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上的文章回顾了圣海伦收容院的历史演变，在圣海伦收容院，本来孩子出生后即被收养，母子再难见面。最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收容院里的母亲们可以留住她们的孩子，并接受相关辅导，和孩子一起回归社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十年前被视为社会污点的未婚母亲已经完全被人们接纳了。圣海伦收容院办了几个项目，成功地使单亲家庭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接着报道偏离主题，引用了一些因未婚先孕被逐出家门后在圣海伦收容院的产妇中心得到救助的女人们的叙述。叙述中没有负面的声音。没有哪个女人因为孩子被夺走并送给陌生人而感觉被出卖了。
报道最后提到的一件逸事引起了博斯的强烈兴趣，他意识到这给调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件事引用了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妇的叙述，老人一九五〇年到圣海伦收容院生孩子，在收容院待了五十多年。
阿比盖尔·特恩布尔只提着一只手提箱，被遗弃在圣海伦收容院的前门台阶时只有十四岁。当时阿比盖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这让她笃信宗教的父母深感耻辱。父母遗弃了阿比盖尔。男朋友遗弃了阿比盖尔。阿比盖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在圣海伦收容院生下孩子以后，阿比盖尔便和孩子分离，孩子被人收养了。她只抱了女婴不到一小时。可生下女婴后她还是无处可去。她被允许待在圣海伦收容院，干些诸如拖地板和洗衣服这样的零碎活。她一边在收容院干活，一边上夜校，获得了高中和大学的学历。大学毕业后，她成了圣海伦收容院的社工，向那些和她境遇相似的女人提供咨询，并在圣海伦收容院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退休。
阿比盖尔在圣海伦收容院的百年庆典上做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她诉说了自己的故事，她说她的付出获得了无可估量的回报。
“一天我在职员休息室，院里有个女孩过来告诉我，门口来了个追寻收养经历的女人，她想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收养的，自己的亲生父母何在。她的养父母告诉她，她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于是我去见了她，见到她以后，我马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她的眼睛，来自她的声音——仿佛我早就和她认识一样。我问她在哪天出生，她说她是在一九五〇年的四月九日出生的，这下我知道了，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儿。我用双臂搂住她，这些年所有的伤痛、所有的遗憾顷刻之间都消失了。我知道这是个奇迹，上帝让我待在圣海伦收容院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以特恩布尔介绍同样参加庆典的女儿做结尾，报道说，听了特恩布尔的演讲，参加百年庆典的所有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我中大奖了。”看完报道后博斯轻声说。
博斯知道必须去和特恩布尔见一面。记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博斯希望特恩布尔在报道发表的八年后依然活着。在世的话，特恩布尔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博斯思索着和老人见面的最佳办法，他把特恩布尔的名字输入手提电脑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指向几个付费才能进入的网站，但他知道这些大多都是钓鱼网站。博斯在商务社交网站领英上找到一个阿比盖尔·特恩布尔，但他觉得那不会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博斯决定离开网络世界，试试女儿口中的“社会工程”。他打开圣海伦收容院的网址，找到收容院的电话打了过去。三声铃响之后有个女人接了电话。
“这里是圣海伦收容院，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呃，是的，你好，”博斯想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紧张，“能让我和阿比盖尔·特恩布尔说话吗？我是说，如果她还在的话。”
“哦，亲爱的，她已经好几年不来这儿了。”
“哦，不！我想问，她——你知道她是否还在世吗？我想她年纪一定很大了。”
“我想她还在世。她很久前就退休了，但她没有去世，我想阿比会比我们活得都长。”
博斯燃起了找到特恩布尔的一丝希望。他进一步追问对方。
“我在百年庆典时见了她。我和我妈妈与她聊过。”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能问下您是哪位，打电话来又是为了什么事吗？”
“呃，我叫戴尔，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我妈妈总是念叨着，在圣海伦收容院时，阿比盖尔·特恩布尔对她最好，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我刚才说了，在参加收容院百年庆典的时候，我终于见了她一面。”
“戴尔，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事实上，这是件悲伤的事情。我妈妈刚刚过世，临终前她想让我给阿比盖尔传个信。我想她或许会希望能参加葬礼，也想把葬礼时间告诉她。我为她准备了张卡片。您知道怎样才能最好最快地把卡片送交给她吗？”
“你可以寄到这儿，在卡片上注明由圣海伦收容院转交。我们会确保她一定能收到那张卡片。”
“我知道可以这么做，但我担心这样可能耗时过长。我是说，通过第三方转交可能会费上一定的时间。周日葬礼前她未必能收到这张卡片。”
女人停顿了一会儿以后说：
“别挂电话，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
线路里没了声音。博斯安静地等待着。他觉得自己的表现刚刚好。两分钟以后女人回到线上。
“你在吗？”
“是的，我还在。”
“很好。先生，我们通常不这么做，但我可以给你个地址，你可以把卡片寄给阿比盖尔。没有她的允许，我无法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你。我试着打了她的电话，但没能找到她。”
“有地址就好。如果今天就把卡片寄出去，她准能在葬礼前收到。”
接着女人把影视城瓦恩兰大道的一个地址告诉了博斯。博斯记下地址，向女人表达谢意，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博斯看着写下的地址。从博斯家开车去圣费尔南多谷中的影视城并不远。特恩布尔的地址包含一个单元号，考虑到阿比盖尔的年纪，博斯觉得那里应该是个养老院。除了洛杉矶公寓通常所具备的门和按钮之外，那里还配备了实打实的安防系统。
博斯从厨房抽屉里拿出一根橡皮筋，用橡皮筋绑住那沓出生证明。见面时也许这些会有用，因此他想随身带着。他抓起钥匙，向边门走去，这时正门传来一声沉重的敲门声。博斯随即改变路线，朝正门走去。
前一天护送博斯走过万斯家宅子的不知名保安站在博斯家门前的台阶上。
“博斯，很高兴能截住你。”
他的目光落在博斯手里的一沓出生证明上。博斯不由自主地放下拿着出生证明的那只手，把出生证明放在左侧大腿后面。他对这个明显的遮掩动作感到又羞又恼，唐突地向来人开口发问。
“需要帮什么忙吗？”他问，“我正要出门呢！”
“万斯先生派我来的，”来人说，“他想知道你有没有取得进展。”
博斯久久地打量了他一会儿。
“你叫什么名字？”过了半晌之后他问，“昨天你一直没告诉我。”
“我叫斯隆。在帕萨迪纳万斯家主管安保。”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我查到的。”
“你在哪儿查的？我没在任何地方登记过住址，这幢房子也不在我的名下。”
“博斯先生，我们有许多办法找人。”
博斯看了对方一会儿才答上话。
“斯隆，万斯先生交代过我，采取什么行动只能跟他汇报。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博斯想关门，斯隆连忙伸出手拦住他。
“你真的不会想这么做的。”博斯说。
斯隆退了几步，举起双手。
“我道歉，”他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万斯先生昨天跟你谈过话以后就病了。今早他派我过来找你，看看你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在哪方面有进展？”博斯问他。
“雇你干的活。”
博斯竖起根手指。
“能等我一会儿吗？”
没等斯隆来得及回话，博斯便关上门，把出生证明夹在胳膊肘下面。他走到餐厅的桌子旁，拿起桌上惠特尼交给他的那张印着手机号的名片。他在手机上输入惠特尼给他的手机号，然后听着手机里的铃响回到门旁打开门。
“你在给谁打电话？”
“你老大，”博斯说，“想确认一下他是否同意让我和你讨论这件事。”
“他不会接你的电话。”
“我们先等等——”
长长的嘟嘟声过后，手机在没有万斯先生接听的情况下嘀的一声转到语音信箱。
“万斯先生，我是哈里·博斯，请给我回电。”
博斯复述了一遍自己的电话号码，挂断手机，然后和斯隆攀谈起来。
“知道我不明白的地方在哪儿吗？我不明白万斯先生为何没告诉你雇我干吗，就派你来问我进展怎么样。”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突然生病了。”
“那好，我会等他身体好点以后让他给我打电话。”
博斯看出斯隆的表情很犹豫。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等了一会儿以后，斯隆终于开口。
“万斯先生有理由相信，他给你的电话号码被人泄露了。他希望你通过我对他进行汇报。我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已经二十五年了。”
“他得把这事亲口告诉我。等他身体好点以后，你跟我说一声，我再去那儿找他。”
博斯砰的一下把门关上，斯隆猝不及防，很是吃惊。门楣砰的一声发出巨响。斯隆连忙敲门，但此时博斯已经悄悄地打开了前往路边车棚的边门。博斯离开屋子，偷偷打开切诺基的车门坐进去。发动汽车以后，他把车倒了一段距离，悄悄地开上了路。博斯看见一辆赤褐色的汽车停在路对面，车头冲着下山的方向。斯隆正走向那辆汽车。博斯打过方向盘，把车转到路的右边，然后从切诺基车门旁的斯隆身边加速经过，朝山上开过去。因为路很窄的缘故，斯隆必须开到停车棚里掉头，出其不意的策略让他争取到时间摆脱了斯隆。
博斯在这儿住了二十五年，开过弯曲的伍德罗·威尔逊道对他来说已经算种本能了。他飞快地开到穆赫兰道的禁行标志处，直接在标志下向右拐。接着他沿沥青的羊肠小路往前开，一直开到前方与莱特伍德道的交叉口。博斯查看了下后视镜，没看到斯隆的车或其他车辆跟踪的踪迹。他右拐进入莱特伍德道，飞快地开下山地北坡进入影视城，并在文图拉大道进入谷底。
几分钟后他把车拐进了瓦恩兰大道，把车停在一幢名叫“山风”的公寓大楼前。公寓建在101号高速公路高架桥旁，看上去又老又破。公寓楼靠高速公路的一侧建了一面二十英尺高的水泥隔音墙，但博斯觉得即便有面墙，公路上的噪声也会像山风一样卷入这幢两层高的公寓大楼。
如果特恩布尔没住在退休中心，博斯找到她家就不会费太大力气。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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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博斯佯装打电话，在公寓大楼锁着的入口处徘徊。实际上他在听女儿自一年前进入查普曼大学以来给他发的语音信息。
“爸爸，今天真是太激动人心了，我想谢谢你在升学路上为我提供的帮助。我很高兴这里离你不远，一小时就能见上面。不过路堵的时候也许得花上两小时。”
博斯笑了。他不知道这些语音信息能在手机上保留多久，但他希望一直能听见女儿声音中的这份愉悦。
看见门内有个男人正要出来，博斯算准时间，几乎和对方同时到达门口。他假装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口袋里取钥匙。
“很好，”他对着手机说，“我一样有这个感觉。”
门内的男人开门出来。博斯嘟哝了声“谢谢”走进门。他再一次保存下女儿发来的语音信息，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石头小道上的指路标志指引他走到要去的那幢楼，他在一楼找到了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的公寓。走到门口时，博斯发现纱门后面的门开着。他听见公寓里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都好了吗？”
博斯没敲门，直接走到门边透过纱门往里瞧。顺着短短的一条走廊，他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客厅折叠桌后面的沙发上。老人一头棕色的头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看上去年老虚弱。一个年纪轻点的女人正一边收拾餐具，一边拿起桌上的一个盘子。博斯猜测是阿比盖尔要么早饭吃得晚了，要么早早地吃了午饭。
博斯决定等等，看看护理员打扫完以后是否会离开。公寓正对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个三层的喷泉，水落下的声音几乎完全盖住了公路上的车流声。特恩布尔多半是因为这个敞开着门。博斯坐在喷泉前面预制水泥砌的石凳上，把那沓出生证明放在身边。他一边等，一边查看手机里的信息。没到五分钟，公寓里又传来人声。
“阿比盖尔，要我把门留着吗？”
博斯听见一声含混不清的答复，看着护理员走出公寓，手里拿着隔热袋，里面还有更多的饭要去送。博斯认出这是个送餐服务慈善组织用的隔热袋，女儿高三时参加过那里的志愿服务。博斯心想，女儿也许还给特恩布尔老太太送过餐呢！
护理员沿着小道走向前门。博斯等待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纱门边上往里看。阿比盖尔·特恩布尔仍旧坐在沙发上。折叠桌已经被搬走了，刚才放折叠桌的地方放着一架两轮助步车。特恩布尔正瞪眼看着客厅对面某样东西，博斯看不见她在看什么，但似乎听见了电视里发出的窃窃私语声。
“特恩布尔女士？”
博斯生怕老人失聪，所以嚷得非常响。他的声音显然让特恩布尔吃了一惊，老人满脸害怕地看着纱门。
“对不起，”博斯飞快地说，“我没想吓你。我只是想知道能否问你几个问题。”
特恩布尔朝四周看了看，像是想知道需要时有没有人能帮上忙。
“你想干什么？”老太太问他。
“我是个警探，”博斯说，“我想就一个案子问你几个问题。”
“我不明白，我不认识什么警探。”
博斯推了推纱门。门没锁。他把纱门打开一半，让老太太能清楚地看见他。他举起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徽，对老人笑了笑。
“阿比盖尔，我正在进行一项调查，我想你能帮我。”他说。
刚刚送饭的护理员直接叫了她的名字，博斯觉得自己也可以试一试。特恩布尔没有回复，博斯看见她两只手紧张地握成了拳头。
“能让我进来吗？”博斯问，“几分钟就好。”
“没有谁会来看我，”她说，“我也没钱买什么东西。”
博斯慢慢走进过道。尽管他因为惊吓了老妇人感觉很糟糕，但还是一直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阿比盖尔，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向你兜售任何东西。”
博斯从过道走进狭小的客厅。电视开着，屏幕上播放着艾伦·德杰尼勒斯的脱口秀节目。客厅里只有沙发和角落里的一把厨房椅。客厅后面是个小厨房，厨房里放着台小冰箱。博斯把出生证明夹在胳膊底下，从证件包里拿出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警官证。老太不情愿地接过警官证审视起来。
“圣费尔南多吗？”她问，“是在哪儿？”
“离这儿不是很远，”博斯说，“我——”
“你在调查什么？”
“我在找一个很久以前的人。”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和我谈。我从未去过圣费尔南多。”
博斯指着墙边的那把椅子。
“能让我坐下吗？”
“坐下吧。我仍然不知道能从我这里问出些什么。”
博斯拿起椅子，坐在老人面前，两人之间隔着助步车。老太穿了件宽松的便服，上面绣了几朵褪了色的花。特恩布尔仍然在打量着他的警官证。
“这个名字怎么念？”她问。
“希罗尼穆斯，”博斯说，“我是以一位画家的名字命名的。”
“我从没听说过那位画家。”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很多。我在报纸上读到几年前一篇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的报道。报道提到你在庆典上所做的演讲，就是你女儿去收容院寻亲，结果找到了你的那次演讲。”
“那次演讲怎么了？”
“我为一个男人工作——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他目前也在寻亲。他的孩子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当时出生的男孩或女孩。”
特恩布尔像是不想再谈似的把身子靠回去，然后对博斯摇了摇脑袋。
“那里出生了好些孩子，”她说，“我前后在那里待了五十年，不可能记得所有的孩子。大多数孩子离开后都有了新的名字。”
博斯点点头。
“我知道。但我觉得这个案子有点特别。我想你多半还记得那位母亲。她叫维比亚娜。维比亚娜·杜阿尔特。我说的是发生在你进入圣海伦收容院一年之后的事情。”
特恩布尔像是要避开痛苦似的合上眼睛。博斯立刻意识到老人认识并记得维比亚娜，他的时光之旅找到了终点。
“你一定认识她吧？”博斯问。
特恩布尔点了下头。
“我当时在场，”她说，“那是可怕的一天。”
“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
“你为何想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博斯点点头。老人的问题很合理。
“记得你女儿到圣海伦收容院找到你的事情吗？你把它称为奇迹。我的这次调查也是如此。我为一个想找到自己孩子的男人工作，那个男人想找到他和维比亚娜生的孩子。”
博斯发现特恩布尔脸上腾起一股怒气，马上为自己的用词不慎后悔起来。
“那是两码事，”她说，“他不是被迫放弃孩子的。他遗弃了维比亚娜，遗弃了他的儿子。”
博斯想马上弥补自己的话所造成的伤害，但他注意到特恩布尔无意中透露生的是个男孩。
“阿比盖尔，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我知道这个。但他同样是位想找到孩子的父亲。他老了，很快就将死去。他有许多遗产要留给后人。这弥补不了什么，当然弥补不了。但这个答复应该由我们来给，还是他儿子来给？我们难道连他儿子选择的权利都要剥夺掉吗？”
特恩布尔安静地寻思着博斯的话。
“我帮不了你，”想了一会儿以后她说，“我不知道被收养后那孩子究竟怎样了。”
“可以的话，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行，”博斯说，“我知道这件事很可怕，但我还是想请你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如果可以的话，跟我说说维比儿子的事情。”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博斯知道她在找寻记忆，准备告诉他当时发生的事。她伸出两只手抓住助步车，似乎在寻求某种支持。
“他生下来很纤弱，我是说那孩子，”特恩布尔开始讲述当时的情况，“出生时体重不足。收容院有条规定，五磅以下的孩子不能送出去。”
“那他怎么样了？”博斯问。
“收养他的夫妻无法接他出去。体重不足的婴儿不给办理收养手续。他必须更重、更健康才能被收养。”
“收养被延迟了吗？”
“有时的确会发生延迟。他们告诉维比必须让婴儿增加些体重。她必须把婴儿留在房里，用她的奶来喂他。在婴儿变得重些、健康些之前持续给他喂奶。”
“她喂了多久？”
“一周。也许还要多几天。我知道维比获得了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其他人都没这个待遇。但那周过后，孩子就得交出去。那对夫妻再次过来，办完了收养手续。他们把维比的孩子带走了。”
博斯点点头。事情从每个角度都开始变得更糟了。
“维比怎么样了？”他问。
“我当时在洗衣房工作，”她说，“那里工资不高，也没有干洗机。我们把所有洗好的衣服挂在厨房后面院子里的晾衣绳上，后来那里盖了附楼。”
“孩子被收养后的那天早晨，我拿床单到外面晾，看见有根晾衣绳不见了。”
“维比亚娜。”
“接着我就听说了。有个女孩告诉我的。维比上吊自杀了。她走进浴室，在一根淋浴管道上用晾衣绳自杀了。有人发现了她，但已经太迟了。她就这么死了。”
特恩布尔低头看着地板。讲述了这么可怕的故事以后，她似乎不愿和博斯有眼神交流。
博斯被这个故事弄得很不愉快，他感到一阵恶心。但他还需要更多信息。他要找到维比亚娜的儿子。
“没有后续了吗？”博斯问，“那个男孩就没回来过吗？”
“走了以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来。”
“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收养他的父母给他起的名字。”
“维比亚娜叫他多米尼克。我不知道他还叫不叫这个名字。他们通常不会沿用以前的名字。我叫我女儿萨拉。回到我身边时她叫凯瑟琳。”
博斯拿出那沓出生证明。他确信早晨在屋后平台翻看出生证明时见过这个名字。他快速翻看这沓证明，查找多米尼克这个名字。找到那张出生证明以后，他看着证明上的婴儿全名和颁发日期。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出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可十五天后才在记录办公室登记了。他知道这个延迟也许是婴儿体重不足继而收养被推后造成的。
博斯把出生证明拿给特恩布尔看。
“是他吗？”博斯问，“是这个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吗？”
“我告诉过你，”特恩布尔说，“我只知道维比叫他的名字。”
“这是唯一一张那个时段出生的名叫多米尼克的婴儿出生证明。维比生的孩子应该就是他。上面写着在家出生，在收容院生的孩子都是这么写的。”
“我猜你找到想要找的了。”
博斯瞥了眼出生证明，在证明上种族的格子里写着“西班牙裔”。圣阿内洛家住在文图拉县的奥克斯纳德。收养多米尼克的父母名叫卢卡·圣阿内洛和奥德蕾·圣阿内洛，当时都是二十六岁。卢卡·圣阿内洛的职业被标注为设备销售员。
博斯注意到阿比盖尔·特恩布尔用双手紧握住助步车上的铝管。多亏她的帮忙，博斯相信自己找到了惠特尼·万斯失散已久的孩子，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博斯知道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事将在他心头压上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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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博斯把车从山风公寓大楼往西开，开到月桂谷大道又折转向北。上高速公路会开得快一些，但博斯并不着急，他想把阿比盖尔·特恩布尔告诉他的事好好琢磨琢磨。这时他也饿了，于是把车开进了一家汽车餐厅。
在路边吃完东西以后，他拿出手机，重拨了刚刚那个手机号码——惠特尼·万斯给他的那个。手机还是没人接，博斯又一次给惠特尼留了言。
“万斯先生，又是我。我要您回电给我。我想我已经查到你要的信息了。”
他挂断手机，把手机放进中间控制板的杯托，然后重新汇入车流。
博斯又用了二十分钟才从南至北穿过月桂谷。到了麦克莱街他往右拐进入圣费尔南多。侦查处办公室还是没人，博斯直接走向了自己的小隔间。
博斯首先检查了发到他圣费尔南多警察局邮箱的邮件。收件箱里有两封新邮件，从标题可知，两封邮件都是针对“割纱工”一案问询的回复，第一封来自洛杉矶警察局谷西分局的警探。
亲爱的哈里·博斯，如果你是那个控告了自己服务了三十多年的警察局的家伙，我想说我希望你患上癌症，缓慢而痛苦地死去。如果你只是和他同名，那我错了，并祝你过得愉快。
博斯看了两遍邮件，感觉火都快冒上来了。发火不是因为对方表现的敌意，他不在乎这个。他按下邮件上的回复按钮，很快打了封回信。
马特森警探，很高兴得知谷西分局的警探们的职业水准完全符合洛杉矶市民的期望。你们没有把请求者的请求视为有助于警局服务和保护市民，而是极尽能事加以侮辱。有你这种态度，我就放心了，看来谷西分局的性罪犯已经生活在极大的恐惧之中。
博斯正要按下发送按钮时，突然觉得还是删掉为好。他试着把恼怒抛到一边。对方不在博斯觉得“割纱工”活动频繁的米森分局和山麓分局工作，没必要和这种人动气。
他继续打开第二封邮件。邮件发自格伦代尔的一位警探。这是封确认收到博斯互通信息请求的确认函。这位警探说，他会在局里四处问问，之后会尽快给博斯回复。
博斯漫无目的的询问获得了几封类似的回复。幸好，没几封像马特森那样。大多数博斯联系的警探都很职业，在处理成堆经手案件的同时，他们答应一有消息会尽快给博斯回复。
他关上邮箱页面，登录机动车辆管理局的平台。该找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信息了。博斯用出生日期算了一下，多米尼克应该六十五岁了。也许刚退休，靠退休金过活，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笔丰厚遗产的继承人。博斯不知道他是否离开过收养地奥克斯纳德。他是否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以及刚出生不久母亲就死了呢？
博斯输入出生证明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数据库马上给出了匹配信息，但内容非常短。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十六岁生日那天拿到了驾驶执照，但驾照既没有换代也没有上交。记录的最后一行简单地写着“已故”两个字。
博斯靠在椅子上，感觉肚子上像被人踢了似的。刚接手案子三十六小时，博斯却感觉耗尽了精力。维比亚娜的事、阿比盖尔的事，还有惠特尼几十年后依然无法走出当年行径所带来的负疚感，现在又来了这个。照机动车辆管理局的记录来看，惠特尼的儿子在第一张驾驶执照过期前就已经死了。
“哈里，你还好吗？”
博斯往左看了看，发现贝拉·卢尔德警探正在向隔断墙另一边自己的小隔间走去。
“我很好，”博斯说，“只是……又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我知道那种感觉。”贝拉说。
贝拉坐下来，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贝拉身高还不到一米六，隔断完全遮没了她。博斯只能干瞪着眼看着电脑屏幕。记录上没有提到死亡的细节，只知道死亡发生在第一张驾驶执照的有效时间内。博斯比多米尼克早一年拿到驾驶执照，是在一九六六年，他知道当时的驾驶执照是四年一换。这意味着多米尼克是在十六到二十岁之间死去的。
他知道报告客户儿子的死讯时，一定要把能让人信服的全部细节提供给惠特尼。他同样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大多数年轻人不是死于车祸，就是死于战争。他身体向前倾，调出搜索页面，输入“搜索老兵纪念碑”这串字，搜索带出一连串与华盛顿特区越南战争老兵纪念碑有关的链接，那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碑上刻着五万七千多名越南战争中战死的美军士兵的姓名。
博斯登上越南退伍军人纪念基金的网站。他曾经作为捐赠人上过这个网站，而且还在这个网站上查过没有回国的战友的信息。输入“多米尼克·圣阿内洛”这个名字以后，一个士兵的名字和服役的细节跳了出来，他的预感应验了。
阅读多米尼克的服役经历之前，博斯打量了一会儿网站上的死者照片。在这之前，博斯还没有见过被调查对象的照片。他只是在想象中描绘过维比亚娜和多米尼克的身影。此时电脑屏幕上却出现了多米尼克穿西装戴领带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也许是在高中毕业时拍的，也许是入伍时拍的。年轻的多米尼克有着一头黑发和一双锐利的眼睛。即便是黑白照片，博斯也能看出他具有白人和拉丁裔的基因。博斯看着多米尼克的眼睛，觉得在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与惠特尼·万斯的相似之处。博斯本能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惠特尼的儿子。
记录多米尼克信息的页面列出了他的名字在纪念碑上所在的大致位置和行号，并且记录了他服役和死亡的大致情况。博斯把这些内容都记录在笔记本上。记录上显示多米尼克是个海军医务兵，入伍日期是他十八岁生日仅仅四个月之后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他的阵亡日期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他死在越南的西宁省。阵亡时多米尼克被分配在岘港的第一医疗营服役。葬礼举行地点是洛杉矶国家公墓。
博斯作为地道工程师在越南服过役，那时他们通常被人们称为“地沟鼠”。由于这项专长，博斯经常被召到发现有地道系统的不同省份和战区，去那里对敌方的地道进行破坏。他得以和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等不同的部队协同作战。在越南的经历和对那场战争的了解使他对网站上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描述有了基本的了解。
博斯知道海军医务兵是个对海军陆战队进行支持的医疗救护兵种。每个海军陆战队的连队都配备一名海军义务兵。尽管被分配在岘港的第一医疗营，但他却死在和老挝接壤的西宁省，通过死亡地点，博斯知道多米尼克是在海军陆战队下属连队执行救护任务时牺牲的。
和纪念碑上以阵亡者死亡年份的先后顺序排序不同，纪念基金的网站以阵亡者的死亡日期精确排序。这意味着博斯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的左、右键查看和多米尼克在同一天阵亡的士兵的大致情况。他点击着左键和右键，发现同一天在西宁省的阵亡美军士兵共有八人。
越南战争中每天都有几十个年轻士兵死去，但博斯认为在同一天同一省份死那么多人颇有些不同寻常。他们不是死于伏击，就是死于本方部队的误炸。博斯查看了所有死者的军衔和兵种，发现他们都属于海军陆战队，其中有两个飞行员，一个是战斗机上的机枪手。
这就是真相。博斯知道机枪手坐在直升机上——运送士兵出入丛林的运输直升机。这时他意识到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所坐的直升机失事了。多米尼克兴许死于父亲协助制造的一架飞行器上。这其中残忍的讽刺意味让博斯惊呆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惠特尼·万斯。
“你确定你还好吗？”
博斯抬起头，看见贝拉在隔断墙另一边望着自己的小间。她正盯着博斯桌上的那沓出生证明。
“呃，我很好，”他飞快地说，“怎么了？”
博斯尝试着尽量随意地把胳膊放在出生证明上，但动作太笨拙，他看得出贝拉明白他在掩饰什么。
“我从山麓分局性犯罪组的一个朋友那里收到封邮件，”贝拉说，“她说她那里有个案子可能与我们在找的家伙有所关联。罪犯没有割开纱窗或纱门，但其他方面都比较吻合。”
博斯发觉心头腾起一股恐惧。
“是刚发生的案子吗？”他问。
“不，是起悬案。她利用空闲时间为我们查看没侦破的案子，结果发现了这个。这案子也许是在他开始割纱之前犯下的。”
“也许吧？”
“想和我一起过去吗？”
“呃……”
“没事，我一个人去。你看上去很忙。”
“我可以去，但如果你能自己解决……”
“我当然能。取得了什么让人激动的突破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
贝拉离开办公室，博斯重新投入工作。为了使记录完整，他逐屏查看资料，记录下西宁省这次任务中所有牺牲者的名字和生平。其间他发现只有一个人被分配去当机枪手。博斯知道“休伊”直升机上一般会配备两名机枪手——每扇机舱门各配备一名。这意味着这架直升机无论是被打下来的，还是坠地失事，也许还存在一位幸存者。
退出网站之前，博斯回到记录多米尼克·圣阿内洛信息的那个网页。他按下标注“纪念”的按钮，进入人们纪念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服役和牺牲的页面。博斯没有细读，只是把网页往下拉，发现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人们共留下了四十余条评论。纪念基金的网站应该就是在那一年建立的。这时他开始逐条阅读人们留下的评论，第一条是位自称多米尼克在奥克斯纳德高中的同班同学留下的，他说他永远会记住多米尼克在遥远土地所付出的牺牲。
一些评论来自无意中进入多米尼克页面的陌生人，他们只是想对牺牲的士兵致以哀悼。但也有些评论来自和他认识的人，比如高中同学。其中一位自称是在海军当过医务兵的比尔·比辛格。比辛格于一九六九年年末和多米尼克坐船开拔到越南，被委派到停在南中国海一艘名叫“避难所”号的医务船上执行医疗任务之前，两人曾一起在圣迭戈受过训。
看到这段评论以后，博斯不再翻动页面。一九六九年末在胡志明市的古芝地道里受伤以后，他曾经在“避难所”号的医务船上接受治疗。博斯意识到自己和多米尼克当时也许在同一条船上。
比辛格的评论使博斯确切地知道了多米尼克的遭遇。这段话仿佛直接在向多米尼克诉说，读来令人久久难以忘怀。
尼克，听到你所坐的直升机被打下来的消息时，我正在“避难所”号上吃饭。幸存下来的机枪手被送上了“避难所”号，因此我们知道了当时的情况。我对你的死感觉很内疚。任何人都不应死在离家如此遥远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应为这种几无意义的事情而死。我记得我请求过你不要去第一医疗营。我的确请求过你。但你没听。你说你必须得到CMB，亲眼看看战争。兄弟，对不起。因为没拦住你，我感觉是我让你死的。
博斯知道“CMB”是指战斗医疗徽章。在比辛格饱含情感的评论后面是另一位访问者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留言。
比尔，别这么自责。我们都认识尼克，知道他很固执，又很喜欢探险。他参军就是为了探险。他选择医疗队是他想做些能帮助别人，但不用杀任何人的事情。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我们应该赞美，不用为我们当时的行动而后悔。
这段留言明显来自一个同多米尼克很亲近的人，博斯觉得奥利维娅不是多米尼克的家人，就是他的前女友。比辛格在奥利维娅的留言下面跟了回复，对奥利维娅的理解表示感谢。
博斯继续翻看评论，发现奥利维娅·麦克唐纳这些年里还留过五次言，都是在老兵纪念日的十一月十一日留下的。这些留言没那么亲密，大意都是“离去但从未被人忘怀”。
纪念页面的顶端有个“注册”按钮，注册者能接收到多米尼克的网页上出现最新评论的提示。博斯把网页拉到比辛格的那条评论，发现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回复和他原先的评论仅隔了一天，比辛格向奥利维娅表示感谢的话语更是在奥利维娅留言的当天写下的。
博斯断定回复迅速的比辛格和奥利维娅都设置了消息提示功能。他飞快地在比尔的感谢留言下打开一个评论框，同时给比辛格和奥利维娅留了言。无论多米尼克的网页的浏览量大不大，博斯都不想在公共论坛上暴露自己的目的。他编了条信息，希望比辛格和奥利维娅中至少有一个人会和他取得联系。
奥利维娅和比尔，我是个越战老兵。我在一九六九年负伤，在“避难所”号上接受过治疗。我想和你们谈谈尼克。我有和他有关的信息。
博斯把个人邮箱和手机号码附在下面，然后发送了这条留言。他希望很快能从其中一人那里得到回复。
博斯打印出放有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照片的那一页网页，接着关上电脑。他合上笔记本，把笔记本放进口袋，拿上那沓出生证明离开了自己的小办公间，从打印机托盘取走照片的打印件后，他便离开了侦查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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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回到车上以后，博斯坐了一会儿，对没和贝拉·卢尔德一起去山麓分局找处理性犯罪的警探谈话感到内疚。他把私人调查置于公事之上，实际上“割纱工”案更紧迫一些。他寻思着要不要给贝拉打个电话，说他这就过去，但事实上贝拉完全能处理好这事。贝拉只是去别的警察局和那里的警探协商而已。协商不需要去两个人。于是博斯把车开出停车场上了路。
调查中博斯去过“割纱工”袭击女人的每一处作案现场。现场调查把这些案子指向了同一个强奸犯。受害人都已经不住在原先的房子里了，与她们的见面很难安排，即使见了时间也很短。只有一起案件的受害人同意回到被侵犯时的住处，并和警探们一起在案发现场走了一圈。
这时博斯第一次按案发时间顺序勘察了这些犯罪现场。他不确定能否从勘察中发现什么，但知道在犯罪现场再走一次可以使他把案子放在心里。这点非常重要。博斯不想让为惠特尼做的调查消融他找到“割纱工”的决心。
博斯用了不到十五分钟便在几处犯罪现场巡回了一圈。到了最后一处犯罪地点，他把车停在路边，这天是街道清扫日，路的一边没有停车，博斯很快就找到一个地方停车。他把手伸到座位底下，取出早已翻旧的托马斯兄弟地图册[1]。圣费尔南多是个小城，仅仅一页就够了。博斯之前在地图册上标明了这些强奸案发生的方位。这时他把强奸案发生的方位又审视了一遍。
这些方位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博斯和贝拉竭力想查找这些案子的相关性：修理工、邮递员、查表员，以及其他和受害人所住地区发生关联的人。但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没找到与四个受害人及她们所住区域之间的关联。
贝拉觉得在犯罪发生前的踩点阶段，受害人离家被跟踪时跟罪犯有过眼神接触。博斯却不这样认为。圣费尔南多是个小地方。很难想象罪犯会在一处看到潜在的受害人，然后跟着受害人走到另一处，更难想象四起案件会和特定的某处有关。博斯觉得受害人是在家里或家门口被盯上的。
他转过身，看着已知的罪犯最后一次强奸发生的屋子正面。这是幢战后建成的带前门廊和单车位车库的房子。罪犯割开了没人住的卧室后窗上装的纱窗。博斯发现从街上很难看到那里。
车窗上突然出现一块阴影，博斯转过身，看见一辆邮车正开到车前方的人行道边。邮递员下了车，向有一道邮件投递口的屋子前门走去。邮递员无意中瞥了眼博斯的车，认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博斯，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对博斯竖起中指。这个邮递员名叫米切尔·马龙，马龙一度是这起系列强奸案的嫌疑人，博斯和贝拉曾偷偷收集过他的DNA，不想日后却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