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才子帅承瀛轶事 [本章字数：1861 最新更新时间：2008-10-02 09:46:55.0]
----------------------------------------------------
风流才子帅承瀛轶事
詹玮/文
《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帅承瀛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皇帝见他兢兢业业，成绩突出，便提拔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后来几经擢迁与晋升，于1805年授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等。
帅承瀛大部分精力用于编纂《四库全书》，六十六岁以后才开始撰写《西山草堂笔记》，所以，他的一生著述不多。
帅承瀛到了晚年仍关心民间疾苦，多次上疏为灾民请求赈济。嘉庆初年，东港河沿岸旱情特别严重，各县纷纷上疏报告灾情。道光皇帝邀请帅承瀛巡视东港河，顺便到了帅承瀛的家乡寻阳县。
寻阳县一带，这一年旱得特别厉害，大地龟裂，春夏种不上，一年的收成无有着落，寻阳县的老百姓个个心急如焚，纷纷到外地逃荒。当人们听说帅承瀛陪伴皇上来视察民情时，便在路上截住帅承瀛，请求他向皇上奏免皇粮。
帅承瀛以前曾多次上疏为直隶请赈，如果再替寻阳县百姓说话，怕皇上责怪，可是，又觉得百姓实在可怜，于是，他就部署了一番。
帅承瀛陪同皇上一进寻阳县县城，一群百姓挡住了去路。道光皇帝大怒，下令赶走乡民。
帅承瀛慌忙下马，跪下奏道：“我主万岁，这里是孔垅关帝庙，乡民们是在庙前祈雨。我们对关圣帝君也不能不拜呀!”
道光皇帝见帅承瀛说得有理，便准奏，亲率群臣前去拜祭关圣帝君。
君臣一行正往前走，前面突然有几十个童男童女抬着一根大木头挡住了去路，那大木头上写着“黄梁”两个显赫的大字。
道光皇帝见又有人挡路，心里着实恼怒，就对帅承瀛说：“撤去黄梁!”
话音刚落，帅承瀛慌忙跳下马跪倒在地上连磕了几个响头，朗声道：“我主万岁!我主圣明!臣代寻阳县百姓向皇上谢恩!”
道光皇帝被帅承瀛折腾得莫名其妙，忙问：“帅爱卿，你代寻阳县百姓谢的什么恩?”
帅承瀛又磕了几个头后，说：“寻阳县今年大旱，眼见得颗粒难收，如今皇上命臣撤去寻阳县百姓的皇粮，真正是皇恩浩荡!故此谢恩。”说完，又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
两旁的面姓和那几十个童男童女一齐跪倒，一边磕头，一边山呼：“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
道光皇帝这才醒过味儿来，就坡下驴吧，只好免去了寻阳县百姓的皇粮。
帅承瀛到了老年，不再像从前那样滑稽诙谐，但他的本性仍很难移。
道光癸亥年(1803年)二月初一日酉时，刘夫人过世，道光皇帝派特使前去致祭，并赐予优厚的治丧费用。
事后，帅承瀛入宫叩谢，道光皇帝问道：“汝负海内文豪之誉，且伉债情笃，可有悼亡佳作?”
帅承瀛奏道：“臣病弱侵寻，文字也颓唐不足登大雅之堂，惟六十年结发夫妻，鼓盆之痛，自所难已，故乃抄袭古人陈言，以代心声。”
道光皇帝又问：“你是用的哪个古人的哪段陈言?”
帅承瀛便高声背诵王羲之的《兰亭序》中的一段，只将头一个“夫”字，改读成了“如”字：
“如(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宝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锋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道光皇帝听了，不禁拍掌大笑，说：“影射得幽默可笑!王羲之万万想不到他的此段文字，千载之后居然被你移做成一篇绝妙的悼妻祭文。也亏你想得出来!”
帅承瀛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
帅承瀛八十岁高龄的时间，仍直言敢谏。
这一年的十月，某地有一位妇女突然遭到流氓的袭击，被捆住手脚堵住嘴奸污了。那位妇女从始至终并不屈服，最后被杀害了。按照以前的规定，既已失身，就不能算作烈女，也不予以旌表。
帅承瀛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定例凡妇女强奸不从，因而被杀死，皆准旌表。其猝遭**，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则例无旌表。伏思此等妇女，舍生取义，其志本同，徒以或孱弱而遭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此其势之不敌，非其节之不固，卒能捍刃捐生，与抗节被杀者无异。”还说：“譬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而扎缚把持，强使跪拜，可谓屈膝贼庭者乎?”
经过帅承瀛的据理抗争，道光皇帝才下旨说：“已被污者与未被污者略示区别，量予旌表。如凶手在两人以上者，显系孱弱难支，与强奸被杀者一体予旌。”
帅承瀛对自己的子侄和亲属要求是严格的，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惹事生非。
帅承瀛的妹妹帅**曾鞭打婢女。他得知后，对她说：“婢女亦属父母养育之爱女，只因家贫，无以糊口，不得已忍痛鬻为婢。年小者七八岁，大者十二三，久依母膝，一旦别离，其中心之痛苦，诚非楮墨所能形容者。主妇宜矜惜之，爱护之，使其?
风流才子帅承瀛的灯谜 [本章字数：237 最新更新时间：2008-10-02 10:06:16.0]
----------------------------------------------------
风流才子帅承瀛的灯谜
詹玮/文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与猫狗狐狼半边相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一片皆模糊，虽为短品却是妙文
两句合在一起：猜谜
是不是这样猜法
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青也；与猫狗狐狼半边相仿佛，既非家畜也非野兽，犭也；合起来是猜字。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讠也；对东西南北一片皆模糊，那就在十字上再斜加一横一竖成米字；虽为短品却是妙文，疑为走之旁；合在一起成谜字。
从<风流探花帅承瀛>想到风流才子家谱 [本章字数：40749 最新更新时间：2008-10-02 07:05:14.0]
----------------------------------------------------
从<风流探花帅承瀛>想到风流才子家谱
詹玮/文
因吾在互联网上聊天时喜以“风流才子”而名之，故而招致诸多网友之误解。其实，吾用“风流才子”之名实乃期盼未来能有幸入此家门，并非认为现在就是“风流才子”。观今之天下，唯吾编外师傅李熬先生与吾族兄杨振宁博士配称而已。
按吾理解，“风流才子”者内涵“风流”与“才子”二义也。自古配称“风流”一词者，当在其有生之年留有千古佳话者也。“才子”一词亦有两重涵义。其中，“才”谓“思维反应敏捷”，“子”即以饱学而倍受尊重者。古之“子”字之义，类同当今之“先生”。如，“孔子、孟子”之称若换成当今之言即是“孔先生、孟先生”之意。然而，此“先生”一词非指一般之男士，其内涵“老师”之意。此“老师”二字，不是指一种职业，更重在指能“传道授业”之人。
就吾所闻而论，古往今来配称“风流才子”者仅十数人耳。
“风流才子”之开山鼻祖即2300多年前出生的宋玉。宋玉者，乃楚国鄢郢，即今湖北省宜城市鄢城办事处腊树村人，生于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卒于楚亡之时（公元前222），享年七十六岁。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梦幻主义文学、艳情文学、山水文学、游戏文学的开山祖师。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美男子。宋玉和中国古代著名大诗人屈原大约是同时代的人。屈原开创了一种优美的文学体裁“楚辞”。这种诗歌体裁讲究文辞的华丽，运用大量的比喻和象征创造出丰富的意象。屈原死后，宋玉是这类体裁的重要作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登徒子好色赋》，所讲的内容是：宋玉和登徒子都是楚国的大夫，跟楚王很亲近。登徒子嫉妒宋玉的才华，总是找机会在楚王跟前说宋玉的坏话。一次登徒子对楚王说：“宋玉长得相貌堂堂，很有学识，而且很好色，所以大王一定不要让他陪您到后宫去。后宫有那么多漂亮的嫔妃，见到宋玉可能会惹出麻烦来。”。楚王于是召见宋玉，就登徒子的话向他求证。宋玉说：“我长得相貌堂堂，是天生的，我很有知识，是因为我勤奋好学，至于说我好色，则是没有的事。”，楚王问：“有何为证？”，宋玉说：“天下美丽的女人，楚国最多，楚国美女最多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臣里。臣里最出名的美女就是我家的邻居。这位美女，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用了粉则显得太白，用了红脂则显得太红。她的牙齿、头发、一举手一投足，真是再美不过了。她微微一笑就迷倒了一大堆贵公子们。可是这位美女却常常透过她家的墙偷看我，足足有三年时间，我却不为心动，怎么能说我好色呢。实际上，登徒子才是一个好色的人。”；楚王请他说出理由。宋玉说：“登徒子的老婆一点都不漂亮，可是登徒子一见她就迷上了，而且已经跟她生了五个孩子。”楚王听了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然而，宋玉还是因为“好色”而名传千古了。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二代传人是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文学家，初名犬子，因慕战国时人蔺相如，改名为相如。司马相如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就做了汉景帝的警卫叫「武骑常侍」，不过并不受重用而使他有不遇知音之叹，后来他辞官投靠梁孝王，并与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他为梁王写了著名的那篇“子虚赋”。后来这篇文章被汉武帝看到大为赞赏，并且以为是古人的文章，经人奏报才知道是出于一个当代的年青才子之笔，惊喜之余马上召他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 “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文字辞藻也都更华美壮丽、好大喜功的武帝读毕非常高兴，立刻封他为侍从郎，即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武帝派大将军唐蒙征南越，通夜郎，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他在那儿发布了一张“谕巴蜀檄”的公告，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二度他又奉命出使巴蜀这一次回到成都他受到当地士绅热烈的欢迎，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阐明为什么要和少数民族相处的道理，文章苍劲优美，说理透彻，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贡献，可惜好景不常，有人告发他接受贿赂，因而被免官。相如晚年出任「孝文园令」，这是管理皇帝墓园的闲差事，但是他对朝廷大事仍然关心，他见到武帝喜好神仙之术，因此上了“大人赋”欲以讽谏，想不到效果适得其反，“长门赋”中就可以窥见他对自己际遇不幸的感叹，元狩五年（公元前１１８年）遗有“封禅文”一卷，这就是司马相如的绝笔了。代表著作：《子虚上林赋》，司马相如把田猎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展开了全面的具体的描写，并通过对客观事实的具体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子虚上林赋》是歌颂的作品，作者所描写的是帝王贵族的生活，竭力宣扬的是汉天子的豪华和富有，这固然有揣摹帝王心理，投其所好的一面，但通过这些描写，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统一的汉帝国在上升时期所具有的气象和面貌，其视野之恢弘、胸襟之开阔，是以前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子虚上林赋》还是一篇讽喻性的作品，作通过作品中三个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描写以及最后子虚、乌有先生俯首受教、态度的转变，表达了对诸侯的奢侈和僭越礼法行为的不满，以及维护中央王朝统一的政治态度，这与汉初政论家贾山、贾谊、晁错等人论政所表达的认识是一致的。至于赋末作者通过天子之口所发表的抑制奢侈、崇尚节俭的议论，其社会效果也许是十分微弱的。《长门赋》，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与《楚辞》相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司马相如写作这篇赋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对于后宫妇女的同情。而是以后宫女子的悲惨遭遇来寄托个人身世之感慨。屈原利用话传说的材料，采用的是幻想、象征的手法，人们容易发现其中的寄托，而司马相如转而写入人间男女的情爱，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人们容易从其描写的生活出发对作品进行分析，不容易想到作者另外的寓意。司马相如的这种写法，实际上开创了古代诗歌中以男女之艳情写个人情志的一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恰巧那里的富豪卓王孙，备了宴席请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客人被司马相如的堂堂仪表和潇洒的风度所吸引，正当酒酣耳熟的时候，王吉请司马相如弹一曲助兴。司马精湛的琴艺，博得众人的好感，更使那隔帘听曲的卓文君倾倒。这卓文君是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因丈夫刚死，才回到娘家守寡，她听到司马相如的琴声，如痴如醉，又见他的相貌堂堂，有了好感。此后，他们两人经常来往，便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卓文君没有告诉父亲，就私自去找司马相如。他们一起回到成都，结了婚。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夜奔」的故事。正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沈浸在甜蜜的新婚日子里，卓王孙却暴跳如雷，发誓不给文君钱财。这样一来，文君和相如穷得没法过日子。他们只得回到临邛，在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坐柜台打酒，相如穿上围裙，端酒送菜，洗碗刷碟子。日子虽然清苦，但两口子相敬如宾，过得和和气气，过了一些日子，卓王孙在朋友的相劝下，才消了怒气，给了文君一些钱财和奴仆。“文章西汉两司马”，这是班固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评价，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二人的文学成就虽有差异，但他们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为推动文学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他们有相同的努力和贡献，二人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都不仅局限于各自擅长的那一方面，而是全面的、巨大的。汉赋经过他揉和各家特色加上他自己的创造建立起固定的散体大赋，后来学诗赋的人都能以他为典范。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更是千古流传。
“风流才子”这套衣钵的第三代传人是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子建。曹植(公元192～232)，三国时魏诗人，字子建，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继位，即魏明帝。曹?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今存曹植比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对于后世的影响是不小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曹植生前自编过作品选集《前录》78篇。死后，明帝曹睿曾为之集录著作百余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30卷，又《列女传颂》1卷、《画赞》5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失。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10卷，辑录诗、赋、文共206篇。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又对各篇细加校订，并增补了不少佚文□句，为较全、较精的两个本子。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古直有《曹植诗笺》，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曹植得以留名千古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他暗恋自己的嫂子、魏文帝的皇后甄洛而作了千古绝唱《洛神赋》。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四代传人非陶渊明莫属。陶渊明（公元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他“风流”就在于他终日以酒为伴无拘无束的行为。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五代传人就是唐朝的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使。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其间曾因吴钧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天宝三载，在洛阳与诗人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为永王幕僚，因兵败牵累，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开当途。据最早的文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西凉国的创建人武昭王李高的九世孙，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在隋朝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亲才携带家族重新返归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高的后裔，所以李白长大以后在社交中常常同唐宗室子弟联宗，以从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谓。不过可能是因为李白这一房人经历了隋末事故和将近一百年的流亡生活，“难求谱谍”，所以没有得到唐朝政府掌管皇室亲属的宗正寺的正式承认。现在一部分研究李白的学者，把李白在诗文中所标明的与宗室子弟的世代关系，以李白自称为李高九世孙作标准加以核对，发现往往自相矛盾，联系到当时人们冒称宗室，相互联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的风气相当普遍，所以认为李白并不真正是李高的子孙。李白一生活动主要在唐朝中期的玄宗、肃宗时代。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战乱 安史之乱。这场战乱长途八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才算最后平息。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广大人民惨遭浩劫。从此以后，唐朝就开始走向衰落，封建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对强大，战乱不断。李白一生正处在这个由进入全盛到急剧衰落的历史时期。他是这个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卓越歌手。他终生以“酒仙”自居，无拘无束，就是他的“风流”所在。
“风流才子”的第六代传人是北宋词人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其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他的文学活动期间约略相当于仁宗朝(1023─1063)。其年齿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他又做过余杭令，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因此深知贫苦盐民的悲惨生活。他的《煮海歌》说他们终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两三首。但即如上引《煮海歌》，已可见其风格和他的词完全不同。他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他在这方面之所以有显著的成就，和他生性放浪、风流倜傥的私生活有关。据宋人笔记，他因在〔鹤冲天〕词中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宋仁宗所不喜，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他屡试不中。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元年(1034)的进士。按〔鹤冲天〕开头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则此词正为“下第”而作，并非先有此词而后仁宗除他的名。其次，象他这种似乎颓废的牢骚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常有的习气，连堂堂宰相范仲淹都说：“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忍把浮名牵系？”（〔剔银灯〕）柳永的牢骚，正是从范仲淹那里来的。又据说，因为仁宗对他的批评，他就自称“奉圣旨填词”（《艺苑雌黄》）。其实，他平日填词，所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和他亲密交游的歌女舞伎的“芳旨”。柳永年轻时是个风流才子，喜欢为秦楼楚馆的姑娘们和教坊的乐工们（演奏员）用当时的口语为她们填词，写出她们的心思。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由歌女们聚资为他营葬，因此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以后她们每年还为他举行“吊柳会”，《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江楼记》即是敷衍此事成为小说。把柳永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常在旅行中，在城中则就宿在歌女家中。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其二，他用俗语填入词中。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这些情况，都是符合《花间》和南唐的本色传统的。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保存长调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而且以《乐章》名集，又在许多慢词的调名上还注明宫调名称，以指导乐器的演奏员按调奏乐。如“正宫”、“仙吕宫”、“大石调”等。可见他不但提倡写长调，而且着重证明长调也和小令一样，可以入乐演唱；他的作品不仅是诗集而且是唱本，故名《乐章》。和柳永约略同时的张先也写了一些慢词，但比柳永要少得多。《乐章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如〔玉楼春〕、〔巫山一段云〕、〔少年游〕、〔木兰花〕、〔蝶恋花〕等外，绝大多数是长调，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创的。其最长者如〔戚氏〕多至212字，〔抛球乐〕188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自他开创了写长调的风气，后来苏轼也写〔戚氏〕、〔哨遍〕等长调。柳永的〔忆帝京〕说：“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苏轼的〔雨中花慢〕说：“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从这些材料中，最可以看出，正是苏轼受柳永的影响。世人论苏轼词称他以柳永为舆台（奴仆），不符合事实。柳永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曾被苏轼评为“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此词上片“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即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所本。下片“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即温庭筠词“过尽千帆皆不是”之意。北宋词家融化前人佳作，大率如此。柳永生在仁宗时相对繁荣安乐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汴京的都市生活。除了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歌女舞妓的闲愁别恨以外，也写了不少他自己不得意的牢骚，以及羁旅行役之苦。在这些作品中描写祖国的如画的江山，真可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如〔满江红〕“暮雨初收”，〔望远行〕“长空降瑞”，〔雨霖铃〕“寒蝉凄切”都是一幅幅山水画卷，读之如置身大自然中。至于他铺写都市风物之美，也可以使读者眼明神旺。相传金主完颜亮因为读了柳永的〔望海潮〕而动南侵之念，妄想“立马吴山第一峰”。柳司〔望海潮〕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又称：“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关于柳永作品的评价，自宋以来即有分歧。各家评语有一点比较一致的，即认为他引用俗语，不登大雅之堂，作品主题多与妇女有关，不免尘下，但也因此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从西夏来的使臣说，凡有饮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和他采用民间俗语入词有关。可是就现有柳词之见于《乐章集》者来看，他的词中用俗语者其实不多，还不如黄庭坚，大概编集时已经删削。宋人中评柳词较公允者，王灼说他“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碧鸡漫志》）。陈振孙说：“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是因为柳永用晚唐律赋的笔调铺陈当时京城的承平气象，富丽风光，如《乐章集》第一首〔黄莺儿〕：“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用流利酣畅的文字，写出春光明媚的形象气氛。因此，比写凄苦之词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更为不易。他尤其擅长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语言溶化入词，所谓“ 从俗”，能使“天下咏之”。文人雅士在这方面比赛不过他，只好承他的词“极工致”。但又说他的词“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比较有分析眼光的是近人夏敬观的评语，他认为：柳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说柳词应分雅俚二类，极有见地，对于后世许多词人的作品，也都应该如此看待。例如向子?的《酒边词》，他自己先分为新词（南宋）和旧词（汴京）二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诸人的作品，都应一分为二，分别看待。柳永《乐章集》有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村丛书》本。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七代传人当属苏东坡。宋代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公元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在诗词方面，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壮阔，变化莫测，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气韵天成，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记游松风亭》，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苏轼画真迹，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苏轼诗文集合刻本有明成化程宗《东坡七集》本。包括附录的《年谱》，共112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从宋代开始，苏轼作品的注本不断出现，较著名的：诗注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由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注有南宋邱晔编注的选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末茅维的《东坡先生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词注有近人朱祖谋的编年本《东坡乐府》和今人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
