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博斯问。
“你也许认识或知道这位受害人，”贝拉说，“她是星巴克的咖啡师，每天六点到十一点早班做兼职。”
“她叫什么名字？”
“比阿特丽斯。姓萨哈冈。”
博斯无法对上名字和人脸。早上去星巴克时，那里通常有三个女人。他想进了案情分析室后也许能认出她。
“下班后她直接回家了吗？”
“是的，罪犯在家里等着她，”贝拉说，“她住在离麦克莱街一个街区远的第七街。案情符合我们的侧写：发生在独院住宅，毗邻商业区。回到家后，受害人立刻觉察出家里似乎不太对劲。”
“她发现纱门或纱窗被人割开了吗？”
“不，她什么都没看见。她闻到了他。”
“闻到他吗？”
“她说回到家时，家里闻上去似乎不太对劲。她记得我们和邮递员的争执，我们抓走马龙那天她正好在场。之后马龙去星巴克喝咖啡吃三明治的时候，告诉柜台女孩警察错把他当成了祸害邻里的强奸犯，因此她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不太对以后，她马上去厨房拿了把笤帚。”
“她很勇敢，她原本可以离开那幢房子。”
“是啊，离开家后报警。但她决定偷偷接近他。她走进卧室，知道闯入者藏在帘子后面。她像阿德里安·冈萨雷斯[1]一样用笤帚重重地对那家伙一扫，正好扫中对方的脸。那家伙倒在地上，把帘子也一起扯下来了。他很惊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就穿过窗户逃跑了。确切地说，他是踢碎了玻璃逃跑的。”
“谁在案发现场勘察？”
“A组的人，警监让西斯托去看着。博斯，你知道吗？我们找到了他作案时用的刀具。”
“哇！”
“他被击打时，刀掉下来，和帘子缠在一起，他只能把刀落在现场。西斯托发现刀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局长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
“我们得封锁这个消息。告诉西斯托和A组的人对这事保密。”
“明白。”
“他戴着什么样的面具？”
“还没来得及问她。”
“她的月经周期怎么样？”
“也还没问她。”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案情分析室门口。
“准备好了吗？”博斯问，“你先进去。”
“我们开始吧。”
博斯打开门，扶着门让贝拉先进去。博斯立刻就认出眼前的女人是星巴克为他做冰拿铁的那位。她待人友善，总是满脸笑容，常在博斯还没点单前就为他做好了冰咖啡。
两人进屋时比阿特丽斯·萨哈冈正在给人发短信。她肃穆地抬起头，很快认出了博斯，脸上露出微笑。
“冰拿铁。”她说。
博斯点点头，报之以笑容。他向比阿特丽斯伸出手，比阿特丽斯和他握了手。
“比阿特丽斯，我是哈里·博斯，很高兴你没事。”
博斯和贝拉在比阿特丽斯的对面坐下，开始问她问题。在大致知道案情脉络的前提下，贝拉向深处挖掘，发现了一些新的细节。当博斯提问时，贝拉会把问题翻译成西班牙语，以免造成双方误会。比阿特丽斯缓慢而深思熟虑地回答着问题，以便博斯不需贝拉的翻译就能明白她回答的大部分内容。
比阿特丽斯二十四岁，和“割纱工”一案的前几位受害人体形一致。她一头棕色长发，黑眼睛，身材很苗条。她在星巴克工作了两年，因为英语水平不足以应付点餐和买单，所以主要工作是调制咖啡。她告诉博斯和贝拉，她早就能自如地与顾客和同事打交道了。她以前没发现有跟踪者，也没有和前男友闹得很不开心。她和一位在星巴克常上日班的咖啡师合住，作案人潜入的时候她的同住者正好不在。
比阿特丽斯告诉他们，闯入者戴着墨西哥职业摔跤手的面具，她对面具的描述和前一个受害人相同——黑、绿、红三色的面具。
她还说她把自己的月经周期写在了床头柜的一本台历上。她说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前男友一起的时候一直严格地按照月经周期进行避孕。
博斯和贝拉对比阿特丽斯如何发现屋里有人这点特别关注。比阿特丽斯说是屋里空气的味道。她说不是烟的味道，而是一个常抽烟的人呼出的气味。博斯知道两者之间的区别，觉得这是条非常好的线索。“割纱工”是个吸烟者。他在受害人的屋子里没有吸烟，却被受害人闻出了气味。
问询的大半时间里，比阿特丽斯一直抱紧自己。她凭直觉找到了闯入者，而不是转身就逃，这时才意识到当初的决定有多么危险。问询结束以后，博斯和贝拉建议她从边门出去，以免碰到还在附近逗留的记者。他们还建议开车带她回家取她的衣物，因为警察和鉴证组的人接下来几天还要在她家里进行搜查，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她和她的室友这几天回不了家了。警察不会告诉她“割纱工”还会再去，但绝不会忽略这种可能性。
贝拉打电话给西斯托，告诉西斯托他们要来了，接着他们开贝拉的车前往受害人家。
西斯托在受害人家门口等他们。西斯托在圣费尔南多出生长大，一直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贝拉在来圣费尔南多警察局之前，曾经在洛杉矶县治安办公室工作过。西斯托和贝拉一样，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的高尔夫球衫。牛仔裤和高尔夫球衫似乎是警察不穿制服时最常见的组合。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以后，博斯对贝拉的探案技能和奉献精神印象深刻，对西斯托的评价则不怎么高，在博斯看来，西斯托似乎总是无所事事。西斯托不是拿着手机发短信，就是与人讨论早晨的冲浪，对破案和警察局的工作并不是很积极。有些警察把与案子有关的照片和其他物品放在办公桌或贴在公告牌上，有些则把工作以外的物品放在办公桌上，西斯托显然属于后一类人。他的办公桌上装饰着冲浪和纽约道奇队的纪念品。第一眼看到西斯托的办公桌时，博斯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警察的办公桌。
比阿特丽斯走进屋子，把衣服和洗漱用品收进手提箱和背包，贝拉一直跟在她后面。比阿特丽斯收拾完东西后，贝拉问她能否把当时的情况再讲一遍，带警察走一走现场。比阿特丽斯强忍着厌恶照办了。博斯再次为她选择进屋寻找闯入者而不是尽快逃跑感到赞叹不已。
贝拉说她可以开车送比阿特丽斯到其同在圣费尔南多的母亲家，博斯同西斯托和鉴证组的人留在案发现场。他首先检查了被割下的后窗和作案人进入屋子的地方。现场和其他几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非常相像。
博斯让西斯托给他看在卷成一团的窗帘里发现的那把刀。西斯托从放着几件证物的棕黄色纸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证据袋。
“鉴证组检查过了，”西斯托说，“刀很干净，没有查到指纹。那家伙戴了手套和面具。”
博斯点点头，仔细端详着塑料袋里的刀。证据袋里放着的是把黑色的折叠刀，刀锋是开刃的。隔着塑料袋，博斯看见刀锋上印着制造商的徽标和几个小得难以辨认的数字。回到侦查处后，他会再好好看看。
“一把好刀，”西斯托说，“我在手机上查了这把刀，查到它是由一家名叫钛边的公司生产的。这把刀叫索科姆黑刀。刀锋涂了黑色，所以不会反光——晚上出去偷袭的时候不用担心会被对方发现。”
他语带讽刺，博斯却无动于衷。
“哦，我知道了。”
“等你们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找了几篇有关刀具的博客——还真有人会写这类博客。有几篇提到索科姆黑刀是最好的。”
“哪方面是最好的？”
“吓人的事呗，我猜，杀人之类的事。索科姆可能代表某支特种部队。”
“特种作战司令部，三角洲部队。”
西斯托露出惊奇的神色。
“哇，你的军事知识很丰富嘛！”
“的确知道些。”
博斯小心翼翼地把刀交还给西斯托。
博斯不知道西斯托怎么看他。尽管在侦查处办公室的工位只隔了一道墙，但两人的接触非常少。西斯托处理财产犯罪，博斯处理的悬案中几乎没有财产犯罪，因此两人除了日常的寒暄外基本不太交谈。在博斯看来，年纪只有他一半的西斯托可能把他看成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文物。博斯义务替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时穿戴的西服和领带也许会让西斯托感到困惑。
“找到时刀没折起来是吗？”博斯问，“帘子后面的家伙已经把刀打开了是吗？”
“是的，已经打开了，”西斯托说，“我想我们最好把它折起来，以免伤人。”
“别，维持发现它时的原状就好。小心点，提醒大家刀还开着。带回证物管理处时最好用盒子装起来。”
西斯托一边点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刀放进一只更大的证据袋。博斯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后院里打碎的玻璃。“割纱工”逃跑时撞向窗户，把窗框和玻璃都撞碎了。博斯首先想到的是他一定受伤了，笤帚的击打一定令他猝不及防，相比于和比阿特丽斯打斗，他觉得还是逃跑为上——和意图侵害的对象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反应。但撞碎玻璃和窗框脱逃同样需要相当大的力量。
“玻璃上有血或其他东西吗？”博斯问。
“迄今还没发现。”西斯托回答说。
“你收到了关于这把刀的命令了，对吧？我们不能和任何人谈起这把刀——尤其是牌子和型号。”
“明白。你认为有人会上门认领这把刀吗？”
“更怪的事情我都遇见过，世事难料啊！”
博斯拿出手机，从西斯托身边离去，想打个私人电话。他从走廊进入厨房，拨打了女儿的手机号码。他知道她不会接。麦迪手机的主要用途是发短信和上社交网络。但博斯知道，尽管女儿多半不会接他的电话，甚至不知道他打过电话——她的手机永远静音，但她一定会听他的留言。
和他预料的一样，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
“嘿，我是爸爸。只是想问你最近好不好。希望你平平安安，一切都好。这周我要去圣迭戈调查一起案子，多半会经过奥兰治。如果有空和我一起喝咖啡或吃顿饭，请提早告诉我。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吃顿晚饭。好了，没其他事了。爱你，希望很快见到你——哦，别忘了给狗盘加水。”
挂断手机后，他走出房子前门，门前站着个巡警。巡警的名字叫赫南德斯。
“今晚谁负责巡逻？”博斯问。
“罗森博格局长。”赫南德斯说。
“你能呼叫他一声，让他过来接我吗？我现在要回警察局。”
“好的，长官。”
博斯走到人行道边上，等待欧文·罗森博格开巡逻车来接他。他需要罗森博格送他到警察局，但他还要告诉晚上负责巡逻的罗森博格盯着点，随时注意比阿特丽斯·萨哈冈家的屋子。
他看了看手机，发现女儿发来了短信。麦迪说如果他经过，可以和他一起吃晚饭，有家餐厅她想尝一下。博斯说等他安排好时间再和她约。他知道自己的圣迭戈之行、和女儿一起吃的晚餐以及万斯的案子都得拖上几天。未来几天媒体会把关注点放在“割纱工”的案子上，他得先跟这个案子。
***
[1]美国职业棒球队红袜队的选手。
✬✬✬
20
周六早晨，博斯第一个到了侦查处办公室，如果一整夜都在查案，那他将更为自豪了。不过志愿者的身份使他能自由分配时间，于是他没有整夜查案，而是好好地睡了一个囫囵觉。他年纪大了，没精力像在重案组的时候那样整夜查案了。这样卖命应该用来查凶案。
走进警察局，博斯在新闻发布室停留了一会儿，带走前一天晚上系列强奸犯的消息见诸媒体之后警方收到的一沓电话记录。他还到证物管理处看了一圈，登记领出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刀。
坐到办公桌边后，他一边喝着从星巴克买来的冰拿铁，一边翻查着刚拿来的那沓记录。粗略看了一遍后，他把来电人说西班牙语的单独放在一起。他会把这沓记录交给贝拉去查看跟进。从这时到周末，贝拉应该一直都扑在这个案子上。西斯托会被调去处理别的案子。这个周末特雷维里奥警监负责警察局的全面工作，他应该一直都在。
在西班牙语的电话记录中，有个女人声称她也被戴墨西哥摔跤手面具的强奸犯性侵过。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她说她是个非法移民，警察局接线员无法让她相信，如果她说出全部案情，警方不会对她采取行动。
博斯一直认为必定还有他不知道的案子，但他还是十分伤心，因为来电话的女人告诉接线员袭击发生在近三年前。博斯意识到，受害人还在承受着那次可怕的侵害给她带来的心理甚至身体的伤害，丝毫不指望有一天正义会来临，袭击者会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因为担心被送回国内，受害人选择不报案，放弃了这一切希望。
博斯知道，一些人不会同情她。有人会说，她的沉默使强奸犯更加肆无忌惮，没有引起警方的重视，致使他把魔爪伸向了下一个女人。博斯知道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他更同情沉默的受害人所处的困境。博斯不知道她是怎么到美国的，但这条路绝不会平坦，她不惜任何代价想留下——包括不告发作恶者对她的强奸，让博斯深受触动的正是这点。政客们讨论竖起隔离墙或修改法律抑制非法入境，但到头来这些仅仅是做样子。港口的石栈桥无法阻止非法移民涌入，隔离墙和法律同样无法阻止。什么都阻止不了人们心头的希冀和渴望。
博斯绕过小隔间，把西班牙语的电话记录放在贝拉的办公桌上。这是他第一次过来，从正面观察贝拉的小隔间。和其他警察的隔间一样，小隔间里贴着警方的通告和通缉传单。其中有张寻找失踪人口的传单，那个女人十年前失踪后就再没消息了，警察担心她遭遇了不测。在两人办公桌之间的隔断墙正中央，钉着几张男孩的照片，有几张贝拉和另一个女人抱着这个男孩的照片，还有两个女人和男孩拥抱的照片。博斯站了一会儿，然后俯身细看这些洋溢着快乐的照片。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贝拉走了进来。
“你在干什么？”贝拉一边问，一边拿起签字笔在出勤公示板上写下出勤时间。
“呃，我想把这些电话记录放到你桌子上，”博斯退后几步，让贝拉走进自己的小隔间，“昨晚用西班牙语打进来的电话记录。”
贝拉绕过他，走进自己的隔间。
“哦，好。谢谢你。”
“嘿，那是你儿子吗？”
“是的，他叫罗德里戈。”
“我不知道你竟然有个儿子。”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贝拉心想博斯一定会问另一个女人是不是她的同居女友，男孩是她们中哪位生下的，还是被她们收养的。但博斯选择不去深究。
“最重要的是，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受害人，”他绕过隔断墙，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她说她是个非法移民，不肯报出名字。联络中心说她是用法院附近的付费电话打来的。”
“我们早就预料到不止这几起了。”贝拉说。
“我那儿也有一沓要查的电话记录。另外，我从证物管理处把刀拿来了。”
“为什么要拿刀？”
“这些高级军用刀都是收藏品，也许能从收藏者的角度去追查。”
他转身正对着自己的办公桌，离开了贝拉的视线。
他首先看了看那沓电话记录——这可能会耗掉大半天，最后收获甚微，甚至没有任何收获，然后又望向从证物管理处领来的刀。
他决定首先处理刀。他戴上橡胶手套，把刀从塑料证据袋里取出。取刀的声音引起了贝拉的注意，她站起身，越过隔断墙往博斯这边看。
“昨晚我没看见刀。”她说。
博斯拿起刀让贝拉细看。
“看上去很残暴的样子。”贝拉说。
“是默杀小分队用的那种刀。”博斯说。
博斯放下刀，把刀锋朝外水平地拿着。他想象着从后面对人发起突袭，用右手捂住对方的嘴，左手把刀锋抵上脖子。然后他把刀向外挥了下。
“从侧面过来，朝喉咙割一下，”他说，“不用发声，目标就会在二十秒内因流血过多致死。”
“什么目标？”贝拉问，“哈里，你也是默杀小分队的吗？我是说打仗的时候。”
“我打仗的时候你都还没出生呢。可那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常把鞋油涂在刀锋上。”
贝拉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
“这样刀就不会在黑暗中反光了。”博斯说。
“原来是这样啊。”她说。
博斯把刀放回桌子，对自己的演示有点不好意思。
“你觉得我们要抓的人以前当过兵吗？”贝拉问。
“我不这样认为。”博斯说。
“为什么？”
“因为昨天他逃跑了。我想如果他接受过某种训练，他会重整旗鼓进行反击。他会反扑比阿特丽斯，甚至杀了她。”
贝拉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指了指在桌上吸墨纸留下水印的那杯冰拿铁。
“你去买咖啡时她在那儿吗？”
“今天没在。这并不奇怪，她也许恰巧周六不上班而已。”
“好吧，我要开始给这里面的一些人打电话了，希望不会干扰你。”贝拉指着桌上的那沓电话记录说。
“尽管打，不会干扰到我。”
贝拉又一次离开了博斯的视线，博斯戴上老花镜审视着刀，但看着吸墨纸上放着的刀时，他发现了别的一些东西。他看到了四十多年前在地道里杀死的那个人的脸。博斯隐藏在地道的一个裂缝里，那个越南人在黑暗中正好从他身前经过。越南人没有看见他，也没有闻到他的气味。博斯从后面抓住他，用手捂住越南人的脸和嘴，用刀割破了对方的喉咙。他动作飞快，很有效率，身上没有沾到一滴动脉血。博斯一直记得越南人朝捂在嘴上的手掌心吐出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博斯把那个越南人放倒在血泊中后，替他合上了眼睛。
“哈里！”
博斯摆脱了回忆。特雷维里奥警监正站在他的小隔间里。
“抱歉，我正想事情呢，”博斯说，“头儿，有什么事吗？”
“在公示板上签名，”特雷维里奥说，“我不想整天跟你唠叨这个。”
博斯在椅子里转过身，看见特雷维里奥对他指着门边的公示板。
“好，好，我马上就签。”
博斯站起身，特雷维里奥往后退了一步，让博斯得以走出小隔间。特雷维里奥在他身后问。
“是那把刀吗？”
“是那把刀。”博斯说。
博斯从公示板的小槽里拿起一支签字笔，在上面记下他是早晨六点十五分上班的。上班时他没看过时间，但他记得六点时他在星巴克。
特雷维里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后关上门。博斯把刀放回桌子上。他不再回忆过去，伏下身子，开始研究起印在黑色刀刃上的数字来。钛边公司的徽标一侧是这把刀的生产日期——九月八日，另一侧的数字博斯觉得像是每把刀上特有的序列号。他把日期和序列号记下来，然后上网查找钛边公司的网站。
上网浏览时，他听见贝拉用西班牙语打电话回访。博斯懂一些西班牙语，知道贝拉是在给一个指认强奸犯的报案人打电话。博斯觉得电话会很快打完。警探觉得作案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是白人。说是拉丁裔犯案的报案人肯定搞错了，多半是想让仇家难堪。
博斯找到了钛边的网站，他很快发现，买主在买刀时或之后可以在网站上给刀注册。但这不是硬性规定。大多数购买者都不会在网站上注册。刀的生产厂家坐落于宾夕法尼亚州——和生产原材料的钢厂很近。网站上展示了公司生产的几种不同的折叠刀。博斯不知道生产厂家周六上不上班，于是试着拨通了列在网站上的电话号码。钛边公司的女接线员接过电话，博斯告诉她要和当班的负责人谈谈。
“今天约翰尼和乔治在，他们都能管事。”
“哪个现在能说上话？”博斯问，“我找哪个都行。”
接线员让他别挂电话。两分钟后，博斯耳边传来粗鲁的男声。这个声音同生产黑色刀刃的厂商再契合不过了。
“我是约翰尼。”
“约翰尼，我是加利福尼亚SFPD的博斯警官。能否耽误您一会儿协助我们一起案件的调查。”
对方一时没反应过来。博斯打电话到其他地方进行调查的时候，经常会用上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缩写“SFPD”，接电话的人多半会误以为博斯来自旧金山警察局。[1]如果知道博斯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人，对方的态度肯定会敷衍不少。
“SFPD？”约翰尼问，“我从没去过加利福尼亚。”
“先生，这事和你无关，”博斯问，“我找您是因为犯罪现场找到的一把刀是你们那儿生产的。”
“那把刀伤人了吗？”
“目前还不知道。有个小偷从潜入的屋子逃跑时把刀落下了。”
“听起来他准备用刀伤人。”
“这就说不准了。小偷把刀掉了，我在查找刀的出处。我从你们的网站上查到，刀的买主可以给刀注册。我想查出这把刀是否在网站上注册过。”
“是哪种刀。”
“索科姆黑刀。四英寸[2]刀片涂成黑色。刀锋上写着这把刀生产于二〇〇八年九月。”
“哦，我们已经不生产这款刀了。”
“但这款刀备受推崇，我听说已经被当成收藏品了。”
“我去电脑上查查，看看能帮你找到些什么。”
博斯因为对方的合作振奋起来。约翰尼问他要序列号，博斯把刀上的序列号念了出来。哈里在手机里听见对方敲击键盘。
“那把刀登记过，”约翰尼说，“但很不幸，刀被盗了。”
“真的吗？”
博斯尽管这样问，但并不吃惊。无法想象系列强奸犯会使用一把能让警方追查到自己的刀具，即便他自以为是，认为不会丢掉这把刀，没人会把他当成嫌疑人，这也不可能。
“是的，偷窃是在几年后发生的，”约翰尼说，“买主在买下刀具的几年后通知我们刀失窃了。”
“我们会着手调查，”博斯说，“刀的主人将在结案后拿回这把刀。能把买主的信息告诉我吗？”
博斯这时希望约翰尼不会问他要证明。要办证明的话，刀这方面的调查将会进展非常缓慢。博斯不希望为了这点小事，周末去请法官开证明。
“我们一向很乐意为军方和执法部门提供帮助。”约翰尼爱国意愿满满地说。
博斯记下买主姓名和二〇一〇年买主买这把刀时的住址。买主叫乔纳森·丹伯里，当时住在圣克拉丽塔。从圣克拉丽塔沿着5号高速公路开到圣费尔南多，最多只需要半小时。
博斯对刀具生产商职员约翰尼的合作表示感谢，然后挂上手机。他立刻登上机动车辆管理局的数据库，看看能否确定乔纳森·丹伯里的具体位置。他很快发现，丹伯里仍然住在二〇一〇年报告丢刀时的同一幢房子。他还发现丹伯里现年三十六岁，没有犯罪记录。
博斯听贝拉在打一通西班牙语电话。电话一打完，博斯便招呼了一声贝拉。
“贝拉。”
“怎么了？”
“能出去趟吗？我找到了刀的线索。圣克拉丽塔有个人六年前曾经给这把刀报失过。”
贝拉把头伸上隔离墙。
“的确得出去透口气了，”她说，“这些女人啊，她们只是在借机找碴，像是嫌警察还不够烦似的。很不幸，这里面的确有几件是约会时的强奸。她们觉得强迫自己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家伙。”
“在找到嫌疑人前，我们会一直收到这类电话。”博斯说。
“我知道。我只想明天能和儿子待在一起。可如果电话一直不停，我就只能一直待在这儿了。”
“明天我来接电话，你回家好好休息。西班牙语的报案电话留到周一处理。”
“真的吗？”
“就这么定了。”
“谢谢你。知道当时刀子是怎么被偷走的吗？”
“还不知道。你要去吗？”
“这个人会是我们要找的家伙吗？我是说他会不会借报失做幌子。”
博斯耸了耸肩，向贝拉手指电脑。
“他的过往很清白，”博斯说，“侧写的嫌疑人应该有前科。重罪犯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
“侧写做不到百分之百准确，”贝拉说，“这回我开车。”
开车的话只是他们两人间的一个玩笑。博斯是个预备警官，没有配备警车。执行任务时，必须由贝拉开车。
走出办公室时，贝拉把离开时间和前往的目的地——圣克拉丽塔——写在门边的公示板上。
博斯径直走出门外。
***
[1]两者的首字母缩写均为“SFPD”。
[2]1英寸约合2.54厘米。
✬✬✬
21
圣克拉丽塔山谷是绵延于圣加布里埃尔山脉和圣苏萨娜山脉之间的豁口的一处谷地。圣克拉丽塔山谷在洛杉矶以北，由于两条山脉的保护，没有受到城市及其弊病的影响。洛杉矶不断有家庭南迁来此，希望住更便宜的房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多的绿地，他们希望能在此享受到良好的治安。这些特征同时也吸引了几百位警察。据说圣克拉丽塔之所以这么安全是因为每个街区几乎都住着一位警务人员。
但即便有群山遮挡，有警察威慑，城市的痼疾还是不可避免地从山口迁移到这里的社区和公园。乔纳森·丹伯里就能证实这一点。他告诉博斯和贝拉，他那把价值三十美元的钛边刀是从车里的工具箱被盗走的，被盗时车就停在羽星大街他家的车道上。更恶劣的是，作案现场就在一个警察家的对面。
这里是中产及以上的阶层居住的高级街区，住宅区后面是一条名叫哈斯克尔的天然水渠。丹伯里穿着T恤衫、滑板裤和人字拖来应门。他说他在家做旅行代理，妻子做圣克拉丽塔山谷索格斯区的房地产。丹伯里说要不是看见博斯出示的证据袋里的刀，他早就把丢刀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这把刀。”他说。
“六年前你向钛边公司报告了丢刀的事情，”博斯说，“那时你向县警察局报案了吗？”
圣克拉丽塔没有设警察局，建城伊始这里的治安就由洛杉矶治安办公室负责。
“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丹伯里说，“事实上，住在我家对面的蒂尔曼警官来看过现场，也写了报告。但之后就没下文了。”
“警方向你通报过后续情况吗？”博斯问。
“我记得接到过一通电话，但警方似乎不是很热心。我觉得可能是附近哪个孩子干的。在我看来，这个贼可真够大胆的。”
丹伯里指着街对面讲述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的车在这儿，对面停着辆警车，两者只隔了二十英尺。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竟敢在离警车这么近的地方进我的车把刀偷走。”
“打碎车窗的时候没触发报警装置吗？”
“没有。警察说我没锁车门，好像错在我身上似的。但我肯定锁了。我从没忘记过锁车门。那些家伙肯定是用香肠之类的东西撬门的。”
“就你所知，警方没有逮捕什么人吗？”
“即便逮捕过谁，他们也没通知过我。”
“先生，你这里保存了当时的警察写的案情报告吗？”贝拉问。
“应该有，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丹伯里说，“现在我在家上班，还有了三个孩子。家里总是一团乱，所以我都没请你们进门。要在一团乱中找那份报告得费上一番劲。”
他说完笑了。博斯没笑。贝拉只是点了点头。
丹伯里指着证据袋。
“上面没看到血，”他说，“别告诉我有人被这把刀捅了之类的事情。”
“没人被这把刀捅过。”博斯告诉他。
“你们远道而来，事情应该不小吧。”
“事情是很严重，但我们无权告诉你。”
博斯把手伸进外套内袋，似乎没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接着他拍了拍外套的另两个口袋。
“丹伯里先生，能借根烟抽吗？”他问。
“抱歉，”丹伯里说，“我不抽烟。”
他指着博斯手里的刀。
“能把刀拿回来吗？”他问，“这把刀可能比买的时候更贵了。有人专门收藏这种刀。”
“我听说了，”博斯说，“贝拉警官会给你张名片。过几周你可以找她拿回你的刀。能问你件事吗？当初你为何要买这把刀？”
“老实跟你们说，我有个姐夫是退役军人，他平时爱收藏这类东西。买刀的确有防身的作用，但买刀的主要目的是想取悦于他。买了刀以后，我起先把它放在床头柜里。但之后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把刀放家里也许会伤到孩子。因此我把它放进车里的工具箱。之后我就把它给忘了。直到有天上车看见工具箱开着我才发现有人偷了那把刀。”
“丢了别的东西吗？”贝拉问。
“只有那把刀，”丹伯里说，“车上只有刀值点钱。”
博斯点点头，然后转身看着街对面的那幢房子。
“街对面的警察搬到哪儿了？”博斯问。
“我不知道。”丹伯里说，“我们不算朋友。我想他也许搬到西米谷市去了。”
博斯点点头。他们已经从丹伯里那里收集到了关于这把刀的尽可能多的证据，丹伯里显然不像嫌疑人那样是个烟民。博斯决定问个会激怒对方的问题——会导致自愿问询走向争议结局的问题。
“介意告诉我们昨天午饭时你在哪儿吗？”博斯问。
丹伯里不安地看着他们一会儿，然后尴尬地笑了。
“嘿，这是怎么了？”他问，“把我当成哪个案子的嫌疑人了吗？”
“这是个例行要问的问题，”博斯说，“这把刀是昨天中午在一起入室行窃案的案发现场找到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当时你人在哪儿，我们可以省下不少时间。这样我上司就不会在报告中看到你的名字，派我们再来叨扰你了。”
丹伯里收回手，把手放在门球上。眼看他就要结束谈话，对他们摔门了。
“昨天我整天都在家，”他草草地说，“十一点时我把两个生病的孩子接回家，带他们去了医院。这事很容易查证。还有别的事吗？”
“先生，没别的事了，”博斯说，“谢谢你帮忙。”
贝拉递给丹伯里一张名片，和博斯一起走下门前的台阶，听见门砰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贝拉把车朝高速公路的方向开，途中在一家免下车的速食店买了点快餐，好让博斯在南行的时候吃点东西。贝拉说她吃过了，现在不想吃东西。博斯和贝拉没有谈找丹伯里问话的事，博斯想在谈论前思索一下和丹伯里的谈话。上了5号高速公路以后，博斯主动开启了这个话题。
“你对丹伯里有何想法？”博斯问。
贝拉关上车窗。
“说不好，”贝拉说，“我原本希望他知道是谁拿走了这把刀。现在我们只能去调当时的警方报告，看看他们有没有怀疑过谁了。”
“你不觉得丹伯里是拿报失当幌子吗？”
“报失两年之后才在圣费尔南多开始强奸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贝拉说。
“只能说‘报了案’的强奸是两年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昨晚打来的电话中发现，也许还有别的案子，可能发生得更早。”
“没错。但我不认为会是丹伯里干的。他没有前科，不符合侧写的形象。他不抽烟，已婚，还有好几个孩子。”
“你不是说侧写不一定都对嘛，”博斯提醒贝拉，“他在家里做自由职业，午饭时孩子们都在学校。”
“可昨天不一样。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容易查验的不在场证明，学校和医院都能做证。哈里，我们要找的人不是他。”
博斯点点头。他同意贝拉的意见。但为了避免单一性思考，他觉得唱唱反调是有益的。
“当你想到它的时候还是很奇怪的。”贝拉说。
“怎么奇怪啦？”博斯问她。
“在圣克拉丽塔被盗的刀会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用来在圣费尔南多追逐拉丁裔妇女，是不是很诡异？”
“是啊。我们在谈这起系列案件的种族因素。现在我们也许还得深挖下去。”
“怎么深挖下去？”
“到洛杉矶警察局去挖。米森分局和山麓分局也许保留了强奸案嫌疑人或强奸案罪犯的档案。兴许能从中找到些名字呢！”
“这主意不错，交给我吧。”
“周一再说，明天你得休息。”
“原本就安排休息的。”
博斯知道，贝拉之所以主动提出去分局调取文件是因为一些分局对博斯抱有敌意。贝拉希望很快能拿到那些文件，不想因为同行对博斯的敌意而被拒绝。
“贝拉，你住在哪儿？”
“查茨沃思，”她说，“我们在温内特卡有幢房子。”
“很不错啊。”
“我们很喜欢那儿。但和别的地方一样，挑那儿主要考虑的是学校，那边有几所好学校。”
从钉在隔板墙上的照片能看出，罗德里戈应该还不到三岁。贝拉已经在为他的将来着想了。
“我家孩子十九岁，”他说，“是女孩。她经历过一些坎坷。很小便失去了母亲。但她都扛过来了。只要家人给予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创造出奇迹。”
贝拉点点头。博斯觉得自己像个强行给人提再明白不过的建议的傻瓜。
“罗德里戈是纽约道奇队的球迷吗？”
“他年纪还小，但以后会是的。”她说。
“看来你也是个球迷啊。你刚才说到比阿特丽斯像阿德里安·冈萨雷斯一样挥舞着笤帚。”
他是球迷最喜欢的球星，在拉美人中颇具人气。
“是啊，我们常去查韦斯山谷球场看他打球。”
博斯点点头，把话题转回到工作上。
“今早的电话还是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没错，啥都没有。现在，那家伙知道我们查出一点眉目了，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老在原地打转呢？”
“我的那沓还没看，也许会碰到惊喜呢！”
回到警察局后，博斯终于有时间处理桌子上的那沓电话记录了。之后的六小时，他给这些来电人回电，询问各种问题。但和贝拉一样，博斯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问出来。这些电话使他深信，如果时机对了，许多人都会拉低自己的下限。人们会根据侧写试着把系列强奸犯演变成一个杀人犯，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把自己的仇家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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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周日依然是老样子。到了警察局以后，他会迎来一堆新的电话记录。他走进办公室的小隔间，飞快地给这些记录分类，他把说西班牙语的来电记录堆成一沓，把它们放在贝拉的办公桌上等她明天处理。接着他给有必要回电的举报人打了电话，把其他记录都扔进了废纸篓。中午前，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发现只有一条可能有价值的线索需要他付出努力。
这条线索来自一个匿名的女举报人，她说上周五中午十二点之后看见有个戴面具的人沿着第七街跑向麦克莱街。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名字，用的是不会在对方手机上显示的号码。她告诉接线员，看见面具男的时候，她正在第七街上向西而行。面具男在街道另一边往东跑，一度曾停下试图打开沿街停的三辆车的门把。发现打不开车门后，面具男继续朝东往麦克莱街奔去。举报人说和面具男交会后就再没见过他了。
博斯对这通来电很感兴趣，因为目击事件和比阿特丽斯·萨哈冈的遇袭时间相吻合，地点只隔了几个街区。更吻合的是举报人说面具男戴着一个有红绿设计图案的黑色皮质面具。这完全符合比阿特丽斯对强奸未遂的人的描述，这些证据之前没向媒体曝光过。
让博斯摸不着头脑的是，嫌疑人为何在逃离比阿特丽斯家之后还戴着面具。戴着面具跑步远比单纯地跑步要惹人注目。博斯觉得也许男子被比阿特丽斯用笤帚打过之后还惊魂未定。或者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戴着面具是怕被别人认出来。
举报人没有提及逃跑者有无戴手套，但博斯觉得既然他戴着面具，一定也戴着手套。
博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在狭小的办公室中踱步，一边思索着这通举报电话意味着什么。匿名举报人描述的情形表明：“割纱工”试图盗窃一辆没上锁的车以便逃跑。这说明他没有准备用来逃跑的车，或是他准备的车因为某种原因不能用。博斯对这点很感兴趣。“割纱工”的前几起案子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策划的。如何逃跑一般来说是策划犯罪的关键点。用来逃跑的车哪儿去了？作案人是不是有个同伙，那个开车接应的人是不是因为恐惧落荒而逃了呢？或者说，徒步逃奔是否还有其他的理由？
第二个问题出在面具上。举报人说嫌疑人朝麦克莱街的方向跑，麦克莱街是条两旁都是小商店和小餐馆的商业街。周五中午麦克莱街上有许多步行的人和骑车的人，戴墨西哥摔跤面具的人会被许多人注意。但至今提到作案人奔跑逃离现场的举报电话只有这一通。这说明“割纱工”拐上或横穿麦克莱街时已经摘下了面具。
博斯知道在办公室踱步无助于问题的解答。他回到办公桌旁，从桌子上拿起钥匙和墨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