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DNA的事一个月之前发生在杜鲁门街的星巴克。当时博斯和贝拉发现身为白人的马龙的送信路线上包含四个被害人中的三户人家，他们觉得确定或消除马龙嫌疑的最快方法是收集到他的DNA，拿他的DNA和强奸犯做比对。他们监视了马龙两天，两天里，马龙没有做出任何能引起他们怀疑的事情。马龙每天早晨会在星巴克停留一会儿，喝杯茶，吃个早餐三明治。
第三天，贝拉临时起意，跟在马龙后面走进星巴克。她在星巴克里买了杯冰茶，然后走出咖啡馆，坐在邮递员旁边的桌子上。吃完三明治以后，马龙用纸巾擦了嘴，把纸巾扔进原先装三明治的纸袋，然后把纸袋扔进近处的垃圾桶。看到马龙健步走回邮车，贝拉连忙走到垃圾桶边上，不让别的顾客再扔东西进去。马龙跳上车以后，贝拉连忙拿掉垃圾桶的盖子，低头看着马龙刚刚扔掉的纸袋。她戴上橡胶手套，拿出塑料证据袋，收集纸袋上可能附着的DNA证据。博斯从跟在后面的一辆车上下来，掏出手机，拍下贝拉从垃圾桶里拿纸袋的一幕，以备将DNA提交给法庭当证据。虽说法庭认可从公共场合收集的DNA证据的可信性，但博斯也得记录下提取样本的确切位置。
没想到的是，马龙刚把邮车开出停车位之后，就想到手机还落在咖啡桌上。他跳下邮车，走向咖啡桌想取回手机。看到博斯和贝拉从垃圾桶里取出他刚丢掉的垃圾，他随口说了句：“你们他妈的在干吗？”
意识到马龙很可能会就此逃逸，两位警探必须把他当嫌疑人对待。博斯和贝拉让马龙到警察局接受问询，马龙生气地答应了。在接下去的问询中，马龙否认与强奸有任何瓜葛。他承认知道其中三个受害人的名字，但那只是因为他替她们送过信。
博斯进行问询的时候，贝拉把四个受害人集中在一起，让她们从列队站立的几个男人中辨认出嫌疑人。因为每次强奸时罪犯都会戴面具，因此警探希望受害人能从声音、双手或双眼的特征中辨认出罪犯。
咖啡店的对峙四小时后，马龙自愿却闷闷不乐地站在队列中，被四个受害人分别辨认。他伸出双手，念出作案人性侵犯时说出的词句。没一个受害人指认他为强奸犯。
马龙当天就被释放了。一周以后，马龙擦嘴时在纸巾上留下的DNA被确认与强奸犯的DNA不符，马龙彻底摆脱了嫌疑。局长给他写了封道歉信，为警察局犯下的错进行道歉，并对他的合作表示谢意。
把信放进投递口之后，马龙走回自己的车，快要走到邮车时，他又突然转向朝博斯的车走过去。博斯摇下车窗，准备和马龙好好言语一番。
“嘿，我想要你知道，我雇了个律师，”马龙说，“我要为误捕起诉你们所有人。”
博斯像是把威胁当成意料之中的事情一样点了点头。
“你最好有附加条件。”他说。
“你在说什么啊？”马龙问。
“希望你还没给律师付钱，你得有附加条件，这意味着你赢了他才有钱拿。米切尔，我这么说是因为你是不会赢的。如果他告诉你你会赢，那他一定是在胡说。”
“你才是在胡说八道呢！”
“你同意到警察局协助办案。我们没有逮捕过你。我们甚至让你驾驶邮车，避免邮件被人偷走。你根本没官司可打，唯一会从中受益的是那些律师。再好好想想吧。”
马龙俯下身子，把手放在吉普车车窗的窗框上。
“那我就只能让它过去吗？”马龙说，“被强奸的好像是我似的，换来的仅仅是一句‘别介意’。”
“米切尔，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博斯说，“你把这话跟强奸受害人说，她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痛苦。你只不过经历了糟糕的几小时，她们却要忍受无休止的痛苦。”
马龙猛拍了下窗框，然后站得笔直。
“你混账！”
他走回邮车，把车开走了，车轮发出一连串吱吱的响声。开了六十英尺以后，他拉下刹车去下一幢房子送信，声音很快变小了。
博斯的手机响了，他看了看手机屏幕，来电人是贝拉。
“贝拉。”
“哈里，你在哪儿？”
“在外面晃着呢！山麓分局的事怎么样？”
“白跑了一趟。不是一个人干的。”
博斯点点头。
“哦，对了，我刚才见到了米奇·马龙。他仍然对我们怨气十足。”
“在星巴克见到他的吗？”
“不，我去了弗里达·洛佩斯原来住的地方。他正好过来送信，把我痛骂了一通。他说他准备请个律师。”
“那只能祝他好运了。你去那儿干吗？”
“没什么，只是希望再好好想想，也许寻思着会突然迎刃而解吧。我想我们要抓的那家伙——应该马上会再次行动。”
“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也正是我兴冲冲地跑到山麓分局的原因。真怪，其他地方为何找不到一件相关联的案子。”
“这就是问题所在。”
博斯听见手机里又传来呼叫等待声。他看了下屏幕，发现屏幕上出现的是惠特尼·万斯交给他名片上写的那个手机号。
“嘿，有电话进来了，”他说，“我们明天再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吧。”
“没问题，哈里。”贝拉说。
博斯切换到打进来的手机。
“万斯先生，您在吗？”
手机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
“万斯先生，您在听着吗？”
仍然是一片沉寂。
博斯把手机按在耳朵上，重新把车窗关上。他觉得他也许在手机里听到了呼吸声。他不知道是不是惠特尼的呼吸，惠特尼无法说话又是不是因为斯隆提到的健康问题。
“万斯先生，是您吗？”
博斯等待着，但始终等不到对方的应答。没过一会儿，手机就挂断了。
***
[1]最早由制图师乔治·库普兰·托马斯（Geroge Coupland Thomas）及其兄弟出版的地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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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博斯把车开上405号高速公路，向南穿过圣费尔南多谷，而后又经过了西普尔维达通道。他用了一小时才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他跟着车流缓慢地在出发层一圈圈行驶，把车停在最后面的车库。他从车上的储备箱里拿出把手电筒，下了车，绕到车子后面，俯下身子用手电筒对准保险杠和油箱下的几个车轮。他知道即便车轮上被安装了GPS跟踪器，找到的概率也非常小。跟踪技术的进步使跟踪器变得更小，也更容易隐藏。
他打算上网买个GPS干扰器，但干扰器几天后才能快递过来。没发现异常，他把手电筒放回车上的储备箱，然后将出生证明码齐收到地上的背包里。接着他锁上车，经过人行天桥走到联合航空公司的候机大厅，在候机大厅乘电梯下到抵达层。提取行李的转盘前满是刚下飞机的人，他在人群里钻进钻出，出了双层门走到接机区。走到接机线外以后，直奔租车公司接机大巴的停车点，跳上最前面一辆开往机场大道赫兹租车柜台的黄色大巴。他问司机是不是有车可以借，司机朝他竖了竖大拇指。
博斯抛在机场停车场里的切诺基已经有二十二年的车龄了。赫兹租车柜台的人向他推荐了一辆新款的切诺基，尽管这辆车的租金较高，他还是租了下来。在离开圣费尔南多的九十分钟之后，他重新把车开上了405号高速公路，不用担心被人跟踪，也不用担心车上有跟踪器，会被人知道方位。但他还是看了好几次后视镜，确定没被人跟着。
到了韦斯特伍德，他把车开下高速公路，上了威尔希尔大道，然后把车开进洛杉矶国家公墓。这个占地一百一十四公顷的公墓埋葬了从南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的历次战争中的阵亡将士。排列整齐的上千根白色大理石石柱展现了军队中的精准严明，但也反映了战争造成的巨大消耗。
博斯在鲍勃·霍普纪念堂“查找墓地”的屏幕上查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在墓园北区的墓地的精确方位。很快他就站在多米尼克墓地的前方，低头看着如茵的绿草，倾听着附近高速公路持续不断的车鸣声，这时太阳把西边的天空映成粉红色。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博斯不知怎么与这个从未见过、从不认识的士兵产生了一种兄弟之情。他们曾一起待在南中国海的同一条船上。另外，除了死者短暂人生的悲剧之外，他还知道死者出生的秘密和母亲自杀的人生惨剧。
过了一会儿，他拿出手机，用手机拍下了刻在墓碑上的铭文。这将成为他最终交给惠特尼·万斯的报告的一部分——如果老人能收到报告的话。
嗡嗡几声，博斯手里的手机又响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以805区号开头的电话号码，博斯知道这是个文图拉县的号码。他马上接通了电话。
“我是哈里·博斯。”
“你好，我是奥利维娅·麦克唐纳。你在我兄弟的纪念页面上留了言。你想找我谈话吗？”
博斯点点头，发现奥利维娅已经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是她的兄弟。
“奥利维娅，感谢你这么快给我回电话，”博斯说，“实际上，我现在正站在韦斯特伍德老兵公墓多米尼克的墓地前。”
“真的吗？”她问，“我不明白。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要和你谈谈。我们能见面吗？我可以过去见你。”
“让我想想。稍等，你先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说。”
再次开口前，博斯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想对奥利维娅撒谎，却也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至少现在还不想。他被保密协议所束缚，这事又太过复杂了。奥利维娅没有隐藏自己的电话号码，即便她让博斯滚蛋并挂断电话，他也能找得到她。但博斯对多米尼克产生的兄弟情谊延伸到了他姐妹身上。博斯不想伤害奥利维娅，也不想让她感到不快，尽管这时奥利维娅只是手机中的一个声音，他还没能见到她。
他决定姑且一试。
“多米尼克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对吗？”他问。
回答前奥利维娅沉默了很久。
“是的，他知道。”奥利维娅说。
“他想过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吗？”博斯问，“他的父亲是谁？母亲……”
“他知道母亲的名字，”奥利维娅说，“他母亲叫维比亚娜。他母亲的名字是根据一座教堂的名字命名的。但收养我们的父母只知道这么多。之后他再没有纠缠过这件事。”
博斯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多米尼克的身份从另一个途径被证实了。另外，奥利维娅本人也是被收养的，她也许能明白知道生身父母的事对收养的孩子有多重要。
“我知道许多事，”博斯说，“我是个警探，我把他的事情都掌握清楚了。”
奥利维娅又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口说话。
“好吧，”她说，“什么时候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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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四一早起床，博斯就开始网购了。他查找了大量GPS探测器和干扰器，最后选择了一种兼具探测和干扰功能的设备。他花了二百美元，设备两天后才能送到。
接着他打电话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国家人事档案中心海军犯罪调查局的调查员。离开洛杉矶警察局时，博斯带走的联系人列表中有加里·麦金太尔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麦金太尔秉性正直，很好合作，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进行谋杀案调查时至少同他合作了三次。博斯希望凭两人的交情和信赖关系问麦金太尔要一份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服役记录——多米尼克在军队服役期间方方面面的记录，包括受训记录、驻扎过的所有基地的具体位置，还包括他获得的奖章、请假和训练记录，以及他在战斗中死亡的摘要报告。
因为人生中常常会有服役的经历，所以军队的文档记录常常是悬案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军队里的档案是对受害人、嫌疑人和证人的证词的极好补充。这次调查博斯已经知道了部队对多米尼克的评价，但他还想从多米尼克在部队的经历中多挖点什么出来。博斯的调查已然到了尽头，现在他想为惠特尼·万斯提供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同时想办法做一次DNA验证，证明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是惠特尼的儿子。别无其他的话，他会为这次调查的彻底全面而感到自豪。
国家人事档案中心保存的记录对死者的家人及其代表开放，但博斯没办法表明他在为惠特尼·万斯工作。他可以出示警徽，但麦金太尔很可能会打电话给圣费尔南多警察局，问询这是不是调查的一部分，变成那种状况的话，博斯的立场就尴尬了。因此他决定把事实告诉对方。他说他私下正在替人调查一个案子，想证实多米尼克是这位客户的儿子，但碍于保密协定，无法透露客户的姓名。他告诉麦金太尔，之后他会和多米尼克收养家庭的姐妹见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也许能从那位姐妹手里拿到许可信。
麦金太尔让博斯不要为那种事费神。他欣赏博斯表现出的诚实，相信博斯不会骗他。他说他需要一两天时间寻找博斯想要的文件，然后做成电子档。他说电子档做好后会跟博斯联系，这样博斯一旦从多米尼克的家人那里拿到许可信，他就可以把电子档发送给博斯了。博斯向他表达了谢意，说自己随时等待他的联系。
博斯和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约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因此上午余下的时间他可以重温案件记录，并做些相应的准备。他已经知道奥利维娅给他的地址就是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出生证明上列出的父母住址。这意味着她的住处就是兄弟成长的地方。想找到已经死去很久的多米尼克的DNA似乎有些不太可能，但姑且可以到那儿去试一试。
接着博斯给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做辩护律师的米基·哈勒打电话，问米基能否想到可以做DNA比对并且比较靠谱的私人实验室备用。在这之前，博斯只在警方办案时接触过DNA验证，对比DNA用的是警方鉴证组的资源。
“我手头有几个常用的私人实验室——可靠且分析得很快，”哈勒说，“让我猜猜，想必麦迪觉得自己太聪明，不像你女儿，你才慌着要做什么DNA测试吧。”
“别开玩笑了。”博斯说。
“这么说是为案子了？私下调查的案子吗？”
“差不多。我不能细讲，但还是必须谢谢你。客户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听说了去年西好莱坞警察局办的那个案子。”
惠特尼·万斯面谈时提到的是比弗利山庄整形外科医生和几个腐败警察勾结的案子。西好莱坞警察局那起案子的结局对两个人来说都很糟糕，却是博斯为哈勒工作的开始。
“哈里，说得像是要我为你筹措的一笔基金预付佣金似的。”哈勒说。
“不是这个意思，”博斯说，“但如果能为我找到一家DNA实验室，也许从长远来讲对你也有好处。”
“兄弟，我会给你发邮件。”
“兄弟，谢谢你。”
博斯十一点半离开家，想在去奥克斯纳德的路上找点东西吃。走到街上后，他朝四周看了看，查看有没有人尾随。确定没被人跟踪以后，他走了一个街区，走到租来的切诺基停放的地方。他在山脚下的墨西哥餐厅吃了炸玉米饼，把车开上101号高速公路，向西穿过圣费尔南多谷进入文图拉县。
奥克斯纳德是文图拉县最大的城镇。平淡无奇的镇名来自十九世纪末在那儿建立加工厂的一位种植甜菜的庄园主。小城环绕着怀尼米港，那是个小型美军驻扎基地。博斯想问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问题中有一个便是，家里临近海军基地是不是诱使她兄弟入伍的动因。
路不是很堵，博斯早早地到达了奥克斯纳德。为了打发时间，他在港口绕了几圈，然后沿着港口靠太平洋一侧的好莱坞海滩朝前开，这里有拉布雷阿街、日落街和洛斯费利斯街，显然借用了好莱坞著名大街的名号。
他准时把车停在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的家门前。这是个年代久远的中产阶级社区，整洁地矗立着一排排加利福尼亚老式别墅。奥利维娅正坐在前廊的椅子上等待着博斯。博斯觉得自己和奥利维娅年龄相仿，从外表看，奥利维娅应该和收养家庭的弟弟一样，都是有拉丁血统的白人。奥利维娅的头发灰白，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的白色上衣。
“你好，我是哈里·博斯。”他说。
博斯把手伸向坐在椅子上的奥利维娅，奥利维娅拉过他的手握了握。
“我是奥利维娅，”她说，“找把椅子坐下吧。”
博斯坐在一把藤椅上，和奥利维娅隔着张玻璃台面的小桌。桌子上放着两个杯子和一大壶冰茶。为了表示诚恳，博斯告诉奥利维娅自己喝冰茶就好。桌子上放着只写着“勿折”的黄色信封，博斯猜测里面可能放了照片。
“你想知道我弟弟的事对吧，”奥利维娅给杯子里倒上冰茶之后说，“我首先想问，你在为谁工作？”
“奥利维娅，这个问题我很难圆满地回答你，”他说，“雇我的人想知道他在一九五一年有没有一个孩子。但对方要求我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协议，在解除要求之前，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谁是我的雇主。因此我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在证实你弟弟是他儿子之前，我无法把雇主的身份透露给你。但对你而言，如果我不告诉你是谁雇我的，你又不愿把你弟弟的情况告诉我。”
“你想怎样证实我弟弟是你委托人的儿子？”奥利维娅无助地挥着一只手说，“尼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死了。”
博斯觉得奥利维娅似乎愿意坦诚相告。
“有很多办法可以证实。他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是吗？”
“你怎么知道？”
“他被收养后的出生证明上就是这里的地址。也许这里能找到些为我所用的东西。他的卧室是不是没动过？”
“怎么可能？都这么多年了！搬回来后我要在这里养三个孩子呢！我们不可能把他的房间当博物馆留着。尼克遗留下的物品都放上阁楼了。”
“留下了些什么？”
“我不太清楚。是些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吧！尼克服役后寄回来的东西，他牺牲后部队寄来的东西。我爸妈把东西都收了起来，我住回来以后把它们都放进了阁楼。我对那些东西压根不感兴趣，但妈妈让我保证别扔。”
博斯点点头。他得想办法上阁楼探寻一番。
“你父母还活着吗？”
“我爸爸二十五年前就死了。我妈妈还活着，但她不知道今天是几号，自己又是谁。现在她待在养老院，那儿有人会好好照顾她。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和丈夫离了婚，孩子们翅膀硬了以后也都走了。”
博斯在确保奥利维娅不问他雇主是谁的情况下由着她信马由缰。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断她讲话，并逐渐把问题转移到阁楼以及阁楼里的东西上面。
“你在电话里说你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是的，他知道，”奥利维娅说，“我们都知道。”
“你也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吗？”
奥利维娅点点头。
“我先来这个家的，”她说，“我的养父母都是白人，但我的皮肤是棕色的。当时这里的观念还很守旧，父母觉得让我有个肤色相同的弟弟或妹妹会比较好。因此他们去圣海伦收容院收养了多米尼克。”
“你说你弟弟知道他生母的名字叫维比亚娜。他是怎么知道的？至少到最近为止，这个秘密几乎瞒过了所有人。”
“没错，你说得对。我就不知道生母的名字，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生下我的。但尼克出生时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他原本是要被我父母接走的，我父母当时已经等在那儿了。但尼克出生时身体很弱，医生说最好和生母待一段时间，喝些母奶。大约是这样的情形。”
“这么说你父母见过她。”
“是的。那段日子他们去过几次收容院，并和她见了面。后来，我和多米尼克长大些以后，我们发现自己长得明显不像意大利裔的父母，于是我们就问了。父母说我们是收养来的，尼克的妈妈叫维比亚娜，他们在维比亚娜被迫把尼克送人收养前见过她。”
多米尼克和奥利维娅显然不知道全部情况。无论知不知道，收养他们的父母都没把维比亚娜的情况告诉他们。
“你弟弟长大后试着找过他的生父或生母吗？”
“没听说过。我们都知道圣海伦收容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孩子生下来就会被遗弃。我从来没想过要去找我的生父和生母。我不在乎。我想多米尼克也不会在乎。”
博斯注意到奥利维娅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怨恨。六十多年之后，奥利维娅仍然对遗弃她的生父生母心怀怨恨。博斯知道，即便现在告诉她，圣海伦收容院出生的孩子并不是都不受欢迎也无济于事。那时，有些母亲，甚至收容院的所有母亲在送孩子被收养的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
他决定把话题转到另外一方面。他喝了口冰茶，告诉奥利维娅这茶很好喝，然后指了指桌面上的信封。
“里面是些照片吗？”他问。
“我想你也许会希望能看到这些照片，”她说，“信封里还有篇与他有关的剪报。”
奥利维娅打开信封，递给博斯一沓照片和一份折叠的剪报。多年前的照片和剪报都有些褪色了。
博斯首先看了剪报，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剪报，防止剪报从褶皱处撕裂。博斯无从知道这是张什么报纸，但从内容看，这应该是张当地的报纸。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奥克斯纳德的运动健将在越南牺牲》，报道证实了博斯的大部分猜测。多米尼克和另外四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西宁省执行一项任务返程时遇害的。他们乘的直升机被狙击手发射的炮火击中，坠毁在稻田里。报道称多米尼克是位全能选手，在奥克斯纳德高中参加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比赛。报道援引多米尼克母亲的话说，尽管时下反战风潮在国内兴起，但多米尼克为能为国效命而自豪。
博斯叠起剪报，还给奥利维娅。接着他拿起照片。这些照片按年份排列，展示了多米尼克从孩子成长为少年的过程。其中有多米尼克在海滩游玩、打篮球和骑车的照片，也有他穿着棒球服的照片以及和一个女孩身着正装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和姐姐与养父母的全家福。博斯打量着少女时代的奥利维娅。奥利维娅年轻时非常漂亮，她和多米尼克看上去像是真正的姐弟。
最后一张是多米尼克身着海军粗布制服的照片。多米尼克歪戴着水手帽，侧削上贴的头发从帽子边缘显露出来。他双手抱着腰，身后是平整的绿色农田。照片里的景色在博斯看来不像是越南的，多米尼克的笑有点漫不经心，像是没有参加过战争的天真笑容。博斯觉得这应该是在入伍后进行基本军事训练时拍的。
“我喜欢这张照片，”奥利维娅说，“很有多米尼克的特点。”
“他是在哪儿进行基本训练的？”博斯问。
“他属于圣迭戈区域，先在巴尔博亚的一所军医学校进行医务培训，然后前往彭德尔顿营地进行战斗训练和野外医疗救护。”
“你去见过他吗？”
“就去过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了他的医务培训结业典礼。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博斯低头看着照片。他注意到照片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连忙凑过去细看。多米尼克的衬衫因为手洗和拧干显得非常皱，上面的字很难辨认，但衬衫口袋上方印着的名字却像是“刘易斯”，不是圣阿内洛。
“衬衫上的名字是——”
“是刘易斯。所以他会笑得如此开怀。多米尼克有个朋友名叫刘易斯，刘易斯没通过游泳测试，于是考试时两人互换了衬衫。两人穿的一样，发型也一样，只能通过衬衫上印着的名字区分他们。考官在游泳测试时只按衬衫上印着的名字区分学员。刘易斯不知道怎么游泳，因此多米尼克穿着他的衬衫去了游泳池。他用刘易斯的名字报到，帮刘易斯通过了测试。”
奥利维娅笑了。博斯点点头也笑了。身为海军却不会游泳，这种事在军队里并不常有。
“多米尼克为何要去参军？”他问，“为何加入海军？为何要成为一名海军医务兵？”
刘易斯这件事带给奥利维娅的笑容消失了。
“哦，我的老天，他真是犯了个无法挽回的错，”奥利维娅说，“他年少无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奥利维娅说，多米尼克高三那年的一月正好十八岁，和同班同学相比，他的年纪比较大了。那时打仗非常缺人，他便报名服义务兵役，并进行入伍前的身体训练。五个月后高中毕业时，他拿到了征兵卡，并被评定为1A等级。这意味着他入伍达标，很可能会被送到东南亚。
“当时抽签征兵法还没有颁布，”她说，“那时年纪大些的人先被送去参军，高中毕业的他年纪相对来说已经算大了。他知道自己会被征兵——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他索性自愿入伍，可以选择进入海军。暑假时他在怀尼米港的海军基地打过工，很喜欢那里的海军，他觉得他们很酷。”
“他不准备去念大学吗？”博斯问，“上大学可以推迟入伍，越南战争一九六九年时平息过一阵。当时尼克松裁减了预备兵员。”
奥利维娅摇了摇头。
“不，他没想去上大学。他很聪明，但就是不喜欢上学。他没学习的耐心。他喜欢看电影、运动和拍照。我觉得他这也是在为家里着想。爸爸是个卖冰箱的推销员，家里没钱让他上大学。”
最后这句话——没钱上大学——回荡在博斯心头。如果惠特尼·万斯勇于承担责任，为养育儿子付钱，他的儿子压根不会去越南。博斯试着摆脱这些想法，重新专注到对奥利维娅的询问上。
“他想当医务兵——这么说他想学医吗？”博斯问。
“那是另一码事了，”奥利维娅说，“入伍时多米尼克可以任意选择兵种。他很犹豫。多米尼克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想接近战场，但不想离得太近。征兵的人给他很多岗位让他选，他说他想当战地记者、战地摄影师或是野战医务兵。他觉得这样能让他接近战场，却不用直接杀敌。”
博斯知道越南战场上有许多这种类型的人。他们想亲历战斗，却又不愿真正打仗。大多数这种犹犹豫豫的人都只有十九或二十岁。这个年龄的人想探索自己是谁，自己又能做些什么。
“于是他们让他做医务兵，并让他接受了相关的训练，”奥利维娅说，“他的第一次海外任务是在一条医务船上，但那只是稍稍涉猎下而已。他在那儿待了三四个月，接着他们派他和海军陆战队一起作战……之后的事情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搭载他的直升机被炮火打下来了。”
奥利维娅以陈述事实的语气结束了诉说。那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奥利维娅讲述、思考这件事大概都已经有好几百遍了。现在，这已是圣阿内洛家家史的一部分，她已能平静地对待这一切了。
“太让人伤心了，”她说，“他在那儿只待了几周。牺牲前他写信来，说圣诞节会回家，但他失约了。”
奥利维娅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博斯觉得自己也许结论下得太快，奥利维娅仍然被丧亲之痛折磨着。问出下一个问题之前，博斯又喝了口冰茶。
“你刚才提到，他在战场上的一些东西被寄了过来。这些东西都被收进阁楼了吗？”
奥利维娅点了点头。
“有几个盒子。尼克寄东西回来是因为他就要出国了。他的东西寄回来没多久，军方就把他的小手提箱寄回来了。我爸妈把两次寄回来的东西都保留下来，我把它们放上了阁楼。老实说，我不想看那些东西，它们只能给我带来糟糕的回忆。”
尽管奥利维娅对弟弟的战争遗物感觉很不好，但博斯因可能从里面找到些线索感到兴奋。
“奥利维娅，”博斯说，“我能上阁楼去看看那些遗物吗？”
奥利维娅紧绷起脸，像是这个问题越界了似的。
“为什么要看？”
博斯倾身向前，他知道必须表现得足够真诚。他需要上阁楼看看。
“也许这能帮到我。我正在寻找能把他和雇我的人联系起来的线索。”
“你是说那么久远的东西上还会有DNA吗？”
“这是有可能的。你弟弟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也在越南。正如我在墓地时对你说的那样，我甚至上过那条医务船，也许和他同一时间都在那条船上。看看他的东西肯定能帮到我。不光是对这次调查，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样。”
奥利维娅在回答前思考了一会儿。
“好吧，但我要跟你声明一点，”她说，“我不会上阁楼。梯子很晃，我怕我会从梯子上掉下来。你想上去就上去，但只是你一个人上去。”
“这样就好，”博斯说，“奥利维娅，谢谢你。”
他喝完冰茶站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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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奥利维娅的话没错，梯子的确很晃。是个折叠梯，连接着二楼楼梯口镶嵌在天花板中的阁楼下拉门。博斯不是个大块头，大家一直说他是个瘦长体格的人。但在他爬上木梯后，梯子却咯吱咯吱地直响，博斯担心折叠处的螺栓会突然脱落，害他摔在地上。奥利维娅在梯子下面站着，紧张地看着他。登了四步以后，他伸手抓住天花板的网格，有惊无险地找到了平衡点。
“那里应该有根灯的拉线。”奥利维娅说。
博斯顺利地到达梯子顶端，他在黑暗中挥动着手，找到灯的拉线。灯亮以后，他望向四周，确定自己的方位。奥利维娅在下面朝他嚷。
“我好几年没上阁楼了，但我想他的东西应该在后方靠右的角落。”
博斯朝那个方向走去。阁楼深处依然很暗。他从后面的口袋里拿出奥利维娅要他带上的手电筒。他把手电筒指向屋顶垂直下降的阁楼右后角，立刻发现了熟悉的军用手提箱。他必须猫下腰才能到那儿，但还是无可避免地撞上了一根木椽。他只得伏下身子爬向手提箱。
手提箱上面放着个纸箱。博斯把手电筒照在纸箱上，发现这就是奥利维娅先前提过的那只多米尼克从岘港寄回家的纸箱。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既是这只纸箱的收件人，又是这只纸箱的寄件人。寄件人地址是岘港的第一医疗营。箱子上的胶带泛黄剥落，但看得出纸箱在放上阁楼前被打开又重新封上了。博斯把纸箱从手提箱上抬起来，放在一边。
手提箱是个漆成灰绿色的胶合板箱，灰绿色的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胶合板上的纹理隐约可见。顶端的木板上印着一行褪色的黑字。
多米尼克·圣阿内洛HM3
博斯轻易地解开了这行密码。在部队里“HM3”代表三级医务兵。这意味着多米尼克是三级海军士官。
博斯从口袋里掏出橡胶手套，在翻看两个箱子之前先把手套戴上。手提箱上只有一个没有扣的搭扣。他打开手提箱，用手电筒照着箱子里的东西。一股泥土味立刻充满了博斯的鼻腔，他想到了在越南钻过的地道。这只胶合板做的手提箱让他回想起越南。
“你找到了吗？”奥利维娅喊。
回答前博斯先定了定神。
“找到了，”他说，“都在这儿，我会在上面待一会儿。”
“那就好，”她回复道，“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叫我。我先下楼去趟洗衣房。”
手提箱最上方整齐地放着一摞叠好的衣服。博斯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件衣服，检查完以后放到旁边的纸箱上。博斯在部队服过役，知道后勤部门的章程，在阵亡士兵的遗物被送到悲痛欲绝的家人手里之前，为了不让家人难堪或徒增伤感，它们首先会被消毒和分拣。所有登着裸体女郎照片的杂志和书籍，所有越南和菲律宾女孩的照片，任何毒品和吸毒器具，透露军队移动、任务策略甚至战争罪行的个人日志都会被拿走。
留下的就只剩衣物和一些随身物品了。博斯从手提箱里拿出几件军服——都是绿色的野战服——还有些内衣和袜子。手提箱最下面是堆六十年代末的流行小说——包括博斯记得自己手提箱里也放着的那本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手提箱里还有一整条好彩烟和一只带着美国海军菲律宾奥隆阿波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人字鳄徽章的之宝打火机。
手提箱里有沓用橡皮筋捆起来的信。博斯正想拿起这沓信，橡皮筋突然断了。他看着散落的信，都是家里人写的，寄信人地址都是博斯现在所在的这个家。大多数信是奥利维娅写的。
博斯觉得没必要介入这种个人联络。他猜测信件里大多包含着鼓励，多米尼克挚爱的家人们祈祷他能安全顺利地从战场归来。
手提箱里有个皮制的拉链盥洗包，博斯小心翼翼地把盥洗包取出。他要找的就是这个。他打开拉链，把包口敞开，然后把手电筒照进去。包里放着常用的盥洗用品：剃须刀、刮脸粉、牙刷、牙膏、指甲钳、刷子和梳子。
博斯没有从盥洗包里拿东西，他想把这项工作留给DNA实验室去做。盥洗包里的东西年代久远，博斯担心拿它们出来会遗失包里原先附着的毛囊、皮肤组织或血渍。
博斯把手电筒换一个角度，发现刷子的刚毛里混有几根头发。每根都有一寸来长，他猜想多米尼克进入丛林以后，也像大多数战士那样留起了长发。
博斯接着把手电筒照向用皮扣扣着的小袋子里放着的一把老式双面剃须刀。剃须刀看上去很干净，但博斯只能看见其中的一面刀锋。他知道剃须刀上如果能找到血迹那就太棒了。往脸上轻轻一割就会渗出血，刀上有血的话，就能鉴定出他想要的DNA了。
博斯不清楚在过了差不多五十年后，实验室能否从头发、牙刷干结的唾液或双面剃须刀留下的胡须中分离出DNA，但他知道血液一定能行。在洛杉矶警察局悬案组时，他办过类似的久远案子，从血液里提取出的DNA证据为案件提供了铁证。兴许盥洗包里的小袋子能给他带来好运呢！他会把盥洗包完好无虞地交到米基·哈勒推荐的一处实验室。只要奥利维娅能把盥洗包借他用一下。
把拉链拉上以后，博斯把盥洗包放在右边的木头地板上。他把想让奥利维娅允许他带走的东西都放在一起。接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上去已经空了的手提箱上面，用手电筒和手指查看下面有没有夹层。他从当兵时的经验知道，有些士兵会把没用过的手提箱的底板取出，把底板放在自己的箱子里，构建出一个秘密的夹层，他们常在夹层下面藏上毒品、未经授权的武器和《花花公子》杂志。
手提箱里没有可以移动的木板。多米尼克没有在手提箱里藏东西。博斯觉得这个手提箱有点怪，箱子里没有照片，也没有除了家人以外的信件。
博斯小心地把东西装回箱子，然后放下盖子。之后，手电灯光像是照到了什么东西。他认真地查看盖子内侧，把手电筒斜照在盖子的一面，发现内侧木头上有几行污点。博斯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扯下胶带时上面的黏合剂留下的。多米尼克一定在盖子内侧粘过什么东西——多半是照片。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士兵常常把手提箱当高中时的储物柜用。博斯回想起许多士兵曾把女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贴在手提箱里。有时他们也会贴上孩子们寄来的画和杂志的中间插页。
博斯不知道手提箱里粘着的东西是多米尼克自己拿下来的，还是海军处理阵亡士兵遗物时拿掉的，但他对多米尼克自己寄回家的那个箱子更感兴趣了。他打开多米尼克寄回家的纸箱，拿手电筒照在上面。
纸箱里放的显然是对多米尼克相当重要、希望能在服役临近结束时寄到奥克斯纳德的东西。顶上放着两套折叠好的便服——多米尼克在越南不允许穿的非军队服装——包括牛仔裤、斜纹裤、带领子的衬衣和黑袜子。衣服下面是双匡威鞋和一双闪亮的黑靴子。尽管士兵不允许穿便服，但拥有便服却很普遍。执行完任务回家和到外国城市出差时，如果身上穿着军装，就很可能会和反战的普通市民发生冲突。
但博斯知道拥有便服还有另一个目的。在一年的值勤任务中，每位士兵每六个月有一周的假，每九个月有次备用假期——备用假期得等飞回去的班机上有空位才能享用。军方规定了五个休假目的地，但没一个在美国本土，回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带便服的士兵可以在火奴鲁鲁的机场换衣服，然后回到机场登上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的航班——只要能躲过在机场监视的宪兵就行。上前线以后留一头长发对偷跑回国也有好处，多米尼克也许正是为了这个才留的长发。没有胡楂，留着平头的话，即使穿着便服也可能被宪兵认出来。拥有一头长发就不用太担心了。
博斯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就偷跑回国两次，一九六九年回到洛杉矶和女朋友一起待了五天。六个月之后，尽管和女朋友已经吹了，但他还是回了一次国。多米尼克是在去越南十一个月后阵亡的，这意味着他至少有一次休假，甚至可能有两次。兴许他还偷跑回过加利福尼亚。
博斯在衣服下面找到一个小型盒式磁带录音机和一个照相机，录音机和照相机都放在原包装的盒子里，盒子上还留有岘港军中服务社的价格标签。旁边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两排磁带。纸箱里也有条好彩烟和一只之宝打火机，这只打火机已经用过了，打火机上刻着个海军医务兵的臂章。纸箱里有本皱了的托尔金的《指环王》，还有多米尼克在海军服役的不同地方买的串珠项链等纪念品。
看着这些物品，博斯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越南他也读过托尔金的小说。老兵们很喜欢这部小说，这部有关另一个世界的狂想曲使他们脱离现实，暂时忘记了置身战场的事实。博斯看着塑料磁带上的乐队名和歌手名，想起自己在越南也听过同样的音乐：亨德里克斯、奶油乐队、滚石乐队、忧郁蓝调乐队，等等。
熟悉的音乐令他想起在东南亚的经历以及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岘港白象码头卖项链的女孩们也卖大麻，她们卖的都是十包装的，能完美地装在香烟盒里，便于在丛林里携带。如果你想多带一点，买个可乐罐假装封好盖就行。抽大麻的现象很普遍，士兵们都这样想：“已经被送到越南了，即便抽大麻被抓又能怎么样呢？”
博斯打开那条好彩烟，拿出其中一包。和他猜测的一样，里面放着十支用保鲜的铝箔精心卷好的大麻，他想其他几包必定也是一样。多米尼克一定在服役时养成了抽大麻的习惯，希望在回家以后还能有充足的存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