名吗？”
“呃，是的。”
“还有孩子的新名字，是吗？”
弗洛拉点点头。
“那医院怎么填呢？他们在出生证明上撒谎吗？”
“写着是在家生的。”
博斯双手丧气地猛拍了一下柜台。
“那我们就没法找到她的孩子了吗？”
“很抱歉，哈里。别发火！”
“弗洛拉，我没发火。至少没对你发火。”
“哈里·博斯，你是个出色的警探，一定能揭开谜底。”
“是的，弗洛拉，我会找到他的。”
博斯用双手把自己撑在柜台上，试着把事情想清楚。一定有法子找到维比亚娜生下的孩子。他琢磨着是否要到圣海伦收容院去一次。那也许是他唯一的机会。接着他想到了别的什么，抬头回望着弗洛拉。
“哈里，我从没见你这样过。”弗洛拉说。
“弗洛拉，我知道我错了，”博斯说，“我很抱歉。但我不喜欢走进死胡同。对了，你能把包含一九五一年一、二月份的胶片卷轴给我带过来吗？”
“你确定要我拿过来吗？两个月里会有很多出生记录啊！”
“是的，我很确定。”
“好吧，我去帮你拿。”
弗洛拉再次在博斯眼前消失。博斯回到放着胶片查看机的小隔间等弗洛拉回来。他看着表，意识到直到五点下班前都要在这里看胶片了。他要面临市中心上下班高峰时间，会堵车很久才能途经好莱坞回到家，堵车也许会耗上他两小时。这里离奥兰治县比家更近，他决定发条短信给女儿，看看她是否有空和他在查普曼大学的学生餐厅吃顿晚饭。
麦迪，我在诺沃克处理一个案子。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可以过来和你一起吃晚餐。
女儿马上回短信给他。
诺沃克在哪儿？
她回复：
离你很近。我可以五点半过来接你。七点送你回去做作业。你看怎么样？
女儿没有马上把决定告诉他。博斯知道女儿很可能在斟酌。麦迪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社交和学业上耗用的时间相比于大学一年级都有成倍的增长，这使得博斯能见到她的时间越来越少。博斯常常为此感到悲伤和孤独，但其他大多数时间都会为女儿感到骄傲和喜悦。博斯知道，如果见不到女儿，这将又是个沮丧的夜晚。他对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事情知之甚少，会因此而感到沮丧。事情发生时，维比亚娜只比博斯女儿现在小几岁，发生在维比亚娜身上的事情让博斯知道，世界上的事不总是那么公平的——甚至对无辜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博斯等待女儿决定的时候，弗洛拉带着两个胶片卷轴过来了。博斯把手机放在查看机旁边的桌子上，把写着一九五一年的胶片卷入机器。他开始逐一查阅数百张出生记录，检查上面的医院栏位，遇到记录着“在家生产”的，就把出生证明复印下来。
九十分钟以后，博斯在维比亚娜死亡后一周的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这个日期停下来，延迟一周是因为博斯觉得新父母给孩子办出生证明可能会拖上一段时间。他复印了六十七份“在家生产”、种族标注为“拉丁裔”或“白人”的出生证明。博斯没有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照片，不知道她的皮肤是深是浅，不能排除孩子被作为白人收养的可能，也许收养孩子的父母会因为自己的种族而把孩子登记为白人。
把复印件码齐整的时候，博斯意识到自己把和女儿共进晚餐的事忘到一边了。他拿起手机，发现没读女儿的最后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一小时以前发来的，女儿接受了他的邀约，但要求在七点半前送她回去复习功课。大二这年女儿和三个女孩在校园几个街区外合租了一套公寓。博斯看了看表，发现自己的预估没错，他的确在记录登记办公室逗留到了下班。博斯飞快地给女儿发了条短信，告诉她自己会马上过来。
博斯把胶片卷轴带到柜台前，告诉弗洛拉他复印了六十七份出生证明。
“执法人员不用付钱。”弗洛拉说。
“弗洛拉，这次我不是以执法人员的身份过来的，”他说，“这是私事。”
博斯不想在不必要的场合出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他是没办法才用执法数据库的，但当下的情况不同。如果靠虚假借口得到免费的复印件，查账时可能会发现他坏了规矩，后果将极其严重。他打开皮夹。“那就得五美元一份了。”弗洛拉说。
即便这天早晨收到了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弗洛拉报出的价格还是让他吃了一惊。看到博斯一脸惊讶，弗洛拉笑了。
“明白了吗？”她说，“还是以执法人员的身份来调取资料会比较好。”
“弗洛拉，我不是以执法人员的身份过来的，”博斯说，“能用信用卡付账吗？”
“不行，这里得付现钱。”
博斯皱起眉，看着皮夹里备用的几百美元。他把皮夹里的钱和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凑出三百三十五美元，身上只剩下六美元零钱。虽然觉得不会向惠特尼报销，但博斯还是问弗洛拉要了张发票。
博斯挥了挥复印的出生证明向弗洛拉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登记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他上了车，和政府大楼五点下班的人们一起列队驶离停车场。他打开音乐播放器，聆听萨克斯管艺术家格蕾斯·凯莉[1]新出的专辑。格蕾斯·凯莉是女儿喜爱和欣赏的少有的几个爵士乐手之一。如果麦迪选了家必须开车去的餐馆，博斯觉得放这张专辑会比较好。
但女儿选的却是老城一带的一家餐馆，从她住的棕榈树大街只要走几分钟路就可以到了。麦迪说和三个女孩合租比大一时住学校两室一卫的公寓要开心得多。租房也离心理学系所在的卫星校区比较近。总而言之，女儿的生活似乎过得很不错，但博斯担心私人房子的安全，那里不像校园有保安看守。四个女孩只能把自己的平安交到奥兰治县警察局手里了。执法部门和校方做出反应往往要耽搁好几分钟，可不是几秒，这也让博斯非常担心。
父女俩去的是家比萨连锁店，两人各要了一个标准尺寸的比萨，拿着刚出炉热气腾腾的比萨走到桌前。博斯坐在女儿面前，粉红色的霓虹灯把女儿的头发照亮，他看得出了神。终于，博斯开口问麦迪为何要把头发染成粉红色。
“为了表现出团结一致，”麦迪说，“我有个朋友的妈妈得了乳腺癌。”
博斯看不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女儿很快意识到了他的困惑。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麦迪说，“爸爸，十月是乳腺癌宣传月啊！你应该知道的。”
“哦，是的，我完全给忘了。”
博斯最近在电视上看到洛杉矶公羊队[2]有个队员穿戴着全套的粉红色装备。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尽管他为女儿有正当的理由把头发染成粉红色而感到高兴，但私下里又为这可能只是一时之举而感到释怀。再过两周十月就要过去了。
麦迪吃了半个比萨，把另外半个放在打包盒里，留作明天当早饭吃。
“你在忙什么案子？”当父女俩沿着棕榈树大街往麦迪的公寓走时麦迪问父亲。
“你怎么知道我在办案子？”博斯问。
“你在短信里说了，另外你还穿着西服。别大惊小怪。你搞得跟个秘密特工似的。”
“我忘了。但这只不过是个寻找继承人的案子。”
“寻找计程人？寻找计程人干什么？”[3]
“我指的是王位继承人那样的继承人。”
“哦，我明白了。”
“我正在替帕萨迪纳一个很有钱的老头干活，查他是不是有过一个孩子，这样他死后就能把遗产留给那个孩子了。”
“哇，太酷了。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我找到了六十七个可能的对象。刚才我就是在诺沃克查找出生证明来着。”
“这种事的确很酷。”
博斯不想把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遭遇告诉麦迪。
“麦迪，别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不论我是不是秘密特工，这件事都是绝对机密。”
“我又能告诉谁呢？”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让你把这件事拿到‘我的脸’或‘快照’[4]上爆料。”
“爸爸，我们这代人都很自我。我们不会四处跟人说别人在干什么，我们只想把自己的动态展示给别人看。因此您大可不必担心。”
“那就好。”
回到出租房以后，博斯问麦迪他能否进去检查锁和其他安全措施。得到房东的允许以后，他给所有的门窗都加了道锁。在屋里走动检查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了“割纱工”的案子。检查完屋子里以后，他走进屋子后面的小花园，检查花园的木栅是否从里面锁上了。他发现尽管女孩们没有养狗，房东也不允许养狗，但麦迪还是按他的建议在后台阶上放了个给狗喂食用的碗。
确认完毕以后，他再次提醒女儿千万别开窗睡觉。离开前，他拥抱了麦迪并亲吻了她的头顶。
“别忘了在碗里放水，”博斯说，“现在碗是干的。”
“好的，爸爸。”麦迪又用了以往不耐烦的语气。
“不然坏人不会买账的。”
“好的，我知道了。”
“很好，我会到‘家得宝’[5]买几个‘提防有狗’的警告牌，下次给你带过来。”
“爸爸——”
“好，我这就走。”
他再次拥抱了女儿，向自己的车走去。短暂逗留期间，博斯没有看到女儿的任何一位室友。他感到很好奇，但生怕麦迪会说他打探其他女孩的隐私，因而没有问她。麦迪抱怨过一次，她说父亲对她们的打探简直恐怖。
上车以后，博斯提醒自己，别忘了买“提防有狗”的牌子，然后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
朝北开车回家时，公路上的车明显少多了。博斯对这一天感到满意，他甚至还和女儿吃了顿晚饭呢！接下来的一天他将缩小调查范围，致力于找到维比亚娜·杜阿尔特和惠特尼·万斯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想必在身边副驾驶座上的这堆复印件中。
惠特尼案子上取得的进展让博斯很欣慰，但“割纱工”一案悬而未决又让他略感担心。经验告诉他，追踪强奸犯等同于坐视下一个受害人遭到侵害。圣费尔南多很快就会发生另一起案子。博斯对这点相当确定。
***
[1]美国歌手，萨克斯管手。
[2]美国大联盟橄榄球队。
[3]此处原文是heir（继承人）和air（空气），二者读音相同。
[4]均为手机图片分享软件。
[5]美国家居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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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早晨博斯做了咖啡，他把做好的咖啡带到屋后的露天平台，手里拿着前一天复印的出生证明坐在野餐桌旁。他看着文件上的名字和日期，很快就发现自己很难缩小搜索范围。在这些出生证明中，没有一张是及时递交的。这些证明至少是在出生日期的三天之后递交的，他本以为可以把发放日期的延迟作为调查收养之事的线索，希望因此落空了。博斯觉得还是去圣海伦收容院仔细查找一番会比较好。
他知道这将是一条艰难之路。即便是戴着警徽的执法人员，也很难突破有关收养的隐私法。博斯盘算，是否要打个电话给惠特尼，让他找个律师申请开启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生下的孩子的收养记录，但他明白惠特尼不会这么干。找律师相当于把寻亲计划公之于众，想保密的惠特尼绝不会这么干。
想到《洛杉矶时报》上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的报道还没看完，博斯回到屋里，走到手提电脑旁继续看那篇文章。担心出生证明会被风吹走，落到露天平台下面，他把那沓出生证明也一起带回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